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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 罗兰·巴特:符号学历险——导言

2015-05-12 罗兰·巴特 学术与社会


几天前一个学生来看我。她想对下述主题准备一份第三级的博士学位论文。她颇带讥讽而非持有敌意地提出的论文主题是:“符号学的意识形态批判”。


在这个小小“场景”中,我看到了一切我们可以用于形容符号学处境及其最近历史的因素:


首先,由于符号学经常发出的意识形态的也就是政治的抱怨,人们将其称为一门反动的学科,或者至少是一门与意识形态承诺无关的科学:不只是结构主义,还有之前的新小说(也是在意大利,如果我的记性不错的话),不是被谴责为一门与技术统治甚至是与戴高乐主义合谋的科学吗?


其次,这位学生视之为对话者的我,正是那样一种符号学的代表之一,该符号学正应当被加以揭露(在双重的意义上:分析和使 之无言以对,即分解和击碎)——由此出现了我的对话者的轻微嘲讽:她通过所提出的主题,在激怒着我(我将不对此场景进行精神分析学的解释)。


最后,在把我归为准官方的符号学家角色时,直观地以为,这位符号学家正经受着某种不安、某种双重性格、某种符号学的不 诚,这使作为这位学生对话者的我,不无讽刺地既处于符号学之内,又处于符号学之外——随之却流露出了某种温馨的友谊(也许我对此有所误解),这一充满思想美妙感的场景,也就留存在我的记忆中了。 '


在返回引生出这个微型心理剧场面的问题之前,我必须说我并不代表符号学(也不代表结构主义):世界上没有人能够代表一种观念、一种信仰、一种方法,尤其是一位书写者,他选择的实践, 既不是言说也不是报道,而是写作。


思想社会可以使你成为你所愿是者,所需要的不是别的,只是一种社会游戏的形式;但是我不能使自己体现为一种形象:符号学之形象(imago)。相对于此形象而言,我处于双重状态中:无拘无束和逃避。


一方面,对我来说没有比和符号学家群体相处更适宜的了,没有什么比和他们一起应答他们的攻击者更好的了:唯灵论者、生机论者、历史主义者、自发主义者、反形式主义者、原始马克思主义者等等。这样一种合群感比我去体验任何宗派主义冲动要更为容易。我并不想像宗派主义者通常做的那样,去反对我周围的人物 (弗洛伊德在有关战斗兄弟神话中所充分分析过的一种自恋冲动)。 但是另一方面,符号学对我来说并非一种事业;它不是一种科学, 一个学科,一种学派,一种我与之认同的运动(赋予它一个名字已经相当够了:对我来说,任何情况下它都是一个随时可撤销的名字)。


那么,对我来说符号学究竟是什么呢?它是一种历险(aventure),也就是指我所遭遇者(ce qu'il m'advient )( “能指”使我遭遇者)。


这个历险是个人性的,而非主观性的,因为此历险指主体的一种置换运作,而不是指主体的表现。此一历险对我来说分为三个 时段。


第一个时段是惊叹。语言,或更准确说“话语”,是我的工作的经常对象,自从我的第一部书《写作的零度》出版以来。1956年 我将一批关于消费社会的神话文章以《神话学》的名字编辑成书, 这些文章发表在Nadeau的期刊《新文学》上。那时我第一次读索绪尔。读过索绪尔后我执著于这样的希望:赋予我对自以为是的小资产阶级神话的谴责以一种科学说明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符号学对意义过程所做的精细分析,借此方式资产阶级将其历史的阶级文化转化为普遍自然;那时的符号学,及其计划和任务,在我看来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方法。我在《神话学》一书后记里表达了这种惊叹和希望,那篇文章可能因其科学观而过时,但它是一篇令我欣快的文本,因为通过赋予其一种分析工具而重申了思想的介入,并通过赋予其一种政治影响而使意义研究担负起责任。


自1956年以来符号学在发展着,某种意义上其历史趋于奔放不 羁。但是我仍然相信,任何意识形态批判,如果要摆脱对自身必然 性的迷执,就必须是符号学的:分析符号学的意识形态内容,如我 的学生那天打算去做的,可能仍然须借助符号学手段来进行。


第二个时段是科学时段,或者至少是科学性时段。在1957年和 1963年间我对最富意指性的对象“时装”做了符号学分析。那本书 是非常个人化的、禁欲主义式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对一种 人们熟知而尚未被分析过的语言结构之文法进行详细构造。我不在乎这项工作的论述会有劳而无功之虞。我所乐于做的是将其完成,使其运作。


同一时期,我在试图构想某种教授符号学的方法(在《符号学原理》中)。


围绕着我,符号学科学,按其起源、运动、每一研究者的独立性(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朋友和同伴格雷马斯和艾柯),获得了提升和发展;与某些伟大前辈的联系建立了起来,像雅克布森(Jakobson)和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以及较年轻的研究者,像布雷蒙(Bremond)和麦茨;一个学会和一份国际符号学杂志也被创 建。对我来说,支配我这一阶段工作的与其说是建立一种作为科学 的符号学之计划,不如说是实行一种系统学(Syst^matique)之快 乐:在分类学活动中存在有一种一些大分类学家所熟悉的创造性陶 醉,如萨德(Sade)和傅立叶(Fourier)。在科学性时期,对我来说,符号学就是这种陶醉化过程:我重构着、我拆拼着(bricolais) (赋予此词以某种崇高意义)诸系统、诸游戏;我写书只为了快乐: 在我身上,对系统的快乐取代了“科学”之超我;于是这种情况已经为此历险准备了第三时期;最后,对不偏不倚科学的漠不关心 (adiaphorique,如尼采所说的那样),我以快乐之心进入“能指”、 进人“文本”。


第三时段实际上是“文本”阶段。各种话语在我周围编织起 来,话语取代了偏见,质询着显而易见之物、提出着新的概念。


由列维-斯特劳斯发现的普罗普(Propp),使我们有可能严格 地将符号学应用于文学对象——叙事;


朱丽叶•克莉斯特娃,深刻地重绘了符号学形势图,她以个人方式并在原则上给予我关于副语法(paragrammatisme)和文本间 性(intertextualité)的新概念;


德里达有力地置换了记号概念本身,假定了所指的退却和结构的去中心化;


福科通过赋予记号过程以往昔历史的地位来使其突出;


拉康(Lacan)提供了一种关于主体分裂的成熟理论,如无此理论,科学注定要对主体据以言说的位置茫然无知和沉默不语;


最后,《泰凯尔》(Tel Qual)刊物提出了一种甚至在今日也是独一无二的企图,用以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领域内将一切相关的变化予以置换。


对我来说,这一阶段体现在《叙事结构分析导论》(1966)和 《S/Z》之中,后一作品,某种意义上,通过放弃结构模式和诉诸无 限差异的文本之实践,否定了前一作品。


那么文本(Texte)是什么呢?我将不通过提出定义来给予回答,那样就会倒回到“所指”的立场了。


文本,在我们企图赋予此词现代的实际意义上,基本上应当区别于文学作品:


它不是一种美学产品,而是一种意指性实践;


它不是一种结构,而是一种结构化作用;


它不是一种对象,而是一种工作和一种游戏;


它不是一组封闭记号,具有待发现的意义,而是一套置换中的记号;


文本的个例不是意指作用而是“意涵”,按其在此词的符号学 的和精神分析学的意义上;


文本超出了旧文学作品,例如存在一种生命文本(Textede la Vie),我企图通过关于日本的写作进入此生命文本。


那么,这三种符号学经验——希望,科学,文本——今天在我身上有何表现呢?


据说,路易十八这位皇室美食家让其管家准备几个叠在一起的肉卷,只吃最底下的,其上流淌着从上面所有肉卷滴下来的汁液。 同样的,我想使我的符号学历险的目前时段,去接受前两个时段留下的“汁液”,就如皇家肉卷例子所示,过滤器掺有它沾上的残迹, 因为过滤的介质就是过滤器本身,有如所指是能指一样。于是你们将在我目前的工作中发现一种冲动,它使整个符号学历险的历史活跃化:把我自己和一些严格的研究者群体联结起来的意志,以及对政治的和符号学的顽强归属感之忠诚。


但是,我今日承认这两种遗产时,却须首先对其有所修正:


——关于第一点,即符号学的科学性,今日我不可能再相信了,而且我不期待符号学会是一种简单的科学,一种实证科学。其 首要理由是,符号学,也许今日一切人文科学中只有符号学,要去质问它自身的话语:符号学,作为一种语言科学,多种语言的科学,它不能把它自己的语言当作一种材料、一种透明性、一种工具,简言之一种元语言;借助精神分析学的力量,它质询自己在其中说话的位置,如无此质询,任何科学和任何意识形态批评都是滑稽可笑的;至少我希望,对于符号学不存在主体对其话语的治外法权(exterritorialité),即使这位主体是一位科学家。换言之,最后,科学并不承认安全区域的存在,因此它必须认定自己仅是一种写作。


——关于符号学的意识形态承诺这第二点,我相信危险正在逐渐加大之中:符号学必须攻击的,像在《神话学》时期,不只是小资产阶级的良知,而且是我们整个文明的象征系统和语义学系统;企图改变内容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首先设法裂解意义系统本身:我们必须超越西方封闭区,如我在关于日本的文章中提出的。


作为结束,让我来谈一下这篇导论:它是被一个我所说出的。自然,这个第一人称是想象的(在此词的精神分析学意义上);如 果他不是这样,如果诚挚不是一种误解,就不值得去写作,只说话就够了。写作正是这样一个空间,在这里,语法的人称和话语的始原,相互融和、缠结,并消失在不可辨识的状态中:写作是语言的真理,而不是个人的(作者的)真理。因此写作永远比言语走得更远。同意把自己的写作说出,就像我们现在做的这样,这就只是在告诉他人,他的言语是被需要的。




*此为罗兰•巴尔特在第一届国际符号学学会(IASS)大会(意大利米兰,1974, 6月2-—6日)的讲演稿,重印于Le Monde,1974年6月7日。中译者根据法文版《罗兰.巴尔特全集》第4卷第526页作了增补。



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历险》(李幼蒸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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