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 严复：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
编者案：这篇编者案将会比较长。因为要说的很多。不耐烦的读者请直接下拉至原文：）谢谢！
《社会通诠》是严复根据英国人甄克思(Edward Jenks)的一本通俗政治学读物 A Short History of Politics 翻译而成。严复的翻译文字不必说，当然是极好的，赋予了一本通俗读物更多的深刻解读空间。本文初发于大公报，后又转载于外交报，均为署名，但从“文字和内容来看，当系严复所作无疑”。本文可以看作他对《社会通诠》一书的“翻译心得”。他比较了，当时历史背景下属于先进政治文化的（“泰西”国家采用的）三权分立制度，以及“泰东”国家三权集于一人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治体”，认为这是“中西二治”差异的本源。他又进而将这种封建皇权在社会的表现形式，即宗法社会及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视为影响中国发展的一大顽疾。他的逻辑看起来非常奇怪，却自有其道理。文中他分析中国当前最多大的问题是贫困，而解决贫困的最重要的办法是开发“路矿”。为了保证路况的开发，就必须有地理、人力和资本（母财）的三重投资，而这一切投资都必须有法律保障其实施。而中国原有资本力量不足，即使有资本家投入也缺乏眼光，并且贪婪，“且吾国母财之家，其举事也，规十一之厚利，商政幼稚，其股票不可以通，三年不分利，则众志堕矣。”这样导致投资多不能获利，也就伤害了继续在基础设施投资的积极性。而能在此方面获利的，多半是有经验的成熟的洋人资本家的投资，“试观通商以来，凡中国之公司矿路，其有一二处成者，何一不资于洋债，可以见矣。”然而，这时就会激起所谓的民族主义的排外，理由是利益被外人取走了，“令利源外溢”。严复眼光如炬，他认为宗法社会的操持者，想让利益留在中国，因而实际上留在他们自己手上，而他们自己又无能于此，因此便援用排外主义的思想资源，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洋人又会利用治外法权来维护其自身利益，如此往复，受损的当然仍是中国的国力。严复，因而希望借用西方政治制度来打破这个怪圈，即将宗法社会改造为法制社会。形成这样的法制社会以后，可以区分土著的中国人，和后来的西方移民，他们投资于中国，因而也必须受中国法律的约束。而洋人自恃有治外法权的原因，则是他们认为中国的法律是宗法，不是公法，所以严复认为，如果中国法律也像拿破仑法典一样规定，“曰：生于华土者为土人，既居华之国中，斯为华法权之所治，则向者之患，又何有乎？” 严复认为这样就可以让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合法受益，也必须合法纳税，他们对于路矿基础设施的投资将最终让中国交通发达起来。这就是投资路矿的间接利益，“以言间接之利，实较直接者为愈宏。” 读罢此文，颇多感想。联系目前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有关基础设施的热门话题，不得不说严复从一个“被投资”也是“被剥削”国的角度来看问题，颇有洞见，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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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书原名《政治短史》。盖西国晚近学术分科，科各有史，而政治为学术之一科，其史所载，必专及治理之事，他若马书班志所论，皆摈弗列。民生有群，群必有治，是书所言，著治理之天演，自其粗简，以至精繁，使因果相生，厘然可指，故曰史也。
欧洲论治最古之书，有柏拉图之《民主主客论》，与亚理斯多德之《经国论》，为泰西言治之星宿海昆仑墟。至〔自〕百数十年来，英奇辈出，皆有论著，若郝伯恩、若洛克，若孟德斯鸠，若卢梭，若恭德，若边沁，若穆勒，若托克斐，若浑伯乐，皆蔚成一家之言，为言治者所取法。最后则有麦音，斯宾塞尔，伯伦知理诸家，为近世之泰斗。而斯宾氏于本年十月化去，成功者退，然学界哲人萎矣。
欲观政理程度之高下，视其中分功之繁简。今泰西文明之国，其治柄概分三权：曰刑法，曰议制，曰行政。譬如一法之立，其始则国会议而著之；其行政之权，自国君以至于百执事，皆行政而责其法之必行者也。虽然，民有犯法，非议制、行政二者之所断论也，审是非，谳情伪，其权操于法官。法官无大小，方治职时，其权非议制、行政者所得过问也。谳成奏当，而后行政者施罚，责其法之必行。此文明通法，而盎格鲁之民尤著。故其国无冤民，而民之自任亦重。泰东诸国，不独国主君上之权为无限也，乃至寻常一守宰，于其所治，实皆兼三权而领之。故官之与民，常无所论其曲直。见晚近租界中，如苏报馆案，寰泰碰船案，皆以政府与商民或公司，辨质曲直于法权之下，而昧者乃诧以为大奇。不知此事之在西国，几日日行，彼非轻吾政府长官而以是相窘谑也。昔拿破仑第一极盛时，英报聚攻之，而或不实，拿破仑尝大憾，以为言于英使。使者曰：“足下何勿讼之？为民谤讪诋諆，虽英政府不能免。吾辈所以自救者，亦赖有法庭耳。”拿破仑语塞。是知法权无上，不独下民之有所芘也，即为民上者，亦得此而后成其尊。而习于东方之治者，不能知也。
是故中西二治，其相异在本源。治体之顺逆良楛，其因；而国势之强弱，民生之贫富，其果。浅者耸于富强之表，则徒从其末而求之。稍进乃有所建设，有所补苴，有所变改，独至本源之地，则变色相成，以为不道之言。则何怪徒糜财纷更，而于国事无毫末补益乎？
凡专制治体，未有不沿宗法之旧者。故张横渠曰：“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中国而外，如俄罗斯，其扎尔于其种族例为族长，于其宗教例为朴伯译言法王。突厥之沙尔丹亦然，皆其证也，盖天王一人之身，实兼天、地、君、亲、师五者。方社会幼稚，势若必此而后安。特其制既成之后，又常至坚难变，观于巴尔干半岛之事可以见矣。
宗法社会之民，未有不乐排外者，此不待教而能者也。中国自与外人交通以来，实以此为无二惟一之宗旨。颈欲排外有功，其事必资于知彼，而吾之操政柄者又不能也，故所为辄败。至庚子之役，使通国三十年以往之财力，捆载输之外洋，而国愈不救矣。至今物极者反，乃有媚外之象。然其外媚之愈深，其内排之益至，非真能取前事而忘之也。而自谓识时者，又争倡民族之主义。夫民族主义非他，宗法社会之真面目也。虽然，处今之日，持是义以与五洲之人相见，亦视其民品为何如耳。使其民而优，虽置此义，岂至于灭？使其民而劣，则力持其义者，将如昔商宗之计学，以利国不足，而为梗有余。不佞闻救时明民之道，在视其所后者而鞭之。民族主义，果为吾民所后者耶？此诚吾党之所不及者矣。
为今日吾中国之大患者，其惟贫乎!何以知其然耶？曰：以其息贵而庸贱，价廉而赋轻。至于轻而犹不胜，廉而莫之雇，斯吾民之可哀极矣。百万之产，此在欧美，至寻常耳，乃吾国数府之间，往往而绝。夫内地之民之为生，日数十钱，即可苟活，而有时且不可得，则藏富之说，徒虚语耳。是故吾国一切之弊，皆可自贫以求其因。其智之不瀹，以贫故；其力之不奋，以贫故。问何污秽而不蠲，贫也；问何作伪而售欺，贫也。疠疫之所以流行，盗贼之所以充斥，官吏之所以贪婪，兵卒之所以怯弱，乃至民视其国之存亡若胡越之相视其肥瘠，外人入境甘为前驱，甚或挽其长留以为吾一日之慈母，无他，举贫之为患而已矣。此虽巧言饰说，苟用自夸，指一二挥霍侈靡之家，以为中国不贫之据，特晋惠肉糜之说而已，非事实也。故居今而言救国，在首袪此贫。惟能疗贫，而后有强之可议也，而后于民力、民智、民德可徐及也。
然而救贫之方，何由出乎？将以农乎？将以工乎？将以商乎？曰三者皆宜修也。然而其事皆甚缓。必待是三者进，而后有以救贫，则索我于枯鱼之肆矣。且是三者，非能徒修也，其体在于学，而其用在道路之大通。微是二者，虽力讲百年而仍不进可耳。故今日救贫之大经，仍即地而求之，而其要在路矿。吾之为路矿，将以富用路矿之吾民也，非徒以富治路矿者也。世之人惟不知此，故其说无往而不左。
今天下所并为一谈而以为至当不可易者，非曰路矿之事，必吾自为之，而无令利源外溢者耶？此犹往者欧洲保商之说也。虽然，使果克自为之，固甚善，而无如不能。盖使中国路矿，必自为而后可，虽期之以五十年，吾决其犹不进也。而此五十年中，或强权用事，而是可为路矿之地，已不知其谁属？彼南非之特兰斯哇尔，南洋之斐律宾，与今日之辽沈，非殷鉴耶？且吾所以知中国之不能自为者，固亦有说，其一曰无母财。夫一路之设，一矿之成，动需千万，使吾国而办此，则其民岂可谓贫？且吾国母财之家，其举事也，规十一之厚利，商政幼稚，其股票不可以通，三年不分利，则众志堕矣。故纵竭力尽气为之，成一二所至矣，其于国民救贫之说，仍无当也。试观通商以来，凡中国之公司矿路，其有一二处成者，何一不资于洋债，可以见矣。尚待论耶？
而议者曰：中国固有财。则吾且与之作有财观，而又如不习其事何耶!夫中国路矿无民办者也，必官督商办而后可，而督者于事云何，又天下所共见也。然令雇用外人，亦必有其能用之者。夫民出至重之母财，以供不习其事者之挥霍，一旦汲深绠短，辄委之商业利钝之常，则招股之时，彼掉头而去者，亦其所耳。
而议者又曰：是亦无患，但使财具，彼习其事者将自至也，则亦姑以为如是，而其终尚有至难者，则无如其无权何也。幸而有冒险之家，积丘山之母本，以侥幸于一试，而居中国之境土，其法度治制，非官者固无权，小之守令，大之督抚，乃至政府朝廷，皆可以一日之觊觎，一纸之文书，而夺其所有。此又近事，而无假不佞赘言者矣。夫民之置财也，固必措之至安之地而后为之，而吾国之法如此，谁复有取其辛苦仅得之财，而措之至不安之地者，则趦趄缩葸，犹人情耳。
是故以前三者之为梗，而中国自为路矿之说，终空言而莫能行。路矿既莫能行，则中国之救贫为无术。救贫无术，则一切进化求治求富强之事皆废。
嗟乎!使中国不以路矿救贫，则亦已耳；使中国而以路矿救贫，揆今日之时势，非借助于外力，固不可。吾闻计学家之言曰：国之殖财，常资三物：地也，人也，母本也。三者亡一则不行。而亦各有应得之分利：主地者收其租赋，人工禀其庸钱，而出母本者则享其赢利。是三者，中国于前二则得其全，于后一则分其半。使既不能自为者不乐与人共利，是谓靳其一而亡其三，则以为理财长算可乎？且此犹言其直接之利而已。以言间接之利，实较直接者为愈宏。往来之便，百货之通，地产之增值，前之弃于地而莫求者，乃今皆可以相易。民之耳目日新，斯旧习之专，思想之陋，将不期而自化，此虽县县为之学堂，其收效无此神也。故曰：路矿之宏开，乃用路矿者之大利也，而治路矿者之富又其次已。知此，尚何有利源外、溢之事乎？
虽然，必谓资外国之财而通吾路矿者为有利而无害，此在不佞亦不敢以云也。何以害？则正坐中国之为宗法社会故耳。以其为宗法，故种界严；亦以其为宗法，故外人常握治外法权，与之俱至。种界严而治外法权与之俱至，故交涉之荆棘，常起于不可知，而为吾患。假其不然，而中国之法，如拿破仑之法典，曰：生于华土者为土人，既居华之国中，斯为华法权之所治，则向者之患，又何有乎？彼受廛占籍而为吾氓可也，于利源外溢乎何有？故曰：中国之不兴，宗法之旧为之梗也。
总之，五十年以往，吾中国社会之前途，虽有圣者，殆不敢豫；而所可知者，使中国必出以与天下争衡，将必脱其宗法之故而后可。而当前之厄，实莫亟于救贫。救贫无无弊之术，择祸取轻，徐图补苴之术可耳。彼徒执民族主义，而昌言排外者，断断乎不足以救亡也。
《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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