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 | 林宗正：唐朝侠客诗风

编者案：每个少年都有过击节长歌、仗剑天涯的梦想罢。重义轻生的侠客，以及浪迹天涯的吟游诗人，这就简单而又鲜明地构成了向往未知之地，充满热情冲动与善良愿望的年轻梦想。唐人的边塞诗就是这么一种瑰丽的产物。此文是林宗正在复旦大学的演讲，意趣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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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的侠客书写，从魏晋开始，到了唐朝达到发展的高峰。侠客的身影，尤其是快意恩仇的女侠、率性复仇的少侠、以及深受道德煎熬的男侠，让我们欣赏到了除了抒情之外，中国诗歌多样而丰富的书写传统。

魏晋南北朝之时，侠客的书写开始出现在诗歌中。魏晋诗歌中的男侠大多是边塞的少年侠客。他们的特质，总是自恋、爱美、高傲、挥霍无度、重友情而不重金钱、轻死生、甚至可以为友人或知遇者而牺牲生命。然而魏晋南北朝的边塞诗大多是诗人的想象之作，或是在既有内容上的重新创作。其中描写的边塞景色与人物，包括少年侠客，也大多是没有亲身经历边塞的诗人对边塞的想象。然而到了唐朝，这种书写传统有了很大的改变。唐朝诗歌的侠客传统，主要出现在边塞诗中。在阅读唐朝边塞侠客之时，我们或许会有许多的好奇，例如：

　　边塞诗在唐朝达到发展的高峰，这表示有相当数量的诗人在从事边塞诗的创作。如果还是纯粹的想象，可能无法满足太多诗人。从史料上，我们知道，确实有许多的唐朝诗人到了边塞。那问题是：唐朝诗人给读者的印象是温文儒雅、多愁善感、甚至有点体弱多病的学者形象，唐朝诗人如何能够在艰难、荒凉、极端气候的边塞环境中生存下来呢？是什么原因让唐朝诗人决定到边塞?

　　为什么侠客与边塞总是息息相关呢？侠客为什么不留在中原，何必一定要千里迢迢跑到边塞？

　　古代诗人给人的感觉就是文弱，但又喜欢将自己视为侠客。我们好奇的是：这些诗人是以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的文化基础来将自己视为是侠客？把自己当成是侠客，会给诗人带来什么感觉？为什么诗人需要这种侠客的感觉？忧愁善感的杜甫，是最不可能与侠客有任何关联的诗人之一，但为什么像杜甫这种诗人会如此向往侠客精神？杜甫如何让自己觉得自己是侠客？

复仇是侠客的主要特质。侠客为家人、为朋友、为弱小、为正义复仇，这我们可以理解，但在史料中，我们发现侠客也为雇主复仇，换言之，因为酬佣而杀人。我们好奇的是：因为酬佣而替人复仇的侠客，还可以被视为侠客吗？在什么样的文化基础上，侠客因为酬佣而为人报仇的行为是被允许的？

唐朝边塞诗中侠客文化的四个主题

概括而言，唐朝边塞诗所描写的侠客文化，有四个重要的主题。

第一个主题是侠客从军。唐朝边塞诗所描写的侠客，有些是胸怀大志的少年侠客，有些是住在西北边境、生活浪荡、喜欢逞凶斗狠的游侠儿，有些则是在长安、洛阳犯案之后逃到边塞的侠客。然而，不管是英俊的少侠、或是放荡的游侠儿、还是犯案的侠客，当他们眼见西北外族入侵而国家危难之时，他们体内的另一种侠客情怀——爱国——随之兴起，因而毅然从军报国。唐朝边塞诗，就有许多作品是在描写侠客的从军报国。

第二个主题是侠客的报恩与报仇：报恩与报仇是侠客最显著的特质。报恩，尤其是报知遇之恩，从《史记》的《刺客列传》就已是侠客特质的标签。而这个特质，对诗人侠客也不例外。高适报答哥舒翰即是典型的例子。

侠客复仇，不管是为知遇者、为友人、国家、正义、或是为自己复仇，一直是古典文学所称颂的侠客精神。侠客复仇，并不是文学所虚构出来的。从史料得知，从春秋战国、汉魏六朝、甚至到了唐朝，复仇风气在社会上一直都非常盛行。

虽然复仇是侠客用来展现侠义精神的重要行为，但男性侠客与女性侠客在复仇上，有着相当大的差别。男侠可以为知遇者、为朋友、为弱小、为国家、为正义、为自己复仇，但从来没有为家人复仇。而诗歌中的女侠，只为家人复仇。

在侠客复仇的主题上，陈子昂《感遇三八首之三四》是代表作品。这篇作品讲述渤海边境的一位侠客士兵，在少年之时的侠客行为，以及他如何在犯案之后逃到边境，之后又如何在国家危难之时，毅然从军。这首诗最引人注目的是5-12行，尤其是7-8两行诗句。透过这些诗句，多少可以想象当时城市少侠平常是如何生活、如何模仿心中所向往的侠客行为：

　　自言幽燕客，结发事远游。

   赤丸杀公吏，白日报私雠。

　　避仇至海上，被役此边州。

   故乡三千里，辽水复悠悠。

我们可以想见有一群少年在结发之后，效法侠客，结伴远游，来到了长安。为了感染城市少侠的精神，白天的时候，他们可能成群结队在城里四处游荡，寻找不公不义而他们可以行侠仗义的机会，譬如看到弱者被恶霸欺凌，马上上前，打抱不平，他们可能因此拯救了一位弱小的受害者，他们也可能在打抱不平之时，惨遭恶霸欺凌，落败而逃，但决定隔天复仇。他们也可能听到了一些有关官员欺压百姓的事，他们为了伸张正义，秘密收集了这些官员的住所以及相关资料。在采取行动的前一天晚上，他们抽签决定任务，包括决定暗杀目标、决定由谁负责暗杀、决定如果失败，由谁负责收尸埋葬。任务决定之后，漫漫长夜，但是他们情绪高昂，睡不着觉，拿出剑来，凝望着深夜，等待黎明的到来。我们可以想见，在曙光乍现之时，他们已然来到街上，潜伏于暗处，等待着时机与目标的出现。之后，不管任务是否完成，当然就是逃亡。

第三个主题是诗人侠客：有许多作品是描写诗人如何仰慕侠客的行为、如何藉由从军以及打猎、放鹰等行为让自己感受侠客的豪放与英勇，从而想象自己就是侠客。杜甫是典型的文弱诗人而又胸怀侠客情怀的代表。735年，杜甫科举考试失败，于是跟友人结伴一起畅游山东、河北、河南一带。杜甫《壮游》的41-48行诗句，就是描述诗人如何透过种种行为，例如打猎、放鹰、大声放歌、骑快马等等，来让自己感染侠客气慨。

但是令人好奇的是：为什么古代诗人总是向往侠客情怀？可能的一个解释，是侠客精神长期以来对诗人有激励作用，尤其是诗人受到挫折之时。科举失败，对大部分诗人而言，是无法避免的，被贬抑到偏远的地区任职，更是诗人人生的一部分。在这些困顿挫折的生活中，侠客精神就经常被诗人拿来作为疗伤止痛的抚慰。

有关诗人侠客的另外一个重要议题是，除了少数诗人如李白善于剑术武艺之外，多数诗人都是文弱的书生，他们应该非常清楚他们的文弱体质是不可能与真实的侠客相比的，但令人好奇的是：什么样的文化基础让他们认为他们也可以是侠客？刘若愚先生对侠客的定义，或许可以说明。所谓的侠客，并不是与职业有关，而是指那些具有侠客特质的人。所谓的侠客特质，可以是行侠仗义、重友情、讲义气、爱国等等情操。武艺高强、能飞檐走壁的侠客，例如李安电影《卧虎藏龙》的侠客，诗人非常清楚他们是做不到的，也不敢做，只能想象而已，但是从军报国、与军中袍泽同甘共苦，他们是可以做得到的。而这些也正是侠客的特质。诗人自然而然就会将自己与古代的侠客连结起来，而将自己视为是侠客。

第四个主题是厌战与反战的思想：在唐朝边塞诗中，确实有不少作品描写少年侠客期待战争来为国家报仇雪恨，为自己建功扬名。然而对许多诗人侠客而言，从军只是纯粹的爱国表现。许多诗人与侠客甚至是反战的。从汉末到唐初，长期以来一直是战争频仍的乱世。到了盛唐，又因中亚与拓展疆域的政策，而长年征战。到了中晚唐，更因为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内战不断。侠客与诗人，甚至是平民百姓早已厌倦而害怕战争。在唐朝边塞诗中，许多作品深刻反映了诗人与侠客的厌战与反战的心态。特别是晚唐，除了内战之外，还有外族入侵。藩镇割据与内战的长期消耗，士兵与人民，不管是在实质的体力、或是精神上，都已经无法抵抗外族的入侵，因此有许多作品不仅主张反战，甚至大胆直言以投降的方式来争取和平。

饮酒与侠客

饮酒是侠客重要的特质，就像剑一般，与侠客形影不离。从《诗经》到六朝，喝酒已经开始被用来描写友情、诗人的气质与生活。但是在唐朝之前，不管是史传散文还是诗歌作品，用喝酒来渲染侠客的豪迈气质，非常少见。例如在《史记》的《游侠列传》记载朱家、田仲、剧孟、郭解等布衣之侠，完全没有提到这些侠客好酒，不仅如此，还特别提到郭解不好酒。甚至还记载郭解的外甥仗着舅父的势力强要别人饮酒，结果激怒对方而被杀。郭解并没有责怪对方，反而认为自己外甥咎由自取而宽恕了凶手。另外，在《刺客列传》里，记载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五人行刺报恩的事迹，只有在描写荆轲之时，才特别提到荆轲好酒，其余的侠客，完全不以好酒来描写他们的侠客特质。魏晋南北朝之时，诗歌已经开始描写侠客的喝酒，但这类作品并不多。大量以好酒来描写侠客的豪迈特质，应该是从唐朝开始，并且在明清小说，尤其是在当代武侠小说中例如金庸的作品中，被发挥到极致。

柳宗元的《韦道安》与司空图的《冯燕歌》

除了边塞诗的侠客之外，唐朝诗歌中还有其他重要的侠客作品，其中，以柳宗元的《韦道安》与司空图的《冯燕歌》最为突出。《韦道安》讲的是儒侠以及道德之间的冲突，而《冯燕歌》是有关侠客的情杀以及正义感，也是道德的冲突与抉择。韦道安文武兼备，但困于忠、义这两种道德的选择之间，最后以自尽来成全这两种道德。

冯燕是一位潇洒、好色、又有正义感的侠客，这可能是中国诗歌中第一位好色的侠客，而且是一位可以因为正义而牺牲情爱的侠客。从冯燕身上，我们看到正义与好色是可以同时存在于侠客的特质当中的。但是中国侠客的好色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有正义感，而且正义感永远摆在第一位，在此条件之下，侠客才可以好色。然而韦道安展现出另一种侠客的特质。当太守希望将两位女儿嫁给韦道安之时，韦道安不但没有接受，反而非常生气，因为他拯救太守女儿的目的，不是女色，而是正义。如果接受太守的好意，那就扭曲了他正义之行的初衷。换言之，侠客的正义行为只有道德的目的，任何与行为初衷无关的结果只会亵渎道德的本质。韦道安这个形象，影响了后来文学中的侠客形象，例如《赵匡胤千里送京娘》那位侠客赵匡胤拒绝京娘的终身相托，也是同样的理由。

这两首诗歌所讲述的侠客故事、以及所描述的侠客形象，在边塞侠客诗歌中从未见过，反而是与后来的明清小说中的侠客形象，比较类似。

除了侠客的形象，这两首诗歌的描写笔法，也与明清小说相当类似。譬如，冯燕的头巾引来了血腥的杀戮以及后续一连串的高潮情节，这与《水浒传》有关潘金莲与西门庆的描写，非常相似。冯燕与张婴的妻子燕好之后，突然之间，烂醉如泥的张婴回了家，闯进了他自己的房间，倒头便睡。冯燕惊讶之下，掉头便走，结果忘了头巾。赶紧回来，一进房间，只见张婴的妻子露出邪恶的笑容，拿着一把利刃，示意冯燕将她的丈夫杀了。冯燕有点犹豫，想一走了之，但是突然之间觉得这个女人太过邪恶，内心那股侠客的正义感油然而起，当然，当侠客的正义感油然而起之际，这个女人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冯燕的头巾，就像是西门庆用来勾引潘金莲的那双筷子，虽然都是日常的细微之物，却是引起后来血腥杀戮以及一连串高潮情节的重要关键。

诗歌中的女侠

中国诗歌虽然没有太多的女侠作品，但却有着特殊的女侠传统，并与男侠在形象与特质上，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中国诗歌的女侠书写，也是从汉魏六朝开始的。当时的女侠作品，都是描写女性为宗族复仇。这可能是因为女性复仇在当时的社会与政治上受到相当大的支持与鼓励，甚至还受到皇帝的表扬与特赦。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两首同样题目的《秦女休行》，以及曹植的《精微篇》。曹植的作品并没有细节描写女侠的故事，只是简略地将古代著名的女侠，如苏来卿、女休、缇萦等,加以歌颂一翻而已。当时最重要的女侠作品是《秦女休行》。出现最早的是左延年的《秦女休行》，描写秦女休为宗族复仇的故事。之后是傅玄的《秦女休行》，描写的是庞氏烈妇为父报仇。

左延年的《秦女休行》有几个值得注意的重点。一是描写女休“左执白杨刃，右据宛鲁矛”。这二行诗句描写女休左右两手可以同时使用武器，我们或许可以据此合理的推论，女休是具有武艺的，而且武艺还有点高强。这是诗歌中，武艺成为女侠主要形象的开始。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女休兄弟的描写。“兄言怏怏，弟言无道忧”这二句让我们好奇：女休既然有兄弟，为什么不是她的兄弟为宗族报仇呢？为什么她的兄弟只会在事发之后，说些实质上毫无帮助的怨言呢？很明显的，这是利用男性的懦弱来凸显女侠的勇敢。这与男侠诗歌藉由女性弱点来彰显男侠的英雄气慨，是相同的笔法。这个笔法深远影响了后代文学的侠客书写。

另外一个重点是有关女侠被赦免的描写。最后的六行诗句描写在即将行刑之际，皇帝特赦的诏书及时赶到，女休的死罪因而被赦免了。在中国诗歌里，女侠与男侠的勇敢行为都有被赦免的现象，但是两者之间有所差别。男侠不管是为朋友、或是为知遇者，可以因为复仇的行为而被歌颂，但绝对没有因为复仇而被赦免其罪。反而有许多诗歌作品，描写男侠复仇之后，害怕被仇家追杀，或担心被官府逮捕而逃亡。男侠只有在为正义的情形之下，才有被赦免的可能。然而，诗歌中的女侠却可以因为家族复仇的勇敢行为而被赦免。这是诗歌中男侠与女侠之间的最大差别之一。

左延年的作品，已经开始在贬低男性，只是比较委婉而间接；傅玄的作品，则是直接而严厉的批评。其中的四行诗句“虽有男兄弟，志弱不能当。烈女念此痛，丹心为寸伤”，是诗歌中，除了曹植《精微篇》之外，第一次在描写女侠之时，以直言的方式来贬低男子，藉此来彰显女侠的能力与勇气。

这篇作品最突出的特色是11-20行有关女侠复仇、尤其是杀人场面的描写。这段描写对中国文学有关女侠形象的书写，有着深远的影响。在这十行诗句中，我们看到一位女侠是如何愤怒、凶狠、猛力、与血腥的复仇。这段复仇的描写生动呈现了女侠的勇猛，也同时开启了后来诗歌与小说中有关女侠血腥杀人的书写传统。譬如李白的《东海有勇妇》，以及清朝小说《儿女英雄传》，其中女侠的英勇形象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藉由女侠的杀人场面来凸显的。

唐朝诗人继承了汉魏六朝诗歌的女侠传统，当时最重要的女侠诗歌，首推李白的《东海有勇妇》。这篇作品与之前的诗歌，在女侠形象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其中一个重要而创新的特点，就是这位女侠精通越女剑法。换言之，这位女侠是真正懂得剑术的侠女。她应该是中国诗歌中的第一位女性剑侠。

另外一项特点是有关杀人场面的描写。李白使用了六行诗句(11-16)来描写女侠与仇家的搏斗，这是继承傅玄《秦女休行》有关血腥复仇场面的描写，但又有所不同。在傅玄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女侠如何愤怒地使尽了全力砍杀仇家的血腥场面，但是在李白的作品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位熟稔剑术的女侠，如何从容不迫地使剑而剑出人亡的轻快场面。或许我们可以如此说，傅玄诗歌所描写的复仇是非常沉重的复仇，而李白笔下的复仇却是轻快而随意的杀人。如果要说李白在女侠书写传统中有什么特殊贡献，就是在诗歌中创造了后代侠客文学以及武侠小说中的侠客(剑侠)类型。

诗歌中的男侠似乎总是面对道德的冲突与抉择。男侠在面对冲突之时，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牺牲自己来保留所有的价值。例如当韦道安知道张愔企图背叛朝廷之时，他陷于道德挣扎，因为张愔的父亲张建封对他有知遇之恩，而他又不能背叛君王，最后选择牺牲自己，来成全忠、义这两种道德。

二是牺牲其中一个价值，而保留另外一个价值。例如冯燕在正义与情爱之间，选择正义而牺牲情爱，因而杀了张婴的妻子。另外，在张婴被误以为是杀妻凶手而即将问斩之际，冯燕再度面对两种价值的冲突，一是自己的性命，一是正义，最后冯燕选择正义，出面自首。就是因为冯燕两次选择都是为了正义，因而被赦免其罪。

然而女侠没有所谓的道德冲突，只有复仇而已，只求成功完成她的任务。换言之，女侠的复仇只有道德的目的（为了尽孝），但没有道德的冲突。显然，在面对道德之时，诗歌中的男侠总是背负着沉重的包袱，而女侠却只坚守着一个价值——为家族复仇——因而没有所谓的冲突，也因而显得格外地轻松、自在。

结论

中国诗歌的侠客书写，从魏晋开始，到了唐朝达到发展的高峰。侠客的身影，尤其是快意恩仇的女侠、率性复仇的少侠以及深受道德煎熬的男侠，让我们欣赏到了除了抒情之外，中国诗歌多样而丰富的书写传统。侠客似乎将读者带出了诗歌中根深蒂固的抒情想象，让读者随着侠客的身影，走入了诗歌的另外一个世界，也同时走入了当时的历史与社会。我们就像驻足道旁、目睹侠客复仇的市井百姓，既担心害怕刀光剑影、又紧张好奇侠客的命运，我们为城市少侠的见义勇为而欢呼，但也同时因为东海勇妇的豪迈与血腥，而吓得瞠目结舌。诗歌中的侠客让我们更贴近了古代中国，也让我们对古代的想象变得栩栩如生，同时也让我们在小说侠客的散文书写之外，为侠客的行为添加了一份诗歌的韵律与抒情的美感。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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