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 | 徐梵澄：略说“杂文”和《野草》—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作
编者案：鲁迅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在近现代各种文本与历史记忆中巍巍然伫立着，他所要求的“速朽”，从来未曾到来。对于鲁迅的回忆和解读不计其数，而徐梵澄的两篇文字却的确是不同凡响的，一篇是《星花旧影》，另一篇即本文。我们很久前发过他的那篇《星花旧影》，那是徐梵澄追忆与鲁迅交往的一些往事。而这篇《略说“杂文”和<野草>》则是对鲁迅作品的解读，虽然简短，却评论允当。比如他认为鲁迅的文字，有很大可能是由于他“治古学”，要“编目录，作校刊，加案语，为注解等，皆须简单明白”，所以形成了言简义丰，犀利深邃的文体。例子很多，不一一列举了。同时，文章也充满感情，绝非鲁迅身前即预见到的那种“谬托知己”的人所写文章可以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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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鲁迅先生逝世，已五十年。同人举行纪念，征文，要出专刊，要我也写点什么，因为我从先生受过教育，在先生晚年，也因曾在欧西，稍稍为先生服务。在我，则时间观念薄弱，几乎过去等于现在，现在亦等于将来。但每一怀念那一伟大人格，往往生起愤懑。我觉得纵使现在树立若干铜像或石像，建筑若干纪念馆之类，皆不足以补偿那惨淡奋斗的平生。简直一团固结的悲凉，凝冻在胸中而难灭，“不忘”。而先生对国家民族以及世界人类贡献之伟大，诚亦不可磨灭，“不朽”。大众皆表其“不忘”以纪念此“不朽”，诚足以砥砺现在而励勉将来，其意义是重大的。而研究亦即所以纪念，那工作已有多少人已作或正在作了。
大致托之于文辞，普及群众民传于后世，仍是较能悠久。研究则因研究者的立场和所取的观点而异。我们通常为空间所限，若观一对象，见到立体，仍然是照相似的，只能摄取一面，见到前面不能同时见到后面，相反亦然。凡伟大人格，其方面是多的，如钻石每面辉耀着光芒。一位大师尝如此影响当世以迄如今，其方面之多且广，是历史上少见的。若从伦理方面论及先生之为人，从历史着眼考身世及时代背景，以哲学眼光探讨思想、理念，依文艺创作加以欣赏、批评，必各有所见，也因新、旧，唯心、唯物等观点而不同。其范围则已溢出一个世纪的中西文化包括全世界思想主潮之研究了。而此诸方面皆互相涵摄，因为人格原是一生活的整体。这些工作，若干年来已有多人从事且获得成果了。于是我个人感觉无甚可说。必不得已，只就文艺方面略出其所见，表其心之所是与所推崇，以与他人所说者相印证。
就我所藏《鲁迅三十年集》(全部八册)观之，文字当分文言与白话两大汇。-一其著《汉文学史纲要》，《小说史略》与《钩沉》与《旧文钞》，校勘《播康集》，辑会稽逸文等，皆属治学范围。几种翻译属治学者，亦相与为美。古文包括古体诗自为一汇。
白话则可分小说与散文两种。前者如《呐喊》，《仿徨》，《故事新编》，《朝花夕拾》，诸集中所收，皆属新文学创作，自然成一汇。而散文，积量异常庞大了。自《热风》以下，十余种散文集，几乎占全部创作的五分之三(这希望有研究者精确统计一下)。散文是就体制言，自来与骈文对。“杂文”，即散文，因其内容包括多端，不专一题，就集为一书言乃谓之杂，不是文体之混杂，正如散文不是散漫的文章。定义当是“全书中之个别短篇散文”，因鲁迅先生之写作，这几乎成为一术语了。编次以年，乃先生所自订。
集中全部杂文，范围颇为广大，所涉及的问题繁多。文章简短，专论一事，意思不蔓不枝，用字精当；而多出之以诙谐，讽刺，读之从来不会使人生厌。——这渊源，说者多以为出自唐、宋八大家和桐城等派，因为先生是深于古文的。这，很有可能。但更可能的，仍是出自治古学或汉学的传统。治古学:如编目录，作校刊，加案语，为注解等，皆须简单明白，有其体例之范限，用不着多言。此在用文言与白话皆同，文章技巧，已操持到异常熟练了，有感触便如弹丸脱手，下笔即成。即可谓此体出于治学。
“他的文字，是不能多一个字少一个字的。”—这话是蔡(孑民)先生在会葬时说的。蔡先生碍于当时的地位，不便说出其他许多应当在那场合说出的话，但所说的这一句是中肯的。这是我所亲闻，无异辞。比同时代而稍前的康(有为)梁(启超)之为文，下笔则鸿篇巨制，策论翩翩，便大不相同了。却皆是出自“时文”(即八股)根抵，没有经过一段治朴学的辛劳，道路亦大不相同。那皆是其文出于为文。再比时下的文体，多长句、繁文、难读者，又不同。这皆出于马、列著作的译品，无形受了德文文法的影响。
编年以成次第，因为文字难就内容汇分，先生自己已解释明白(见《且介亭杂文·序》)。然以三十年工作地点划分，则为一前期北京时代，后期一上海时代，中间还可分一厦、广时期，是在两处大学执教时期，虽然很短。不论如何因时因地划分，其前后精神总归是一贯的。这在诸多作品上可以看出，有其“所为作”，即其一贯的主旨，动机和目的。这些对许多人是早已明白的，即其在留学时已有其定志。其定志之立，由其时代可以见明。大致北洋军阀统治下之黑暗，南北战争之殃祸，属前期。国民政府初建时之混乱，上海在华洋两层统治下之压迫，属后期。最后又逢“九·一八”与“一·二八”诸役，内乱加以外患，中国早已成了一大崩坏之局了。记忆犹新，史实具在。
大致凡所讲说及写作，皆出现于这种时代背景。其特出者，于前期多指军阀之昏庸暴庚，官僚之腐败，学者之虚骄，于后期则直斥洋场之恶习，当局之乖谬，流氓之横行。一般是激醒平民的麻木，尤寄希望于青年。在那些昏天黑地的岁月中，有似乎掀天巨浪间，时时辉射其光明，指导危如一叶之民族舟航，使不致迷失而漂没。多次预言过“一伟大的时代是要到来的”。最后乃指延安星座为定向。
这便是其毕生事业的主旨。可懂到凡其文字之“所为作”。在世未过一日太平日子，可说完全实现了中山先生临段之言:“和平——奋斗——救中国!”后下伟大的时代果然到来，却已身殁而不及见。尝有句云:“我以我血荐轩辕”，亦可谓毕生实践了这诺言。
今日纪念而称先生为一伟大的革命人格，不是溢美。实际是推翻了许多旧物，廓清了大道，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其伟大为何如!
明白了这主旨，乃可深透其一切创作，因为皆是从此一革命人格源出。那么，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至少可知其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了。
创作是艺术，需要技巧。技巧自然是极高。臻其极诣，可谓是灵感的嘘息。凡所描写人物多栩栩如生，说话则如闻其声，姿态皆跃跃纸上。这不仅在写小说为然，亦在杂文中为然。这却又不能完全指为“写实主义”。只可说技巧在对象上多实写。此外亦多象征，多理想，不能囿于一派别。
虽然，若从整个看，则前期和后期的作品，在表现上亦微有特性之不同。前期多写“通相”，后期多写“别相”。这分别亦颇微妙。国民性的普通现相，是一种惯性或惰性，多传统如是，亦极难改变，几乎人人皆有。前期的文字如谈辫发，说胡须，缠足，……或雷峰塔的倒掉，……或麻袋档案等，……或街头人物，无谓聚观无谓之事，出态……诸如此类，看了无不使人发噱。文辞皆生命力充沛，其内容却是若干痛苦的经验酿成的，
这里又当先作一分辨，然后全部可较明白。读先生的文字，皆有趣味，觉得好笑，滑稽。滑稽原自有其深义，读过《史记·滑稽列传》的人是知道的。有些粘质性的人甚好滑稽。在日常辛苦工作上偶尔开开小玩笑，可以弛缓心情的紧张，有益于工作，不可废。正如演讲时不妨插入一有关的笑话，使大众哄堂，精神皆振作起来了。但演讲必有其主题。为文亦然。大致所有的杂文中皆有嘲笑。然嘲笑与讽刺甚有分别。一“冷嘲”却又是另一事，“无情的冷嘲与有情的讽刺”，先生提到过。这里不论。——我以为先生有嘲笑与讽刺，然没有冷嘲。二者皆是有意，却没有恶意。两皆出自“和平的心”，皆有所是，以表其对象之非。因此也得到大家的同情，功效也最大。
晚期的作品，与前期的在这一点上不同，即讽刺多于嘲笑。这与在上海的遭遇大有关系。文章多直指，气较粗，篇幅较短，出义当然一贯是鲜明，而嘲笑有时自嘲亦所以嘲笑对象的笔名也多起来了(如“且介亭”表租界亭之类)。有时简直是“嘘”，或呵斥几声了事。较之前期诙谐之文，委婉，曲折，清隽，深长之意度减少了。只余了两字，曰:“峻洁”。
“杂文”写作最丰富的时期，是在上海。因为后期大部分旧的治学工程，已经完成了。而正从事于新文艺理论，及提倡版画等。这时不任若何教职，只间或从事演讲。在精神上又受了许多伤。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化水平不高。一般新闻记者，津津乐道社会的黑暗，然根本没有新闻道德，几乎一概是低级趣味，这便大大影响了新文艺。然究竟是一海口，许多外国时事杂志之流传，与商业化电影片输入，及各种新事物如日用品等之供应，造成了所谓“时髦”。文艺界人物，尤其是青年，大家皆努力趋此“时髦”，有一时期提倡“幽默”，便争讲“幽默”，竟是“为出幽默而幽默”了。有一时期是提倡“革命文学”，有一时期又是“小品文”。青年大多涉世浅，人生经验不丰，本来无原则，革命理论多弄不清，然学到了一点投枪放箭，便乱放乱射。实则皆非“元恶大憝”，值得口诛笔伐的。但到后来暴力压迫愈加重加强了，投枪放箭者，多人已成为“王之爪牙”，遭到了他们的袭击便不免还击，于是写“别相”多于“通相”，非是如前期讽刺有代表性的人物，而是指斥许多无谓的小丑了。而最先是柔石殉难，这如失左右手，其次杨杏佛与史量才相继被刺，皆使先生在精神上受到大打击。——在这种境况下仍保持了平素的冷静，不失其“和平的心”，主持了正义，发愤参加了许多活动，随时给青年辨析了正轨与歧途，到末期的奋斗，不可谓不惨淡。
这里生起了一问题。现代，中国社会改变了。上海当然不是五十多年前的上海，黑暗情况已经消灭了，是否那些杂文还有价值？先生自己说过:“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读此，可知其写作时，未尝作“名山事业”之想。然这话只是善愿。
大致灭亡是一定要灭亡的，然不必由于所攻击的对象之消灭。因为文艺皆自有其存在。
“自然”，她是无情的。历史上有某些文化，并其庞大民族，灭亡了。古代若于著作，盛行一世的，如“时文”，盛行数百年，于今完全废掉了。如宋王安石《字说》，推行一时，几乎及身就灭没了。多少人的精心著述，在其碑志记传上所说的，皆是“有……集如干卷”，下面三字多是“藏于家”。后来也没有下落。最近代一例，大有助于推翻满清的一小册子，邹容所作的《革命军》，风靡当世，被禁止也潜销争买，今之青年并其名称也许未听到过。
文自传，文以人而传，人以文而传，历史上不外此三例。伟大的功业皆然，比如科学上的新发明或发现。然后起者的发明、发现可以突过前人，则前者的光彩被其掩荫，而其功在当时自不可没。进化的步伐在如今也太快了。所攻击的对象已灭，懂得的人减少，能欣赏的人更少，则所存者，仅有历史价值。
这里另有一因素不可忽略的，是人力。我国古人之好保存旧物，也是一美德。凡收集为全书，全集、丛书、类书等以至于选集，皆是传存之一助。如《佛藏》、《道藏》中留下了许多废料，即其当时亦已是废料，皆未灭没。——在先生一切作品，三例皆通。因为这人格太伟大了。后世不忘，则必求其文。而文本身又自有其普遍性，有些作品已翻译成西文了，华文在世界渐有多人研习，何况现代保存图书和古物，多使用新技术，则其传世的可能性更大。
总之，宇宙间万事万物无时不生生灭灭。纵我们称之为不可磨灭，仍是极为相对。时事的变迁速，文字的存在长。唯有其精神必世代传承，此之谓“不朽”。这却是可预言的。
二
其次，当略说《野草》。
《野草》并其《题辞》凡二十四篇，是一散文诗集。其为散文诗，是先生自己说过的:“我做小说，是开手于1918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的。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了小感触，就写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见《自选集·序》)——自明的，这是散文诗。说“夸大”则是常见的先生笔下的谦虚语。
自来文学史上的作风分析和象征解释，皆是最困难的事。这皆当深入作者的用心，象征经读者解释明白，自然是愉快的事，然往往误会了，不是那回事，便表示解者的愚蠢。分析作风还比较有所凭借，在文颇易，在诗较难。总归皆有其源流正变可说。如陶潜诗之出于应璩，李白之似阴铿，杜甫之宗杜审言，皆各自有其个性，特点，然是从既有之典型出其新制，有所沿袭，可谓同流。白话诗与白话文同时俱起，白话文仍有古代章回小说为背景，且从日常语出，基本厚，早易成功。但白话诗无此基本，虽可从民歌谣唱等取材，然较少依傍。及至散文诗，必须自我作古，我国古文学药库中，寻不出这一味，必须独创新制。
集中除《我的失恋》一篇标出“拟古”二字外，余皆无拟古之处。这所拟是东汉张衡的《四愁诗》，是七言类格卑而俗之作品，在当时也属新体，同于梁鸿的《五噫》。这和《腊叶》一篇，先生自有所说，不必申论。
这一独创新制，无依于古，却不是凭空臆造，仍有所从来，则是取法西洋的寓深邃的哲理于诗的散文中的尼采。——《野草》，“苕发颖坚，离众绝致”。——它“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是指内容之种种原素。在体制方面取了尼采的散文诗形式，读先生前期所译的《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中诸篇，可知道《影的告别》、《复仇》二篇、《过客》、《死火》、《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形制和精神皆多么相近。称为《野草》，说“根柢不深”是谦辞。从中外古今文学之所吸收者，甚为广博。
是明显的寓言和象征，便不须将原义之外的任何意义读入，否则便是穿凿附会。粗略从外表某些明朗的处所，也可见其由来。钉十字架，轮廓鲜明，取自《新约》，说耶稣之伟大，然不是宣传基督教。“钉杀人之子”，泛指革命烈士之殉难(《复仇》)。
魔鬼与天神战，取材自拜火教。地狱的描写，采自佛经和民间迷信。刀丛，剑树，大火聚，曼陀罗花，魔鬼等，皆出自古天竺，中国在汉以前没有这类幻想。但沸油，钢叉，似皆是中国民间俗说。显然，这篇的寓意，很可能是清王朝被颠覆以后的情形(《失掉的好地狱》)。
勃古斋书铺的小伙计，以及明版《公羊传》，皆似有历史根据。八国联军之役前后，中国士大夫盛倡《春秋》、《公羊传》之学，其主尊王，攘夷，复九世之仇……等“大义”，皆与时局有关。稍后张之洞电召章太炎出山，到湖北讲《春秋左氏传》，是想抵抗其时代思潮的。“勃”，重唇音，其爆发音，轻读则为“复”。勃古斋即复古斋，暗指此一运动。其所欲恢复之古，也不过是明之代元。学者之流，也只是旧书铺中的小伙计。“只看见眼前仿佛有火花一闪，我于是坐了起来。”则是起而从事革命了(《死后》)。
《初学记》是唐人的类书，中有“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与对象相应，朦胧中骤然一惊，还剩着几点红霓色的碎影，随即一丝碎影也没有了。这古代社会的没落之表相，是清楚的(《好的故事》)。——《雁门集》或取雁门这北地之寓意，与枫叶之凋零联想(《腊叶》)。
其他有些词句，或采自佛书，如“无词的语言”，“空中的震颤”，因为佛书中时有大地震动，东涌西没等说，而且“空”为“五大”之一。《影的告别》以“影”为一知觉的存在，或采自陶渊明诗。陶诗中有形，影，神之分别。形即肉体，“影”表此生命体包括情感。
许多抽象的写法仍是具体的。如说“假使一个人的死亡，只是运动神经的废灭，而知觉还在，那就比全死了更可怕”。—这够明白，知之而不能救，无可奈何。此类事日常多有。
凡此，皆属外表，且试作较内里的探求，属理念的，精神的。
大致“进化论”是先生一生所信仰的，建立于科学(医学)基础。其次是尼采思想，颇憧憬于“超人”的出现，然亦非全尼采所说的“超人”而是“战士”。其次是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这又融会了中国传统的仁道观。最其次到晚年，乃倾心于马克思主义。四者，参会了实际人生经验，铸于深邃的思想熔炉，铸出了一“鲁迅精神”，随处皆表现于作品中，不单是《野草》，这里只能就管见所及，散说此诗集中几点。
或许最为时下青年所懂得的，是《颓败线的颤动》。这充分表白了原始的人性，母爱，青年心理。这是生命本身中的矛盾，中外皆然。写垂老的女人，“她于是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最后，“并无词的言语也沉默尽绝，惟有颤动……”这比写出枯干或死亡更可怕。这便是人道主义和仁道观。
《过客》一篇，精神异常惨淡了。是孤独者受了咒诅似的，永远不得休息，只能永远走下去。这何异于终身奋斗的革命家。他并一女孩所给的小布片也不能受，感到这爱太沉重。只能走，那么，“我只得走。我还是走好罢……”——这几乎是尼采精神的画像。这和《淡淡的血痕中》所写的“猛士”，《这样的战士》和《复仇》(第一篇)中所写的，“在广漠的旷野之上，裸着全身，捏着利刃”的两人，“然而也不拥抱，也不杀戮，而且也不见有拥抱或杀戮之意”，所以成其“复仇”，虽各个表态不同，而精神岂不与尼采的精神相类似？似乎史上有过这样的事:某个殉教者，被斥为异端了，受一奇怪的苦刑，满身给他粘上蜡烛蒂燃着，而他说:“我平生未尝有过这样的幸福快乐的时光!”这便是“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
为什么“过客”永远是走？因为，扩大点说，现代人只是渡到将来人的桥梁。这皆源出于“进化论”。但鲁迅认尼采的“超人”为渺茫。然其为终身奋斗者，易地皆然。尼采攻击奴隶道路，讲哲理，鲁迅多方描写奴才，在此《集》中略可见于《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在其他作品中常见。两家皆主张推翻传统教化，一是基督教和德国的历史教育，一是中国的旧礼教。皆是要将一切价值从新估定。皆是绝对肯定人生。尼采斥“死的说教者”，教人爱这土地。鲁迅谓“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居住的”。
尼采推重斯拉夫人，以为是将来人类的希望。身殁在俄国革命之前(1900年)，不及见欧洲后下的改革。鲁迅的活动全在此二十世纪，端的在大混沌中，同情于俄国革命，一样是准备于将来的“正午”。但其观察是深锐的。不是浪漫的“遥情”，更不堕入虚无主义；总归是实地前进的。《集》中《希望》一篇，充分表明了这见解，引匈牙利裴多菲的诗句云:“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是奋斗，“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终于觉得这暗夜也不真。实际也许是黎明，总归离“正午”还远。于此，由于深锐的观察，对真实也明白认识。于《题辞》(I927年)中己说“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又在《死火》中写“冰谷”，写“烧完”；写“碾死在车轮底下”。这与“火花一闪，坐了起来”，同是一个意思。——地下的火运行，象征革命思潮之激动。一旦熔岩喷出，指实际革命行动爆发了。于此都不抱幻想，说其烧完，即牺牲；碾死，最好用先生另一文解释:“但‘革命人’就希有。俄国十月革命时，确曾有许多文人愿为革命尽力。但事实的狂风，终于转得他们的手足无措。显明的例是诗人叶遂宁的自杀，还有小说家棱波里，他最后的话是:‘活不下去了。’”(《革命文学》)
《集》中有一篇稍费解的诗，是《墓碣文》。是一颇奇特的精神境界，或者出自长期的静观。经过了强烈的自我否定。这颇似象征着辩证的“一分为二”，如《易》说之“太极生两仪”，墓碣亦分阴阳两面。“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正是两极对立。如人病寒亦发狂热，如天上太空中实亦有“黑洞”，即所谓“深渊”，但这不是那写实。“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前句言万事万物之虚无，一派哲学上的说法。后句仍归到前引裴多菲的诗句了。“死尸”可说即象征此世界体，所谓“世界痛苦”，即此人生真实。这已触到生命之本原。末出一“时间”因素。“时间”在此真实中，亦只能微笑而已。
《集》中其他诸篇，皆甚明朗。《狗的驳诘》写世态人情，《立论》说“既不谎人，也不遭打”，同是人生中的矛盾。还有几篇，皆写实。不必一一分论了。其间技巧之精深，与散文同，亦不能指为“象征主义”。总之一贯表现人生中之矛盾，痛苦，尤其是在那时代的，而托之于全世界人人皆可懂的寓言，义既深微，而形式如此简单。可传。
如是，表其内心之“不忘”，随大众纪念此一伟大人格之“不朽”，我总算也写出一点什么了。我自己，自先生逝后，不久即离开了新文艺界，直到最近，方对“杂文”与此“散文诗”重温了一下。我想，我们如今仍在一“大时代”里。那么，不妨抄出一段先生自己的话，即作此冗长的文字之结束:
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尘影>题辞》)诚然，我们早已“由此得生”了，但是……
虎年上元日写于北京
《徐梵澄文集》第四卷
学术与社会（双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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