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 | 张广达：关于唐史研究趋向的几点浅见
编者案：对于某一专门史或某一断代史的研究，其方法论往往却是可以普遍适用的。也因此，要做好这一断代史或这一专门史的研究，除了要熟悉其典籍文献和研究成果之外，学者自身的历史哲学修养也是不可或缺的。张广达先生此文回顾了唐史研究的近代发展，不厌其烦地罗列了唐史研究的基本典籍和最新成果，并且详细列举了欧美史学理论的变迁与争鸣。因此，本文既可以作为专门的唐史研究的某种入门文献指引，也可以视为一般的历史研究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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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戟教授主编的四卷本《二十世纪的唐研究》(待刊)展示了百年来唐史研究的巨大进展。胡戟教授在为该书写的序篇《政治卷·概论》中，将二十世纪国内的研究状况分为五个时段做了概括的说明，并对国内外的著作以表格形式分四方面详加列举，指出国内外“总共有近千著作和数逾二万论文刊出，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社会、民族、宗教、中外关系各个方面，全面囊括了三十馀种制度以及四百上下唐代人物”。本书各篇执笔者都是各个领域研究有素的专家，由这些一时之选对各自领域中百年来研究成果做出淹洽的归纳和评价，令人们更加全面地认识了既往业绩。本书的出版实为唐史学界的盛举。
拙文根据拜读《二十世纪的唐研究》所得的启示和个人平时工作中的点滴感受，就唐史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向略陈陋见。在阅读部分书稿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唐史研究在百年中发生了莫大的变化，而百年来唐史研究变化之大，正是中国之巨大变化的一个侧面的反映。
首先，百年来，和整个历史学界一样，研究唐史的学者历经蜕变，已经不是过去传统型的士大夫，而成了有价值关怀的现代型知识分子。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遭受失败后，从1895年5月康有为首次公车上书到1898年戊戌变法，中国的士大夫对西力东渐、形势孔急的感受，可以说痛澈肺腑。韦伯说过，人悬挂在自我编织的“意义之网(webs of significance)”中。中国千百年来依託圣贤而编织的“意义之网”到此千疮百孔，已经无法再使中国人继续自我悬挂其中。在“托古改制”失败之后、“托洋改制”尝试之先，王国维、梁启超、夏曾佑代表了在史学领域探索新意义的先驱。1902年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发表的《新史学》可以视为中国现代史学的诞生宣言。
其后，特别是以1915年9月陈独秀创刊《新青年》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学”、“西学”的对峙开始被讨论“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的异同所取代。在社会和思想剧烈变动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攻击，固有的价值系统遭到了否定，中国士子开始更多地使用西方概念，更多地採用西方概念化的思维模式考虑现实问题，日益向现代新型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转化。与此同时，提倡现代学术训练的结果是，学术论文和专著从选题、内容到表述的工具概念或术语、分析的语言、思维的模式，无一不受到西方乃至东洋的影响，而与我们近祖——譬如说，顾炎武、全祖望、钱大昕、戴震、汪中、王念孙父子、孙诒让——的史学文字的体例和笔法渐行渐远。及至二十世纪之末，史学论文的撰述形式几乎已与西方无别，唐史也不例外。
值得我们珍视的是，在上个世纪里，面对新学及其种种论述话语，一些大师以他们的史学实践为我们做出了如何治学的表率。我们从他们那里看到，他们立论得体，断制有据，既不囿于传统，又不惑于新奇。他们的传世成就使我们认识到，一位学者能够取得西方观念的缘助性启发而不受西方论述话语的宰制，并以“他者”为参照系而创造性地研究自身，端在自身旧学学殖深厚，根基牢固。遵循大师们的言传身教，一方面，我们应当重视理论，因为在参照文本论以处理狭义广义史料上，在诠释史实上，在史学撰述义例上，历史哲学理论，包括后现代主义的种种怀疑和相对主义论述，提出了不少历史学者原来忽视、而今应当思考的问题；另一方面，历史学者应以勤学苦读、厚植根基为本，不宜追逐不断骤兴，然而也随时消歇的新颖理论和论述话语，否则难免“入主出奴”，有如学步于邯郸，“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
以下谨就史料的整理、题材的扩大、理论的诠释等三方面略陈坎井之见。
一
未来的史料整理工作，可以断言将有人们预料不到的创新，但也不会完全脱离原有的传统。
中国的历史，从公元前841年周共和元年绵延迄今，一直保持著纪年确凿的记载；中国的史学，从公元前七世纪末的董狐(事在公元前607)和公元前六世纪中叶的南史(事在公元前548年)开始，就讲求不惜生命，善恶必书。唐代贞观初，太宗欲观起居注之臧否而遭弘文馆学士朱子奢的拒绝，朱子奢说：“史官全身畏死，则悠悠千载，尚有闻乎?”(《新唐书》，卷一九八本传，标点本，第5648页)。当然，任何时代都是一样，人们总是受到以价值观为核心、体现各自时代的行为体系的符号系统(semiotic systems)的宰制，古人的意识也不能超前襬脱时代价值观的侷限，但是学殖行修，敢讲真话，这是我国史学传统的根基和精髓。这种精神也体现在唐代褚遂良、刘洎、於休烈、魏征等多人身上。可以断言，今后任何富有生命力的史考、史纂、史学，仍将体现我国历史上的这一载笔求真的传统精神。
今天我们研究唐史，除了原始史料及长安、洛阳、关中、西域出土的文书文物之外，宋代有关撰述至关重要。宋代史学是把唐史，特别是把唐代历史教训当作当代史的一部分来处理的。为了把唐史修成信史，宋代史学家既有求真、求实的执著精神，也有“期于在今日为用”的实用目的。《〔旧〕唐书》修成于后晋天福六年(940年)至开运二年(945年)间。百年之后，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到嘉祐五年(1060年)修成《新唐书》，纠正《〔旧〕唐书》从义例到考证的疏漏阙失，并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的得失以供本朝“参用”。《新唐书》甫出，随即就有吴缜(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年〕进士)的《新唐书纠缪》问世，指出欧阳修、宋祈之作新书，意主文章，因而牴牾斑驳，疏于考证。稍晚，宋代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1150-1223年)在《习学记言》卷三八至卷四三中，以相当多的条目对比新旧两唐书，指出新书纪传以刻削简约为功，反堕偏篇。他论述了两书纪、志、表、传的短长得失，认为列传中除了夷狄诸传较佳之外，为观者甚少。叶适论唐史诸条，不脱永嘉学派功利之学的本色，往往是针对宋事而讨论前代的治乱通变。两部《唐书》，到什么时代也是人们研究唐史的主要依据，遗憾的是宋人过于重视从义理、文章上的挑剔，而没有及时利用当时的资料条件，针对两书的异同做出增补。感谢清代学者沉炳震(1679-1738年)，始为后世作了初步总结性的工作。沉炳震参照明末清初李清(1602-1683年)的《南北史合注》的体例，积十年之功力而成《新旧唐书合钞》，此书不仅使用方便，实际上又是对两部唐书的原始资料的一次整理。后代研究唐代政治史，在原始资料上会有局部增补，但在总体上大概没有什么可能越出《通鉴·唐纪》和《新旧唐书合钞》涵盖的范围。
清代史学昌盛，朴学大师如钱大昕(1728-1804年)等移治经的经验入史，以札记等方式对唐书的记载作出绵密的辩析和精细的考证，今天和今后研究唐史的学人，都将参考他们留下来的成果。有些学者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检查前代史籍，我们可以举出清人整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为例。《新唐书》的纂修人之一吕夏卿(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熟悉谱学，折衷排比传记杂说数百家以及诸家谱牒而成《宰相世系表》，史称于《新唐书》最为有功(《宋史》卷三三一本传)。然而，在清人眼中，此表问题甚多，沉炳震严加批评，详为订正，成《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十二卷。又如，徐松(1781-1848年)自幼志于史学，以其睿见卓识，在网罗散失方面，奉诏参预纂辑了《全唐文》，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会要辑稿》；在研究故实方面，留下了《登科记考》三十卷，《唐两京城坊考》五卷。又，清代学者至为注意辑佚补遗，这方面有劳经原《折衝府考》四卷及其一系列撰述，有吴廷燮(1865-?年)所纂之历代藩镇表中的《唐代藩镇年表》，等等。一直到民国年间，随著史料的不断发掘，这种纂集史料的工作继往开来，源源不绝，其成果大部分反映在开明书店刊印的《二十五史补编》中。
我们不能忘记的还有先贤的敬业精神。劳格(1820-1864年)接受长辈的嘱托，网罗制诏、文集、碑刻、墓志、小说、笔记、族谱、方志，在赵钺(1778-1849年)初稿的基础上，续成《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二十六卷、《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三卷。劳氏羸病经年，勤奋不懈，积苦殒身，中寿殁世。劳氏时代治学，使用图书不如今天便利，更没有今天的大量工具书可资利用。黾勉从事，一凭记忆，二靠反覆翻检核对。这种不顾身心衰耗而学不可以已的敬业精神可谓迹近殉学，信守然诺的品德足以垂训后世。
史源不一，传递蜪讹，这就决定了专业工作者需要代代相继，各执所习，增补缺失，厘定讹驳。最好的例子是，在职官方面，岑仲勉(1885-1961年)继劳格的《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之后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之作；严耕望(1916-1996年)继沉炳震《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之后编纂《唐僕尚丞郎考》，将考订的中央机构的职官范围扩大到僕、尚、丞、郎。人们可以看到，以后资料编纂日渐加多加密，逐步进入到刺史乃至官卑人众的僚佐阶层，郁贤皓先生的《唐刺史考》、戴伟华先生的《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即是范式。这些都是耗费十年或数十年心血的巨著。郁贤皓先生在蒐集刺史资料的同时，还蒐集了九卿的资料，有关九卿的考据著作据闻不久也将面世。李方女史根据吐鲁番出土的资料整理出唐代西州地区的历任长官和上佐等官员的年表，成为别具一格的地方官志。唐史研究照这样求完备、求周密的精神进行下去，可以有理由预期，在不久的将来，唐朝不同品阶的重要官职都会得到类似的整理。
今天，唐史学界继承我国这一悠久的整理史料的传统作出了出色的成绩。例如陈尚君先生增补全唐文，徐俊先生增补全唐诗，以及收入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中的撰述比比皆是。而且今天所做的专题化的编纂资料工作，考校厘订，更加合乎科学标准，检索便利，大大嘉惠士林。今后，类似工作必将在其它诸如地理、地志、年代、曆法、经籍、佛教等领域大规模地展开，因为有待辑佚增补的工作甚伙。例如，李吉甫(758-814年)的《元和郡县图志.》有残佚，或许有朝一日可望藉助新开发出来的地理软体程式、藉助现代化科技手段而对该书进行部分的增补。继徐松之后，人们也会根据层出不穷的新材料编写续《长安志》、《洛阳志》等。又如，佛教在唐代臻于鼎盛，赞宁(919-1001年)编《宋高僧传》，标榜以採用碑铭为主。但是，此书存在许多缺点，已屡经学者指出。今天海内外碑铭陆续刊布，肯定有助于人们增编出一部完备的《宋高僧传》。此外，可以设想，编写寺志也是一项有助于研究唐代佛教的工作，唐代很多著名寺院，如西明寺、大兴善寺、慈恩寺、青龙寺等，都有被编写寺志的可能性，或结集为一部《唐代长安伽蓝记》。
与此同时，日本学者的工作大大扩展了资料编纂的范围。例如，日本学者为了研究日本本国古代的律令制度而将资料的排比工作伸展到唐代律令领域，仁井田升(1904-1966年)的《唐令拾遗》，池田温先生的《唐令拾遗补》是绝佳的明证。有了这样的借鉴，《唐格拾遗》《唐式拾遗》也会提到研究日程上来。日本的极为发达的佛学研究的情形也是如此。这一方面的启示也使我们认识到，今后我们的视野需要扩及域外文献中有关唐代的史料，不只限于注意流散到海外的中国书物。
基于历史学的性质，我们可以确信，无论任何年月，人们都不会放松透过多种途径搜索资料和认证史实的努力。历史学者处理晦蔽状态中曾经存在的事物，端赖史料默默呈报的资讯而穫得启示，进而追溯相关事物之间的联锁，发历史个案之伏。古往今来，历史学研究工作万变不离其宗，总是靠尽可能完备地蒐集坚实确凿的史料，谨严梳理史料而萃取证据，经过包括反证乃至逻辑实证主义所说的“证伪”过程在内的思想加工才有可能形成论据，今后殆亦如此。没有证据便没有论据(No evidence, no argument)，也就无从证成己说。得自文献载籍、出土文书文物、实地考察的史料是历史学者赖以为生的资粮。历史学者只能藉此取得符合实际或接近实际的知识，在认知和理解层次上趋近实际的真相。
因此，个人感到，对于隋唐史而言，未来发现新材料至关重要。史料从来是多多益善，不患寡而患不足征。例如，吐鲁番出土有上元二年(676年)西州上都省勘放还流人贯属文书、文明元年(684年)高昌县准诏放还流人文书，提示了反映当时流人制度的线索。唐代政治家裴炎族姪裴先就是曾被流放到北庭的一位流人，最近出土的他的墓志给我们提供了中唐代边疆流人实际生活的生动细节，可补证则天武后天寿二年(693年)诛流人事的记载。历史学不存在被史料淹没，从而被史料学替代之虞。文书文物资料的不断发现，不仅将从物质文化方面，而且也将从精神文化方面为深入研究隋唐历史，或者说研究中国中古史开闢灿烂的远景。再以唐礼为例，现有文献一时似无增加之可能，然而不同类型的唐代墓葬的发掘，提供了研究不同身份的墓葬型制的实例，对同类墓葬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同一品阶或等级的墓葬具有很多型制上的变异，而我们却从显庆礼到开元礼的记载中检察不出导致此中细微差异的礼制上的依据。这种体现在墓葬上的礼的细微不同是否具有政治涵义，细加考量，给研究唐代政治史和社会史的学者提出了许多有待深入思考的问题。
二
在未来的年代里，我们似乎可以预期，两方面的因素将会推进唐史研究题材的扩大：一是我国唐史学者自身的原创力，二是来自国外学术界的启发。这有唐史研究的现有发展趋势和国外史学发展的轨迹可供我们作推测的依据。
首先，我国学者自身研究的规模日益恢宏辽阔。《二十世纪的唐研究》向人们展现了前一时期对作为经济基础的土地制度、赋役制度、财政制度，作为政治制度的律令格式、职官、兵制、选举，作为文化艺术的诗歌、传奇、变文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成绩斐然。为学譬如积薪，今天已有如此丰厚的积累，日后的研究课题必将拓宽加密，气象更为可观。
从纵向看，中国中世纪的时代分期、魏晋南北朝贵族制度、五代宋元明清官僚制度将因唐史专题研究的深入而获得日益明确的了解。在这方面，有些课题，例如研究人的思想，必然跨越朝代的界限。阅读唐代官修的《晋书》等正史，我们看到，书中纳入了那麽多的神怪灵异故事。五代及宋朝两个朝代完成的两部唐史告诉我们，佔据唐代众人，从帝王、皇亲、国戚、勋贵、高官，到胥吏、商贾、百姓、婢僕等不同的社会阶层的成员的头脑并主宰他们行动的是各式各样的奇奇怪怪的信念和信仰。《旧唐书﹒吕才传》所记载的太常博士吕才受唐太宗之命，历时十五年，编纂卷帙浩繁的官修阴阳术数书，然后由朝廷下诏颁行就是一例。从这种意义说，牛僧孺的《玄怪录》、《太平广记》中的大量类似记载，如戴孚的《广异记》等，价值等同于《太平御览》所收录的材料。书中的记载多是唐朝的事情，但反映的是更长的历史时段的现实。敦煌卷子中大量阴阳五行、五姓、解梦作品的存在也提示，已往研究唐代社会缺少对社会下层的考察，对人数众多、文化层次低、社会地位低的平民百姓著眼甚少。与研究唐代诗人的雅文化相比，对社会下层的俗文化的研究显得非常欠缺。涵盖著人数最广大的平民百姓阶层的俗文化有什麽内涵？下层百姓抱有何种价值观？他们是否已经有了某种自我主体意识？《太平广记》中大量的神怪故事、敦煌斋文中大量的祈望乃至颂圣语句产生于何种心理动机？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题目。现在研究佛教、道教的专著较多，但将这种研究纳入唐代社会的较少，佛、道信仰只是宗教史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唐史的组成部分。学术发展有它的路数，今后将会有人填补这些社会史的空白，扭转宗教史研究与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脱节的现象。
从横向看，敦煌、吐鲁番等地文书、文物的出土，吐火罗语、于阗语、粟特语等西域古文字文书的解读使唐代周边民族史的研究大为改观。对唐朝东北的渤海，北方的突厥、回鹘、黠嘎斯，西北的西突厥、突骑施、葛罗禄、沙陀，西方的粟特，西亚的波斯、叙利亚(苫国)、以色列，南方的吐火罗、古印度五天竺等，都有宏观和微观的工作可做。考虑到周边众多的国家和民族的兴衰与中原地区密切相关，处理唐代文献和各地本土文献工作有待进一步深入。
可以断言，对唐代周边民族史、民族关系史的深入研究，必将影响到上自魏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下迄辽、金、元、清整个的种族与文化的新认识。这有助于真正弘扬陈寅恪先生(1890-1969年)提出的种族与文化是研究唐代的关键的论述，更好地承传先贤的衣钵。
由于唐朝是一个国际型的帝国，显然未来的唐代研究必然会带有综合中外的特点。进一步研究唐朝与北韩、日本、越南、印度、中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往来，有助于从总体上把握交往的大局和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交流的细节。特别是文化史的研究，有很多不清楚的问题存在。例如，南北朝以来，弥勒信仰大盛，但是，对弥勒信仰在中亚地区的发育过程在我国似乎还较少措意。很多大乘佛典的形成也存在这样的情况。深究《法句经》、《贤愚经》、《杂宝藏经》等的形成的来龙去脉，可能导致写成东亚中世文化史。又如，在唐代，基督教、摩尼教的基本概念都传到了中国。但现在令人感到，西亚地区宗教传到唐朝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如灵魂、救世，似乎还没有提上研究的日程。摩尼教原典中至少有三个字表现灵魂，但在敦煌卷子中没有一个确切的翻译，不对照伊朗语文本根本不知道是什麽含义。对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将进入更深层次，这一研究深入下去，有助于大大丰富西方史学理论所提出的吸收论、涵化论。可以认为，中西文化的第一次碰撞实际上是在唐代，而不是在明末清初。在宗教传来的历程中，人们往往更多注意有形的地理障碍(如中亚地区的崇山峻岭，流沙盐碛等等)以及气候恶劣造成行人往来的跋涉艰巨。然而已有的研究表明，思维模式、心态结构等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交流困难一点也不次于山川的障碍和语言的隔阂。
西域壁画等形象资料和丰富的出土文物，也同样向以研究文献为主的历史学者既提出挑战，也提供机遇。以往认为，佛教起源于印度，经中亚传到中国，对其中的诸多文化因素缺少区别，好象一切都来源于印度。现在可以看到，无论是佛教艺术，还是汉译佛经，都可以从中剥离出来不少非印度因素，如来自伊朗地区的因素。
其次，在日益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中，我国唐史学界可以在题材的扩大方面得到一些外界的启示。在上个世纪，西方学术启发中国史学研究思路的例证有梁启超(1873-1929年)、夏曾佑(1863-1924年)揭出“新史学”，胡适(1892-1962年)参照西方体例编写中国古代哲学史、文学史，顾颉刚(1893-1980年)等展开古史辩，等等。预料未来，启发和借鉴将来自两方面，既直接来自国外东方学和汉学，也间接来自不断演变中的国外史学思潮。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我们看到，在中国和法国各占重要地位的一份史学刊物几乎同时问世。1928年3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于广州；同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三个月后，1929年1月15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费弗尔(Lucien Febvre, 1878-1956年)和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年)共同编辑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出刊。两份刊物都存在至今，都有著辉煌的经历。可供我们思考的是，不同语境决定了刊物的不同面貌。蔡元培(1868-1940年)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写了发刊词，指出历史研究的对象已经扩大到“人类食衣住行的习惯，疾疫战争的变异，政教实业的嬗变，文哲科学的进行”。傅斯年(1896-1950年)以长文《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说明刊物的主旨、工作方式和计划。傅氏回顾了古今中外的史学发展过程，特别是近代中国史学的进步与“退步”。傅氏提到了现代史学研究已经成为“各种科学方法之汇集”，这表明傅氏有其学术眼光。但是，傅氏强调“遵循亭林、百诗的遗训”，“不疏通”，“不推论”，“照材料的分量出货”。在中国的语境中，《集刊》遵循的是中国的传统史学模式，这种模式更与德国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年)倡导的重视一手史料的实证学风相合，讲究“一分材料出一分货”；而晚于《集刊》三个月诞生的法国《年鉴》体现的是欧陆学风的转变，奉行的是以问题意识开拓研究领域，“反叛”传统史学的方针。
当时的法国学界和德国一样，异常热烈地辩论著什麽是历史学的性质问题。1891年，维达尔‧德‧拉布拉什(Paul Vidaldela Blache, 1845- 1918年)创办《地理学年鉴》；1900年，贝尔(Henri Berr, 1863-1954年)创办《综合史学评论》，都在为历史学应与其它学科结盟鸣锣开道。当时，法国学界的领衔人物莫诺(Gabriel Monod, 1844-1912年)、拉维斯(Ernest Lavisse, 1844-1922年)等虽然在他们的史学研究中并不排斥地理、文化、艺术的位置，然而，风气丕变，他们被提倡多种人文学科的科际协作的新潮视为隻关心树立“政治偶像”的人物。拉维斯的弟子、巴黎索邦大学教授、《史学研究导论》的作者之一瑟诺博斯(Charles Seignobos,1854-1942年)更沦为新派所反对的一切事物的象征。1929年费弗尔和布洛赫创办《年鉴》，正是因应时会，满足时代的要求。这两位富有才华和原创性的学者的通力合作，使年鉴学派的声誉鹊起，年鉴学派提倡的学风的影响遍及世界。
法国年鉴学派受涂尔干(Emile Durkheim, 1858-1917年)的社会学的影响最深，侧重整体的分析，社会的整合。我们看到，在课题十分繁多的年鉴学派的著作中，涂氏社会学的各种“规则”在研究中世纪史中也时时被派上用场。以涂氏的门生布洛赫的代表作《封建社会》为例，该书可以称得上是涂尔干式的著作，其中充满了集体心态、集体意识、集体记忆、集体表像等涂派词彙。布洛赫研究封建社会，也注意参照英国同行研究乡村社会的著作，从梅特兰(F. W. Maitland, 1850-1906年)、西博姆(Fredrick Seebohm, 1833-1912年)那里学到研究现代遗蹟以回溯中世纪的方法。他处理900-1300年的欧洲史，涉及的题目不仅限于土地所有制、社会阶级、生产工具、战争、国际关系，而且探讨奴役与自由、神圣王权、金钱作用、中世纪的集体记忆、中世纪的集体意识(如不计较时间、不在乎度量衡上的多少)，等等。
近十多年来，曾把王公将相赶出了历史著述的年鉴学派有重新拾起政治史和事件史的迹象，有研究人物、走回叙述史老路的苗头。但是，不管怎样，六十多年间，在西方，年鉴学派三代人物学统相承，主观上都有极其明确的以问题作为历史研究导向的意识，藉助多种人文学科的科际合作，有效地把史学的疆域拓展到研究人类行为的多个方面以及被传统史学忽视的社会集团和社会现象，诸如水车、水碾等技术发明的社会意义、集体心态史、人口史、妇女史、儿童史、大到地中海小到蒙塔尤(Montaillou)村的不同地域史、上起古代下至肺力普二世的长短不同时段史等，还有如“神圣”、“时间”、“空间”等观念史，涉及自然的气象气候史等，多方面写出了分析独到、富有启示性的著作。特别是因为年鉴学派运用的模式和范畴多限制在中世纪社会，少数上溯到古代，这更加有助于研究唐史的人们在选择研究课题时扩展思路。学术思潮间接启发扩大选题的情况过去如此，未来也会如此。
三
史学对史料的高度依赖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史学较少理论性，至少与社会学相比是情况如此。但实际上，历史学者在阅读史料、认知史实、表达理解或进行叙述时，处处遇到理论问题，步步荆棘。以阅读“原典”(canon)或“文本”(text)这种狭义的史料为例，第一步是认字辨义，而这一步训诂性质的认字辨义就非易事。超过了原典或文本的训释层次，就进入了认知、理解层次。如何联系著时代、传统、当时社会思潮来处理诠释学意义上的原典或文本的文本性(textuality)，如何把握和认识从阅读原典或文本所得到的史实而理解其指涉，无时无刻不牵涉到历史知识的性质、史学家自身的认知能力以及历史理性的运用问题。总之，这些都是史学理论问题，而且是不深究则已、深究起来非常複杂的理论问题。
关于史学理论，我国清代史学家章学诚(1738-1801年)有辉煌的贡献。章氏生在西方历史哲学开派大师、意大利人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1744年)去世之前七年，与德国的历史主义理论奠基人赫尔德(Johann Gottbred Herder 1744-1803年)完全同时。但是，历史理论在中国和西方发轫相似，其后的命运却大不相同。
在我国，章氏之后，历史理论的研究可谓后继无人。到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经常提到胡适在转换史学研究模式中适逢际会的作用。胡适在美国于1915-1917年转学入哥伦比亚大学，正值该校哲学系极力鼓吹应当将历史想象运用于探索比哲学更加广阔的领域、并编辑出版杜威等人的《观念史研究》论文集第一版(1918年)的时候。对于中国社会面临转型与学术思想的关联，胡适当时已经有了相当明确的意识，尝试以实验主义的方法研治中国学术思想史。但是，他一生提倡的没有超出怀疑和方法，结果把中国的一切学术思想和整个文化几乎都化约成了方法，而在方法上也只是引进“历史的方法”或积累衍生的“祖孙的方法”(generic method)等而止步。另外，一些学术菁英陆续介绍了多种意识形态上的历史理论，但是，长期没有人专门注意历史哲学与史学的结合。也许唯一例外是张荫麟(1906-1942年)。张氏以十六岁考入清华大学，梁启超见其文章而目为天才。清华毕业后负笈海外，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专攻西洋哲学和社会学，志在从哲学“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明人事之理法”，以资归国专治中国历史。
欧洲与中国的情形不同。在希腊留下的重视逻各斯(logos)的传统中，在启蒙时期以来的学术脉络中，继赫尔德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哲学家相互切磋琢磨，深入探讨历史的性质、历史思想的性质、“发展”、“进步”等观念、历史理性、历史精神、历史规律、历史的终极目的等历史哲学问题。在德国，历史哲学到了黑格尔(Georg W. F. Hegel, 1770- 1831年)手中而集大成。这一派历史哲学陷入对历史进行哲学化的抽象反思，实际上处理的是历史学的义理或历史学的形而上学，因而通常被称为思辨派(Speculative)历史哲学，近年来美国也称之为实质派(Substantive)历史哲学。思辨派历史哲学的特徵是：揭出历史在整体上存在著统一规律或普遍规律；历史的发展和变化可以从统一规律或普遍规律得到解释；规律使人预见未来，并赋予历史以意义或必然的归趋。在思考历史规律、历史终极目的方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中马克思(Karl Marx, 1818- 1883年)提出哲学的任务不仅是解释世界，而且是改造世界，为此首先改造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经过一个半多世纪的发展，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几经诠释。例如，在俄国，朴列汉诺夫〔G. V. Plekhanov, 1856-1918年〕称之为一元论历史观，其后，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形成《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所归纳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在西欧，则有意大利的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年)从历史实践的能动性，法国的阿尔图塞(Louis Althusser, 1918-)从辩证法结构，英国的汤普森(Edward P.Thompson,1924-1993年)从经验理论分别加以诠释。思辨派历史哲学发展到二十世纪初，有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年)和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 1889-1975年)参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现实发展做了义理阐述(metanarrative)，两人可以有条件地被归为思辨派历史哲学的殿军人物。对思辨派历史哲学说来，探究规律是十分重大的课题，然而过度的推演也可能导致削足适履，将合理部分导入绝境，像我们在汤因比等人的多种著作中看到的那样，悠久的中国历史曾被化约为历史普遍规律的类例，或被用为证明普遍规律的注脚，即是其例。
针对思辨派历史哲学之著重于穷理，相继兴起的批判派(Critical)历史哲学和分析派(Analytical)历史哲学著重于致知。批判派历史哲学和分析派历史哲学极为相近，两者都注重实际经验，致力于人文研究的认识论的考察，不尚空谈历史过程和历史规律。所不同的是前者更重视研讨历史理性，后者更重视考察历史知识的性质。批判派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是狄尔泰(Wilhelm Dilthey, 1833-1911年)。他撰写《历史理性批判》，研究历史理性，为诠释人类现象而在历史的视野中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寻求方法论的基础，以弥补康德(Immannuel Kant,1724-1804年)的《纯粹理性批判》之缺。狄尔泰提出“阅历的经验(lived experience)”－－“表现(expression)”－－“理解(under standing)”的公式，论证“意义(meaning)”是综合理解人文的范畴(the comprehensive human category)，确立了具体的、历史的、阅历的“经验”而非“思辨”才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起点和终点。狄尔泰之后，继续从知识论讨论历史观念的有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86-1952年)和柯林伍德(Robin G. Collingwood,1889-1943年)；胡塞尔(Edmund Husserl, 1859-1938年)和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年)则从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角度讨论相应的问题。
海德格的诠释学是“此在”(Dasein)的现象学。实际上，诠释学和现象学的嫁接早在海德格的老师胡塞尔那里已经开始。海氏行文夙以生僻怪诞著称，但对包括历史学在内的诸多学科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读他的最重要的著作《存在与时间》的第五章〈时间性与历史性》，我们可以体会到，海氏在论述“此在”和探索“存在著的(seind)”为什麽得以如此存在的“存在性(Seiendheit)”的过程中，区分“现象”和“现像”，研究“此在”的“晦蔽状态”、“遮蔽状态”、“封蔽状态”和“展开状态”，分析“领悟”、“领会”和“阐释”、“解释”的细致差别做了精细入微的解剖和分析。和狄尔泰不同，海德格在这裡研究的是理解的存在学，而狄尔泰研究的是诠释学的知识论。换言之，海德格要我们将历史知识从属于存在论的理解，而狄尔泰要我们认识在什麽情况下才能理解典籍。一方面是诠释的知识论，一方面是理解的存在学，狄尔泰的诠释学公式与海德格的存在主义诠释学互为表里，大大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存在著的”事物，也就是说，既有助于我们解读文本而致知，又有助于我们理解存有而穷理。这对于我们诠释史料中“晦蔽状态”的史实，特别是诠释历史上“存在著的”人之存在表现启示良多。我们看到敦煌藏经洞中百分之九十五的写卷是宗教文书，这一事实用佛家提出的“苦”、海德格提出的“烦”及“存在著的”人对于欲望、精神、神灵的依赖才可以更好地加以诠释。
与狄尔泰的诠释模式的思考、海德格的存有模式的思考同时展开的，是分析派的认知模式的思考。分析派历史哲学的开派人物是英国的布莱德雷(F. H. Bradley, 1848- 1924年)，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沃尔什(WilliamH.Walsh,1913-1986年)。此系的亨佩尔(Carl G.Hempel,1905-)和波普尔(Karl R. Popper, 1902-)在知识论的探讨中更著力于提倡逻辑实证、语言分析，讨论历史知识的客观性，鉴定历史知识的性质及其与科学、艺术等知识的差别。亨佩尔认为，历史解释和自然科学解释一样，在方法论上使用的是同一逻辑结构，所以历史学才成其为科学。亨佩尔因此致力于根据逻辑实证拟出解释公式(formulation)，波普尔的试错法、证伪法也常为人所道及。此系中与亨佩尔、波普尔意见不同的另一派是丹图(Arthur C. Danto, 1924-)、德雷(William H. Dray, 1921-)等人。他们在解剖历史方法论时较多地考虑经验的事实，著重研究历史的行动、历史的知识、感通的(empathetic)理解，史实的内侧(inside)解释，合理的重构(rational reconstruction)，认为自然科学和历史学在方法上没有统一逻辑，主张进行有区别的个体研究。德雷不仅反对亨佩尔将史学同化于科学，而且反对怀特(Hayden White,1928-)将史学同化于文学。德雷主张历史理论不要隻顾争论哲学上的抽象问题，而应该联系历史学家的实际工作，关心他们的兴趣之所在。阅读得雷的著作,会令史家在转向解释和叙述层面的时侯，考虑从感通或内侧著想史料会有什麽连锁和内涵，而不仅只是堆积同类史实或隻取史料的表面意义。
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历程再次提醒我们注意，十九世纪下半期，西方进入了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 1900年)所说的“重估一切价值(revaluation of all values)”的时代。由于马克思、尼采、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 1939年)对现实和传统观念的批判犀利而又深刻，在他们的启示下，习惯于在“问题结构”中思考的人们开始思考结构自身。他们的影响是极其绵长深远的，今天，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们仍在从他们那里获得启示。因此，直到今天，马克思、尼采、佛洛伊德仍然不时被西方世界的某些学者，例如法国研究诠释学的大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 1913-)，尊奉为十九世纪的“怀疑三大师”。我们看到，正是这三位怀疑大师的批判精神，不断使人们破除思想桎梏，资本主义也因而被改造成为唯一能够产生自我批判机能的现代化社会结构。怀疑、批判思潮延及各个学术领域，直到今天，传统史学仍然是后现代主义质疑和商兑的对象。
在传统史学受到的所有批判、怀疑中，以十九世纪蓬勃发展起来的社会学带来的衝击最为凌厉。西欧历史哲学本来就一直讨论著“个人”和“集体”问题。社会学受其影响，在发展过程中随强调“个人”还是“集体”的预设之不同而分为两派。在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年)及其学派的预设强调“个人”；在法国，涂尔干及其学派的预设强调“整体”、“集体”。斯氏认为“社会”这种“集体”纯属虚构，实际存在的只是个人；涂氏则断言个人和“个别事件”(evenements particuliers)无足轻重，重要的是“整体”和“全体”。斯氏的《群学肄言》(《社会学研究》〔Study of Sociology〕)早经严复(1854-1921年)于清末译为中文，最先两篇于1897年刊载在《国闻报》，题为《劝学篇》，1903年始以今名全书刊行。斯宾塞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在于他的《群学肄言》刊行了中文本，而在于他与赫胥黎(Thomas H. Huxley, 1825-1895年)一道宣扬社会进化论。严复翻译了赫胥黎宣扬社会进化论的《天演论》(赫书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案，严复只翻译了该书前两章，译于1895年，1898年正式出版)，人们都熟知严译赫著《天演论》出版后冲击、震惊中国朝野的巨大效应。涂氏的《社会学方法的诸项规则》一书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方由许德珩译出刊行，书名改作《社会学方法论》，并由蔡元培作序。在《诸规则》的一书中，涂氏为观察社会现象立下了种种“规则”(许德珩译为“条例”)。涂氏指出，用来观察社会现象的首要的基本规则是把社会现象看作一种事物，表达事物的主要范畴是“整体”。
在德国，社会学带给传统史学的冲击更多来自韦伯(Max Weber, 1864- 1920年)的比较社会学。韦伯苦心孤诣，在他的方法论中厘定出来理解(verstehende)的方法，以考察传统、价值观、利益的来龙去脉来理解行动的主观意义(subjective meaningfulness)，在讨论资本主义生产中强调新教伦理精神，阐发富有工具理性的进取精神，勤劳、节俭、纪律、冒险等主观因素的作用。这些已为人们耳熟能详，无须多赘。
正是在这种时代潮流中，当时声势显赫的德国史学的兰克学派受到了质疑和攻击。尽管兰克本人的兴趣并不限于政治史，他也非常重视思想观念，推崇狄尔泰引进诠释学作为人文科学的方法论的基础，但是，在注重归纳通则的社会学等学科发展的强劲袭击下，他仍然被认为是正统史学的祖师。这也许是他过份强调档案史料的作用，也许是受了他的学风更为保守的众多弟子之累的缘故。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味地研究政治史的学风在德国受到了施莫勒(Gustav Schmoller，1838-1917年)、蓝普莱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年)的尖锐攻讦。这些年份在德国是所谓“蓝普莱希特论战”(Lamprecht controversy)的年代。莱比锡大学教授蓝普莱希特大力提倡群众的文化史和经济史，激烈反对单纯叙述个人的政治史。他认为历史学基本上是一门社会心理科学。施莫勒是经济学大家，领导著经济历史学派和1893年创刊的《社会经济史季刊》，反对纯以政治史为务的传统史学。
欧陆学风也传到美国。在美国得风气之先的历史学家中，可以举鲁宾逊(James H. Robinson, 1863- 1936年)为例。鲁氏早在1912年发起了“新史学”运动，主张历史应包括人类出现于地球以来所做所想的一切。史学家应该充分利用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关于人类的一切发现和研究成果。
西方史学在上个世纪经过的无数论战，此处从略。经历了无数论战的西方史学所产生的历史著作，时时显现出多学科的互动影响。例如，美籍德裔学者约纳斯(Hans Jonas, 1903- 1993年)是宗教学家布勒特曼(Rudof K. Bultmann,1884-1976年)和海德格的门生，他在研究摩尼教和诺斯替教义(Gnosticism)的著作中，充分运用了他的老师布勒特曼研究原始基督教的成果和海德格的存在主义哲学理论，因而他的著述被视为研究这个领域的划阶段的代表作。法国当代最著名的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在他的《中国与基督教》(1982年)一书中，透过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在华传教的经历和经验，探讨“思维模式”和“心理结构”在跨文化接触中的所导致的种种误解。在美国，当代社会学家埃特兹奥尼(Amitai Etzioni)分析复杂结构时提出，社会结构具有强制、利诱、正名三职能，这一社会学理论广泛渗透到美国研究唐史的韦克斯勒(H. J. Wechsler),萨默斯(R. M. Somers),吉苏(R. W. L. Guisso)和研究中国史的怀默霆(M. K. Whyte)等人的著作之中。
由于传统之不同，西欧的历史哲学中的知识论、诠释学、存在论、批判论、分析论没有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发生显著影响。但是，中国史学界并不是与西方完全绝缘，西方史学界学风的转变在我国也有反映。例如，朱希祖(1879-1944年)似有感于“蓝普莱希特论战”的影响，所以他在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时，于1920年进行教学改革中毅然把社会学科列为必修。何炳松(1890-1946年)留美归国，竭力宣传史学与社会学的结合。何氏接受朱希祖的建议，将授课使用的鲁宾逊氏的《新史学》一书译成中文，刊于1924年。陈寅恪是一位思维型的学者，既娴熟于傳会考证，又了解西方史学动向。他撰述《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开宗明义，先讲维系治统的礼乐及其制定，而且用去全书偌大篇幅，这表明他既善于借鉴海外史学新成就，注意宏观间架的构筑，又善于透过创新而维护中国学术自成格局(suigeneris)。吕思勉(1884-1957年)曾通读二十四史数过，也认识到史学与其它社会学科结合的必要，撰文(《社会科学是史学的根基》，1941年)和撰书(《历史研究法》，1945年)，论述社会学科之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张荫麟才华轶众，文藻秀出，在文史理论与社会科学多科结合上早具卓识，他提倡哲学思维、科学真实、艺术表达的统一，厘订“笔削”的六项绳墨标准，揭出统贯动态史实的因果关系、定向发展、演化发展、矛盾发展四个范畴(见氏著《中国史纲》初版自序)，惜天不假年，未及做出更大贡献。唐长孺先生(1911-1994年)一生潜心文史，学殖深厚，晚年完成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的许多篇章将中国中古史的历史诠释和综合研究推向新阶段，他的卓越成就也在于他重视理论。大师们观察力敏锐，透视力超常，除了功底深厚，学识渊博之外，注意理论自是重要原因。嗟吾晚辈，亦当有鉴于此而措意于斯欤?
《中国学术》2001年第4期
学术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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