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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 张中行:叶恭绰、朱自清、胡适

2015-07-22 张中行 学术与社会

叶恭绰


70年代初期,我的朋友曹君患重病住院,我去看他,他告诉我,听说叶恭绰老先生已经下世,遗愿葬在南京中山陵仰止亭旁,仰止亭是叶老捐建的,所以遗愿获得批准。曹君经我介绍,50年代初曾帮助叶老整理《五代十国文辑》,所以同叶老也相当熟。遗体入中山陵的传说不知是否真实,1976年春天我游中山陵,曾注意寻找,竟连仰止亭也没找到。这亭是有的,在影印的《遐庵书画集》中我见过匾额,至于遗体是否葬在那里,那就待考了。


直到1980年2月29日,报上登了补开追悼会的消息,我才知道下世的实况是:“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迫害,于1968年8月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8岁。”悼词对他的总评价是“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者”,这使我想起不少旧事。


叶老字誉虎,号遐庵,广东番禺人。生于清光绪六年(1880),比鲁迅先生还大一岁。也许可以算做得天独厚吧,身材不高而清秀,聪明过人。年轻时候就有大名和高位。他一次同我说,清末,盛宣怀任邮传部尚书,让他任某厅的长官,有人曾以此为理由参了盛一本,因为他才二十多岁,分明是任用私人。入民国以后,他多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曾任大元帅府的财政部长。北洋政府时期他成为政界第一流要人,交通系的首领,曾出任各部的总长,并多次同外国打交道,有些条约是他签字的。


可贵的是他不同于一般的政客,心目中只有权和利。他还用相当多的力量从事于“文”或“艺文”。他能诗能文,能书能画。已出版的著作,我见到的有《遐庵汇稿》《广箧中词》《谈艺录》等。谈到书法,大家都知道,他不是一般的写得好,而是有独特风格的书法家。他的字集刚劲、厚重、奔放于一体。50年代之后,胜朝遗老凋谢殆尽,驰名书坛的有两位,一位就是他,另一位是沈尹默。关于画,他同我说,很晚才学,先画竹,起初扞格滞碍,不久就顺手了。他不是画家,路子窄,只画竹子、兰草之类。可是画竹造诣很高,名声很大,据他说,花银元时期,一幅曾卖500元。


他的广泛兴趣是整理、欣赏、收藏文物(包括图书)。在这方面,他的经历和收获几乎是说不尽的。他送给我一本八开大、宣纸印的《淮海长短句》,是他根据两种宋本影印的。他还辑过清代学者画像,影印成书,名《清代学者象传》,像这种集若干家藏于一书的工作,没有广泛的艺文界的社交关系是做不到的。他同我说,他还辑过石刻拓片,数量太多,可以装满两麻袋,因为自己无力整理,都送给江南某寺的和尚了。说到收藏,他更是大家,60年代印的《谈艺录》里写了一些,凡是到故宫绘画馆看过展出的也会看到一些。与《红楼梦》研究有关的《楝亭图》是他收藏的;王冈画的据说是曹雪芹的小像卷,只有他见过原物,而且写过题跋。这里说说他同我谈的两件,以证他的收藏之富。一次他说到毛公鼎(解放前是三大重器之一,另两件是散氏盘和齐侯钟),山东陈簠斋家说想卖,他介绍公家收。经办人怕万一不是真的,他觉得很可笑,赌气自己买了,价钱是银元10万。又一次,谈到宣德炉,他说,有个时期他收集,共得四百多,摆在上海寓所一个客厅里,后来日本人整他,他心烦,都以贱价让给一个朋友。


解放前他住在香港,于1950年来北京,住在东城芳嘉园,不久迁到东四以南往东的灯草胡同。他也喜欢佛学,热心佛学事业。其时由陈铭枢、巨赞、周叔迦等出面,集合与佛教佛学有关的人士,筹划出期刊《现代佛学》,叶老和我都在被邀之列,所以我们很快熟识了。又因为还有些其他事情,我们常常见面。我的印象:他的最大的特点是有才;才的附带物是不甘寂寞;稀有的经历深深地印在言谈举止中,具体说是,文气古气之中还带有时多时少的官气。关于才和不甘寂寞,评价不很容易,以下只说说亲见亲闻。


先说他的大成就,书法。我曾问他练习书法的情况,他说他不是客气,确是没下过什么大工夫。据我所知,沈尹默先生就不是这样,而是由少至老,日日不间断。再说诗文。40年代,我买到严元照的字卷,因为落款下有两方张秋月的图章,觉得颇有意思,于是请叶老在引首上题几个字。过几天,我去取,他说,觉得只题引首没什么意思,所以后面又题了两首绝句,随笔写,没有起草,当然不好。我看看,字和诗都很好。诗是:


韵事流传画扇诗 芳椒声价重当时

银钩写出沤波体 合配钤章倒好嬉

雅言佳著署娱亲 小印绸缪玉篆新

博得芳名垂略录 闺襜应羡掌书人


以下题:


倒好嬉印乃赵松雪夫妇故事。余昔年曾见《娱亲雅言》稿本,亦有香修小印。遐翁叶恭绰。


有才的另一种表现是记忆力好。上面题跋中提到不少故典,都记忆犹新,就是一证。他是文物专家,提到这方面的情况,无论人,无论事,无论物,都是巨细不遗,如数家珍。他初来北京比较闲,我去看他,他常常谈及民初的政场大事,也是人、时、地,都清清楚楚。比如一次谈到二十一条,他说实际情况并不像流传的那样。于是谈到英国公使居尔典,谈到预备太子袁克定,等等。我听听,这些都是他亲历的,确是比较近真。有一次,我劝他把这些有关历史的第一手材料记下来,说这比其他工作似乎更有意义。他同意我的意见,可是慨叹精力已经不够,找助手也难得其人。


这就要转到说上面提及的第二点印象,不甘寂寞。我有时想,他不写这些,主要还不是因为精力不够,而是对社会活动更有兴趣。比如他陆续担任了很多工作,得了很多头衔,政协、文史馆、文化教育、文字改革、佛教、画院,等等,都有他。他还勤勉,不是述而不作,比如文字改革,他热心参与制定方案的细节;佛学,我代编《现代佛学》的时期,他常常送来文章。此外,他应酬当然很多,旧相识,新相识,不少人会求他写、画,他似乎都不拒绝。


不甘寂寞,对他自己说,有好处,是换来不寂寞,在家有客来,出门有事做,而且报上常见自己的名字。但也带来不小的麻烦,是1957年,整风时期,听说因为任北京中国画院院长的关系,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其时他已经年近八十,指定地点去劳动的危险没有了,也许不免于受批判吧?这之后,推想只好闭门思过,甘于寂寞了。如果想听他谈些掌故,求他写字作画,确是个好机会,只是很少人敢这样不划清界限。吾从众,也就很久没去看他。


以上拉杂地谈了许多琐事,剩下一项重要的还没说,是悼词中说的“民族气节”“爱国”。我想这是指他多年以来不同祸国害民的势力合作。在日本侵略中国时期,他说,为了毛公鼎,他住过监狱,详情怎样我不知道,总之是他没有走洪承畴一条路。他有时谈起他的政场经历,总是表示他是孙中山先生的人,这可以证明他一贯是“大事聪明”。大事聪明,零零碎碎的也必致做些正事。在这方面,没听他谈过什么,我可以给他补充一件。这是1933年编的《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中记载的:“(民国)十六年(1927)六月,张作霖自称大元帅于北京,以刘哲为教育总长。……哲闻我校研究所国学门收藏文物甚富,即欲移置分散,而撤销此门。主任沈兼士以多年心血势将隳于一旦,疾首痛心,彷徨无计。时旧同学仕学馆毕业生叶恭绰方致仕居北京,闻其事,愿任保护之责。以哲曾为其下僚,即使人往告哲:‘我愿主持斯局。’哲不得不应。遂更其名为国学研究馆,直隶所谓京师大学校,而以恭绰为馆长。然非哲所始愿,故故靳其经费,月所给仅五百元。恭绰任维护之责近一年,费所不足,则出私囊以补之。馆中文物之得免于散失,恭绰之力也。”


关于气节,又想起一件事。很久以前我就喜欢他的字,同他熟了,当然想求他写一些。其时他还不忙,客厅一角一个大书桌上堆许多宣纸,其中有些是已经写了画了的,让我挑。我拿了几件,有画有字。画都是竹子,其中一幅风竹很精。字有一直幅,是写他自己的述志诗,词句是:


历劫空存不坏身

廿年恒避庾公尘

未曾饿死还全节

也算堂堂地做人


一九五三年元旦试笔


以下用较小的字写长跋:


宋人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颇为近人诟病。余意此指是非善恶,且括男女而言,非专说女为男守节也。又宋人云,纵使饿死,也须还我堂堂地做人,自是不刊之论。余少所服膺,今七十三矣,守此以没,其庶几乎?遐翁。


守此以没,即使这只是说说,也总是“老骥伏枥”吧?


1957年之后,听说不很久,幸而摘掉“右派”的帽子,记得在什么报上还见过他的诗。那年月,生活以谨慎为上,我终于没有再去看他。又不久,文化大革命来了,昔日的高官,大收藏家,摘帽右派,推想不会不抄家吧?追悼会的悼词证明,遭受恐怕比抄家还厉害。但过了一纪,终于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想来他如果有知,也可以平静地安息了。



朱自清



朱自清先生的大名和成就,连年轻人也算在内,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为差不多都念过他的散文名作——《背影》和《荷塘月色》。我念他的《背影》,还是在中学阶段,印象是:文富于感情,这表示人淳厚,只是感伤气似乎重一些。1925年他到清华大学以后,学与文都由今而古,写了不少值得反复诵读的书,如《诗言志辨》《经典常谈》等。1937年以后,半壁江山沦陷,他随着清华大学到昆明,以及1946年回到北京以后,在立身处世方面,许多行事都表现了正派读书人的明是非、重气节。不幸是天不与以寿,回北京刚刚两年,于1948年10月去世,仅仅活了50岁。


我没有听过朱先生讲课,可是同他有一段因缘,因而对他的印象很深。这说起来难免很琐碎,反正是“琐话”,所以还是决定说一说。


我的印象,总的说,朱先生的特点是,有关他的,什么都协调。有些历史人物不是这样,如霍去病,看名字,应该长寿,却不到三十岁就死了;王安石,看名字,应该稳重,可是常常失之躁急。朱先生名自清,一生自我检束,确是能够始终维持一个“清”字。他字佩弦,意思是本性偏于缓,应该用人力的“急”补救,以求中和。做没做到,我所知很少,但由同他的一些交往中可以推断,不管他自己怎样想,他终归是本性难移,多情而宽厚,“厚”总是近于缓而远于急的。他早年写新诗,晚年写旧诗,古人说:“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这由学以致用的角度看,又是水乳交融。文章的风格也是这样,清秀而细致,总是真挚而富于情思。


甚至可以扯得更远一些,他是北京大学1920年毕业生,查历年毕业生名单,他却不是学文学的,而是学哲学的。这表面看起来像是不协调,其实不然,他的诗文多寓有沉思,也多值得读者沉思,这正是由哲学方面来的。这里加说几句有趣的插话,作为朱先生经历的陪衬。与朱先生同班毕业的还有三位名人,也是毕业后改行的:一位是顾颉刚,改为搞历史;一位是康白情,改为搞新诗;还有一位反面人物是陈公博,改搞政治,以身败名裂告终。最后说说外貌,朱先生个子不高,额头大,双目明亮而凝重,谁一见都能看出,是个少有的温厚而认真的人物。我第一次见他是1947年,谈一会儿话,分别以后,不知怎么忽然想到三国虞翻的话:“生无可与语,死以青蝇为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我想,像朱先生这样的人,不正是可以使虞翻足以不恨的人物吗?


泛泛地谈了不少,应该转到个人的因缘了。是1947年,我主编一个佛学月刊名《世间解》,几乎是唱独角戏,集稿很难,不得已,只好用书札向许多饱学的前辈求援,其中之一就是朱先生。久做报刊编辑工作的人都知道,在稿源方面有个大矛盾,不合用的总是不求而得,合用的常是求之不得。想消灭求之不得,像是直到今天还没有好办法,于是只好碰碰试试,用北京的俗语说是“有枣没枣打一竿子”,希望万一会掉下一两个。我也是怀着有枣没枣打一竿子的心情这样做的,万没有想到,朱先生真就写了一篇内容很切实的文章,并很快寄来,这就是刊在第七期的《禅家的语言》(后收入《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册)。当时为了表示感激,我曾在“编辑室杂记”里写:“朱自清教授在百忙中赐予一篇有大重量的文章,我们谨为本刊庆幸。禅是言语道断的事,朱先生却以言语之道道之,所以有意思,也所以更值得重视。”这一期出版在1948年1月,更万没有想到,仅仅九个月之后,朱先生就作古了。


大概是这一年的五月前后,有一天下午,住西院的邻居霍家的人来,问我在家不在家,说他家的一位亲戚要来看我。接着来了,原来是朱先生。这使我非常感激,用古人的话说,这是蓬户外有了长者车辙。他说,霍家老先生是他的表叔,长辈,他应该来问安。其时他显得清瘦,说是胃总是不好。谈一会儿闲话,他辞去。依旧礼,我应该回拜,可是想到他太忙,不好意思打搅,终于没有去。又是万没有想到,这最初的一面竟成了最后一面。


死者不能复生,何况仅仅一面。但我常常想到他,而所取,人概与通常的评价不尽同。朱先生学问好,古今中外,几乎样样通。而且缜密,所写都是自己确信的,深刻而稳妥。文笔尤其好,清丽,绵密,细而不碎,柔而不弱。他代表“五四”之后散文风格的一派,由现在看,说是广陵散也不为过。可是我推重他,摆在首位的却不是学和文,而是他的行。《论语》有“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话,这里无妨断章取义,说:与他的行相比,文可以算做余事。行的可贵,具体说是,律己严、待人厚都超过常格。这二者之中,尤其超过常格的待人厚,更是罕见。这方面,可举的证据不少,我感到最亲切的当然是同自己的一段交往。我人海浮沉,认识人不算少,其中一些,名声渐渐增大,地位渐渐增高,空闲渐渐减少,因而就“旧雨来,今雨不来”。这是人之常情,不必作杜老《秋述》之叹。朱先生却相反,是照常情可以不来而来,这是决定行止的时候,只想到别人而没有想到自己。如果说学问文章是广陵散,这行的方面就更是广陵散了。


说来也巧,与朱先生告别,一晃过了20年,一次在天津访一位老友,谈及他的小女儿结了婚,问男方是何如人,原来是朱先生的公子,学理科的。而不久就看见他,个子比朱先生高一些,风神却也是谦恭而恳挚。其时我老伴也在座,事后说她的印象是:“一看就是个书呆子。”我说:“能够看到朱先生的流风余韵,我很高兴。”




胡博士



胡博士是个有大名的人物。在手持玉帛的人们的眼里是这样,在手持干戈的人们的眼里似乎尤其是这样,因为如果无名,就犯不上大动干戈了。可是以他为话题却很不合适。一是他的事迹,几乎尽人皆知,“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不用说了,其后呢,有他自己写的《四十自述》,再其后,做了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校长,渡海峡东行,做院长、大使等等,所谓事实俱在,用不着述说。二是关于学术成就,他是经史子集无所不问,无所不写,大兼早直到老庄和孔孟,小(当然是按旧传统说)兼晚直到《红楼梦》和《老残游记》,所谓文献足征,也用不着述说。三是不管谈哪方面,都会碰到评价问题,这很不好办,向这一方偏,站在那一方的人们不能容忍;向那一方偏,站在这一方的人们不能容忍;居中,两方都会斥为骑墙派或模棱派,也不能容忍,总之将是费力不讨好。可是我这琐话有不少是涉及北京大学的,胡博士是北京大学的重要人物,漏掉他,有人会怀疑这是有什么避忌。不得已,只好借用孔北海让梨的办法,拿小的,谈一些琐屑。


胡博士1917年来北大,到我上学时期,论资历,已经是老人物了。可是年岁并不很大,不过是“四十而不惑”。看外貌更年轻,像是三十岁多一些。中等以上身材,清秀,白净。永远是“学士头”,就是头发留前不留后,中间高一些。永远穿长袍,好像博士学位不是来自美国。总之,以貌取人,大家共有的印象,是个风流潇洒的本土人物。


形貌本土,心里,以及口中,有不少来自异国的东西。这有思想,或说具体一些,是对社会、人生以及与生活有关的种种事物(包括语言文学)的看法。——这方面问题太大,还是谈小一些的,那是科学方法。我们本土的,有时候谈阴阳,说太极,玄想而不顾事实。科学方法则不然,要详考因果,遵循逻辑,要在事实的基础上建立知识系统。这对本土说是比较新鲜的。可是也比较切实,所以有力量。初露锋芒是破蔡元培校长的《石头记索隐》。蔡先生那里是猜谜,甚至做白日梦,经不住科学方法的事实一撞,碎了。在红学的历史上,胡博士这篇《〈红楼梦〉考证》很重要,它写于1921年,刚刚“五四”之后,此后,大家对索隐派的猜谜没有兴趣了,改为集中力量考曹府,以及与之有关联的脂砚、敦敏等。也是用这种方法,胡博士还写了几种书和大量的文章,得失如何可以从略。


“五四”前后,胡博士成为文化界的风云人物,主要原因自然是笔勤,并触及当时文化方面的尖锐问题,这就是大家都熟知的文学革命。还有个原因,其实也不次要,是他喜爱社交,长于社交。在当时的北京大学,交游之广,朋友之多,他是第一位。是天性使然还是有所为而然,这要留给历史学家兼心理学家去研究;专从现象方面说,大家都觉得,他最和易近人。即使是学生,去找他,他也是口称某先生,满面堆笑,如果是到他的私宅,坐在客厅里高谈阔论,过时不走,他也绝不会下逐客令。这种和易的态度还不只是对校内人,对校外的不相识,据说也是这样,凡是登门必接待,凡是写信必答复。这样,因为他有名,并且好客,所以同他有交往就成为文士必备的资历之一,带有讽刺意味的说法是:“我的朋友胡适之。”


要上课,要待客,要复信,要参加多种社会活动,还要治学,写文章,其忙碌可想而知。可是看见他,总是从容不迫的样子。当时同学们都有个共同的感觉,胡博士聪明过人,所以精力过人。30年代初,他讲大一普修的中国哲学史,在第二院大讲堂(原公主府正殿)上课,每周两小时,我总是去听。现在回想,同学们所以爱听,主要还不是内容新颖深刻,而是话讲得漂亮,不只不催眠,而且使发困的人不想睡。还记得,那已是1946年,西南联大三校各回老家之后,清华大学校庆,我参加了。其中有胡博士讲话,谈他同清华大学的关系,是某年,请他当校长,他回个电报说:“干不了,谢谢!”以下他加个解释,说:“我提倡白话文,有人反对,理由之一是打电报费字,诸位看,这用白话,五个字不是也成了吗?”在场的人都笑了,这口才就是来自聪明。


以上谈的偏于“外面儿”的一面。外面儿难免近于虚浮,一个常会引起的联想是风流人物容易风流。胡博士像是不这样,而是应该谨严的时候并不风流。根据道听途说,他留学美国的时候,也曾遇见主动同他接近的某有名有才的女士,内情如何,外人自然难于确知,但结果是明确的,他还是回到老家,安徽绩溪,同父母之命的江夫人结了婚。来北京,卜居于地安门内米粮库,做主妇的一直是这位完全旧式的江夫人,不能跳舞,更不能说Yes,No。这期间还流传一个小故事,某女士精通英、法、德文,从美国回来,北大聘她教外语,因为家长与胡博士有世交之谊,住在胡博士家。我听过这位女士的课,一口流利的好莱坞。她说惯了,不三思,下课回寓所,见着胡博士还是一口好莱坞,胡博士顺口搭音,也就一连串Yeg,No。这不怪江夫人,她不懂,自然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也自然会生疑。胡博士立即察觉,并立即请那位女士迁了居。


闲谈到此,本来可以结束了。既而一想,不妥,谈老师行辈,周夫人和女士事件结尾,未免不郑重。那就再说一件,十足的郑重其事,是他对朋友能够爱人以德。那是1938年,中国东、北半边已经沦陷,北大旧人还有住在北京的,其中一位是周作人。盛传他要出来做什么,消息也许飞到西方,其时胡博士在伦敦,就给周寄来一首白话诗,诗句是:“臧晖(案为胡博士化名)先生昨夜做一个梦,梦见苦雨庵(案为周的书斋名)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用诗的形式劝勉,“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情很深,“智者识得重与轻”,意很重,我忝为北大旧人,今天看了还感到做得很对。可惜收诗的人没有识得重与轻,辜负了胡博士的雅意。


说起北大旧事,胡博士的所为,也有不能令人首肯的,或至少是使人生疑的。那是他任文学院院长,并进一步兼任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立意整顿的时候,系的多年教授林公铎(损)解聘了。林先生傲慢,上课喜欢东拉西扯,骂人,确是有懈可击。但他发牢骚,多半是反对白话,反对新式标点,这都是胡博士提倡的。自己有了权,整顿,开刀祭旗的人是反对自己最厉害的,这不免使人联想到公报私仇。如果真是这样,林先生的所失是鸡肋(林先生不服,曾发表公开信,其中有“教授鸡肋”的话),胡博士的所失就太多了。


《张中行散文精品集-人物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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