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学 | 蒙文通：治学杂语 （其一）

编者案：蜀学是近现代思想史中一个极为重要并很有特色的“流派”，其中多今文经学家，但也有不少维新人士和新学代表，比如刘光第，宋育仁等，不过说到思想性，则其最重要的人物大概可以廖季平，刘咸炘为代表。而本文的作者蒙文通先生大概可以算是蜀学最后一位大家，他是廖季平的学生，其学问精湛，明经治史通佛。本文是集合他在各种书籍中的笔记，学生的记录，手稿的整理等等多方面的杂录而成，可以看作他论文著作之外的论学论世箴言，因此严格来说不是一篇文章。其中每每有令人警醒之句，如“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学问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  也有卓识远见的思想火光，如“周也、秦也、春秋，一王大法也，截然而为三”，真是通人的绝妙经典之语。其中很多治史经验值得后世学者好好学习。蒙文通先生的哲嗣蒙默先生，将之整理成一本书，名之为《蒙文通学记》，由于内容较多，不能一次录完，也不适合一次读完。因此《学术与社会》将之分为几次扫描整理，以后陆续在合适的机会分享给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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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言：我这里纵不识一个宇，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又说：人当先理会所以为人，若不知人之所以为人，而与之讲学，是遗其大而言其细，便是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不管做哪门学问，都应体会象山这层意恩。

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学问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

学生总得超过先生。如不能超过先生，纵学得和先生一样，还要你这学生作何用？

孟子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观史亦然，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

做学问犹如江河行舟，会当行其经流，乘风破浪，自当一泻千里。若苟沿边逡巡，不特稽迟难进，甚或可能误入洄水沱而难于自拔。故做学问要敢抓、能抓大问题、中心问题，不要去搞那些枝枝节节无关大体的东西，谨防误入洄水沱。

以虚带实，也是做学问的方法。史料是实，思维是虚。有实无虚，便是死蛇。

读基础书要慢点读，仔细读。不仅是读过，而且要熟。更不在多，多是余事。只熟也还无用，而是要思。但思并不是乱出异解，不是穿凿附会，只是能看出问题。

读史，史书上讲的尽是故事，切不可当作小说读，要从中读出问题来，读出个道理来，读出一个当时的社会来。否则，便不如读小说。

中外进行比较，是研究历史的一个重方法。写《古史甄微》时，就靠读书时学过些西洋史，知道点罗马、希腊、印度的古代文明，知道他们在地理、民族、文化上都不相同。从这里受到启发，结合我国古史传说，爬梳中国代民族可以江汉、河洛、海岱分为三系的法，从而打破了关于传说时代的正统看法。学者或不以为谬，后又得到考古学上的印证。后来喜读汉译社会、经济各家名著，也常从正面、反面受到启发。所写一些文章虽未明确写上这点，但在考虑问题时常常是从这里出发的。

读书贵能钻进去，并不在于读罕见的书，要能在常见书中读出别人读不出来的问题。宋刻元椠并不足贵，章太炎就常说他是读洋板书的人。

中国地广众，而能长期统一，就因为有一个共同的传统文化。欧洲较中国小、人口较中国少，反而长期是个分裂局面，就因没有一个共同的传统文化。中国这个传统文化，说到底就是儒家思想。要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讲清楚，离开了儒家思想是不行的。

学问贵成体系，但学力不足、才力不够是达不到的。体系有如几何学上点、线、面、体的体。清世学者四分之三以上都是饾饤之学，只能是点。其在某些分支上前后贯通自成系统者，如段玉裁之于文字学，可以算是线，还不能成面。如欧阳竟无先生之于佛学、廖季平先生之于经学，自成系统，纲目了然，但也只限于一面。能在整个学术各个方面都卓然有所建树而构成一个整体者，则数百年来盖未之见。做真学问者必须有此气魄。

有些著作，看似零散、无系统，其实是自有系统的。如顾炎武之《日知录》，赵瓯北之《廿二史札记》，就可说是自成体系的通史，只不过没有把人所共知的史实填充进去而已。然清人札记之能与二书相比者盖鲜。

欧阳先生尝言：读俱舍三年，犹未能通。于沪上见沈乙庵，沈谓：君当究俱舍宗，毋究俱舍学。归金陵，觅俱舍前诸书读之，又觅俱舍后诸书读之；又觅与俱舍同时他家诸书读之，读三月而俱舍之义灿然明白。盖自前后左右之书比较研读，则异同自见，大义顿显。章太炎先生尝言：近人读书尚多未至“不懂”处。旨哉斯言。能如欧阳大师之三年犹知其未能通者鲜矣。大师读俱舍之法，用于它书，何独不然。

做学问必选一典籍为基础而精熟之，然后再及其它。有此一精熟之典籍作基础，与无此一精熟之典籍作基础大不一样。无此精熟之典糟作基础，读书有如做工者之以劳力赚钱，其所得者究有限。有此精熟之典籍作基础，则如为商者之有资本，乃以钱赚钱，其所得将无限也。

每一学问必有其基础典籍：清代汉学，不离《说文》；今古文学，则不离《五经异义》、《白虎通义》；宋学则一《近思录》；文学则《昭明文选》、《文心雕龙》。此学者之所能知。治史则当以《文献通考》为基础，则世之学者鲜能首肯者也。

昔自沪归金陵，过苏州谒章太炎先生，时陈柱尊等侍先生，无锡国专唐蔚之邀先生游无锡，先生嘱同往。时人多言先生言谈难会其意，盖先生学问渊博，谈常牵涉过广，而听者往往不能蹑其思路而从之，故有难懂之感。行间，先生每喜与余谈论，常命近坐，虽饮食亦时命坐旁。昕夕论对，将十余日，每至废寝忘食，几于无所不言，亦言无不罄。徐以启先生曰：六经之道同源，何以末流复有今、古之悬别？井研（《学术与社会》编者案：井研即廖平）初说今为孔氏改制，古为从周，此一义也；一变而谓今为孔学，古始刘歆，此又一义也；再变说一为大统，一为小统，则又一义也。仪征（《学术与社会》编者案：仪征即刘师培）虽不似井研明张六变之旨，而义亦屡迁。见于《明堂考》、《西汉周官师说考》，或以今古之辨为酆鄗、雒邑之异制，或又以为西周、东周之殊科。诸持说虽不同，而于今、古学之内容乃未始有异。要皆究此二学之胡由共树而分条已耳。凡斯立义，孰为谛解？章氏默然久之，乃曰：今、古皆汉代之学，吾辈所应究者，则先秦之学也。章氏之说虽如此，然古今文家，孰不本之先秦以为义，则又何邪？余于此用心既久，在解梁时，比辑秦制，凡数万言，始恍然于秦之为秦，然后知法家之说为空言，而秦制其行事也；孔孟之说为空言，而周制其行事也；周、秦之政殊，而儒、法之论异。既见乎秦制之所以异于周，遂于今学之所以异于古者，亦了然也。乃见周也、秦也、春秋一王大法也，截然而为三。于是有《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之作，以见秦、汉之际之儒生为与孔孟有别之新儒家，实为战国以来诸子学术发展之总结。然此篇虽于汉师礼说与西周旧典之异同论方綦详，而于此新儒家出入百家之故则犹未暇论及。后集《儒学五论》及撰《孔子与今文学》时，始略论“儒分为八”即儒家之出入百家者，八儒之书，多存传记，汉师言法夏，法殷、制备四代即新懦家之有取于诸子（本欲详论之而未果），故西汉师儒本有歧义，称制临决，乃趋一致。至于刘歆，乃创古学，而称已先立学官者为今学，而今古学之纷争乃起。于是知廖、刘二师推今古之歧异至于周孔，皆非情实；章氏言今、古止为汉代之学固是，然其离汉师于先奏又未必是也。余沉思今古事，历久不得通，走于四方，博问故老，亦未足祛其积惑，旁稽子史，间有会心，乃渐以得解，然前后已逾四十余年，甚矣为学之难也。

读宋、明理学书，不能当作是学知识，而要当作是学道理，读时应顺著书中所说去体会其道理，要在能懂，不可求快。初读时宜读选本，周汝登《圣学宗传》、孙奇逢《理学宗传》都可（《明儒学案》每家份量稍重，《宋元学案》更重，不宜初学），能读懂哪家，能理会其道理者，不妨多读几遍，然后再读全集。通一家后，再如前法选读他家。总之，选自已有兴趣的、能读懂的来读，而不要勉强硬读，只有这样读，才能真有所得，才能作到“心知其意”，深刻理解。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能深刻懂得古人何所道，是谈不到分析批判的。

读中国哲学，切不可执着于名相，因各人所用名词术语常有名同而实异者，故必细心体会各家所用名词术语的涵义，才能进行分析比较。如果内涵不清，仅就名相上进行分析，皮毛而已，是不着实际的。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是一部好书，我写《周秦少数民族研究》，基础就是这部书，很多现象它都看出来了，材料也提出来了，就是没能把问题点透，缺乏系统。我只在这基础上前进了些，增添了些后起之说。

几十年来，无论是讲课、写文章，都把历史当作哲学在讲，都试图通过讲述历史说明一些理论性问题。唐君毅说：“你每篇文章背后总觉另外还有一个道理。”丁山说：“你每篇考据文章都在讲哲学。”这虽显有推崇之意，却也符合实际。

讲唐史以《通典》最善，讲宋史以《通考》最善。因为它们都是通史，从知汉、晋，以知唐、宋。正史局限于一代，不知古，亦不能知今。两书都是有所为而作的私史，不比虚应故事的官书。吕伯恭最为知今，但他言古必及今。陈君举最为知今，但他言今必自古。必须通观，才能看得清历史脉络，故必须搞通史。但又必须在一段上有深入功夫。只有先将一段深入了，再通观才能有所比较。要深入一段，最好选在唐以后，因其史料较为丰富。

高齐时尊世族，如卢、李之流，而又专任鲜卑，汉人不得为兵，民族矛盾较大。而宇文泰入关则未形成世族，且多用汉人为兵，民族矛盾较小，故能自弱以渐强，进而灭齐，又进而弱梁、陈，至隋而成一统。

《册府元龟》纂于北宋，其中溢出正史之材料至多，特以六朝、隋、唐、五代多世所不见者，可补史缺。但其书系分类编辑，类别虽细，亦不尽合今日所需，故不可仅根据类目查检，而应普遍查。 《通鉴》自六朝以下，亦多溢出正史，《册府》当与相若。伯希和、沙畹等立论多取材《册府》。

嘉庆《四川通志》据正史列蜀人名氏，不见于正史者则多佚而不载。刘鉴泉据宋人文集录出多人。然刘所见宋人文集有限，《四库珍本丛书》即所未见，故可于刘所见集外更补集之。他如《舆地纪胜》、《寰宇通志》均记有蜀人事，亦可用以补之。

宋有历朝实录、国史，李焘《长编》所引至多。元初修宋、辽、金三史，为时不过二三年，实非修史，乃抄史耳。故《宋史》应基本上保了宋国史的原貌。可用《长编》互校，《长编》“本传”者即国史之列传，称“本纪”者即国史之“本纪”，可用以考校究竟保存多少国史的原貌。

《周官》一书貌似规模宏大，职官分明，后世有“周公致太平”、刘歆伪造之说。然细其实，亦殊混乱，如选举不尽属大宗伯，军事不尽属大司马，冢宰所主则多为王朝内府之事。若再细审之，则各官职分之重复者亦复不少。可见其实非系统完整之理想制度。至其所反映之社会制度亦与战国以后之实况不合，而颇与西周相符（另有专文），皆可证其为旧日之档案整理而成者。

言汉学，必先明其家法，然后乃能明其学说，又必跳出家法，然后乃能反判其学说。如惠栋是懂家法的，张惠言之于《易》，庄存与之于《公羊》，都可说是明于汉学家法的。戴东原却不懂家法，近世之崇戴者，也多不懂家法，故虽大讲汉学，而实多梦吃。

章太炎颇推重孙诒让《周礼正义》、黄以周《礼书通故》二书，然二书路数则不同。孙为汉学路子，纯宗郑玄，然信之太过。黄以周则不纯为汉学，也讲宋学，以宋学方法讲汉学则时有臆说。然其书又多用林昌彝《三礼通释》，而其下结论则较林为精，林书则为《五礼通考》路子。

唐人学术气度宏大，偶失之粗疏，而宋人学术深细。宋人读唐书，见其粗疏多失，起而纠之，自然趋于深细，如《元和郡县志》即多失，宋地理书则多所是正。

唐之骈文形成四六，唐之诗形成格律，佛学则有科判。看来总有一个架子。

任何思想总是时代的产物，是根据各时代的问题而提出的。时代一过，形势变了，这种思想便失去其意义，便消逝了。

魏晋的佛学，完全是印度佛教与中国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故与印度之佛教异。唐人觉其非印度之教义，玄奘亲往印度求法，所取回者为真印度佛教，但与中国条件不适应，再传之后遂绝，而所流行者则仍为中国化之佛——天台、华严等宗，及至禅宗出现后，与中国思想之结合愈紧密，而竟完全取代前此佛教各宗。

孙明复讲《春秋》大一统，盖针对唐末五代之藩镇割据而发，故其说得以不胫而走。胡安国《春秋传》大攘夷，则就南宋形势言之，故其书终宋之时代三传行世。

一个学派总是有自己的理论，清代汉学的理论何在？而汉代学术，无论是今文家或古文家，都是有自己的理论的。戴震、焦循虽有理论著作，而又和他的整个学术脱节。所以，清代汉学到晚期非变不可，不变便没有出路。

大学以上的学生，主要是学方法。在听课时，应跟着先生的逻辑思维的发展而发展，体会先生是怎样思考问题的，不应要求先生跟着学生的逻辑思维走。假如那样，学生还学什么？

写一篇文章，总要经得起时间考验。一篇稿子写好后，最好放个二三年；能经得住二三年的考验，再发表也不晚。在这段时间也可做些补充修改，使更完善些。（《学术与社会》编者案：真做学问的确当如是，可是在现行的职称评定以及论文发表制度下，这么做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了。）

明代学者所见古文献远较清人为多，他们常常把这些佚文辑为一帙，刊刻流通。但由于他们在方法上不谨严，常有杂凑窜改之事，故清人常以伪作视之，而不屑一顾。实际上这些东西常常都是有根据 的，若能有分析地加以使用，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如明代所传沈约注《竹书纪年》就是一例。

古史辨派兴起后，学者们常常爱说这是伪书、那也是伪书，先秦旧籍《诗经》而外几乎无非伪书。但是，说是伪书，总得找出它作伪的原因。若找不出，是不足服人的。先秦文献不能也不必确指为谁所作，这些作品在流传中又常常都有窜改、增补，但其主体仍不失为先秦旧物。如《尚书》的《尧典》、《禹贡》，若谓其为虞、夏时作品， 当然不对，但必谓其创于战国晚期则又未必。其经过辗转传绎的痕迹 还是较为清楚的，“若稽古帝尧”，就表明是后人的口吻，但文章的基本内容应当还是远古相传的。

《叔孙通传》：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楚戍卒攻陈。“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臣瓒曰：《公羊传》曰：“君亲无将，将而必诛。”知臣瓒意前对者以公羊学为秦博士也。《史记•正义》（《会注》本）引《陈留风俗传》云：“园庾，字宣，明《公羊春秋》，为秦博士。”园又作圆、作辕，岂辕固生之先欤！是此博士三十余人而对者，盖辕宣也。即商山四皓之一。见《史 记》之《索隐》、《正义》。

《韩非》言：“管仲毋易齐，郭偃毋易晋，则桓、文不霸。” 知齐、 晋霸制，更张周礼。成齐桓之法者管仲，成晋文之者则郭偃也。《商君书•更法》征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则郭偃所倡议，商君变秦法征此二语，肥义主胡服亦征此二语，知其影响于后来者亦巨矣。而班固以为晋文公作被庐之法，求之《左传》云：以“民未知礼，于是大蒐于被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晋语》言：“随会聘于周归，乃讲聚三代之典礼，修执秩 以为晋法。”被庐之法，正文公事，当即郭偃之作。曰修执秩为晋法，曰作执秩以正官，斯郭偃所作，随会修之，亦五官之法也。

《蒙文通学记》增补本，三联书店，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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