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 | 张邦炜：“唐宋变革”论的首倡者及其他
编者案：研究中国史的大概现在无人不知唐宋变革论，多数人心中将之与日本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本期《学术与社会》选了两篇文章对这个问题做一回顾。一篇是是张邦炜教授的“唐宋变革”论的首倡者及其他，这篇文章中，张教授指出此论既不是日本人先提出，在中国也不是日本理论的影响力更大，日本唐宋变革论的影响在中国逐渐大起来其实不过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另一篇文章是李华瑞教授的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此文则更详细的简述了中日唐宋变革观的理论异同。二文可互相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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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唐宋变革”，学者见仁见智。有研究者认为：“‘唐宋变革’是一种历史分期”；“‘唐宋变革’的起点是中唐”；不应混淆“唐宋变革”与“唐宋变化”；不能在“唐宋变革期”与“唐宋时期”之间划等号。上述论断或可成为学界共识。这位研究者同时又强调：“唐宋变革”论“最早由日本的京都学派提出”。此说几成定论，其实并不确切。以下四点只怕是我们应当知道但又常常被忽视的事实，正视这些事实并非无关紧要。
一、“唐宋变革”论的首倡者不是日本学者，而是南宋史家郑樵。
“唐宋变革”论的发明权果真非日本学者莫属吗？不，在不少论著中都有其反证。如有研究者指出：“中国史家对唐宋之际所发生的巨大社会变迁亦早有认识。”他引用明人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叙》：“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并解释道：“陈邦瞻认为我国从原始社会（‘鸿荒’）进入阶级社会（‘唐虞’），经夏商周古代以迄战国，这是第一阶段；汉唐以迄五代为第二阶段；宋代进入第三阶段。”另一位学者也说：“陈氏在这里提出了中国社会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的理论。”这二位学者的阐释很有道理，但存在两个缺陷：第一，陈邦瞻认为中国历史经过三大变革、四大阶段，即鸿荒、唐虞至战国、汉至五季、宋以后，并非三个阶段。这还在其次。第二，更重要的是，“唐宋变革”论者在陈邦瞻之前早已有之，南宋史家郑樵（1104-1162）就比陈邦瞻（？-1623）早，而且要早四百多年之久。
郑樵《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称：“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这段名言言简意赅，不是枝枝节节的史料，而是高屋建瓴的史论。它准确无误地表明郑樵是个相当标准的“唐宋变革”论者。此外，如北宋沈括、南宋王明清以及清初顾炎武等人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程度上对“唐宋变革”都有所涉及。他们有关“婚姻之变”、“氏族之乱”、从“豪民”到“田主”等论述，治史者无人不晓，无须一一征引。沈括在时间上早于郑樵，但他对“唐宋变革”只是有所察觉而已。顾炎武对“唐宋变革”的揭示虽然既深又广，但在时间上远远晚于郑樵。可见，“唐宋变革”论并非舶来品。
有关研究者或许会说：郑樵等人的论述属于古代史家的传统史学观点，不是近代史学体系规制下的学说。可是即使就近代而言，在内藤湖南(1866-1934)之前，我国学者夏曾佑(1863-1924)便率先提出“唐宋变革”论。内藤《中国近世史》一书和《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刊行于20世纪初期，而夏氏《中国古代史》一书是其上世纪初年的讲稿。他认为：“自传说时代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为近古之世。”夏氏与内藤在时代上并无古代与近代之分，夏氏的“近古”说与内藤的“近世”论都应当属于近代史学体系规制下的学说。值得注意的是，“内藤于1902年会见过夏曾佑，对他的学问多有褒赞。”“内藤湖南从夏曾佑的书中，获得了某些启发，引起了思想共鸣”。总之，不是内藤影响夏氏，而是夏氏影响内藤。而夏氏和内藤都受提倡“史界革命”的梁启超（1873-1929）影响。已有研究者指出：“中国新史学先锋之一的夏曾佑的中国史分期、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分期‘三分法’均在不同程度上与梁氏分期说有着内在联系。”
二 、在我国影响最大的“唐宋变革”论者不是日本学者，而是我国学者。
上世纪30年代以后，我国的“唐宋变革”论者可分为马克思主义史家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家。他们的“唐宋变革”论的形成虽然晚于日本学界，但大体上是独立发展的结果，并非日本学者影响下的产物。
就非马克思主义史家而言，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唐宋变革”论者莫过于钱穆。在其1939年出版的《国史大纲》一书中就有关于“唐宋变革”的论述。他在1942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更是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先秦以上可说是第一期，秦汉、隋唐是第二期，以下宋、元、明、清四代，是第三期。”并称：第三期“可说是中国的近代史”。由于《国史大纲》作为教材一再重印，而读者往往又将它与《中国文化史导论》合读，钱穆的“唐宋变革”论在我国影响之大可想而知。此后，钱穆的“唐宋变革”论又有新发展，集中地体现在其《理学与艺术》一文中。从时间上说，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论，早于钱穆。上世纪30、40年代，宫崎市定继承并发展内藤的有关理论，大约与钱穆同时。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一书认为，钱穆的“近代”说与内藤的“近世”论系“不谋而合”，“并没有发现钱穆直接或间接受到过内藤湖南的影响”。
钱穆的“唐宋变革”论可能有两个来源：一是其前辈学者夏曾佑。钱穆对夏曾佑很崇敬，其《中国历史教科书》是他反复精研熟读的著作。他在《师友杂忆》中回忆道：“读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因其为北京大学教本，故读之甚勤。余对此书得益亦甚大。”“此后余至北平教人治史，每常举夏氏书为言。”后来又“细读夏氏书”，订正其“疏失，凡一百七十余条。”二是其恩师吕思勉。吕思勉是钱穆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书时的历史、地理两课老师，钱穆当时对老师就“争相推敬”，以后又长期保持联系，或通信或登门请益。吕思勉还是其《国史大纲》初版的审订者，对钱穆有“特加赏识之恩”。据虞云国考察，吕思勉就是一位“唐宋变革”论者。他指出：“对唐宋之际一系列重大变化，吕思勉表现了充分的关注，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总之，钱穆的“唐宋变革”论有可能渊源于我国学者夏曾佑、吕思勉的潜移默化。
除钱穆而外，还有某些非马克思主义史家提出“唐宋变革”论。如蒙文通“较早注意到唐宋之间的社会变革”，他将周秦至明清的中国古代社会划分四个阶段，认为“唐前唐后之变最为剧烈”，并强调：“旧者息而新者盛，则在庆历时代”。据蒙文通自述，他的历史分期主张虽然正式发布于1957年，但早在30年代已形成。
就马克思主义史家而言，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唐宋变革”论者当推侯外庐。他在1959年接连发表两篇论文：一篇是《中国封建制社会的发展及其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作为第一章刊载于他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另一篇是《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唐代则以建中两税法为转折点，处在由前期到后期的转变过程中”。侯外庐提出“唐宋变革”论虽晚于内藤乃至宫崎，但其理论与日本学者并无因袭关系。他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分析“唐宋变革”，既注重经济基础，认为这一变革的关键在于：“中唐以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与劳动熟练程度的提高，以实物地租为支配的形态，代替了以劳动为支配的形态。”又突出阶级斗争，指出：“前一时期的农民起义主要表现在反徭役并争取人身权方面”，“后一时期的农民起义主要表现在分产均产方面”。侯外庐特别强调“以建中两税法为转折点”，固然由于“唐宋变革”确实肇端于中唐前后，同时又与当时中国大陆学者普遍致力于“打破王朝体系”这一时代背景关系极大。稍后因舆论导向转变，研究者又普遍认为不能“腰斩古代王朝”，于是“中唐前后变革”论演变成为“唐宋之际变革”论。其实，两者在本质上并无二致。
三、“唐宋变革”论在我国学界不是第一次，而是第二次成为热门论题。
不应当忘记，“唐宋变革”论在我国学界第一次受到广泛关注和热议，是在上世纪50、60年代之交。当时史学战线掀起群众性的修史热潮，将要编写的中国通史“不是按照王朝断代，而是按照社会性质分期”，因此出现了如何“打破王朝体系”的争议，并开展了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的讨论。在“打破王朝体系”的过程中，产生了“连王朝的称号和王朝本身的历史也要从中国通史中削减或删去”的倾向。1959年，翦伯赞站出来纠偏，指出：“这等于在倾倒脏水的时候，连小孩也一并倒掉”。郭沫若也说：“打破王朝体系，并不是要把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抹掉。事实上既存在过朝代，如何能抹得掉呢？”于是，研究者们又转而强调一般不要“腰斩王朝”，即在进行历史分期时，保持王朝自身的完整性，不必将一个王朝的前期和后期分别划分到两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侯外庐的“唐宋变革”论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提出的。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的讨论，参与者甚多，几乎是整个中国古代史学界。学者的认识各不相同，有两分法、三分法、四分法等多种主张。每种主张当中，又有种种歧见。如金宝祥、赵俪生、陈守忠力主四分法，他们以生产方式为基础、阶级斗争为线索，将中国封建社会分为形成、巩固、发展、衰落四个时期。漆侠力主三分法，他主张以黄巾大起义和黄巢大起义为界标，将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这类论文太多，难以一一列举。在这些论文中，都不乏有关“唐宋变革”的论述。
在这场讨论的参与者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如雷。他可称为继侯外庐之后又一大“唐宋变革”论者。他“把中国中世纪史划分为封建社会的早期和盛期两个阶段”，认为“由均田制的最终破坏至北宋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历史阶段”。他强调以“北宋的建立划分历史阶段最合适”，旨在避免“腰斩王朝”，保持王朝自身的完整性。此后，胡如雷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一书中对“唐宋变革”有进一步的阐释。显而易见，胡如雷等人的“唐宋变革”论与内藤等人的论著并无关联。
四、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论在我国影响增大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
我国老一辈史家早知内藤其人，如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有句云：“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但较早较系统介绍内藤学说的是周一良1934年发表的《日本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上的贡献》一文。或许是由于抗日战争不久爆发，内藤的论著在我国学界的影响很有限。196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宫崎市定论文选集》。其中虽有阐述“唐宋变革”论的论文，但此书作为内部读物发行，影响并不大。直到1981年，《中国史研究动态》第2期发表夏应元《内藤湖南的中国史研究》一文。此后，该刊又陆续刊载若干介绍性文章。特别是90年代中华书局出版刘俊文主编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其中收有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人的多篇颇具代表性的论文。此后，更有介绍与研究并重的论著问世，如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一书。
只怕中国大陆学者应当记得，最初接触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论时，我们的感觉不是欣然同意，而是不理解，甚至很诧异。无论是其“宋代近世说”还是其“宋代中世论”，中国大陆学者大多至今仍然难以认同。我们只是抽象地赞成其宋代进入中国历史新阶段的见解。至于其具体论点，则不敢苟同之处较多。如果说内藤等人好用“独裁”，而中国大陆学者好用“专制”，只是语言习惯的差异，那么内藤等人在阐述“六朝至唐中叶”的历史时，几乎言必称“贵族”，我们不免感到很刺眼。历史上的“门阀”与“贵族”自有其不同的质的规定性，不能混淆。内藤等人论著中的所谓“贵族政治”、“贵族时代”、“贵族阶级”，在我们看来，“贵族”一词均应改为“门阀”或“士族”。至于宋代“宰相的地位不再是辅佐天子，而变得和秘书官差不多”一类的说法，不免言过其实。然而内藤等人的论著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新的信息，其借鉴价值毋庸置疑。
进入新世纪后，“唐宋变革”论在我国第二次成为热门论题。其内因应当在于不少唐宋史研究者力图摆脱研究中的琐碎化倾向。而其外因无疑是内藤等人的论著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刺激。当前关于“唐宋变革”问题的热议，有两大可喜现象。一是史学界探究的范围早已不局限于经济基础与阶级斗争，而是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的方方面面。二是不仅史学界，而且文学史界、哲学史界都十分关注“唐宋变革”。在文学史界，“近十年来，唐宋文化与唐宋文学转型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成为唐宋文学研究中最流行的一个‘主题词’，甚至构成一种研究范式。”哲学史家同样认为：“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值得高度重视的一个转折阶段，无论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还是思想文化史角度看，这一时期都可谓是个重要的分水岭。”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的共同参与，不同学术门类的交叉与互动，势必推动“唐宋变革”论的研究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总之，正视上述事实，并非毫无意义。它至少给予我们三个启示：第一，“唐宋变革”论研究不能局限于介绍和阐释日本学者的有关理论；第二，还应追溯从郑樵到顾炎武，回顾从夏曾佑到钱穆，总结从侯外庐到胡如雷；第三，更应将“唐宋变革”论作为虽然并非唯一，但确实颇有价值的认知体系，从史实再出发，站在史论结合的应有高度，纲举目张，切实推进唐宋史研究。
《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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