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 阿多诺：不惧象牙塔—《明镜》周刊访谈
编者案：欧洲的文化基因似乎是俄狄浦斯性质的，在整个欧洲历史中，“弑父”，或者说“批判”，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核心问题。1968年开始的欧洲学生运动在精神上也是如此。意味深长的一个例子就是，批判学派的著名学者阿多诺，他的思想是具有极强的社会批判性质，他高呼“艺术只有具备抵抗社会的力量时才会得以生存”，赢得了无数学生的崇敬。然而正是在他的思想“引领”下，他最有天赋的学生克拉尔（Hans-Jürgen Krahl）和一群社会主义德国学生联盟（ Sozialistische Deutsche Studentenbund，简称SDS）的学生，将老师阿多诺和哈贝马斯视为压迫分子的一份子，毫不留情地在1969 年1 月7 日占领了他们的讲台。老师们只好叫来了警察，逮捕了学生。而从来都是批判警察国家、并和国家控制做理论上殊死搏斗的阿多诺，这次却站在了被他批判者的那一边，并为起诉学生而出庭作证。事情过去三个月，阿多诺接受了明镜周刊的采访，本文即这篇采访的中译文，文中可见阿多诺的忧愤、不堪、无奈和低落。在这个访谈前半个月，几个女生到他的讲座上袒胸露乳，对他进行了人格羞辱，阿多诺不得不提前结束了他教过的最后一门课：“辩证思维导论”。三个月后阿多诺在瑞士郁郁而终。阿多诺说，“我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式，但我无法预料到，人们会用燃烧瓶来实现它”。一个多么意味深长的关于“否定的辩证法”的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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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周刊（以下简称“明”）：教授先生，两个星期前世界还显得井然有序……
阿多诺（以下简称“阿”）：对我却不是这样。
明：……您说过，您与学生的关系并没有受到损害，在您的教学活动中，将会有实事求是、且富有成果的讨论，而不会有私人的伤害。但现在您却取消了您的讲座。
阿：我的讲座并不是整个学期都取消，而只是暂时的，我想在几个星期后重新开始授课。面对这类讲座破坏事件，我所有的同事都是会这样做的。
明：他们对您使用暴力了吗？
阿：没有对我的身体使用暴力，但他们大吵大闹，让我的讲座无法进行。显然这是有预谋的。
明：您是否只是反感学生们用以对付您的形式——先前这些学生是跟您站在一边的——还是其政治的目的您也反对？之前您与抗议活动之间可是一致的。
阿：这种区分不能在这样的层面上进行。最近我在一个电视访谈中曾经讲过，虽然我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式，但我无法预料到，人们会用燃烧瓶来实现它。这句话被引用了无数次，但它却极需解释。
明：那您现在会怎样解释它呢？
阿：在我的著作中我从未给出任何一种行为或行动的模式。我是这样一个理论的人，我认为理论的思考与艺术的动机非常之接近。我并非最近才回避实践的，我的思想与实践的关系历来是非常间接的。也许由于其中的某些动机转而被意识到，它会有一些实践上的效应，但我绝没有说过，有什么东西直接着眼于实践上的行动。自从1967年在柏林首次发生针对我的闹事以来，就有这么一群学生总是试图把我拉进去，要求我做出实践上的行动。但我拒绝了。
明：而批判理论却不想事情成现在这样。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的学生们曾向您学习过批判理论。而您，教授先生，现在却拒绝实践。您所从事的是否如达伦多夫所说的那样只是一种“批判的仪式”呢？
阿：达伦多夫那里存在着一种天真乐观的论调：一旦做出小部分的改善，那么也许整个事情就会好起来。这是我所不能认同的前提。在“院外反对派”那里我遇到的总是逼迫，他们逼迫我参加他们的活动，把我自己交托给他们。而这些却是我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抗拒的东西。对此我没有任何的改变。我力图将我的所知和所想说出来。但之后我就无法左右，人们会拿它去做什么，以及这样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明：这样不就是象牙塔里的科学了吗？
阿：我毫不畏惧象牙塔这个说法。这个术语在波德莱尔那里曾得到过较好的待遇。而当你在使用它的时候，我相信是说，一种理论尤其具有一种能力，借助其客体性而产生实践上的影响，而非说理论一开始就屈从于实践。今天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的不幸正在于理论对实践评价标准的屈从。例如人们就想禁止我说某些学生的政治定位的虚幻性，而那都是些很简单的东西。
明：但很显然这些学生拥有很多追随者。
阿：总会有这么一小股学生成功地施加威胁以使他人服从，而左派学生的绝大多数又不愿将这种人踢出去。但我还想再一次说：他们可以不引我告诉他们的东西为行动的模式，这样我就可以远离这些事情了。那些还谈不上什么模式。
明：但学生们还是直接或间接地引证了您的社会批判。没有您的批判理论，学生们的抗议运动也许是根本无法理解的。
阿：我不想否认这点。这种关联是我很难忽略掉的。我已相信，在某种意义上说，对大众意见的操纵的批判——在他们的示威形式中我认为这是完全合法的——离开我和霍克海默的《启蒙的辩证法》中的“文化工业”一章是不会有的。但我相信，人们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想象得太直接了。如果有人像我这样，以这种强度教授并发表著作这么20年，一般都会意识到这一点。
明：在实践中也是这样吗？
阿：要看情况——并不必然是这样。在我们的工作中，所谓的单个行动的价值由于对社会总体性的强调而被极端地限制了。
明：但您想如何不通过单个的行动而改变社会的总体性呢？
阿：这可把我问倒了。对“应该做什么”这样的问题我其实只能回答“我不知道”。我只是力图冷静地分析“它是什么”。这样我就会受到指责：既然你已经从事了批判，就有义务也告诉别人应该怎样更好地去做。无论如何我认为这是一种狭隘的偏见。在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发生过无数次，即正是一个追求纯粹理论目的的著作，改变了人的意识并因而改变了社会现实。
明：在您的著作中您用批判理论取消了现存的其他理论，认为不应该仅仅对现实性进行经验的描述，而更应该同时考虑社会的合理组织。
阿：这里涉及我对经验主义的批判。这里您要注意，我所讲的是同时“考虑”。这句话中并不包含，我虚妄地想要说，人们现在应该如何行事。
明：但您有一次曾说过，批判理论应该“揭开那块下面孵育着破坏的石头”。而今学生们正是把这块石头投掷出去——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阿：肯定不是这么显而易见的。我相信，行动主义本质上根源于这些人的绝望，因为他们感到他们事实上是多么的无力以改变社会。但我正因此确信这种单个的行动是注定要失败的。法国的“五月风暴”也表明了这点。
明：如果个别行动这样无意义，那么您不就只是如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所指责的那样“批判的无能”了吗？
阿：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除了绝望就再没有什么能拯救我们了”。这有点蛊惑人心，但绝不愚蠢。说一个人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中绝望、悲观和消极，我看不出这其中有什么谴责的意思。更准确地说，这些人受到了压制，便通过直接行动的盲目乐观主义（hurra－optismus）声嘶力竭地喊出来，盖过客观的绝望，以获得精神上的轻松。
明：而您的同事哈贝马斯——也是一个批判理论的捍卫者——现在在一篇文章中说，学生们进行了“充满幻想的挑衅”并且的确想实际地改变点什么。
阿：我同意哈贝马斯的这一点。我相信，高校的改革——对此我们还不能知道更多——如果没有学生是根本不能进行的。我相信，如果没有学生运动，那种普遍关注的愚顿化过程——这在当前的社会中占着统治地位——是绝不会凸现出来的。更具体一点说，我还进一步相信，如果没有柏林学生所主导的“无痛苦谋杀”的研究，这一整个可怕的历史是不会进入公众的意识的。就此我相信，在我自己明察无疑的时候，我是从不会隐藏实践上的结论的。
明：那么什么时候您才明察无疑呢？
阿：我曾参加一个反对紧急状态法的声明，我在刑法改革的领域已尽我所能。然而，我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参加了一种半虚幻的实践，向大学研究所扔了石头，这两者判然有别。
明：您以什么来衡量，一个行动是有意义的还是无意义的呢？
阿：这种判定一方面要尽可能地依据具体的形势，另一方面，我的前提是无论如何都要反对暴力。假若我不拒绝陷身于以暴制暴的永恒的循环之中，那必定已违反了我的整个生活体验——在希特勒统治下的经验以及在斯大林主义那里所观察到的东西。我能够想象的有意义的改变社会的实践，唯有非暴力的实践。
明：在法西斯专制下也是如此吗？
阿：这里的形势肯定不同。对于一种现实的法西斯主义只有报之以武力。对此我绝不是一个呆板的人。但对那些在极权主义国家里不计其数的人被谋杀之后还在宣扬暴力的人，我是拒绝跟从的。这是一条决定性的界线。
明：学生们试图通过静坐示威来阻止斯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报刊的发行，算逾越了这一界线吗？
阿：我认为这种静坐是合法的。
明：学生们以喧闹和性表演来扰乱您的讲座，算逾越了这一界线吗？
阿：恰恰是对我这样一个常常反对任何形式的爱欲压制和性禁忌的人来说是这样的！他们嘲笑我，三个打扮成嬉皮士的女孩在我面前搔首弄姿。我觉得这简直令人作呕。当看到一个女孩赤裸着胸脯时，人们收到的这种哄堂大笑的效果，根本上就是出于幸灾乐祸的那种庸俗的小市民嘻嘻哈哈的反应。这种捣乱是有预谋的。
明：也许这种特异的行动让你的理论不知所措。
阿：我看来这种行动针对的更少地是我的讲座的内容，对这些极端派别而言，更重要的是哗众取宠。他们由于害怕被遗忘而痛苦不堪。所以他们是自身哗众取宠的奴隶。像我这样的大约有一千人参加的讲座，显然是宣传这种行为的绝佳场所。
明：这种行动是否不能被指责为绝望的行动？也许学生们感觉到他们被这样一种理论所遗弃，对这一理论他们至少相信，它是可以被移植到改变社会的实践中去的？
阿：学生们从来就没有尝试过与我讨论。策略的优先性使得我与学生的沟通变得困难。我的朋友和我都感觉到，我在一个精心计算好的计划中还只是一个客体。关于少数派的权利的思想对自由终究是有建设性的，但这再也不会有任何地位了。人们对事情的客观性视而不见。
明：由于这样的逼迫您就取消辩护的对策了吗？
阿：我的兴趣越来越转向了哲学理论。如果我要给出实践的建议，在一定限度内就如哈尔伯特·马尔库塞所做的那样，与我的作品（Produktivitaet）是相脱离的。人们可以就反对分工说出很多，但众所周知，青年时代对分工作了最激烈攻击的马克思后来也解释说，没有分工根本不行。
明：这样您就自己选择了理论的部分，而其他人则可能完成实践的部分；他们已经在做了。但倘若理论能同时反映实践，也能反思当前的行动，那样是否会更好呢？
阿：我做这些的条件是存在的。但眼下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首先考虑行动主义的内在结构。
明：那么也仅仅是理论吗？
阿：我有时会给理论予很高的地位。我早已——首先是在《否定的辩证法》中——涉及了这些事情，早在这些冲突发生之前。
明：在《否定的辩证法》中我们发现这样消极的论断：“由于其现实化的时机被错过，看起来一度过时的哲学存活了下来。”这样一种远离所有冲突的哲学不就只是一种滑稽的东西了吗？这一问题正是您提出来的。
阿：我始终相信，人们正是在一个功能性实用化了的世界的普遍实践压力下来理解理论。我也不允许由于近来的事件把我与过去所写的东西分离开来。
明：到目前为止，您的辩证法是否如您的朋友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在听天由命的“最黑暗的位置”上将自身交托到了“死亡冲动的破坏性漩涡”之中？
阿：我早就说过，对积极事务的最强有力倾向是源于死亡冲动的。
明：那么哲学的美德就在于，把否定的东西看在眼里，而不去把它扭转过来？
阿：哲学是不可能从任何直接的措施和改变中被体会到的。它正是通过保持自身为理论而改变了其他东西。我想，人们应该会问，如果一个人像我所写的那样思考和写作，不也是一种矛盾吗？理论不也是实践的一种天生的形态吗？
明：不是有这样一种情形，如在希腊，您在其中倡导行动而不仅仅是批判的反思吗？
阿：显然，在希腊我是赞同任何一种形式的行动。在那里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但信誓旦旦地建议说，“你们来一次革命吧！”，会是如此的傻气可笑，人们也定会为之不快。
明：那么您认为在联邦共和国内，有意义和有必要的活动的形式始终在于推进社会关系的分析？
阿：是的，并且要完全专注于特定的个别的对象。我决不羞于在任何一个公共场合说，我正在着手一部宏大的美学著作。
明：阿多尔诺教授先生，非常感谢您的这次谈话。
特奥多 W. 阿多诺 谢永康 译
《阿多尔诺文集》第20卷，第1册，第402－4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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