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 | 陈寅恪 ：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

编者案：唐高祖起兵创业之初，曾称臣于突厥，这件事，在历史文献中并非一桩悬而未决的史实。在诸如《资治通鉴》、《唐鉴》、《读通鉴论》和《十七史商榷》等等书中对此事都有明确的记载。因此，陈寅恪为何作此文时却称“拈出一重公案”，就有了再解读的空间。余英时的解读是“借古讽今”，他认为：陈寅恪是因看到解放初中共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陈先生本与人为善之意，希望效法唐太宗，在统一中国之后即改弦易辙”，也就是本文结尾处那一句“初虽效之，终能反之，是固不世出人杰所为也”的根本用意。这种解读颇有意思，是否可靠，小编不作评价。余英时为文独具只眼，颇有洞见，但其解读有时或许也有唐长孺先生在《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一文中曾指出陈寅恪偶尔会有的弊病罢：“为求其深反失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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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民族武功之盛，莫过于汉唐。然汉高祖困于平城，唐高祖亦尝称臣于突厥，汉世非此篇所论，独唐高祖起兵太原时，实称臣于突厥，而太宗又为此事谋主，后来史臣颇讳饰之，以至其事之本末不明显于后世。夫唐高祖太宗迫于当时情势不得已而出此，仅逾十二三年，竟灭突厥而臣之，大耻已雪，奇功遂成，又何讳饰之必要乎？兹略取旧记之关于此事者，疏通证明之，考兴亡之陈迹，求学术之新知，为拈出一重公案，愿与当世好学深思读史之有心人共参究之也。

旧唐书陆柒李靖传（参新唐书贰壹伍上突厥传贞观政要贰任贤篇大唐新语柒容恕篇）云：

太宗初闻靖破颉利，大悦，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高祖）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

寅恪案，太宗所谓国家草创，即指隋末高祖起兵太原之时，当此时，中国与突厥之关系为何如乎？试观通典壹玖柒边防典突厥条上（参新唐书贰壹伍上突厥传唐会要玖肆北突厥条）云：

及隋末乱离，中国人归之者甚众，又更强盛，势凌中夏，迎萧皇后，置于定襄，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俱北面称臣，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大唐起义太原，刘文静聘其国，引以为援。

则知隋末中国北方群雄几皆称臣于突厥，为其附庸，唐高祖起兵太原，亦为中国北方群雄之一，岂能于此独为例外？故突厥在当时实为东亚之霸主，史谓"戎狄之盛，近代未有"。诚非虚语，请更引史传以证释之。

旧唐书伍伍刘武周传（参新唐书捌陆刘武周传）略云：

突厥立武周为定杨可汗，遗以狼头纛，因僭称皇帝，建元为天兴。

资治通鉴壹捌叁隋纪柒略云：

恭帝义宁元年（即炀帝大业十三年），突厥立[刘]武周为定杨可汗，遗以狼头纛。武周即皇帝位，改元天兴。

通鉴考异云：

新旧唐书武周皆无国号，惟创业起居注云，国号定杨。

通鉴此条胡注云：

言将使之定杨州也。

大唐创业起居注上云：

大业十三年二月己丑，马邑军人刘武周杀太守王仁恭，据其郡而自称天子，国号定杨。武周窃知炀帝于楼烦筑宫厌当时之意，故称天子，规而应之。

寅恪案，胡氏释定杨为定杨州，杨扬虽古通用，然杨为隋之国姓，似以定杨隋为释较胡说之迂远为胜，至创业起居注以"国号定杨"为言者，盖突厥锡封刘武周为定杨可汗，温大雅于此颇有所讳，故以"国号定杨"为言，司马君实不解此意，而疑两唐书与创业起居注异，其实武周之所谓国号即其所受突厥之封号也。

新唐书捌柒梁师都传（参旧唐书伍陆梁师都传）略云：

自为梁国，僭皇帝位，建元永隆。始毕可汗遗以狼头纛，号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

寅恪案，突厥语"大度"为"事"，"毗伽"为"解"，突厥语大度毗伽可汗即汉语解事天子也。

新唐书玖贰李子和传云：

北事突厥，纳弟为质，始毕可汗册子和为平杨天子，不敢当，乃更署为屋利设。

资治通鉴壹捌叁隋纪柒略云：

恭帝义宁元年三月，始毕以刘武周为定杨天子，梁师都为解事天子，子和为平杨天子，子和固辞不敢当，乃更以为屋利设。

胡注云：

平杨犹定杨也。

寅恪案，胡氏之意，平杨为平杨州，似不如以平杨隋为释较胜也。

资治通鉴壹捌捌唐纪肆云：

武德三年七月骠骑大将军可朱浑定远告并州总管李仲文与突厥通谋，欲俟洛阳兵交，引胡骑直入长安，甲戌，命皇太子镇蒲反以备之。四年二月，并州安抚使唐俭密奏真乡公李仲文与妖僧志觉有谋反语，又娶陶氏之女，以应桃李之谣，谄事可汗，甚得其意，可汗许立为南面可汗，及在并州，赃贿狼藉。上命裴寂陈叔达萧瑀杂鞠之。乙巳，仲文伏诛。

寅恪案，综合前引史料观之，则受突厥之可汗封号者，亦受其狼头纛，其有记受突厥封号，而未及狼头纛者，盖史臣略而不载耳。故突厥之狼头纛犹中国之印绶，乃爵位之标帜，受封号者，必亦受此物，所以表示其属于突厥之系统，服从称臣之义也。据通典壹玖柒边防典突厥传上（参隋书捌肆突厥传北史玖玖突厥传等）略云：

旗纛之上，施金狼头，侍卫之士，谓之附离，夏言亦狼也，盖本狼生，志不忘旧。

可知狼为突厥民族之图腾。隋末北方群雄，既受突厥之狼头纛，则突厥亦以部属视之矣，哀哉。纪载唐高祖起兵太原之事，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一书，为最重要之史料，世所共知。其述当时与突厥之关系，最为微妙，深堪玩味，如改旗帜一事，辞费文繁，或者以为史家铺陈开国祥瑞之惯例，则不达温氏曲为唐讳之苦心。又称臣突厥之主谋，实为太宗，实可据其述兴国寺兵胁迫高祖服从突厥一事得以推知。兹不避繁冗之嫌，颇详录温氏之书与此二事有关者推论之如下：

裴寂等乃因太子秦王等入启，请依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故事，废皇帝而立代王，兴义兵以檄郡县，改旗帜以示突厥，师出有名，以辑夷夏。于是遣使以众议驰报突厥，始毕依旨，即遣其柱国康鞘利级失热寒特勤达官等送马千匹来太原交市，仍许遣兵送帝往西京，多少惟命。康鞘利将至，军司以兵起甲子之日，又符谶尚白，请建武王所执白旗，以示突厥。帝曰，诛纣之旗牧野临时所仗，未入西郊，无容预执，宜兼以绛杂半续之。诸军槊幡皆放此，营壁城垒幡旗四合，赤白相映若花园。开皇初，太原童谣云，法律存，道德在，白旗天子出东海。常亦云白衣天子，故隋主恒服白衣，每向江都，拟于东海。又有桃李子歌曰，桃李子，莫浪语，黄鹄绕山飞，宛转花园里。案李为国姓，桃当作陶，若言陶唐也，配李而言，故云桃花园，宛转属旌幡。汾晋老幼，讴歌在耳，忽睹灵验，不胜欢跃。

寅恪案，唐高祖之起兵太原，即叛隋自立，别树一不同之旗帜以表示独立，其事本不足怪，但太宗等必欲改白旗以示突厥，则殊有可疑。据大唐创业起居注下载裴寂等所奏神人太原慧化尼歌谣诗谶有云：

童子木上悬白幡，胡兵纷纷满前后。

是胡兵即突厥兵，而其旗帜，为白色之明证。此歌谣之意，谓李唐树突厥之白旗，而突厥兵从之，盖李唐初起兵时之旗为绛白相杂，不得止言白幡也。所可笑者，开皇初太原童谣本作白衣天子出东海，太宗等乃强改白衣为白旗，可谓巧于傅会者矣。夫歌谣符谶，自可临时因事伪造，但不如因袭旧有之作稍事改换，更易取信于人，如后来玄宗时佞臣之改作得宝歌，即是显著之例（见旧唐书壹佰伍韦坚传）。岂所谓效法祖宗，师其故智者耶？唐高祖之不肯竟改白旗而用调停之法兼以绛杂半续之者，盖欲表示一部分之独立而不纯服从突厥之意。据隋书壹高祖纪云：

[开皇元年]六月癸未，诏以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为火色。其郊及社庙，依服冕之仪，而朝会之服，旗帜牺牲，尽令尚赤。

是隋色为绛赤，即是当时中夏国旗之色，而资治通鉴壹捌肆隋纪义宁元年六月杂用绛白以示突厥句下胡注云：

隋色尚赤，今用绛而杂之以白，示若不纯于隋。

胡氏知隋色尚赤，乃谓"示若不纯于隋"，夫唐高祖起兵叛立，其不纯于隋自不待言，但其初尚欲拥戴幼主不即革隋命，则旗色纯用绛赤本亦不妨，其所以"用绛而杂之以白"者，实表示维持中夏之地位而不纯臣服于突厥之意，胡氏之说，可谓适得其反者也。

总之，高祖起兵时，改易旗色，必与臣服于突厥有关。高祖所以迟疑不决，太宗等所以坚执固请，温氏所以详悉记述歌谣符谶累数百言者，其故正在于此。世之读史者，不可视之为酿词而忽略之也。

大唐创业起居注上云：

帝引康鞘利等礼见于晋阳宫东门之侧舍，受始毕所送书信。帝伪貌恭，厚加飨贿。鞘利等大悦。退相谓曰，唐公见我蕃人，尚能屈意，见诸华夏，情何可论，敬人者人皆敬爱，天下敬爱，必为人主，我等见之人，不觉自敬。

寅恪案，此温氏用委婉之笔叙述唐高祖受突厥封号称臣拜伏之事。"始毕可汗所送书信"，即突厥敕封高祖为可汗之册书，"帝伪貌恭"，即称臣拜伏之义。唐高祖此时所受突厥封号究为何名，史家久已隐讳不传，但据上引李仲文事观之，则高祖与仲文俱为太原主将，突厥又同欲遣兵送之入长安，而仲文所受之突厥封号据称为"南面可汗"。由此推之，高祖所受封号亦当与相类似，可无疑也。

总而言之，太宗即明言高祖于太原起兵时曾称臣于突厥，则与称臣有关之狼头纛及可汗封号二事，必当于创业史料中得其经过迹象。惜旧记讳饰太甚，今只可以当时情势推论之耳。

高祖称臣于突厥，其事实由太宗主持于内，而刘文静执行于外，请略引史传，以证明之。

大唐创业起居注上略云：

始毕得书大喜，其部达官等曰，天将以太原与唐公，必当平定天下，不如从之以求宝物，但唐公欲迎隋主，共我和好，此语不好，我不能从。唐公自作天子，我则从行，觅大勋赏，不避时热。当日即以此意作书报帝。帝开书叹息久之曰，孤为人臣须尽节，本虑兵行以后，突厥南侵，屈节连和，以安居者，不谓今日所报，更相要逼，乍可绝好蕃夷，无有从其所劝，突厥之报帝书也，谓使人曰，唐公若从我语，即宜急报我，遣大达官往取进止，官僚等以帝辞色懔然，莫敢咨谏。兴国寺兵知帝未从突厥所请，往往偶语曰，"公若更不从突厥，我亦不能从公。"裴寂刘文静等知此议，以状启闻。

寅恪案，突厥之欲高祖自为天子，即人其受可汗封号，脱离杨隋而附属突厥之意，其事本不足怪，但兴国寺兵，何以亦同突厥，以此要迫，考大唐创业起居注上云：

帝遣长孙顺德赵文恪等率兴国寺所集兵五百人总取秦王部分。

即册府元龟柒帝王创业门云：

[唐]高祖乃命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及门下客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各募兵，旬日之间，众且一万，文静顿于兴国寺，顺德顿于阿育王寺。

夫刘文静长孙顺德（顺德为太宗长孙后之族叔，避辽东之役逃匿于太原，见旧唐书伍捌及新唐书壹佰伍长孙顺德传等。）等皆太宗之党，其兵又奉高祖之命归太宗统属，今居然与突厥通谋，迫胁高祖，叛杨隋而臣突厥，可知太宗实为当时之主谋称臣于突厥之人，无复疑问也。

太宗为称臣于突厥之主谋，执行此计划之主要人物则是刘文静，据旧唐书伍柒刘文静传略云：

隋末为晋阳令，炀帝令系于郡狱，太宗以文静可与谋议，入禁所视之。高祖开大将军府，以文静为军司马。文静劝改旗帜以彰义举，又请连突厥，以益兵威，高祖并从之。因遣文静使于始毕可汗，始毕曰，唐公起事，今欲何为？文静曰，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始毕大喜，即遣将康鞘利领骑二千，随文静而至，[武德二年]裴寂又言曰，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勍敌，今若赦之，必贻后患。高祖竟听其言，遂杀文静。

及大唐创业起居注上略云：

乃命司马刘文静报使，并取其兵，静辞，帝私诫之曰，胡兵相送，天所遣来，数百之外，无所用之，所防之者，恐武周引为边患，取其声势，以怀远人，公宜体之，不须多也。

则与突厥始毕可汗议定称臣之约者，实为刘文静，其人与太宗关系密切，观太宗往视文静于狱中一事，即可推知，文静即为李唐与突厥连系之人，及高祖入关后渐与突厥疏远，而文静乃被杀矣，裴寂谓"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勍敌"，"天下未定"指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外有勍敌"指突厥，而新唐书捌捌刘文静传及通鉴壹捌陆唐纪武德二年杀刘文静条俱省略"外有勍敌"之语，实由未解文静与突厥之关系所致也。李唐与突厥之连系人刘文静虽死，而太宗犹在，观高祖于遣刘文静使突厥时，以防刘武周为言，则唐与突厥关系亲密，武周自当受突厥之约束，不敢侵袭太原，若唐与突厥之关系疏远，则武周必倚突厥之助略取并州。据旧唐书壹玖肆上突厥传上略云：

武德二年始毕授马邑贼帅刘武周兵五百余骑，遣入句注，又追兵大集，欲侵太原。是月，始毕卒，立其弟俟利弗设，是为处罗可汗。

可知突厥始毕可汗初与刘文静定约，立唐高祖为可汗，约束刘武周，不得侵袭太原。迨唐入关后，渐变前此之恭逊，故始毕又改命武周夺取太原矣。

刘武周既得突厥之助，夺取太原，兵锋甚盛，将进逼关中，唐室不得不使刘文静外，其他唯一李唐与突厥连系人即太宗出膺抗拒刘武周之命，此不仅以太宗之善用兵，实亦由其与突厥有特别之关系也。观旧唐书壹玖肆上突厥传上云：

太宗在籓，受诏讨刘武周，师次太原，处罗遣其弟步利设率二千骑与官军会。六月处罗至并州，总管李仲文出迎劳之。留三日，城中美妇人多为所掠。仲文不能制，俄而处罗卒。

则突厥昔日之以兵助刘武周者，今反以兵助李世民，前后态度变异至此，其关键在太宗与突厥之特别关系，可推知也。

又据旧唐书贰太宗纪上略云：

[武德]七年秋，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自原州入寇，侵扰关中。有说高祖云，只为府藏子女在京师，故突厥来，若烧却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止。高祖乃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行山南可居之地，即欲移都。萧瑀等皆以为非，然终不敢犯颜正谏。太宗独曰，幸乞听臣一申微效，取彼颉利。若一两年间不系其颈，徐建移都之策，臣当不敢复言。高祖怒，仍遣太宗将三十余骑行刬。还日固奏，必不可移都，高祖遂止。

及新唐书柒玖隐太子传云：

突厥入寇，帝议迁都，秦王苦谏止。建成见帝曰，秦王欲外御寇，沮迁都议，以久典兵，而谋篡夺。帝浸不悦。

可见太宗在当时被目为挟突厥以自重之人，若非起兵太原之初，主谋称臣于突厥者，何得致此疑忌耶？斯亦太宗为当时主谋者之一旁证也。

又旧唐书壹玖肆上突厥传上（参册府元龟玖捌壹外臣部盟誓门）略云：

[武德]七年八月，颉利突利二可汗举国入寇，太宗乃亲率百骑驰诣虏阵，告之曰，国家与可汗誓不相负，何为背约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来一决。可汗若自来，我当与可汗两人独战；若欲兵马总来，我唯百骑相御耳。颉利弗之测，笑而不对。太宗又前，令骑告突利曰，尔往与我盟，急难相救，尔今将兵来，何无香火之情也？亦宜早出，一决胜负。突利亦不对。太宗前，将渡沟水，颉利见太宗轻出，又闻香火之言，乃阴猜突利，因遣使曰，王不须渡，我无恶意，更欲共王自断当耳。于是稍引却，各敛军而退。太宗因纵反间于突利，突利悦而归心焉，遂不欲战。其叔侄内离，颉利欲战不可，因遣突利及夹毕特勒（勤）阿史那思摩奉见请和，许之。突利因自托于太宗，愿结为兄弟。

寅恪案，太宗当时不仅李唐一方面目之为与突厥最有关系之人，即突厥一方面亦认太宗与之有特别关系。然则太宗当日国际地位之重要，亦可想见矣。至太宗与突利结为兄弟疑尚远在此时之前，据旧唐书壹玖肆上突厥传略云：

[武德]九年七月，颉利自率十余万骑进寇武功，颉利遣其腹心执失思力入朝为觇，因张形势云，二可汗总兵百万，今已至矣。太宗谓之曰，我与突厥，面自和亲，汝则背之，我实无愧。又义军入京之初，尔父子（指颉利突利言，如昔人称汉疏广受父子之例，盖颉利突利为叔父及从子也。）并亲从我。

然则所谓香火之盟，当即在唐兵入关之时也，通鉴壹玖壹唐纪柒武德柒年胡注释香火之盟固是，但仍未尽，考教坊记（据说郛本）坊中诸女条云：

坊中诸女以气类相似，约为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人，少不下八九辈。有儿郎娉之者，辄被以妇人称呼，即所娉者兄见呼为新妇，弟见呼为嫂也。儿郎有任宫僚者，宫参与内人对同日，垂到内门，车马相逢，或搴车帘呼阿嫂如新妇者，同党未达，殊为怪异，问被呼者，笑而不答。儿郎既娉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奔，云学突厥法。又云，我兄弟相怜爱，欲得尝其妇也。主者知亦不妒，他香火即不通。

则太宗与突利结香火之盟，即用此突厥之法也。故突厥可视太宗为其共一部落之人，是太宗虽为中国人，亦同时为突厥人矣！其与突厥之关系，密切至此，深可惊讶者也。

旧记中李唐起兵太原时称臣于突厥一事，可以推见者，略如上述，此事考史者所不得为之讳，亦自不必为也。至后来唐室转弱为强，建功雪耻之本末，轶出本篇范围，故不涉及。呜呼！古今唯一之"天可汗"，岂意其初亦尝效刘武周辈之所为耶？初虽效之，终能反之，是固不世出人杰所为也。又何足病哉！又何足病哉！

（原载一九五一年六月岭南学报第拾壹卷第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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