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揭晓，花落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
名字传来，大家一片茫然，这究竟是谁？
瑞典文学院给予她的颁奖词是：
她以勇气和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与集体限制。
其实别说咱们不知道，安妮的知名度不算太高，她成名早，一度文学圈还瞧不起她，觉得她的东西过时，被人轻薄地视为“那个写自己的女人”。
安妮·埃尔诺也已经82岁，早过了想要争名夺利的年纪，这么些年，她靠着自己的努力，当老师，写作攒下的身家，静静地隐居在巴黎郊区的塞尔吉，与外界没什么联系，就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之前，瑞典文学院想尽办法也还没能联系上她。
一直到消息宣布，82岁的安妮在位于巴黎郊外的家门口才被闻讯而来的记者们团团围住，她也开心地向他们打招呼。
此前，法国已经有15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埃尔诺是第16位获此殊荣的作家，但之前的15位都是男作家，她是第一位女作家。
她也是继2020年美国诗人露易丝·格丽克之后，再一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作家。
▲ 诺贝尔文学奖宣布现场。
在之后的记者会上，埃尔诺表示，获得诺奖促使自己有了一种新的责任感。
跟绝大多数把目光投向大时代，投向世界的男作家不同，埃尔诺作品的体裁很“专一”：自传体作品或者类似的回忆录。
其实内地也有专写这种体裁的女作家，十来年前内地文坛也有所谓的“身体写作”“私写作”潮流，埃尔诺1974年的处女作《空壁橱》就是写自己私生活，时间之早，可谓“私写作”的奠基人。
无论后人如何模仿，但都达不到她的高度，为什么？因为虽然都是自己的生活，但大部分人写的是个人的自传，而埃尔诺则是借自己的生活去见证法国的大时代，她的个人史家族史完整地跟法国战后的生活史紧紧相联，她如何从底层女性变身成为富裕中产少妇，父母的杂货店如何因为法国经济生活而起伏，母亲那代女工会省吃俭用买《时尚》杂志、人们用一种叫做“玛丽花”的疥疮药……
跟埃尔诺合作过31年、将她的作品出版成英文版的出版商丹·西蒙曾如此评价：
她写的每一件事，每一个字，都是字面意义上和现实意义上的真实。然而，这些同样也是想象力的杰作。怎么样？这句话似乎听懂了，似乎又有点听不懂吧，没关系，我们今天就来讲讲这位年过八旬仍然智慧矍铄的女作家的人生故事，她从一个杂货店体弱多病的穷女孩到82岁才名扬世界，34岁发表处女作，43岁成名，60岁退休才开始全职写作，从她的身上，我们能看到一位女性写作者要经历如何的艰辛才能成就自己。安妮·埃尔诺她这一生究竟做了什么，写了什么，才能打动万千人的心呢……
安妮·埃尔诺这一生经历过什么，根本不用采访，因为几乎都在她的小说里了。1940年安妮出生于法国诺曼底大区的一个工人阶层家庭，父母在当地经营杂货店和咖啡馆，在她之前，她还有一个姐姐，七岁时夭折了，所以她是父母的宠儿。像所有人一样，他们有善良的一面，也有暴力的一面。在埃尔诺眼中，他们有时是个好父亲、好母亲，有时却变成坏父亲、坏母亲。安妮的父亲，年轻时是个英俊而靠谱的男人，“高个子，褐色关发，蓝眼睛，看上去特别挺拔俊美，至少父亲自己这么认为”。他一辈子都很向上，可以说他是把安妮从低层生活里托举出来的第一步，祖父酗酒暴力，不喜欢有人当着他的面看书，父亲十二岁就不得不出来工作，先在农场，后来又去工厂做工。“父亲是一个严肃而认真的人，就是说，做一个一个工作，既不懒惰也不酗酒，更不爱乱花钱，他喜欢看看电影、跳跳查尔斯顿舞，但从不去酒馆……他是工厂里第一个为自己买了辆自行车的人，每周他都有存款。母亲可能就是因为看中父亲这方向才爱上他的。”
▲ 埃尔诺父亲。
后来父亲遇到了母亲，母亲比父亲小7岁，两个人都是不甘平凡与贫困的人，婚后两人苦挣苦捻才开了一家咖啡馆兼杂货店。尤其在冬天 ，我每天放学回家总是饥肠辘辘，气喘吁吁，家里从来不开灯，他们俩摸着黑在厨房里，父亲坐在桌前，母亲站在炉火旁边忙着什么，屋里弥漫着死一般的寂静，偶尔听到我的父亲或者母亲冒出一句，必须得把这店卖掉了。
“这个咖啡杂货店并不比一个工人的工资多多少，为了生存，我的父亲不得在塞纳河下的工作上找份活干，工作时他穿着长筒靴子泡在水里干活，”
母亲必须一边看孩子一边微笑着做穷苦人的生意。
▲ 在这张和父亲的合影中，埃尔诺的父亲之所以眉头紧锁，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是因为担心拍照的妻子会把相机弄坏。埃尔诺曾在书中回忆道：12岁时的某一个周日的下午，她亲眼看到父亲差点杀死自己的母亲。在打打闹闹中，他们家的经济状况终于得到一些改善，渐渐脱离了贫困线。
▲ 这是它如今的样子，安妮就是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这是父亲用自己的积蓄购买的，对母亲来说，这实现了她多年来想在楼上有房间的梦想，一个餐厅，一个有穿衣镜和大衣柜的卧室。▲ 曾有记者走进探访这座有园子的老房子，曾是一家人的骄傲。父亲一辈子对自己的北部乡下口音感到自卑，他要求自己和家人都说标准法语，在家庭餐桌上练习巴黎人的礼仪，要求女儿“有教养”并考学，他自己则骑着自行车接送女儿上学，无论冬夏，风雨无阻，他对于女儿拿到奖学金读大学十分的满意，对于女儿带回来的朋友有着份外的热情，因为他生存的目标，就是让女儿进一个曾经对他不屑一顾的社会阶层。女儿成功了，她考上好大学，而且还嫁给了出身高知家庭的丈夫，为了迎接这个来自较上层社会的准女婿，埃尔诺的父亲特意换了新衣服，还打了领带，带着他逛自己的菜园、修建的车库，希望能在准女婿面前赢得尊重与承认。但婚后，埃尔诺常常一个人带着孩子独自回娘家，丈夫并不陪同，这本身就意味着某种态度。父亲对于这样的生活很满意，他收拾房子，看顾小店，因为胃病，死于1967年。母亲出生也很苦，很小就失去父亲，出生在一个孩子很多的普通家庭里，她“是个谨慎的女孩，每个星期天她都要去做弥撒，自己熨床单，绣嫁妆。”她洁身自好，喜欢看书，她用严格的社会规范要求自己，不吸烟不酗酒，不晚上出门，生怕没有“好小伙子”娶她。后来，她嫁给了埃尔诺的父亲，一个比她大7岁、相貌堂堂的工人小伙。
在女儿埃尔诺眼里，母亲的形象风风火火、前一秒对你破口大骂，下一秒又抱着你叫乖乖。有时，她也会陪着女儿谈文学、读诗歌，和父亲一样，在女儿结婚时，她也千叮咛万嘱咐，让女儿和女婿好好过日子，“别被人家休了”。母亲一直勤勉，哪怕晚年被接到女儿女婿家，也要非常勤力地带孩子，生怕别人嫌弃她，一直为女儿嫁到这样的好人家而感到自豪。▲ 中年时的埃尔诺和母亲。1983年，埃尔诺和丈夫分居，独自带着两个儿子，后来又把母亲接来一起住，但在晚年，她的母亲患上阿尔兹海默病，记忆错乱、脾气暴躁乱骂人甚至动粗等等，曾让她苦不堪言，最后把母亲送进养老院，并在那里辞世。
从现实意义的角度，埃尔诺是一个真正实现阶层跨越的成功者。很幸运地，她拿到了一手不错的牌，她生得美丽，敏感聪慧，是真正靠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女孩。▲ 年轻时的埃尔诺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对于自己的家庭，她总有一种难言的矛盾感情。她没有任何私人空间“客人看着我们吃饭，看着我做作业，等我到了十四五岁，我再也受不了这样被注视的生活了。我做着白日梦，梦想我再也不用过这种生活，可以住在一个安静的大房子里。”，可是当她后来真的进入到富人阶层，她也仍然感觉自己不属于那里，“我是来自住在城郊的乡下姑娘。”家庭让她窒息，气氛经常紧张、又充斥着暴躁的家里，埃尔诺早早升起逃离之心。1960年，20岁的埃尔诺来到英国伦敦做家教，教小孩子读书。回到法国后，埃尔诺拿到奖学金，先后就读于鲁昂大学和波尔多大学，专业是现代文学，还获得了教师认证资格。大学毕业后，她嫁给出身资产阶级富裕家庭的男孩，结婚生子。
▲ 年轻时的埃尔诺和丈夫菲利普，郎才女貌一对壁人，菲利普后来因为吸烟导致的癌症去世。本来童话故事应该延续下去，嫁给帅气的王子，生下帅气的娃，这意味着她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对于一般女人来说，这已经是足够了，但是矛盾产生了。时间对她来说，已经是奢侈品，用她自己的话说：自己被生活困住了，既要带娃又要工作，根本无法继续写作。写作一直是埃尔诺的梦，但直到十几年后的34岁，她才真正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处女作。
▲ 对埃尔诺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波伏瓦的《第二性》，读完之后，她感到既快乐又迷茫，觉得自己的一切生活都需要重新被审视，这似乎也奠定了后来她几乎所有作品的风格。早在大学期间，她就尝试写作并投稿出版社，但被拒，理由竟然是：她看起来太过于雄心勃勃。34岁时，埃尔诺终于鼓起勇气、挤出时间再次尝试写作，并完成书稿。但埃尔诺那位来自上层社会、在政府部门任职的丈夫菲利普非但不理解支持妻子，反而对她冷嘲热讽，极尽贬低，1974年在得知埃尔诺把处女作《空衣橱》的书稿卖给著名出版社Gallimard后，他甚至感到愤怒，这样的婚姻，怎么能延续。1981年，在埃尔诺完成第三本书后，两人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埃尔诺一直一边工作一边写作，她陆续在几所学校任教，最后来到了国家远程教育中心，一直工作到2000年，60岁退休，才有了全段的时间写作。
逃离了婚姻的束缚和枷锁，埃尔诺的写作生涯也慢慢走向高峰。1984年，作品《一个男人的位置》获得法国五大文学奖之一的勒诺多文学奖。▲ 1983年，安妮以父亲的生活经历写了一本书《一个男人的位置》，令她一举成名，此书当年卖了五十万多册，而且进入文学史，她是这样说的：“我要书写我在青春期时与他之间的距离。虽然这种距离是一种阶级距离，但它又是极其特殊的，不可言说的，就像爱的分离。”▲ 1987年，安妮以母亲的生活经历写了一本九十页的小书《一个女人的故事》，狂畅四十万册，安妮·埃尔诺在母亲死于阿尔茨海默症后，作者开始了令人生畏的时光倒流之旅，她探讨了母亲和女儿之间既脆弱又不可动摇的纽带，将她们分开的疏远的世界，以及我们必须失去我们所爱之人这一无法逃避的事实。女作家说想要将母亲描绘成她自己，“现在我写我的母亲，就像该轮到我重新让母亲出生。”2008年，她的类自传作品《悠悠岁月》获得杜拉斯文学奖。
▲ 《悠悠岁月》出过中文版，左边是旧版，2010年出版，右边是2021年出的新版。▲ 2000年，埃尔诺还曾经来到北京和上海，并受邀在大学谈写作。小时候，她也曾经被“误导”中国人还在裹小脚、梳辫子，但到了60年代，通过一些电影和书籍，她改变了自己这个陈旧的潜意识。▲ 直到2000年，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看到那些别无二致的普通人，埃尔诺才对这个东方大国有了更深刻更亲切的认知。在法国，埃尔诺已经是非常知名的作家，畅销作品销量是数十万册的级别。但直到近年来，因为作品翻译数量较多，外加奖项肯定，她才在英语世界渐渐流行。在中国，她的知名度就更低了。一个是作品中文译本太少，据说，去年一整年，她的作品在中国只卖了400本。也有一部分人对埃尔诺的作品并不感冒，因为内容太私人、太碎片化了。堕胎、被诱奸、婚外情、家庭矛盾……这些极其私人的、甚至被污名化的经历都被埃尔诺写进书里。青少年时期，参加夏令营的埃尔诺和一个男生发生了并不愉快的性关系，后来这被她称为“诱奸”或“强奸”。1963年，23岁的埃尔诺在法国做了非法堕胎手术（当时堕胎手术在法国是非法的），医生和护士生硬的动作和态度，也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2021年，由埃尔诺同名作品改编的电影《正发生》，讲述的正是这个故事。▲ 《正发生》电影海报。埃里诺说“我想真实记录女人那种无法做主的感觉，我想记录作为一个没有自决权的女性的感觉。你们可能无法想象那个非法堕胎的时候，没有人帮助你——医生、朋友和家人都没有。这是一种极度孤独的感觉。就好像在我面前竖起了一堵砖墙，好像法律在对我说：‘停在那里，不要再往前走了’。非法堕胎对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造成的生理和心理创伤，这部电影用毫不掩饰的真实手法残酷地展现了出来。影片在电影节展映时，甚至有影评人因为片中的堕胎片段而受刺激到晕倒。▲ 发表获奖感言时，她花了大篇幅感谢了影片女主角：1999年生的女演员安娜玛利亚·沃特鲁梅，泪光闪闪的安娜玛利亚送给导演一个有爱的飞吻。▲ 奥黛丽还邀请安娜玛利亚上台和她一起分享这份荣耀，并把奖杯递给她。说回埃尔诺，在1992年出版的书中，她坦承自己曾和一位已婚的俄罗斯外交官有过婚外情。这种不道德的欲望激怒了法国的社会保守主义者，但同时，仅在前两个月就大卖20万册。这本书也被改编为同名电影《纯粹的激情》。不过，电影评分很低，评价人数也少，没什么水花。对于自己作品引起的争议，埃尔诺也有自己的思考和解释。把写自己生活的人当成表现狂是“错误的”，因为后者只想展示自己，希望被人关注。而作者只能描述可耻的事情，因为自己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与别人阅读它们的时候是分开（不同）的。
写自传体作品的作者，很容易陷入自恋的旋涡中。而多数作品都是自传体作品的埃尔诺，字里行间充满了冷静克制和深刻的探索。我对讲述我的生活不感兴趣，但我想看看一个人的生活究竟能代表什么。展示一个存在于某个特定的时间是什么样子的。
对她来说，女性目前面临的不平等和斗争，依旧是她要继续审视的方向。从我作为一个女人的情况来看，在我看来，我们女人在自由和权力上似乎都没有变得平等。
除了前面提到的两部同名作品改编的电影外，在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中，由埃尔诺和儿子大卫共同执导的纪录片《超8岁月》入围，也是纽约电影节的聚焦精选影片。这部纪录片的全部素材都来自于埃尔诺前夫菲利普在1972年至1981年用8毫米胶卷相机拍摄的家庭生活录像。曾经他们的婚姻和家庭生活，看上去就是幸福的普通一家。拿起相机拍摄的初衷是记录下家庭的欢乐时光，但拍到最后，随着对妻子的不满逐渐加深，菲利普的镜头越来越少拍到妻子，婚姻的分崩离析已经不可避免。埃尔诺母子从长达五个小时的素材中挑选摘取，最终成片时间为一小时，埃尔诺为影片撰写了全部文本。对她来说，这也是一次回顾、审视自己过往生活的奇妙时刻。很多作家对时政保持谨慎而远离的态度，而埃尔诺一直不吝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出身工人阶级的她，在2012年总统大选中，支持候选人之一、左翼领导人让-吕克·梅朗雄。▲ 今年他再次参加总统选举，输给了成功连任的马克龙。2018年巴黎的“黄背心”运动，埃尔诺也表示支持，抗议政府加征燃油税。2018年，埃尔诺和其他80位艺术家联合签署一封信，反对以色列和法国政府举办以色列-法国跨文化艺术节。以此抗议以色列对巴基斯坦的“殖民主义”。在得知埃尔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以色列媒体也第一时间对她表示谴责，抗议她声援巴基斯坦。2021年，埃尔诺获得英国皇家文学学会国际作家终身荣誉奖。
离婚后，埃尔诺一直保持单身，孩子长大后，她便独居在巴黎郊外的家中，她说自己喜欢这份独居的自由。数十年来，埃尔诺在独居的公寓中，写下一页页手稿，凝结成一部部书，她说每天清晨的写作，“是对世界这个未知神灵的祭奠。”▲ 四周被树木和绿植环绕，远处还有个湖，埃尔诺常常坐在阳台下，在如此美妙的风景下读书。▲ 客厅有两面都放了高至天花板的书架，里面塞满了书。也有一个小阳台能看到外面的绿色风景。▲ 埃尔诺的书房，书桌对着窗户，抬眼也是满眼绿色。无论白天黑夜，都亮着台灯。▲ 书房的书架上也塞满了书，还有埃尔诺和母亲的照片。人到老年，埃尔诺的气质似乎是年岁越长越淡定从容，那种骨子的优雅让人不得不感叹智慧与文字对一个女人气质的加持。▲ 中年时期的西装造型，还真是非常有“法国女演员”的味道了。如今年过八旬，偶尔在家中接受采访时，也往往只着一身素色，间或点缀一些造型艺术的珠宝。一头略显毛躁的长金发，绿色眼睛，有的时候拍照气场强到像在拍时尚大片。
这是一个关于杂货店穷苦女孩跨越阶层的传奇故事，甚至用最俗的那一句“离开男人、获得自由、走上人生巅峰”的大俗话概括，但其中漫长的哀伤、困惑、愤怒和挣扎，还有在阶层之间的困惑与流亡，只有当事人最感同身受。这些复杂滋味的经验伤害过她，但也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文学的果实，哺育了她，成就了她。毫无疑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作家这个身份来说，安妮·埃尔诺获得了女作家世俗意义上的最大成功和巨额奖金——她将获得1000万瑞典克朗奖金，约合人民币642万元。
我们也非常乐于看到一个世界上最具含金量的文学奖项，颁发给一位数十年来始终不断书写女性个体人生故事的女性作家，虽然她的获奖也拥有是某种程度的时运，这是对于最近实施堕胎违法风潮的欧洲式的反击。
▲ 早年在作品中，她就表达过女性历史被刻意忽略的观点。但我们更想说的是，一个女人在漫长的一生中如何找到自我的故事。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她在漫长的写作生涯中，她总是在不断地尖锐地审视自我人生中的各个阶段，发掘记忆的极限，并尽可能接近现实。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是为了让我能够讲述它们。也许我生命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我的身体、我的感觉和我的思想成为文字。换句话说，是一种可以理解和普世的东西，使我的存在融入到其他人的生活和头脑中。
从34岁（或者说那遥远的20岁出头）一直到如今的82岁，她的写作生涯仍然是进行时。2021年，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安妮·埃尔诺说：“我一直坚持不懈，女性需要更大的力量来写作。”
其次，她再次确认了书写在女性的生活固有其独特的意义。对于喜欢埃尔诺作品的读者来说，她的作品之所以与众不同，一部分原因便是她所记录的都是女性的普通经历：婚姻生活的单调、身为母亲的琐碎、第一次性爱的困惑与矛盾，于年迈父母的矛盾，等等。
这些经历是个体化的、私密的，也是普世化的、公众的，她说：“生命是巨大的，是无限可观察的，一生还不足以告诉你一个一生。”最后，女性上升的轨道中，最值得骄傲的不仅是阶层上升，而是在阶层上升中找到自我。有人说，为什么书写自我，埃里诺始终更打动人心，诺奖评委会主席安德尔斯·奥尔森有一句这样的评语，在评点埃里诺书写父亲的《一个男人的位置》这部作品时，他“她的写作总是被一种背叛她所离开的社会阶层的感觉所笼罩。”是的，这个世界的成功学总在赞美阶层上升的喜悦，但却没有人审视这期间人要付出的代价，而安妮·埃尔诺最厉害之处也正在这里，她深刻地剖折自我，深刻地表达了在阶层上升中人性的困惑与内心的流亡，而不是沉浸在庸俗的欢乐中，她总是在审视着这一切“现在我去巴黎，总有一种撬锁而进的感觉，总有一种不属于那里的感觉，我是住在城郊、来自乡下的姑娘，当我看巴黎那些富人区的人走路，他们的举止，我会有种人种学家的研究态度。”哲学家尚塔尔·雅奎特（Chantal Jaquet）发明了一个词叫“阶层叛逃者”，当人们从一个阶层向上流动至另一个更高的阶层，似乎天然地带着些叛徒的意味，但问题在于，这些向上流动者往往会遭遇更大的虚无，并且在这两个阶层的夹缝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正如向上流动成为了著名历史学家的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所说的，“困难的不是上去，而是在上去的同时，保持自我”。
人类总是这样复杂，生活里充满了颠沛流离，向下的通道里充满了焦虑，向上的通道满是虚无，而真实，勇敢地直面这些，大概才是个人的救赎之路。
作者：水鸭、小潘
责任编辑：Miss H
出品：蓝小姐和黄小姐
文字原创，配图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