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重大风险的国家治理方法论探析
【提 要】现代社会所处时代的特殊背景、社会有机体高度整合的特殊结构、面对的全球化的特殊挑战、人与自然关系的特殊紧张，使现代社会重大风险发生可能成为常态，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已经成为我们面对的重大时代问题。必须正确把握党、政、军、民、学关系，把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必须正确把握制度、理论、实践的关系，把制度优势作为根本优势；必须正确把握法律、教育、伦理等关系，把法律体系挺在前面；必须正确把握“伟大斗争”和日常工作关系，把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必须正确把握人、自然、社会关系，把实现人的现代化作为重要逻辑入口，从而做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行稳致远。
【关键词】现代社会 重大风险 国家治理 人的现代化
在取得抗击新冠疫情重大战略性成果的时候，我们应当深刻反思的不仅是“灾难”本身，而是应当透过疫情的“偶然”反思其背后的“必然”，透过疫情的“特殊”反思到其背后“一般”，从而举一反三，对现代社会重大风险防患于未然，在现代社会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确保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这艘中华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一、风险社会重大风险发生是常态
“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这个仿佛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权威提出并论证的理论命题，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做出预言并进行论证。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入研究、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现存的和潜在的社会风险。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必然导致人与人（社会）的关系紧张、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民族与世界的关系紧张，使现代社会形成、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始终潜藏着一定的社会风险。“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 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气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2]；“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魔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的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 [3]；现代社会“由于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4]。
马克思恩格斯上述这些描述和表达及其入木三分的揭露，让我们仿佛回到19世纪40年代那个“现代社会”：阶级矛盾对抗、自然世界破坏、世界历史形成中始终潜藏着巨大社会风险。
首先，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物和物”的关系发现商品、货币、资本等就其本质而言，是用物遮蔽的“人与人（社会）”关系。实际上，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发现了“生产过剩瘟疫”“饥荒”“普遍地毁灭性战争”。[5]
其次，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马克思恩格斯在生态危机、资源环境问题中发现了社会风险：“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西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那同一种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的人，并不知道他们随同这种含粉的块茎一起把瘰疠症也传播进来了。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6] 显然，自然界以自然灾难的显现为代价无情地报复了人类。
再次，在民族与世界的关系上，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技术双重的驱动中，发现了民族史、地域史向世界史转化的历史必然性：“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性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方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7] 这说明现代社会中民族、地域问题都是世界问题。
如果说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现代社会的经济、社会、自然界等都潜藏着各种社会风险，那么21世纪今天的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重大风险、重大挑战、重大矛盾的发生大概就是常态了。马克思曾经预言：“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8]，即人类社会不管哪个国家、民族、地区都将通过不同的道路、模式迈向工业化、现代化。但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向我们昭示的是：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提升了（着）人类在物质和文化方面的幸福，却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戕害。“特别耐人寻味的是，现代社会的日新月异，既带来了人类生产力的巨大历史进步，又带来了经济危机和生态灾难；既带来了市场经济体制对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又带来了拜金主义和唯GDP的混乱和癫狂；既带来了人类个性追求的自由与张扬，又带来了智能机器对人的管控和支配；既带来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又带来了单边主义、霸凌主义的风起云涌，风险不断。”[9] 经济风险、金融风险、政治风险、意识形态风险、科技风险、重大疫情、生态风险、外部环境风险等，既有“黑天鹅”事件，又有“灰犀牛”事件。从2003年的“非典”到2020年的“新冠”，疫情蔓延速度之快，传播范围之广，防控难度之大，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安全。作为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不啻是一个必须高度重视和防范、化解的重大社会风险。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任务之繁重前所未有，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这些风险挑战，有的来自国内，有的来自国际，有的来自经济社会领域，有的来自自然界”[10]，在某种程度上，现代社会的物质财富的再生产与社会风险的再生产是相伴相生的。无论来自自然界，还是来自经济社会的一定的社会风险，由于人类社会的历史俨然已经成为真正的世界历史，所以这必将是一种世界性存在，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二、风险社会重大风险发生是必然
根据唯物史观，我们不难发现，其实任何一种社会，无论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抑或信息社会，都必然存在社会风险。只是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演进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剧增，社会重大风险出现的频率、概率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更大，有的可能具有强烈破坏性、颠覆性。这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的理论工具深入地分析、系统地比较、全面地研究，从而增强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意识自觉、理论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
第一，社会风险必然性是由于现代社会所处时代的特殊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非一般的定语、修饰，而是对新时代的“质的规定”，离开或舍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就成了一个抽象、空洞、无稽之谈；“新时代”也并非一般的宾词或后缀，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质的规定”。因此，当下我们认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必须把两者整合、融合、结合、粘合起来才能展现其本来的学术和政治意义。正如习近平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11] 并且，问题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处在什么时代。这是我们分析和把握现代社会，特别是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社会可能发生的重大风险和挑战的重要参照系。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认为，尽管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发生在我们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但“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12]。尽管当前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发生了某种改变，主要表现在生产方式矛盾、阶级矛盾、社会矛盾以及资本主义危机、资本主义演进过程、资本主义存在形态等方面，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其本质没有任何改变，尤其表现在其对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忌惮和遏制。特朗普在2019年美国总统咨文中宣称：“在这里，在美国，我们对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新呼声感到震惊。美国建立在自由和独立的基础上，而不是政府的胁迫、统治和控制。我们生来就是自由的，我们将保持自由。今晚，我们重申我们的决心，美国将永远不会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与其相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研判以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3] 的伟大预言至今没有过时。但是正如“两个绝不会”所阐述的那样，资本主义的最终消亡和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不可能一蹴而就的，需要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必须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必须充分估计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仍然占优势的客观事实，必须充分准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特别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的长期合作与斗争。
恩格斯说过：“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4] 全面深化改革依然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我们坚决不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这就预示着中国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重大风险将不断积聚。
第二，社会风险必然性是由于现代社会有机体高度整合的特殊结构。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系统一般可划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精神）等若干子系统。由于生产工具（科学技术的物化形态）作为生产力的指示器，不同的性质、水平、时代，社会系统中的不同子系统（领域、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结构、彼此地位和作用是有区别的，不是永恒不变的。一般地说，前工业文明时代的社会各种领域往往表现为“合一”“一体”；工业文明时代的社会各领域往往表现了“分离”“独立”，各种领域往往界限相对分明，走向约束；后工业社会时代则是另一种景象，即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元化，社会系统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似乎呈现了一种“再合一”。比如经济问题往往是政治问题，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文化（精神）领域就不再是与经济、政治相分离、外在的、相对独立的、被决定的精神文化，而是真正成为人类生存、延续的自觉方式和社会各种领域内在的机理和图式。换言之，由于现代社会的整个有机体已浑然一体，这意味着现代社会“风险源”的数量和种类繁多，其中的一个要素、环节、领域、方面一旦出现问题，就可能立刻产生“联动”效应，从而对社会有机体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说：“在发达的现代社会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地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有的程度。”[15]
第三，社会风险必然性是由于现代社会面对的全球化的特殊挑战。现代社会“一方面，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类文明发展到最高水平。另一方面，地区冲突频繁发生，恐怖主义、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贫困、失业、收入差距拉大，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16]。特别是“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互联网对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更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互联网领域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问题日益凸显。不同国家和地区信息鸿沟不断拉大，现在网络空间治理规则难以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世界范围内侵害个人隐私、侵犯知识产权、网络犯罪时有发生，网络监听、网络攻击、网络恐怖主义等活动成为全球公害”[17]。在这种特殊背景下，伴随着世界经济的低迷，金融危机的阴魂，战争爆发的可能，零和博弈的重现、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蔓延，从而使现代社会重大风险成为世界性存在。
第四，社会风险必然性是由于现代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特殊紧张。“自然界是人无机的身体”，人与自然的关系很朴素，但又很复杂。现代社会的资本逻辑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的认知、理解和处理上套上了一个枷锁，这就是生态悖论，即资本扩张在生态系统中生成的现实矛盾。自然资源日益枯竭，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使资本扩张逐渐失去其前提条件。这一悖论贯穿在现代社会中。对此，马克思曾经预言了21世纪生态危机或带给人类的重大社会风险。马克思指出：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18]。也许一个半世纪以前的马克思没有预料到，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以地理和生态资源消耗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欲望仍在膨胀，致使有的地方江河湖泊黯然失色，已不能使人心旷神怡，人类不仅需要蓝天保卫战，还要打响治理污染攻坚战。
显然，社会发展永不止步，社会风险必然如影随形，社会风险的存在和常态化已经成为人类现代化历程的必然结果，这就要求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探寻社会风险治理的治本良策。
三、风险社会重大风险可控制
马克思说：“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性，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19] 现代社会重大风险、挑战，或来自国内、或来自国际、或来自经济社会、或来自自然。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视角观之，人类没有能力完全消灭、杜绝重大社会风险和挑战。但是，随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入人心，人类具有共同利益、共同价值的共识逐渐增多；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和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类完全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一般性社会风险向恶性社会风险转变，从而控制、降低社会风险的“质变”所可能造成的巨大危害。
第一，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必须正确把握党、政、军、民、学关系，把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在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轴心”地位。人大、政府、政协、监委、法院、检察院、军队，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企事业单位，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特别是在面对重大风险和挑战时，头脑必须特别清醒、眼睛必须特别明亮、立场必须特别坚定。今年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在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最新重要讲话、最新指示批示的时代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世界意义上下功夫，着力解决学习不深入、思想不统一、行动跟不上的问题，不能只热心于知会和传达，更不能简单地追求“字面”上的高度“一样”，而必须在思想（精髓）上政治（立场）上行动（追求）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掌握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战略主动权。
第二，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必须正确把握制度、理论、实践的关系，把制度优势作为根本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制度优势、理论优势、实践优势，但最根本优势则是制度优势。制度作为一种历史、关系、规范的范畴，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中介。制度不仅是一种满足人们现存欲望和抱负的规范图式，而且是一种塑造人们未来欲望的抱负的方式。同理论、实践（方针、政策）相比，其更具有稳定性、持续性、根本性、强制性。面对各种重大风险挑战，都必须着眼于制度建设、制度完善、制度运用，这是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治本之策。必须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党的全面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等根本制度的显著优势，从容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冲击。
第三，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必须正确把握法律、教育、伦理等关系，把法律体系挺在前面。教育、舆论、伦理的作用不能否认。但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关键还是靠法律。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最基本、最稳定、最可靠的保障就是制度之治。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从根本上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中的积极作用。必须依法加强风险评估，依法审慎决策，依法实施防控，依法防止风险蔓延，依法加强治安管理，依法实施市场监管，依法保障社会安定有序。必须以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为契机，逐步推进、实现国家和社会治理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法治化。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努力形成崇尚法治、遵守法治、捍卫法治的社会风尚和社会秩序，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下好法治建设的“先手棋”。
第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必须正确把握伟大斗争和日常工作关系，把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世界是一个过程的有机体，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在“对立面的斗争”和“对立面的统一”中进行的，这就启示我们不管重大风险来自何方，没有斗争精神、斗争意志、斗争本领都难以防范和化解。因此，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进行坚决斗争。因此，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做好各领域风险应对和准备。
第五、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必须正确把握人、自然、社会关系，把实现人的现代化作为重要抓手。现代社会重大风险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的，而现代化的承担者是人，因此，实现人的现代化是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根本前提。首先，推进人的观念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人不断扬弃自身传统性和形成现代性的统一过程，而人的传统性与现代性，既体现在人的行为方式、活动方式上，更集中体现在人的思想观念上，特别是公民意识、开放意识、主体意识、法治意识、风险意识，对于提高现代社会人们应对重大风险的思想自觉至关重要。其次，推进人的能力现代化。重大风险的不确定性和主体追求安全感、秩序感的矛盾，决定了现代人要不断增强信息能力，尽可能占有丰富的信息，为预测预防风险奠定基础；重大风险的随机性、危险性和主体的发展性、超越性，要求现代人要有发展和完善自身的预测预防能力和化解危机能力。推进人的观念和能力的现代化对于应对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风险挑战作用不可替代。
总之，现代社会重大风险、挑战大概是一种常态。只要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发挥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法律体系的保障作用，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就一定能够防范和化解现代社会重大风险。
（作者为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 赵 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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