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盖·古廖金：天赋的疯狂》（4磁带套装）正式发售
天赋的疯狂 Divine Madness
谢尔盖·古廖金 Sergey Kuryokhin
4磁带
OH 030
限量300套
实物拍摄：zy
专辑发行纪念海报
A2 420mm*594mm
128g拉菲本白，专色印刷
限量100张
购买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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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实体店：旧天堂书店
——涂飞
曲目
磁带 Ⅰ
THE SERGEY KURYOKHIN CREATIVE ENSEMBLE
A1. Long Awaited Letter
A2. Movement 1
B1. Movement 2
录制于1981年4月2日，列宁格勒
THE VLADIMIR CHEKASIN BIG BAND
B2. Opera
磁带 Ⅱ
A1. Second Siberian Concert
A2. Psychic Minerals
B. Pop Mechanics No.17
* A1在专辑Fortune Teller中标题为Spontaneous Composition（Leo Records，LR 136）； A2曾被收录在专辑Popular Zoological Elements中（Leo Records，LR 148）；B面曲子曾被收录在专辑Pop Mechanics N.17中（Leo Records， LR 158）。
磁带 Ⅲ
SUBWAY CULTURE
A1. The Council
A2. Knyaz Fyodor's Death
B1. Dvartz'y Kur Myaf
B2. The Burial. The Beginning Of Subway Culture
磁带 Ⅳ
A. Introduction In Pop Mechanics
B. Popular Zoological Elements
版权提供 ：Leo Records
制作人：涂飞
设计：林溪设计工作室
册页翻译：周童
统筹：陈铁梅
特别鸣谢：丁路、梁佳
谢尔盖·古廖金（Sergey Anatolyevich Kuryokhin，1954-1996），俄罗斯前卫电影作曲家、表演艺术家和电影演员，被视作引领俄罗斯前卫音乐的一盏明灯。古廖金在1954年6月16日出生于摩尔曼斯克（Murmansk），1971年移居列宁格勒，1996年7月因心脏疾病去世，年仅42岁。
古廖金自幼学习古典钢琴，在发展出对自由爵士和即兴的前卫音乐的兴趣之前，也演奏爵士乐、硬摇滚等风格的音乐。古廖金曾是列宁格勒音乐学院和文化研究所的成员，因为音乐趣味的改变而被组织开除。古廖金在他那个时代是颇有争议的人物，他在电视节目里“论证”列宁是蘑菇，之后加入民族布尔什维克党，更是让俄罗斯前卫音乐群体中的人们说不清他到底是天才还是只不过喜欢玩捉弄人的把戏。
上面这段视频来自Leo Feigin与《俄罗斯新音乐》系列纪录片之《谢尔盖·古廖金与流行力学：天赋的疯狂》（Sergey Kuryokhin & Pop Mechanics：Divine Madness），2014年曾在OCT-LOFT国际爵士音乐节上放映。
活动回顾： 苏联新爵士黄金年代讲座暨放映 Golden Years of Soviet New Jazz
延伸阅读
俄罗斯爵士乐：Sergey Kuryokhin 访谈
By Graham Duffill
摘译自华盛顿音乐杂志《独立音乐》（Independent Music）1983年，p45-47
向上滑动阅读访谈背景
列索维塔文化厅（The Lensovieta Cultural Hall）是一栋灰色混凝土预制结构的多功能建筑，坐落在列宁格勒中心位置的繁华路段，走廊的显眼处悬挂着苏联成果的图片和获得勋章的女工与矿工的照片。1982年3月，非官方艺术家的画作在二楼的音乐厅挂了三天，期间路过的人可以听到最奇怪的、不和谐的音乐从敞开的窗户里传出。我很好奇，如果他们被挤进这个当时装满四百多人的大厅里会是什么反应，他们将看到Sergey Kuryokhin敲着锣和马口铁在舞台上蹦蹦跳跳，当他指挥着自己的创造音乐管弦乐队（Creative Music Orchestra）的时候他的脸就是一幅狂喜的画像。
列索维塔文化厅应该感到荣幸能够成为Alex Kahn的当代音乐俱乐部（Contemporary Music Club）的大本营，它作为苏联独有的首个自由爵士音乐节的场地，更应该感到自豪。
从瓦皮洛夫乐团（Vapirov Ensemble）到加列宁三重奏的Vladimir Chekasin，苏联最杰出的前卫爵士音乐人在这个小舞台上你来我往，而将这个音乐节推向最令人震惊的高潮的正是Kuryokhin。
整个音乐厅挤得水泄不通，从后墙到舞台都塞满了人，不走运的家伙只能在走廊上感受氛围，隔着墙去听音乐。这是很特别的事情。我看着观众，他们表情打动了我，活动甚至还没开始他们脸上就已经露出抑制不住的兴奋。这些观众的平均年龄在35岁左右，毫无疑问，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我被介绍给诗人、作家、画家，避开了“官方风格”。
Kuryokhin穿着一身黑，正在演奏Discourse on the East-West Divan的引子，随后一个笛子加入了，接着是中音萨克斯、两个声乐，然后其他的音乐人也陆续跟上。情绪的变化如此丰富，一个个如此强烈的瞬间，让四个小时的演出仿佛持续了一天。犹如一个马戏团，舞台上一举一动的吸引力不亚于音乐。所有人都被Kuryokhin的个人魅力迷住了。他既指挥着乐队也指挥着观众，他生动的面部表情随着音乐的情绪变化。意外不断出现，引导着观众的情绪，让他们连连吃惊。一把吉他被砸碎了，钢琴被敲得砰砰响，打扮得像吉普赛女人的歌唱家制造着刺耳的高声尖叫。
在紧张的音高与一片噪声中，所有演奏突然结束。Kuryokhin大喊“Vsyo”——“就这样了。”人们对着空舞台鼓掌和尖叫长达十分钟，希望再来一点。
那些画作很快就被摘下来了，观众面无表情地离场。如今我明白了为什么Kuryokhin的乐队有这样的声誉，在西方（某人听错了真名之后）被称为“Sergey Kuryokhin的疯狂乐队”。“疯狂的音乐”对人们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两天之后，一位俄国朋友告诉我，他感到绝望——无法入睡，坐立不安，无法考虑之后的工作了，他大受震撼。他的反应说明了苏联生活的很多方面，俄罗斯知识分子特有的激情，以及Kuryokhin的音乐。三天之后Kuryokhin单独出现时，我也和他聊到了这些。
1981年的列索维塔文化厅外景，摄影：Hans Kumpf
Graham Duffill: 你是因为什么而开始学音乐的？
Sergey Kuryokhin: 在所有苏联家庭中，父母决定自己的小孩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把孩子送到专门学校，比如体育学校之类的。而我被送到了音乐学校，因为他们发现四岁的我有完美的音准。
G.D.: 那为什么你没成为与爱乐团一起演奏的音乐会钢琴家呢？
S.K.: 我确实演奏古典音乐。我练习的时候会演奏摇滚乐、传统爵士乐，还有普罗科菲耶夫或者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我非常喜欢他们。在家里我从不演奏前卫音乐，我总是弹一些别的。
G.D.: 你曾经跟管弦乐队一起办过古典音乐会吗？
S.K.: 不，没有。因为有诸多复杂因素影响着你是否能在音乐会上演奏那种音乐。你必须毕业于音乐院校，并且要在获得官方许可的音乐家名单里。尽管我喜欢拉赫玛尼诺夫，在家也会演奏他的音乐，但我从不在演出中对观众表演他的音乐，因为那并不来自我的内在。
G.D.: 前卫爵士是唯一来自你内心的音乐吗？
S.K.：首先我们必须给前卫下定义。对我而言，前卫的定义是不断变化的。昨天前卫仅仅意味着“开放的形式”。可现在对我来说有趣的则是将电子的主题融入到音乐表演中，目的是在复杂且矛盾对立的要素中形成一个音乐整体。
G.D.: 你的爵士乐是如此的激烈，为什么？
S.K.：那是非常私人的，它来自我的内在，我认为自己是相当神经质的人。我一直很反感印象派，对那并没有多大兴趣。我很怀疑当代爵士乐的流行趋势，就比如西德唱片厂牌ECM制作的爵士乐。它是非常欧洲的，非常精炼、理性且生动，但我不明白它想要表达什么。它很单薄，并没有表达任何内在的东西。我并非在批判音乐家，演奏这种音乐的音乐家有些是非常优秀的。我想要评判的是音乐的内容。
G.D.: 那你是用什么精神传统来将自己的爵士乐形式称为音乐？
S.K.: 这不好说，因为精神的传统是非常碎片化的，而我了解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点点。我并没有一个完整的精神传统。比如，你不能光凭一场表演或一个节目来评价我。我可以很轻易地在两周之内做一个完全不同或对立的节目。同样地，我今天推崇的，比如说柏拉图，也许在明天我就会觉得那纯属胡扯。我总喜欢阅读和聆听革新者，以及一个全新运动的开创者，比如普鲁斯特和乔伊斯。我现在阅读多过聆听。
G.D.: 关于你音乐的发展方向，你有什么看法吗？
S.K.: 完全没有。我并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我所尝试去做的是将当时头脑中的东西做成声音，做成音乐，将它做成具体的东西。我不知道接下来在脑子里的会是什么。
G.D.: 能谈谈你音乐结构上的东西吗？
S.K.: 我音乐上的想法全都是基于一个水平线。有这个，接着那个，然后这个。我可以在钢琴上演奏，也可以和一支管弦乐队一起演奏同样的东西。小提琴划出一条线，接下来是鼓，然后吉他，然后人声和钢琴。我在同样的水平线上演奏，靠的并不是键盘上的琴键，而是乐队里的那些人。我有一个对立的结构，因此在音乐中会自相矛盾。矛盾在结构中始终是必要的。
Sergey Kuryokhin 摄影：Hans Kumpf
G.D.: 观众对你来说是否重要？
S.K.: 非常重要。观众越多我就越激动，他们作出的反应越多，我在表演中想的也越多。
G.D.: 你觉得你给了他们什么？只是有趣吗，还是说你期待从他们和他们表露的感情里得出一些什么？
S.K.: 为所有人演奏是不可能的。来到现场的人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人们对于将要听到的东西有不同的看法。永远不可能取悦所有人。我并不打算去唤起人们特定的感受，单纯只是想表达头脑里的东西，如果做到了我会很高兴。我相信在观众里总会有人能理解我，跟我有着相同的感受。
G.D.: 听你音乐的都是哪些人？
S.K.: 那取决于我在哪里演出以及演什么样的音乐。如果观众是知道我和我的音乐的人，可能我会演当代音乐，我还会向他们展示我脑海中最有趣的东西，我知道他们会理解。而如果在一个没人知道我的小镇上，我会从我过往的常规节目中选一些内容来演。
G.D.: 是的，但那也是很复杂的音乐，因此根本上它只是吸引知识分子吗？对那些排斥苏维埃摇滚乐、认为它太组织化且乏味的年轻人来说，似乎没有什么吸引力？
S.K.: 这也取决于具体的表演。我可以相当轻松地在一个摇滚乐团里演奏，我并不被任何单一的结构形式所限制。我喜欢摇滚乐，尤其是英伦摇滚，演奏摇滚乐我是很开心的。
G.D.: 假如你出生在西方国家，你将会是什么样的音乐人？
S.K.: 这不可能说得清。首先我整个的心理性格将会非常不同，我实在无法判断，因为我不了解这种心理。
G.D.: 有人说俄罗斯的前卫爵士乐要比西方落后十年，这意味着什么？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S.K.: 这也许是真的，因为交流上存在困难。但有这样的人，在他们的创造性工作和创作潜能中，他们内心有创作真正的艺术所需要的一切。他们真正地领先于所有的音乐——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对任何一门艺术来说都是如此。
任何地方的人都在努力变得专业。这在西方要更容易一些——举个例子，一个音乐人能找到更多已出版的音乐，他有更多的机会听到各种音乐，西藏音乐、非洲音乐或者其他随便什么。而在这里，在俄罗斯就要复杂得多了。这是主要原因。有人用尽一切办法去听这种音乐，并为此付出一生。也有人能够积攒力量而后倾出——这里的形势使艺术家具备了难以置信的才能和实力。比如加列宁三重奏里的Vladimir Chekasin，在西方是没有人能与之匹敌的。Anthony Braxton在西方被认为是领先人物，但Chekasin毫无疑问比他更好一些。
人们对我说的话也许表示怀疑，但如果能够组织巡演，让Chekasin可以在任何地方表演，那时候他们将会明白。
Vladimir Chekasin在第九届OCT-LOFT国际爵士音乐节，2019 摄影：© Sai.Hong
G.D.: 你曾经说你是一个民族沙文主义者，那是什么意思？
S.K.: 我说的是俄罗斯文化正在脱离西方。有的人认为它是依附于西方文化的，但是要挣脱出来。这种低人一等的自卑感给俄罗斯文化带来了独特的自信。
俄罗斯文化从来都是伟大的。它不像西方文化那样沿着理性方向发展，因为它是受自身的开端与根源影响的，比如鞑靼的入侵。俄罗斯文化可以说是一边向西方学习一边受着东方的影响。
G.D.: 你是如何适应苏维埃社会的？其中的生活非常集体化和组织化。
S.K.: 只要我愿意，我可以在一个机构里找到工作，挣很多的钱，获得一个较高的职位。可我并不想，我不需要。我已经有相当坚定的志愿，有很多我爱的朋友。与在统治集团里获得高位相比，朋友之间的交流给我的快乐要多得多。这个社会体系的一个特性是：一个人职位越高，他就会变得越不真诚。如果他是敏感且有觉悟的，那么他会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
G.D.: 关于人的个性在苏联遭到摧毁，你能谈谈吗？你自身是否感受到压力？
S.K.: 尽管这个社会确实存在压迫和文化的摧毁，但是对那些有足够坚强的意志力、足够深厚的良知和足够坚定的决心的人而言，什么也无法阻挡他们做自己的事。如果一个人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明白自己在为什么而奋斗、在接近什么，那他总会实现目标的。然而有这种意志力的人是例外，一个普通人如果投入到音乐中可能会被系统击垮。
G.D.: 如果所有的门都对你关上了，你无法表演自己的音乐，你会做什么？
S.K.: 那种事不可能发生，因为即便一切都被切断了，我依然能找到表演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可能被这样扼死，我总能找到表演的地方，找到听我音乐的人。
G.D.: 你怎么理解那些与苏维埃体系进行内部抗争的人，那些持不同政见者？
S.K.: 做那种事情的大部分都不是有创造力的人。我们说着完全不同的语言，谈论不同的东西，因此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在为艺术的自由而奋斗，他们为一些别的事情奋斗。他们仅仅是在政治的频道里。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没有人能阻止我。现在有许多作家因其政治观点而被认为是持不同政见者，然而他们实际上并不是有创造力的人，他们创作的文学水平非常低，比苏联官方文学的平均水平还低。当然其中也有例外，特别是那些写虚构作品偶尔附带政治观点的人，是相反的。他们只是坐着干活，做自己的事情。我想去西方生活一段时间，但前往西方做创作对我来说是无法理解的。一些西方的音乐家可以说是我的启明星，在音乐上我也常常关注西方，从中获取灵感。我非常希望能出去，从而有机会与音乐家们交流，但我不会给当局写申请，跟他们说我是个天才，有权利与西方人交流。我将坐等一个机会，等到他们承认我是一个天才的时候，自然就会让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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