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香江忆旧录||林青霞巴黎过年，什么样的女人到老都有朋友……
▲上滑查看文章内容节选。
“中式唐装，坠手的丝绒质地，重磅真丝玫红内衬，穿的时候会露出一点点里面的边，还有那些精致的绣花，只有自己才知道的内里的精致与妥贴。”
一代西施的故事
我的好朋友江青一身是故事。她十六岁离开大陆，十七岁在台湾拍了第一部电影《七仙女》。那年我九岁，跟邻居大姐姐好不容易挤进台北县三重市一家旧戏院里，在人群中站着看完整部戏。我喜欢看电影，喜欢美丽的电影明星，看着七个仙女从云雾里飞舞着下凡尘，好生羡慕，当时心里在想这个饰演七仙女的江青，仿佛在天上的云层里，是我永远无法接近的。 ——2019年《文汇报》刊载：
《林青霞：我跟她一起出游》
那个时候江青简直红翻了天。刘家昌带她到台湾大学附近巷子里吃牛肉面，大明星觉得有趣；刘家昌买了一枚八十元的戒指向她求婚，大明星觉得浪漫，她在最红的时候嫁给了刘家昌。
一九六六年与前任结婚，婚后毫无电影经验的丈夫提出想要当导演，理由纯粹只是为了男人的名字必须在女人之上，电影界行规，导演挂名绝对在主角之上。为了他的自尊心，我竟然依从他成立了“昌青电影有限公司”，连电影公司的名字他都要丈夫“昌”必须在妻子“青”前面。那年我不到二十二岁，不但主演还赶鸭子上架当上了制片，我正当红，一口气签了多部电影主演合同，合同如同“卖身契”，因为我无法再挑选剧本，只一门心思赚钱给“昌青”公司拍电影。不料第一、二部电影根本接不上，卖身契得到的酬劳，远远不够制片的庞大开支，于是拆东墙补西墙，抵押了娘家的房子还要四处借贷，签了更多的“卖身契”——电影主演合同。
她二十岁结婚，二十四岁就离婚了。那是一九七〇年的事，报纸天天大篇幅报道他们离婚的消息，新闻是热闹滚滚、沸沸扬扬，有一张刘家昌含泪抱着四岁儿子冲出记者招待会的照片至今记得。江青则完全没有回应，静静地消失了，自此以后江青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她的消息。
“如果当初我知人知面也知心，不向已分手的丈夫但以为还仍然是朋友，开诚布公地主动谈及在分居后，我曾陷入的那段自疚甚重但又难以自拔，原知就不会有结果的复杂而又多层面的感情而招来横祸。”
自在菩萨自在仙，半似疯狂半似癫。
八大何需当头棒，哭之笑之不语禅。
梁楷泼墨画神仙，半个拾得半寒山。
江上数峰青和蓝，曲终人隔万重山。
他自我介绍：“我叫Birger（比雷尔），发音念Beer（啤酒）Ear（耳朵），两个词中间不要断，连着发音就对了。”他还耐心地示范了好几次。好天真、真有趣！我被逗乐了，哈哈大笑起来。
叹为观止的朋友圈
只见广场远处一位长发乌亮、长裙曵地的“吉普赛”女郎闪亮出场，像一阵风般翩然而至，带着一抹灿然的微笑，真是千娇百媚。我还没缓过神来，她也不等人介绍，就道声“恭喜！”完全把我当作旧相识那样，一把将我抱得紧紧的，然后大家笑作一堆，搂成一团。她说她小时候在银幕上就认识我了，又如数家珍似的说出她在学生时期看过我所主演的那些片子。这是我们第一次到马德里，进不了博物馆，当个普通观光客作逍遥游也不错。反正我们有世界上最可爱、最美丽、最善解人意的“导游”——三毛，又有最具童心的最佳摄影——老柯（柯锡杰），和最潇洒、最才气横溢的画家韩公子（韩湘宁）作伴。
李翰祥和李敖是东北大同乡，都在北平生活过多年，跟故都有浓郁的乡愁，可以称“牵心结”。记得两人用地道的京片子活龙活现的谈天说地，毫无忌惮的品头论足，淋漓尽致的快人快语。记得在国联饭厅，李翰祥伙同“狐群狗党”经常⼀起吃饭、打牌，李敖打牌十打九赢，那时候也变成了他谋生收入的一部分。第一次到李敖信义路公寓住处做客，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他藏书丰富的书房和数据库，他庞大的数据库尤其难忘，由地板到天花板四周全是铁柜。
1989年，在19年之后我又回到了阔别的台湾，在大剧院作独舞演出。演出结束后，我去李敖家叙旧，在他家厨房餐桌上，我们回忆起以前共同做过的许多“傻”事，也谈及往年朋友们之间的恩恩怨怨。李敖入狱、出狱；结婚、离婚，都是我在台湾缺席的那19年间。我离开19年，也是一切由零开始，朋友久别重逢细细数来，人生旅程中的甜酸苦辣、惊涛骇浪我们都经历过了，往事如烟嘘唏不已。离开前，李敖送给我新近出的书《李敖自传与回忆》，并即兴在书上题了首诗：且作神仙舞 愿为流俗轻曲终人不见 江上一峯青
我跟蔡澜六十年代就认识了，他一九六三年在香港定居，开始在邵氏电影公司任制片，我也是一九六三年步入电影界，虽然最后不是邵氏签约演员，但与蔡澜有许多共同朋友如郑佩佩、梁乐华（艺名岳华）、张冲等都是邵氏签约演员，还有导演李翰祥、胡金铨等，蔡澜因为任制片，频繁的穿梭于港台之间，有机会认识，但来往并不多，印象中高高瘦瘦斯斯文文的模样，中、英、日、台语都很流利。
有一天，在微信朋友圈中看到蔡澜介绍：“在疫情之下，见许多公司或餐厅一间间停止营业。我反其道而生，开了一家工厂，在香港专做酱料⋯⋯”其中他介绍咸鱼酱是用野生马友鱼做的，我一看，马上在评论一栏上留字：“好馋！” 没有多久蔡澜写微信给我：“把妳的地址给我，我给妳寄过去。”以前他也表示过要给我寄食品到瑞典，但我没有给他地址，实在为“口福”太麻烦朋友了，但这次我实在太馋了：“那这次我就不客气了，咸鱼是我的最爱，可是食品能进口吗？如果太费周章就算了。我的地址：⋯⋯先谢谢！”
忆想起二零一八年冬天在香港，儿子汉宁（Henning Blomback）一家三口跟我在香港会合，一起欢度圣诞节，蔡澜知道了，热情的请我们到中环威灵顿街，在他新开张不久的蔡澜河粉（Chua Lam’s Pho）进午餐，还派专车接送，好周到好大的面子。
当天寄了信给蔡澜慰问：你的又一个挚友走了，感叹人生无常！望你保重！并祝夏安。第二天七月四日清晨，一睁眼看到蔡澜的回信：我们答应过对方，到时候走的，不准流泪。哑然 。我极欣赏蔡澜和倪匡对生活和生死的态度，他们在经历无数的风风雨雨、沸沸扬扬中活出了各自精彩的人生！人生潇洒走一回，多么洒脱的人生，令我叹服不已！
认识傅聪是1962年，到香港不久。朋友林枫是上海人，和傅聪在上海是旧识。林枫知道我刚离开大陆不久，就约了傅聪一起在他家聚。傅聪完全是个性情中人，不拘小节、喜怒溢于言表、热情、透明、真挚、好辩、独一无二。叼着烟斗讲到兴奋处，他慷慨激昂、眉飞色舞’哇哩哇啦’的响声，好像连房顶都可以掀起来。每次有机会相聚都无拘无束十分愉快，讲话投机就会投“缘’吧。至今算来有五十八年的“缘”分。
傅聪最大的痛苦是1966年父母自杀双亡，巨大阴影始终纠结着他。他不开窗帘不透阳光，完全是在自责自罚作茧自缚，直至他辞世，始终无法走出梦魇、内疚, 罪与罚撒下的天罗地网。
疫情期间，想到有阵子时间没有跟傅聪聊天了，10月30日晚间打电话去问候一下，太太卓一龙接听，说傅聪已经早早休息了，我十分纳闷，因为晚饭之后一般他看网球，是令自己放松的时刻。
卓一龙告诉了我傅聪近况，耳朵失聪、由于背部两次开刀后无法练琴很沮丧，最糟糕的是他开始对一切采取自暴自弃的态度，反应也开始迟钝起来。唯一使他开心的是二儿子凌云和媳妇朱慧明给了他第一个孙子傅凌波，是傅聪给起的名字，那天孙子周岁生日，来祖父母家一起庆祝，傅聪心花怒放。
过了两天，在舞院见到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研究生谭盾，小伙子剃了个朴实的小平头，目光非常有神采。他并没有准备把任何自己作品的录音、简历之类给我，我可以从他的神态自若中感到他的自信，于是就噼里啪啦地把我可以想到的有关舞剧的种种想法全盘托出。小伙子禁不住兴奋地一再说：“唉——这有意思。”与谭盾第一次见面后，心中就毫无疑问的确定由他担任《负·复·缚》作曲。
每年一两次回到纽约工作或探亲，如有机会，总会和谭盾见面，见面时我总会拿到他新作的音乐录音或录像，并互相谈谈下一步的创作。 那种“肆无忌惮”的交流，没有结果也不需要结论，把各自的想法表述一下，又换个话题继续聊，这种交流还是非常难能可贵而其乐无穷。
七十年代初，在纽约搞表演艺术的东方人屈指可数，到纽约后不久，由于不同的因素认识了这一帮甘心苦熬、乐此不疲的群体。尊龙是其中之一。 那时我才知道他出生在香港，是弃婴，父母是谁他不清楚，但相信自己可能是混血儿。小时候被有残障的女人当孤儿领养，以此得到政府领养补助金为生，小时挨打受骂属家常便饭；结果十岁被送去了粉菊花的春秋戏班习艺，又是一段吃尽苦头的经历。
我专程见了陈凯歌，他开诚布公当面告诉我：“从导演的角度当然希望要用尊龙，国际知名度和影坛地位其他中国演员无法企及，而且我对尊龙的演技有信心，更加上他是传统戏剧科班出身，哪里去找更合适的演员演程蝶衣？但作为监制她有她的想法，总而言之在预算上能够省一点就省一点，这一点我无法去改变她。 相信我，我争取过，但十分无奈，全都是拿芝麻绿豆的小事在说事搪塞，片酬上他跟另一个演员比，相差太悬殊了。”
我离开演艺圈久矣，对其他在座的人不熟，但记得张国荣毕恭毕敬要求跟尊龙合影，《霸王别姬》影片获得巨大成功，在海内外都风靡一时，张国荣也有口皆碑的扮演了程蝶衣一角。拍照时，两位巨星勾肩搭背笑得灿烂！我知道背后的故事，留意观察，剎那间我觉察到了挂在尊龙眼睄、嘴角的一股说不出来的劲头。
尊龙突如其来的在电话中兴奋地嚷嚷：“啊——我终于找到了，遇到了，得到了——爱！爱真好⋯⋯”整通电话全是爱，一连串。这么多年以来可是我第一次听他说’爱’字，印象中，他的一生从没有爱过，也没有得到过爱。而我怕提醒、触痛他的伤痛，平时在他面前也绝口不提爱。他这满嘴的爱、满心的爱、满脑子的爱，反倒是吓了我一大跳，当然为他高兴为他庆幸。以后那段时间，尊龙和Y常到我SoHo家来玩，他们像两个纯真的孩子打打闹闹，又像新婚燕尔的小两口子，心心相印、满眼是情，分分秒秒愉悦地荡漾在春风里！
停了许久，Y终于说出来看我的原因，激动地：“John爱的太疯狂、爱得太深，让我害怕、让我不能呼吸，我必须离开这段感情。” 之后我越想越不放心，担心出意外也心疼尊龙，打电话去电话号码换了，跑去他家人搬走了，去“胜利”餐馆说他久违了。屈指一算尊龙在我视野中消声匿迹有二十余年了，这些年来一直在纳闷，他是名人又是大明星，公众人物在网络年代不容易隐藏，怎么可能无影无踪了呢？惦念他时曾经打听过他的踪迹，也都渺无音信。前个时期几乎想写《尊龙你在哪儿？》一篇寻人启事又祝福他安好的文章，但思绪万千很难提笔。
不料，最近在报章上看到他在洛杉矶参加友人宴会的照片和一篇报导，其中一段：十多年前，尊龙曾在加拿大的原始森林里认养了两棵千年古树，并把他们称作祖父祖母。起初旁人不懂他为何如此，尊龙就说只有在古树面前，身为孤儿的他，才是有根有寄托。
1970年我离开亲人，只身到美国洛杉矶。久居好莱坞的卢燕女士，以前在台湾的某次影展，和我有过一面之缘，她知道我人生地不熟的，怕我孤单，虽然事业家庭两忙，也会趁空找机会约我小聚。就这样，我在卢燕家中举行的一次“罗安琪京剧社”的聚会中认识了董浩云先生。
1973年，我一边在纽约市立亨特大学舞蹈系教舞，一边在纽约这个世界大都会如饥若渴地学习，观摩各种流派的现代舞。一段时间后就踌躇满志的希望能争取到纽约正式发表作品的机会。与董先生谈了这个“心思”后，他让卓牟来先生出面，与有份量又资格老的“纽约华美协进社”商议，结果还请到了在华美协进社羽翼下的“纽约中国民族乐团”作现场伴奏，因而促成了我在当年秋天于纽约市会堂举行公演，一千多人的会堂座无虚席。
一九七八年我和友人及密宗大师林云去纽约旅行，有一天早上有人按我旅馆房间的门铃，我睡眼惺忪地起床开门，简直就像做梦一样，眼前见到的，居然是下了凡尘的七仙女；居然是美若天仙的西施。我半信半疑地问：“你是江青吗？”她微笑地点头，说她是来找林云大师的。我们在房里等林云从隔壁过来时，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她先开口问我贵姓，我说姓林，她说你是林云的妺妹？我说不是，我是林青霞。她恍然大悟，忙说“对不起！对不起！”那年她三十二岁，已是杰出的现代舞蹈家；我二十四岁，已经拍了七年的电影。
自此又过了许多年。再度见面时她六十多我五十多。那是我们第二次见面，聊得比较多，也很投契，从那时候起，我们有了来往。人生的际遇非常奇妙，我们两个电影人竟然写起文章来，而且两个人的文章经常在同一张报纸、同一本杂志相会，在大家文章刊登出来前，已经互通电邮先睹为快了。……江青开始用微信，我们连上了线。自此一个瑞典、一个香港，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一杯酒、一个计算机写剧本；我一本书、一支笔看书画线、写文章，偶尔停下来聊聊天，经常聊到她入了夜，我天亮了，双方才关灯睡觉。
我说她像苦行僧，所有得到的成就，都是一步一脚印流血流汗得来的。她说她像搓板，所有的成绩都是自己辛辛苦苦一点一点慢慢搓出来的。在她的人生旅途中接触过许多杰出的企业家、艺术家和大学问家，有时跟她聊天不经意地聊起一些名人，令我惊讶的是，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她相识多年的老朋友。她爱说故事，我爱听故事，这些大人物的小故事透过她的笔尖，特别生动、传神、有趣。她写李敖的少年轻狂和如何度过口袋空空的日子，好看极了。她写大学问家夏志清的天真、诙谐和口无遮拦，令人捧腹大笑。有一次江青专注地在舞台上跳舞，被观众席里夏志清响彻云霄的一声“好！”吓得魂飞魄散而忘了舞步。
江青睡前喜欢喝杯红酒，这是我到她房里听故事的最佳时刻，她一身棉纱宽松长裙，起身拿杯子倒酒，见她背影，长裙飘逸婉如仙子。她灰白的自然卷发，脸上的纹路和数十年磨练出来的芭蕾舞脚，不用多话，这些都是故事。江青总是在笑，说到凄苦的事，她笑，那个笑声是空的，让人听了心疼。说到温馨的事，她笑，笑声甜美，也让人感染到她的喜悦。她的话语都像是分好镜头一样，都是文章、都是画面，特别吸引人。通常名人、明星说话都有保留，她跟我谈话似乎从不设防。
江青想去厦门、鼓浪屿、金门、武夷山，我说“好，我跟”。她说搭高铁去厦门，我说“好，我搭”。她说叫我自己坐火车到厦门，我说“我带保镖”。她说“不准！”情愿到香港陪我一起去。其实我对这些地方一点认识都没有，只是想跟江青一起出游，她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她说住翁倩玉老家的古屋，我把毛巾、牙刷都带着。朋友都吓我说这个时候天气太热，蚊虫又多，有人送迷你风扇，有人提醒我带蚊怕水。我只是一脑门子跟江青出游。七月二十五日，我们一个六十四岁一个七十三岁，两人拖着三个行李，七十三那个一拖二，一马当先，走得飞快。六十四那个拖着一个行李紧紧跟随，过了一关又一关。
推荐：香江忆旧录||洗米华被判18年，那些艳惊四座玉兰油女孩现状如何……上文：扯白|| 看似硬核科幻的《流浪地球2》，其实是在重启我们的爱与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