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 | 小蛮浮世绘：哈桑的故事
第一次碰到哈桑，是在火车上，我送一位北京来的朋友回国，去布鲁塞尔机场。我们上车以后，进入车厢，看到一个正在读书的青壮年人，旁边和对面都没有人坐。而他看到有人进来，立刻把搁在旁边座位的外衣拿起来，放在自己的腿上。于是我们就坐在了他的对面。
我瞄了眼他手中的书，他便主动将封皮给我看，是Kamin Mohammadi的The Cypress Tree。我早就听说过这本书，但并没有读过。只是从杂志的书评中我知道这本书的大概内容：一个九岁的女孩，因伊朗革命而随家搬迁到英国，直到二十大几岁才重新回到故国，这不仅是一本关于回乡寻根的故事，也讲述了伊朗的身份给她的家庭带来的诸多影响。我略有点讶异，因为一般来说普通西方人不太阅读伊斯兰世界的文学作品。而我在和他聊了一段时间才恍然明白，眼前这位看上去和普通欧洲人没什么区别的小伙子，其实名字叫哈桑，来自叙利亚。
我一向不太能准确分清一个人究竟来自东欧中欧西欧或某些中东地区或小亚细亚，换言之，我觉得能一眼就分辨出来长相的人，多半是些笼统的、刻板的模糊印象，比如西欧北欧的人肤色和头发颜色更浅，南欧人头发和眼睛颜色深，东欧人肤色头发色浅但颧骨高，阿拉伯人头发和眼睛都是黑色，等等。但是哈桑却不符合这些经验的判断。他的头发是浅棕色，眼睛是深蓝色，不像想像中的阿拉伯人。也因此，一开始让我产生了误判。
火车上时间短，我们没有聊很久，只是知道他替比利时政府工作，为难民做翻译，他会很多种语言，阿拉伯语是母语，精通英语，荷兰语，法语，德语，也懂一点库尔德语和波斯语。
我喜欢和不同生活背景的人交往，他们构成了我更全面深刻理解世界的背景材料。于是我们留下彼此联系方式，便各自下车了。
后来我和哈桑又见过几次面，每次都在酒吧喝点咖啡，聊很久。他是个穆斯林，基本上不喝酒，但并不是个特别严格的穆斯林。因为他也跟我一起喝过啤酒，只是很知道克制，从不像我很轻易的把自己喝多。而我也从他支离破碎的讲述中，拼凑出他过去十几年的人生轨迹。
他最早来比利时，是为了留学，读的是根特大学文学系的英语文学专业硕士。读书期间，他在餐馆打过工，也做导游，专门接待其时颇富足的叙利亚人和其他中东地区的阿拉伯游客。书还没有读完，叙利亚内战开始了。他说，那是2011年2月，尽管媒体说其实3月才正式打起来。祥和而富庶的叙利亚便一去不复返了。而哈桑也再没能回叙利亚。因为战争打起来之后，他立即申请了政治难民的身份，顺利获得批准后，又过了几年，申请了比利时国籍，成为了叙利亚裔比利时人。由于申请的是政治难民，所以他再也不能回叙利亚。政治避难的申请前提就是：申请人在其母国要么会受到政治迫害，要么会因战争而丧命，所以申请避难。尽管在获得比利时国籍以后，原则上他已经可以回叙利亚，但谁知道进入叙利亚之后会发生什么呢，政治暗杀，宗教仇杀，秋后算账……所以哈桑再也没有回去过。
他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叙利亚战争是怎么开始的，尽管我其实多少已经有些了解。他说叙利亚的统治者是阿拉维派穆斯林，人口大概只有叙利亚总人口的15％，此外还有一部分库尔德人，而其他大多数人则是逊尼派穆斯林。哈桑说，阿萨德所代表的叙利亚阿拉维派，其实是比较世俗化的什叶派分支。而阿萨德与伊拉克的萨达姆一样，都是以宗教少数派统治多数派的强人。因此可以想见，必须以什么样的强硬手段才能压制住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宗教异己者。
和他聊天时，我通常并不主动谈及宗教信仰问题。但话题不知怎么就总是会转向伊斯兰与世界政治。哈桑是一个逊尼派穆斯林，他自己声称是温和主义的穆斯林。他不止一次地说过穆斯林中的极端主义分子绑架了整个穆斯林群体，而伊斯兰教内部面临着错中复杂的矛盾，既是政治的，也是信仰的，同时还是民族的。另外，组织化，结构化和权力化的权威性的宗教解释体系也存在着实实在在的“与时俱进”的问题。我婉转地问他，是不是伊斯兰教内部没有经过一个类似西方天主教系统的马丁路德革命，或者说印刷技术带来的“宗教民主化”运动，使得伊斯兰教没有能够像西方天主教那样，逐步从“唯有神职人员才有权力解释圣经”转变为新教的“人人都可以阅读和解释圣经”，因此伊斯兰教从整体上还是“前现代的”，建制色彩浓厚。哈桑完全同意我的问题，并且直截了当地加上了我没有说出的另外一点，那就是政教始终不能分离，是伊斯兰教的信仰世界始终与外部的政治世界紧密纠缠，而不免最终深受其害的原因。
我不愿过多地和哈桑讨论宗教的话题，于是我常常在谈得过于深入的涉及到宗教问题时，转而问他一些个人经历的话题。但他的回答很快就会转向宗教和政治。
比如：我问他是哪里人，家乡还有没有亲人。他会说他老家在叙利亚北部大城市阿勒颇60里的一个小城，他读中学和大学都是在阿勒颇，他的父母也还生活在阿勒颇。接着就突然认真地说，现在叙利亚北部的一些村镇有很多中国人，大概有几千人，他们在与阿萨德政府军作战，非常勇猛，常常搞些自杀性袭击。我听了之后颇有些吃惊，问他，中国人吗？他说是的，是突厥人的后裔，多数持有土耳其的护照。我恍然大悟，但还是不太敢相信，这些人不远万里从新疆去叙利亚，真的是为了信仰而作战？不会是雇佣军吗？哈桑说，是为了信仰，因为他们的家庭成员也全都在那，要是雇佣兵，家庭成员肯定就不会来。我不知道是我太多疑，还是哈桑太天真，我总觉得哈桑的答案不太像事实。我总觉得那些可怜的人们，多半是出于对宗教描述里美好世界的憧憬而全家偷渡到中东，然而到了那里才知道他们还必须为了“美好的世界”而战斗，却已经没有退路了，因为全家都在此，进也如此，退也如此。不知道是我说，还是哈桑说的，才是对的，或者我们都说错了罢。
再比如：我问他，平时的工作主要是什么流程。他就说，每当一些来自中东的人申请政治避难，比利时政府就会通知他来做翻译。有时候，上午是为一个来自叙利亚的逊尼派穆斯林做翻译，解释他被什叶派迫害的经历，下午却换成了为一个来自伊拉克的什叶派穆斯林做翻译，讲述他在伊拉克被逊尼派迫害的苦难。这是多么讽刺的场景啊，是吗？他问我。我无言以对。他说穆斯林之间为什么互相伤害呢，其实不是宗教的原因，而是政治。我只好笑而不语。他接着就会说，你能想象以前沙特一直支持也门的什叶派的君主，接着又会立刻以宗教的名义支持逊尼派的武装吗？这难道是宗教的原因吗？
这类话题太多了，由于无论说什么几乎都要涉及到伊斯兰的信仰世界和政治，我就转而问些历史的问题，这样就不会与现实的政治有太直接的关系。哈桑对中东的历史和伊斯兰的发展史极为熟悉，我受益匪浅。也知道了不少以前不知道的历史八卦。
哈桑说他很幸运，获得了比利时国籍，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国家，而不像现在任何持有叙利亚护照的人，哪儿也去不了，甚至连紧邻着的约旦和土耳其都极其难入境。哈桑娶了一个比利时的姑娘做妻子，因为穆斯林可以娶基督徒和犹太人，他们结婚不存在问题，但最终他的妻子还是皈依了伊斯兰。他们有一个漂亮的儿子，金色的头发。他们买了房子。快乐地生活着。
可是哈桑的眉宇间总是有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郁，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的父母还在阿勒颇，没有办法通过正规途径来到欧洲，而他也无法回到叙利亚。
虽然和哈桑渐渐熟悉起来，他常邀请我去他的家中去吃他亲手制作的叙利亚菜和他夫人做的弗莱芒菜，我却一直很忙。而每次看到关于难民的新闻，我总想到哈桑，而脑海浮现的影像却始终是在火车里读书的他，以及手中捧着的那本The Cypress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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