问题 | 林书扬：审视近年来的台湾时代意识流
编者案：为了将上期的话题继续深入，本期选择了两篇文章从不同侧面回应同一个问题，即民族问题与分离主义问题。已故的林书杨先生是著名的台湾左翼运动领袖和思想家，他的《审视近年来的台湾时代意识流》一文通过对陈映真，陈昭瑛以及陈芳明三篇文章中所提及的台湾“主体”意识、本土化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分析和批评。他目光如炬，敏锐地指出台-独思想家试图混淆对外来帝国主义的反抗意识与内部阶级斗争的问题。虽然他没有对将来的台湾意识的走向做出一个明确的指示，但文中指出的以民族问题来混淆阶级问题的台-独思想本质，已经为问题的最后解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另一篇《多民族国家的多元与认同之》，是秦晖教授的访谈，他是目前内地中右翼思想家的代表人物。该文则通过对比印度与南斯拉夫如何处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解释了两国截然不同的两种思路。秦晖教授认为南斯拉夫限制党派的多元化而提倡民族的多元化，印度则与之相反，并且犀利地指出真正的民族平等只能通过民主政治。但该文也许由于篇幅原因，未能解释南斯拉夫外部政治势力对其政治分离的重大影响，也未能提及印度历史悠久的种姓制对其民众在经济阶层化严重的现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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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外文学》第九期，登载陈昭瑛教授的〈「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一个文化史的考察〉一文。接着《海峡评论》四月号登出陈映真先生的〈台独批判的若干理论问题--对陈昭瑛《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之回应〉。翌月，《中外文学》十二期再度出现陈芳明先生的〈殖民历史与台湾文学研究--读陈昭瑛《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三陈三篇文章，环绕的是同一个范围的问题。陈昭瑛和陈映真总的推断立场是一致的，只是某些命题的展开上有所分歧，距离并不大。陈芳明的文章针对性多，对昭瑛多有批评和反对。笔者觉得三陈文章很严肃，举出来的问题都是当前社会大众所关心的。阅读后颇多感想，提出数点就教于大方。
关于意识的异化问题
笔者认为，检视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意识的推变现象时，众所熟知的黑格尔「理念展开」的基本图式，因为范畴设定的困难，而往往并不尽妥切。照黑格尔论述，存在若不自我外化--亦即陈文中的异化，则无法存在。而外化（异化）则对自化，唯有依绝对理念的自我回归始被克服（扬弃），理念始可完成其辩证历程，而跃升为「社会」的精神生命。如此则，一、外化为存在之所以存在的必需，二、即自的理念展开为对自的客观世界，即理念产生对象界却又必须再度回归理念，始可完成存在的基本历程。这是典型的观念论世界本体观。我们若将中国-台湾的一段意识异化过程套进黑格尔辩证法中，则无异把近半个世纪的时代意识的曲折波动定着在观念论的格局之中。而正如现代哲学的评论家们所指出，黑格尔哲学中的理念展开，常成为毫无真实意义的「思辩」游戏。
马克斯虽然在一八四四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发挥过疏外－异化理论，翌年便开始从更根本性的方面反思具体的历史世界的辩证原理。我们在一八四五年以后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型态》中看到马氏为了掌握现象而探索抽象的努力。到了一八五九年，《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一应完成了以基础构造和上层建筑的社会构造论。历一个世纪至今仍留给后代很大的启示。
中国意识、台湾意识、台独意识；挫折乎，异化乎？
映真和昭瑛（以下省略敬称），在中国意识异化出台独意识这个命题上所遇到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昭瑛直谓台独意识是中国意识的异化，而引来映真的质疑，且指出此项异化应是「否定的挫折」。因为如果同意昭瑛的提法，则必须同时承认中国意识和台独意识之间的，必然的产出和回归关系。当然，以历史大段落（以社会政经结构或性质为分段标准）的正反合逻辑来统说，由凝聚到分解到再凝聚，亦即中国意识衍生出反中国的分立意识，再解消于更高层次的新中国意识，这种提示并不空洞。但如在大段落中再分出小段落，则；汉族意识在近世资本主义强权时期因意识到外在对抗体的威胁而形成了近代中国意识，中国意识在新添附的民族生活空间--台湾的特殊化成果的台湾意识，到二十世纪后叶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下形成的反中国化的台独意识；在如此的推演过程中，现实的历史时空背景如何，昭瑛显有说明不足的地方。特别是，「台独意识是台湾意识的自我异化」这句话缺少充分的补述，大概这一点是导致映真在理解上的困惑的原因。
映真可能是难于同意台独意识被定为时代意识的辩证展开中具有相对妥当性的一个阶段，并也怀疑以反华不反帝为主要内涵的当前台独意识如何能自我扬弃而有一场发展性的回归（不过这一点仅出于笔者的推料，尚未曾和映真讨论过）。于是提出此项异化应是「否定的挫折」，亦即，视为否定外来帝国主义和依附阶级的人民力量的挫折的结果。依笔者想法，他不取异化论而指为挫折，是有其意涵的。盖异化是必然的恶，其必然性赋给它一定（那怕是相对局部的）的存在权威。否定的挫折，则只要能指出关连的条件因素，包括外因性偶发要素，便可解释甚至预断。历史上实不乏在多种造因下风发一时却仍然以插曲结束的事件事象。多属否定再否定过程中被抖落下来的挫折的结果。亦即，终未取得历史定位的，质变前的消极因素。
昭瑛虽然也提到异化的展开：「美日帝国主义的鼓励，台湾在与大陆隔离之下的独自发展，大中国主义者的『反激』，国共两党的打压，都是重大因素，另有一种实际的解释是受到海外台独运动的鼓舞」，但如此的提法恐怕太偏于现象面，而尚难触及问题的本质。即使以映真的帝国主义史论的补述--帝国主义时期大陆和台湾的共同罹难经验，特别是支配反支配的，族群和阶级的矛盾构造等，一时间也不易呈现核心。
意识上层性的反思
有关异化论和挫折论的论断差异中似有些共同的忽略点，笔者想提出两点。一、二陈的论法似乎太拘泥于矛盾或异化的基本模式。本人无意说做为思维和存在的运动总法则的矛盾论不重要，而是想强调由总法则到事物世界的任何领域的认识或实践，都必须经由相应的范畴的梳整过程。换言之，由总法则到个别事象，是难以直接导入规范作用的。二：中国意识也好，台湾意识也好，被说成异化物的台独意识也好，当我们思索其形成过程时，切勿忽略其在社会结构中的上层性。以及它和基部构造之间的决定和反决定，「终究还是受决定」的互动关系。以二陈的学力，这些应是常谈。想必是论点涉及面大，篇幅有限。
像昭瑛对六组对立概念的剖析和批判都言之有物。然而对台独论者将第二组；台湾＝边陲＝人民＝本土＝独立＝主体加以绝对正面化，而把第一组；中国＝中心＝统治者＝外来＝不独立＝非主体性加以绝对负面化，给予相当的驳斥的同时，似乎不及深一层去追究社会结构中的台独论根源立场，以及如此武断曲扭的「主体性」论因何在部分民间心理中有其一定的回响。在分析台湾本土化运动的三阶段的推移内容时，虽然也注意到「本土中」的民族和阶级的双重内涵，也粗略地介绍台湾社会中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运动，阶级意识和阶级运动的分际和相关问题。且明智地指出：「只有在左翼运动中，『本土』概念的民族性和阶级性才合而为一。」昭瑛和映真在行文中也都提到资本帝国主义宰制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纯殖民地社会中的阶级构造和内在对立问题。视其为台湾意识，台湾主体性观念的形成要素之一，但总让人觉得表达不足。而感性层次，甚至近乎本能层次的血族，本土感情，强烈的文化认同等似乎被认为本土化运动的更重要的催发因素。然而，由「反日」到「反西方」到八○年代的「反中国」，迥异于前二阶段的第三阶段尤显得突出。诚如昭瑛所说，「以中国为仇敌，与中国彻底决裂的台独，是战前台湾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乃呼之台湾意识的自我异化。她批评台独论者「想从过去的历史找寻今日主张的根据，自作多情地把历史上的独立运动皆揽为自己的鼻祖」，却也提示「从未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并非就不可以或不可能发生」。我们承认，在短短一个年代里，以中国为对立体的台独运动急速地膨胀了。在一般人的常识性理解中，昭瑛在前面提到的几点因素都有根据，但严格说来都只能是台独意识形成和成长的背景或条件，很难说是基础。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必定来自于整体社会生活所系的下部结构的存在样式或运作方式。关于这一种意识上层性的反思，马克斯本身就经历了一段成长历程。如众所周知，马氏对黑格尔的，即自-对自的自我否定，初以「疏外」「异化」等概念建构辩证的自我运动图式。不久便更深入于具体演绎方法论，逐渐完成了历史唯物的社会构造和动力理论。在劳动异化方面，也由黑格尔式的观念符号，往「物象化」「物神性」等概念来具体化劳动、价值，和商品原理中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也就是异化的人际关系（马氏曾说在此人际关系中，资产、无产两阶级同受戕害）。所有的时代意识，都或正面，或反面反映着这种社会的物质基础。
台独意识的社会基础
笔者提到这些，是要指出本土化运动急速台独化的基本因素--台湾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体的完成和巩固，政法系统及其他一切社会配件的全面化深化，来做为现阶段台独意识的主要根据。虽然我们周遭有形形色色的台独言论，从学究式系统解释，煽情政客的本土颂，知识分子的「当然」的自我肯定，到市井民众的「咱台湾人的心声」等，但笔者认为，那是超越个人主观的，横亘于社会基础的结构体的，复杂而曲折的影响的结果。
要之，举凡「台湾地位未定论」「台湾民族建国论」「台湾人主体性」「台湾人尊严」「台湾人最优秀」「台湾独立是最高精神价值」等等意识形态；中间固然有血族主义，有受抑压者的挣扎心态，有地方主义独善心理，也有追求没有压迫的生活、现代式议会民主的憧憬等等心理要素的混杂，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已经成长到握有相当经济力浸淫在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已有多年的本土非特权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的选择意志在发挥着影响作用。盖台湾资本主义，其规模已达全球经济实体序列中的上部，是台湾史上空前的高度发展成就。而自觉承担着此项成就的台湾资产阶级，自然会产生强烈的政治进取心。欲争取充分的参政权。我们分析七○年代以降的台湾社会时，如果忽略了历史条件所造成的，官僚资产阶级和非特权资产阶级之间所存在的严重的权力偏在现象，我们就不容易找出台独意识急速膨胀甚至泛滥的主要肇因。台湾资本主义的成长在七○年代便已浸蚀着原本来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威权专制的国民党的执政基础，终于迫其自行调适由威权性政党逐渐改为更适合于资本主义基础结构的、议会民主的功能性政党。然而执政的国民党虽然经过了几次的党内分裂，掌握着主导大权的主流派在统独问题的利害考量下仍然保留一个《国统纲领》，在民主改革方面仍未能完全放弃威权时代的部分特权。对非特权资产阶级来说，在政权争夺战上仍被种种不合理规制所束缚，另一方面来自对岸的「统一压力」亦愈形增强，一种严重的危机感，激发出阶级本能的拒绝反应，通过金权机制下的媒体工具网，持续抛出巨量的反华分离的宣传，终能卷进一切不满前后期执政党的民怨，小市民、工农群众的种种不平心结，再加大众对社会主义大陆的习惯性恐惧感等等，人为的、也自然地，汇聚成近时台独意识的非理性内涵。【编者案：此段分析极具洞察力，令人钦佩】
总而言之，本土意识何以在其第三阶段突变为反中国，何以由反帝变为反华不反帝，陈昭瑛叹为异化、陈映真痛心否定的挫折，而事实上那不过是资产阶级意识的自然投影，视社会主义大陆为对立体，视西方强权为阶级同盟的对象，如此而已。当然这样的心态也表示着台湾本土资产阶级仍然处在阶级意志的脆弱阶段，和政治经验未成熟的状态。
当我们把视野扩张到台湾资产阶级发展史，发现一个经济上的实力阶级在政治上仍有所屈就，尚未获充分的权力，这一点才是整个台独问题的关键。再加上多项特殊状况、汇聚而成的运动能量一时期中必定相当可观。意识领域的演变本来不乏本身特有的一些法则。但毕竟在时代的大格局中，还是要在物质基础条件方面去寻找最后的答案，才能接近事实。
但本人以上的论点，并无意强调，只要资本主义在，台独意识便必然有其土壤。其实，台湾资本主义若以一经济实体来观其生存与成长的现实性，并不一定非和独立论连接不可。眼前统独问题的实际涵义，仍止于政治上主权归属问题的法理性解决而尚不及经济体制的变革问题。而大陆上的经建经改是举国举党的跨世纪国民运动。其间资本主义运作空间的存在乃一大关键，已超出传统反共理念的评论范围。未来在两岸关系发展的过程中，以台湾本土资产阶级的阶级意志为主要因素的台独意识，会否出现某种变化，现在还不能预断。但在两岸间若能开展出确属互利互补的关系，台独意识或将被削弱原有的社会之根。如此，则不仅阶级的政治动员力将降低许多，且非以资本主义价值观灌输扶育，其他原教义式的台独观念还能不能独自承担运动的道德动机，值得怀疑。
现时台独运动除了建构其独有的运动理论外，在实践上倾向以人民阵线为策略原则。运动菁英的冷彻的战略设计外，凡知识分子的本土意识如何开发，小市民生活感情如何联系，甚至工农或其他弱势族群的利益如何予以代辩和协助等，以号称全民政党的民进党为策源中心，以「革新」势力的姿态提出广泛的运动诉求，除了根本性的一中一台外，更兼纳历史上市民革命的一些题目，努力和现代社会的脉动保持密接联带。也因为如此，民进党势必以台湾意识的诠释者自居，在社会活动的任何一分野都要积极介入，为的是要护住并发扬台独理念。陈昭瑛论文既然是反对台独，也就引出了陈芳明的一篇反驳文章。
殖民体制和戒严体制
陈芳明的文章有副题--读陈昭瑛《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是一篇讬附与历史与文学研究的，对台湾本土化运动的宣示性文件。如以陈氏的民进党中央文宣部部长的职位来说，倒是恰如其分的文宣作品。
「避开殖民历史的经验而迳谈台湾文学研究，必然对台湾作家及其作品构成严重的误解」，这是文头的一段话。以台湾建国的运动理论和背景解说为职责的陈芳明来说，针对陈昭瑛的本土化运动三阶段论，必须加以重新塑造，以「台湾四百年受害史」的「被殖民悲情」一以贯之，才能替二十世纪台湾本土化运动建立有力的历史脉络，从而取得运动的道德性。因此，他必须强调一部台湾史便是受殖民史。「日本殖民体制与中国戒严体制，其技术层面与精神内容其实是相通的」；陈芳明把日本霸权的统治和「中国霸权」的统治等量齐观，认为就台湾人民来说都是压迫者。说日本大和民族主义和中华民族主义「所到之处，必有暴力跟着出现」云云。这种论调其实不具有事实判断和意义判断的客观根据，只以激越的反抗心态来填补理论的空虚。
其实，异族外国的武力征服，和内部堕落的反动阶级鱼肉同胞，即使在手段上有「制造痛苦」的相似过程，在权力构造和压迫的机制方面，在演变的可能方向，承受压迫的社会反应，都不属于同一类型。要言之，殖民地的压迫，往往以异质文化冲突为背景，较容易超越一般的文明规范，社会常规，和法律原理，可以是纯暴力的经营，是形式和实质两方面的片面高压的系统作业。最关键的一点，是殖民地人民是在民族归类下的二级「国民」，即使在法律形式上，也是与本国人民有差等规定的「准公民」。而二次大战后回复中国版图的台湾，在一个腐化专制的政权下尚具有五族共和、种族、性别、阶级平等的形式规定。殖民地时代帝国宪法中没有台湾人的权利规定，选举法中明文台湾朝鲜人除外。而五○年台湾则有一种冻结了权利规定的宪法。殖民地的常态是政治性掠夺加经济性剥削、皆在严密制度机构下进行。而战后台湾初则制度不备政情混乱下生产关系的常规性剥削往往被官僚的恶劣作风所搅乱。再则因内战挫败而迳行白色恐怖、受害人若以人口比例、大陆人多于本地人。殖民地的特高警察对台湾人有任意搜查权，而对「内地人」（日本人）则须出示正式搜查令。殖民地农民自己的耕地上不具有完整的耕作自主权，没有自主的产品议价权。战后的农民有契约自由，虽然苦于台糖的独占价格，肥料换谷等。至于文化、宗教、精神生活方面的殖民地制压更形深入。禁用汉文、学校机关禁用台语。罚则之重非战后生长者能想像。强收民间神像佛像集中焚却，然后颁下天照大神的神符强迫供奉在祖先灵牌上位。国民党治下只要有财力人脉，任令民间起神坛，大搞寺庙企业化。以上这些是两阶段（殖民期、戒严期）社会生活实况的一斑。笔者用此对照，意不在泛论在两种压迫下造成的民间疾苦孰轻孰重，而是在于指出两种压迫体制间有一种基本性质的差异。殖民体制是建基在民族区隔上面，而国民党专制下即使在一段时期还存留着省籍歧视，但那是作风或末端规定而不是制度。民族归类决定了政治上的统治被统治关系，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的剥削关系。这一点正是帝国主义压迫体制的本质所在，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帝斗争中常以民族斗争为首要任务的理由。
至大战结束日帝退出，国府主政下的台湾社会已经是阶级区隔为主、地区歧视为副次现象的情况。这是两种不同的矛盾结构。前者以民族矛盾为主，后者以阶级矛盾为主。而矛盾的发展和解决途径也不一样。殖民地独立运动的正当性不容置疑，那是民族斗争取得解决的唯一方式。但在一个主要还是资本主义一般规律下的阶级社会，即使因历史条件而并存着官僚特权资产阶级和本土成长的非特权资产阶级，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压迫关系，第二阶级的争权运动也应无关于建立一个新国家。而应只在于民主改革之争、制度改良之争、经济发展之争、社会公平之争，真正以民意为背景的政权之争。然而当前两岸分离对峙的历史性现实，却带给受压迫的阶级群众幻觉式的选择机会，于是反国民党专制索性上纲到反中国追独立了。
民族主义和台湾意识
陈芳明的论文中，显露出对民族主义的认识相当偏颇。民族主义不外以自觉的民族认同形成凝聚的行为原则，或民族群体在对外关系中的自卫本能或扩张欲求的规范化。民族成员对共同体的自觉便是民族意识，民族意识在一定的对外关系中的行为动机化，和行动规范化便是民族主义。民族则初以血缘地缘等自然要素为起点，以生存维系手段的生产消费活动的循环为纽带，终以生活文化共同体的意识化为最后成就因，出现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一旦达到了民族层界的存在体，将无关于其政治性甚至经济性的一时分合而继续存在，直到政经纽带的分离终于促使文化共同因素的消失，一个民族才会从历史上消失。
中华民族主义，曾经在十九世纪中因遭到异文化的西方列强的侵略而逐渐上升。经过几次的对外战争，几乎是一次挫败一次昂扬。那是民族的自卫本能所使然。我们先不必详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和激昂岁月的记录。而只需指出清朝统治后期，台湾的移民社会固然尚未全面形成充足的中国意识，但也不能断定泉漳意识没有上位概念的汉族意识。陈芳明只顾断罪征服者和统治者的民族主义，却忽略了中国民众在一八四○年中英战争后一个世纪中所遭到的外国军队的、使领馆的、租界的、外商洋行的、教会的、形形色色的欺凌侵扰压迫剥削，所激发出来的强烈的反抗心理，仇外心理。只因为这些横祸是无端的，所引发的愤怒是义愤，常有感染扩散的作用。翻开中国在外患中屡次展现出来的民间抗外运动的纪录，如中英战争期的「三元里人民反英揭帖」中严斥「英逆」，「⋯⋯纵容兵卒，扰乱村庄、抢我耕牛，伤我田禾，锄壤我祖坟，淫辱我妇女，鬼神共怒，天地难容」，侵略军队的残忍暴行下，人民的愤怒是如何地刻骨铭心。揭帖中还指出「英逆」犯天朝，说中国的皇帝为了和平而隐忍却换来「英逆」的得寸进尺，也讽刺中国的「将军无功」，「饱德之义士，签助兵粮，荷锄之农夫，整堑利刃，务使鬼子无只影留存，鬼船无片帆回国而后已⋯⋯」，竟以人民之名向英军宣战。这一分揭帖不是很好的中国人民民族主义的宣示吗！大陆东南沿海，与西方侵略势力接触较早，屈辱和反抗的体验也较多，自然不至于长年停滞在「漳人意识」「泉人意识」「粤人意识」等等的区域主义层次了。半个世纪后甲午战争，清廷战败割让台澎，而一八九五年台民推巡抚唐景崧在胜利军队的进迫下匆匆建立了台湾民主国，其第一篇宣言，精神内容和广州三元里的人民宣战书是同一类型。虽然前者出于高级知识分子之手，后者大概是乡村教书匠的杰作。以上的有关史实，可以纠正陈芳明的过度草率的判断，说中国意识在二十世纪以前未出现任何成熟的迹象，更说中华民族主义是随着统治者介绍到台湾的。其实民族主义和任何主义一样，是认识加信念，而无关于有没有精致的理论结构。理论化了的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而大众的怒吼呐喊中，何尝没有民族主义呢。
民族主义的种类和人民立场
另外，陈氏还有几点因过分简单化以致失实的说法：「中华民族主义成熟时，这样的意识也立即宣告分裂，一是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另一是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在蒋介石的清共之下，民族主义取代了帝国主义；开始对人民进行屠杀压迫。」「在民族主义的指令下，国共两党都表现比帝国主义还残酷的统治手法。」在陈氏的笔下，中国民族主义几乎成了中国人的原罪。其用意，恐怕是要暗示：「中国民族主义早已分裂互相残杀，对台湾人更是可怖。」也许是故意「危言耸听」，也许是认识不足。盖一个民族必定有其内在的阶级结构。阶级之间既有对抗性矛盾，则任何民族都不可能是单纯的完全的利害共同体。只是在一定对外关系中，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时诸阶级联合对外的必要性大过阶级之间的内部斗争。问题在于，联合对外的主导权掌握在那个阶级，其性格如何。如果主导联合的位置被已经反动化了的、站在人民对立面的阶级势力之手，则民族主义将是掩护其阶级自私、压迫人民的工具。如果一个压迫性阶级有机会对外扩张，则其民族主义将变成侵略性的民族主义。然而如果民族团结一致对抗外敌的真正主导权掌握在人民的手里，那将是一种合理自卫，团结夺斗，不具有侵他性，只抗拒霸权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种类不同，并不表示民族主义本身的分裂，而是在不同属性的阶级手中发生了质变的结果。
至于说两边（国共）的民族主义都比帝国主义残酷，是严重的失实。因为中国是长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受灾区，反帝民族斗争仍为人民时代任务之一。在内战中当然会有民族大义，民族利益的争论项目，双边都会尽量发挥。但尽管内战中难免「近亲增恶」的心结，甚至局部的手足相残场面，这是任何民族内斗中所无法避免。不过几年内战中确实也没有出现过像日军侵华期间或德国纳粹战场上的那一种屠城焚村大量虐杀（像几百万犹太人集体屠杀，南京三十万大屠杀，三光政策，细菌部队等）的兽行。
陈氏上面的说法，也许是反华不反帝的另一发挥。也许为了急于建构脱中国的台湾人史观，一方面逆行历史时光从台湾信史开始定为台湾人受害史的起点（只对台湾原住民说得通），台湾人主体性的锻造的开端。而另一方面也尽量模糊化中国意识的形成和内容特性，把中国意识、台湾意识的重叠面连接面加以虚像化、幻思化。其实，这种手法本身，正暴露出陈氏认识中充斥着对台湾历史的虚象和幻思。下面略提其中三点。
对台湾史的三项错认
陈氏对台湾作家中的「祖国意识」认为不过是作品中一小部分，并且是一种精神象征。却又强调同一作家的作品中也有「反中国」的东西。他指责陈昭瑛太重视前一种要素，而不知有后一种要素。唯如此提法别人也可以质疑陈芳明太重视后一种「反中国」要素而不肯承认前一种「祖国爱」的部分。其实，陈芳明可能体会不出那种爱之深，责之切的心情常态。笔者看过热爱乡土，愿意为其生为其死的人们，因深爱台湾而对台湾的落后腐朽面深恶痛绝。当然对祖国的理想破灭而深感苦恼者不是没有，但也有不改强烈的认同，却每做深刻的自我谴责或自我批判者。他们的批判甚至谴责，很多是出于更痛切的爱心，这也是事实。
其次，陈氏为了表示台独论者对实现建国目标后的社会内部问题胸有成竹，说「倘然台湾有足够的智慧来解决对外关系如中国的问题，则同样的智慧也必能处理内部矛盾问题」云，如此的措辞正使人怀疑「没有足够的智慧」，令人担忧。陈氏竟然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台湾的对外关系的范围内。以如此的「智慧」自以为足于解决内部问题，实在难以令人放心。「中国的问题是你家的事」，经常听到台独论者以不屑的口气，冰冷的语调丢出这一句，表示决然的唯台湾主义。陈氏的说法至少还认为中国问题需要智慧来解决，且也暗示解决中国问题是解决内部问题的前提。当然身为一党宣传主持者，或许这是对建国目标的乐观鼓励的手法。
最后一项，也是最不可思议的认知错误，是陈氏对已故作家杨逵的思想定位。陈昭瑛形容杨逵「终生为台湾的解放，为中国的和平统一奉献的台湾前辈作家」，可以说非常适切的评语，毫无夸张扭曲。而陈芳明却竟然指责说「又是最典型的失忆症」，说「『和平统一』是北京提出来的统战口号，这句话不要说对杨逵陌生，即使对今天的台湾作家也是无可理解的。用这句话来形容反殖民、反强权的杨逵，无异是羞辱他的人格」云云。笔者讶然一阵后，提出下面两点。一：台湾人民之中，台湾作家之中，对和平统一有理解者绝不在少数。陈氏认为和平统一无可取，难道独立战争才是唯一正途？二：究竟陈氏对杨逵案件知道多少？杨逵在五○年代白色恐怖中被捕被判十二年徒刑，为的是民国三十八年元月十二日以「中部文化界联谊会」名义发表《和平宣言》刊在上海《大公报》上。该宣言主张以台湾为和平建设的示范区，提出五项要求：一、各界协力消灭台湾独立和讬管的一切企图。二、请政府早日筹备还政于民。三、要求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四、增加生产合理分配。五、遵照国父遗教由下而上实施地方自治等（注）。以上的内容精神是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建设，和八○年代两岸关系中的和平统一原则完全契合。陈芳明反对陈昭瑛的评语或出于台独偏见或出于对杨逵事迹的无知。风闻陈氏平常勤治台湾史，怎会因本身的失察而迳呼别人为失忆，令人匪解。
结语：
当前台湾社会正处在严重而微妙的时代转折期。三陈文章不论立场见地如何，无疑都反映了人民的关切心情。希望任何主张见解的提出，都会是大众共同思考和虚心讨论的契机。正因如此，大众对知识分子的责任心和道德意识的期许，也将益形殷切。写文章的人应该宜慎宜戒，切勿以一时的臆断而误导了大众。
注：引自民国三十八年一月十二日上海《大公报》
一九九五、六、十五
《林书扬文集》，第2卷「如何让过去的真正成为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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