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党作风建设的理论传承与实践创新
【提 要】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重要体现，作风关乎党的形象。中国共产党对作风建设的认识却有一个过程。从党的“三大作风”的提出，到作风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再到对执政党作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科学认知，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通过长期奋斗不断地传承与创新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辉煌。中国共产党百年作风建设的探索，是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统一。我们既要牢记过去，又要开辟未来，在历史性考试中经受考验。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执政党建设 党的作风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百年大党，之所以不断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在于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一贯重视和加强作风建设。从党的“三大作风”的提出，到作风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再到对执政党作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科学认知，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通过长期奋斗不断地传承与创新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辉煌。中国共产党百年作风建设的探索，是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既要牢记过去，又要开辟未来，在历史性考试中经受考验。
一、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
“党风”这个概念的形成经历了长时间发展过程。看到“阿谀奉承”的作风、“华而不实”的风气存在于某些社会主义者身上，恩格斯进行了批评，在一些讨论党的建设的书信中给了科学的论断，这是在党的建设中最早使用“作风”一词。十月革命后，面对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情形，列宁多次使用“作风”一词，但是没有对党风做详细的阐释。形成了一套党风建设理论的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提出了“党风”科学概念，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大创举。使用“党风”概念是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文，“延安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1] 毛泽东针对党内的情况这样强调，也是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作风”一词，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2]。也就是说，作风是党的世界观和党性的外在表现，思想、政治、组织、工作、生活等都包括于党的作风之内。这就把作风由一般的工作作风推及到政治、思想、组织、生活等方面，把作风由党员个人的形象扩展为党组织的整体形象，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如此重视作风建设是有原因的。因为政党现象不是中国文化现象，中国封建历史上有所谓的“朋党”，多为争夺权力、排斥异己互相勾结而成。现代政党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政治更多的是反映资产阶级的权利，实质代表着少数人的，为少数人谋利益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政党才是代表着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不追求任何私利的政党。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这一性质如何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认识，就不能只靠党的思想和组织的努力来解决，而必须通过实实在在的形象塑造，使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所信服。由此，作风建设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各个历史阶段都得到重视，并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但中国共产党对作风建设的认识却有一个过程。在建党早期，党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壮大党的组织、如何在大城市中组织工人群众进行夺取政权的暴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提出党的中心工作当前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使党真能成为群众的斗争的革命党。尤其是毛泽东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反反复复地讲这个道理。“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 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3] 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才使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4]。在1945年党召开的七大上，毛泽东对我们党的作风作了高度概括，三大作风被正式提出，这是党的作风理论发展的里程碑。他强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5]，脱离了群众我们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不是党的出发点，这是与资产阶级政党完全不同的地方，我们党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重要体现，作风关乎党的形象。人民群众认识和评判一个政党，最直接、最有力的依据就是其作风。不同于任何政党的“三大作风”树立起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党的作风建设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有力，保证了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真正的得到贯彻和执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执政党的党风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作风问题事关大局，关乎事业兴衰成败，是彰显本色的“窗口”。党员来源于人民群众，是人民群众中普通的一员。但是党员又是党组织中的一员，党员的言行不但代表着个人，还与整个党的形象和作风密切相连。也就是说，来自人民大众中的优秀分子的党员，他们的行为更重要的是代表党组织。人民群众对党的认识，对党采取的政治态度，除了通过她的纲领来观察外，主要看其成员的言行尤其是通过党的作风来确定。
新中国成立前夕，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执政党作风建设被毛泽东提出。他指出党执政后面临的革命任务更艰巨、更复杂，“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6]，有些党员经不住糖衣炮弹进攻，必须预防这种情况的出现。对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有必要继续保持和发扬。尤其是提出“两个务必”，为党在全国执政打了预防针。其次，跳出历史的“周期率”，是这时候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的一个重要因素。早在延安整风的时候，防止腐败，防止腐化堕落，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就被毛泽东在全党推荐学习。之后，在“窑洞对”中，更是自信的提出中国共产党可以跳出历史周期率，对执政党以什么作风执政有了深层次的思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执政的党。面对这个重大的历史转折，中国共产党及时提醒全党同志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保持高度的警觉，防止出现骄傲自满、贪图享乐，防止出现作风方面的问题，并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随后，《关于在全党和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于1950年5月由中共中央发出，这是作为执政党而进行的自我革命。《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由毛泽东于1953年1月起草，“三反运动”开始，“三反”运动中揭露出来的大量怵目惊心的事实，向全党敲响了警钟，就是共产党被腐蚀的危险比执政以前大大增加了，而贪污腐化现象的恶性发展将造成亡党、亡国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强调要严格对共产党员的要求，尤其要严格对高级干部的要求，决不允许有任何因功劳大而不履行党员义务的特殊党员，并毫不留情地打掉了刘青山、张子善这两只“大老虎”。这对于在执政条件下党的作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保持了党先进性和纯洁性，激发党的生机活力。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7] 被邓小平明确提出来。这个基本结论，是对我国也是对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社会主义观念的一个重大更新，把社会主义观念推向一个新境界。党风建设的一系列新思想和新观点，伴随改革开放给党风建设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被邓小平鲜明地提了出来。他强调新时期党的思想建设和政治建设有明确的基本要求，那就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他还提出，增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坚定性，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制度化，进行党的领导制度的改革，完善党规党法。要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等等。如果说我们党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提出执政党作风建设反映的是我们党的忧患意识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思考执政党的作风就不仅仅是一种忧患意识，更是直接面对的一种可能影响党的性质的危险。早在1980年，陈云就指出：“党风问题必顺抓紧搞，永远搞”[8]，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对于陈云对执政党的作风问题论断，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不懈地纠正各种不正之风，“我赞成陈云同志讲的”[9]。之后，《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对整党的基本任务、基本方针、基本要求、政策和方法等作出具体的规定。邓小平一步指出，必须惩治腐败，否则“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10]，就会有失败的危险。要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否则就不能顺利推进现代化建设，怎么实现呢？就必须“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11]。因此，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尤其是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1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党作风问题的提出，标志着党的作风建设又有了新发展。这是因为，要防止市场经济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影响到党内，就必须监督权力，防止权力延伸到市场经济资源的配置中去，也就是要坚决反对权力腐败。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的确是与能否坚决刹住这股风有关，这不是危言耸听，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尖锐地指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严重性。当然，腐败的实质是权力的滥用，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的外部表现，党的作风和腐败是两个范畴的问题，这是从从政治学的意义上讲的。但是，反腐败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滥用权力本身就是作风不正的表现，作风和腐败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同志强调要继续把反腐败斗争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做出了一系列关于作风建设的科学论断。他指出，“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13]，必须从各个方面把党的作风建设好，否则就难以肩负起历史的重任。此后，随着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在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为如何密切联系群众指明了方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在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八个坚持、八个反对”被提了出来，这就为新的历史阶段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明确了任务，指出了方向。党的十六大之后，国内外的客观环境发生极大的变化，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断推进党的作风建设，有效回应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作风的呼声和新要求。为此，《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于2004年11月由中共中央发出，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指导。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胡锦涛提出了“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这是根据新形势新任务对作风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胡锦涛又提出“四个大兴”，明确了作风建设的目标和方向。“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和“四个大兴”，是对党的作风建设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科学论断，也是对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继承和发扬，契合了时代发展的需要，促进了党的建设的发展。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党在党风建设上不断进行理论和实践创新，这些创新，为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保证，为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发挥了重大作用。对党的作风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对一个在中国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更是如此，如果在作风上出问题，那最终影响的是整个党的发展。因为“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14] 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是把党的作风建设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作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上都实现了新的突破。可以说，以党的十八大召开为标志，党的作风建设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实践层面，2012年12月，中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开启了作风建设的新路子和新突破口。之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全党的开展，使党的作风大为改观，党的面貌焕然一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使党的作风建设又得以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使党的良好作风得到持续保持，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得以有效的解决。之后，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召开，为作风的持续好转提供了制度保障。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党的作风建设持续发力，一些作风上的顽疾毒瘤得到有效遏制和铲除。在理论层面，习近平高度概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内涵，并对新时代作风建设提出了要求。他说，党优良作风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什么是优良作风？优良作风就是我们党历来坚持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等作风。”[15] 他指出：“我们抓作风建设，归根到底，就是希望各级干部都能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16] 习近平明确提出作风问题的实质。他指出：“作风问题根本上是党性问题作风问题根本上是党性问题。作风反映的是形象和素质，体现的是党性，起决定作用的也是党性。我们改进作风，不能简单就事论事，以为把眼前存在的作风问题从面上解决了就万事大吉了，而是要举一反三，透过作风看党性，在解决作风问题的基础上解决好党性问题。这是改进作风的一个重要着眼点。”[17] 把作风问题上升到党性高度来认识，既抓住了作风问题的本质，实现了认识上的深化，也为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提供了逻辑思路。
党的作风正，人民的心气顺。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这样强调，党风建设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只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18]，要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使党的作风全面好起来，就必须坚持抓常、抓细、抓长，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全面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有效地解决了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他关于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丰富了党的作风建设的理论，也推动了党的作风建设走向新时代。
三、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的讲话中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19] 中国共产党百年作风建设的探索，是历史和现实逻辑的统一。我们既要牢记过往，又要锐意进取，开辟未来，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辈的新业绩，在历史性考试中经受考验。
（一）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作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坚持什么样的思想路线和作风，体现着党对待理论对待实践的态度，贯穿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一条主线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20]，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和灵魂”[21]，“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的、辩证的认识论”[22]。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实事求是是党起家和兴旺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不是坚持实事求是，我们就不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如果不是坚持实事求是，我们也不能取得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国；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23]，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它已经成为“始终坚持的根本思想方法”[24]，必须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在新时代，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作风写进了党章，也写进了2016年《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党要带领人民实现宏图伟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就要求我们做到实事求是，制定正确的适合民意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新的实践中，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反对各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有机统一，不断回答时代和实践给我们提出的新的重大课题，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不忘初心，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只有坚持群众路线，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25]。加强作风，核心是党和人民的关系问题。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所以，在新时代要想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就必须密切联系群众，提升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本领，紧紧依靠群众，保持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对群众要满怀真情。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密切联系群众需要对群众发自内心的认同。要巩固和增进与人民群众的情感，与人民真正心连心，这是做人的感情基础，是“一个根本的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党性问题”[26]。只有与人民群众的感情加深了，人民群众才会敞开心扉接纳党，发自肺腑的认可党，自觉地团结在党的周围，真心真意的接受和拥护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人民群众中得到真正贯彻和实施，中国梦的目标也会因此越来越近。要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意识，把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放在人民的利益上，做到权为民所用，积极引导人民群众满怀热情的投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投身到实现中国梦的实践中。密切联系群众，“必须学习和掌握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27]。这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根本工作方法，体现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群众的力量是无穷尽的，群众的智慧也是无穷尽的，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要想到人民群众，把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向群众讲清楚，以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要虚心向人民群众请教和学习，从人民群众那里获得解决问题的办法，坚决克服“群众落后论”和“自发论”，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学习人民群众的智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可以变，党的具体工作可以变，但党的群众观点在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变。“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基层党组织要在联系服务群众上多用情，在宣传教育群众上多用心，在组织凝聚群众上多用力。”[28]我们要把历史上党的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传承下来，并结合新的形势，做好群众工作。群众不满意的作风、不满意的地方，党就要努力去整改、去纠正，随时回应人民群众的期待，做到永远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始终和人民在一起。
（三）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自己没有任何特殊利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是同党的性质和宗旨格格不入的。早在1929年毛泽东在一封信中就说：“实际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又有什么用处呢？”[29] 在《反对党八股》文章中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形式主义是“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30]。毛泽东为什么那么痛恨形式主义？是因为形式主义是一种存在于某些党员干部身上的一害人民二害党的顽疾！党的十八大后，集中解决“四风”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全党展开，党内风气得到持续改善，营造出良好的、充满活力的社会氛围，社会的风气变好，党和人民同甘共苦，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好局面得以出现。但作风建设不会一劳永逸，想要一下就解决好是不可能，需要长期的努力，因而是一项永远在路上的长抓不懈的重要任务。《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是在作风建设上对作风问题一个判断，2017年底，习近平就文章作出指示，给全党再次强调了作风建设的迫切性，他指出文章反映的情况，看似新表现，实则老问题，因而不能因为老问题出现了新变化就看不到问题的实质，同时再次表明“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给全党以警醒。他强调，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正如习近平又针对作风问题提出新要求和新对策，我们要按照中央要求，拿出切实管用的措施，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坚决斗争。
（四）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保持党的肌体健康
“打铁必须自身硬”[31]，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无数事实证明，一个统治集团、一个执政党，如果不能有效地惩治腐败，如果让腐败任其发展，没有一个不丢政权的，没有一个不灭亡的。我们党有着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那就是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早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对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建国之初，对于腐败分子，采取从严治理的方针，无论涉及到谁，无论是普通党员，还是身居要职的领导干部，绝不姑息迁就，而是严惩不贷。“人民群众最痛恨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最痛恨各种特权现象”[32]，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就做出这样的论断，他指出这些现象对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最具杀伤力。因此，为“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33]，我们必须下最大气力解决好消极腐败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继承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斗争的光荣传统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展现出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对新形势下的党风廉政建设作出了新部署。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对任何腐败现象绝不姑息和纵容，严格依纪依法查处各类腐败案件，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保持了党的纯洁性。既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又坚决查处大案要案，取得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但是，反腐败斗争的任务是艰巨的，在新的长征路上，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否则就不能取得斗争的彻底胜利。因此，不管牵涉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党内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建设廉洁政治，保持党的肌体健康，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五）积极探索有效路径，使作风建设制度化、法制化
如何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一向重视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更是如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客观条件的不断变化，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制度化成为了当时的重大目标和任务，成为了党的建设的重点任务，邓小平提出了党的作风建设制度化的路径，符合当时的客观需要和现实的需要。邓小平指出，“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34] 是制度的特性，因此要加强制度建设。此后，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逐步探索制度化的道路，在党的作风建设上开辟新的着力点，为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提供了新的努力方向。在江泽民、胡锦涛领导下，作风建设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助力剂，党的执政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更加强调使作风制度化、法制化，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抓作风建设。习近平指出，“为作风建设形成长效化保障”[35]，要从体制机制层面进一步破题。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作出了制度安排，为党的作风建设指明了方向，从当前的实际出发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又继承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是探索了制度问题，为我们积极探索其有效路径，统筹推进作风建设的制度化、法制化，形成长效机制，充分发挥作风正党的效能，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六）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勇于自我批评、自我革命
“观于明镜，则瑕疵不滞于躯；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任何人、任何政党都不免有犯错误的时候，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能不能及时纠正，以及能否做好预防尽量避免犯错误。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看，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就是我们党防范出现错误的武器，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正是依靠了这个武器，我们党才能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一些政治灰尘才能不断得到清扫。对我们党来说，可以通过接受批评来了解自己工作的缺点和失误，如果没有这样的缺点和失误则可以警醒自己。所以，在一定条件下，批评可以转化为我们党的自我批评，党可以因此而找到今后工作的努力方向，使党更加完善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将全面从严治党列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展了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36] 从自我批评到自我革命，是执政条件下党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路径选择。党的自我革命是一种广义上的革命，是我们党自己所开展的以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为目的、从而使党经历革命性锻造、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活动。但是，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无处不在，各种违背初心和使命的问题依然存在，损害党的纯洁性、弱化党的先进性的行为时而出现。我们知道，小管涌可能会沦为大塌方，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问题，因为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所以必须严加防范、及时整治。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国内改革发展稳定各项繁重任务，面对党内各种亟待解决的问题、要实现的目标，以及我们党将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些繁重的发展任务和伟大的光明前景都对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党必须以自我革命精神，不断进行革命性锻造，才能增强本领，抓住机遇，应对挑战，矢志不渝地朝着既定目标前进，我们党必须把自我革命推向深入，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注释
[1]《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2][5][3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页；第1095页；第839页。
[3][4][2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第184页；第72页。
[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
[7][9][3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第359；第333页。
[8]《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
[10][11][12][2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页；第314页；第379页；第695页。
[13]《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0页。
[14][32][33]《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中国方正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第6页；第7页。
[15]《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08页。
[16][17][18][35]《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58页；第154页；第162页；第162页。
[19][3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45页；第589页。
[21]《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思想指南和行动纲领》，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01页。
[22][24][27] 习近平：《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学习时报》2010年3月8日。
[23][25] 习近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学习时报》2010年5月28日。
[26] 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认认真真学习 老老实实做人 干干净净干事》，《学习时报》2008年5月26日。
[28]《习近平关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 第136页。
[31]《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3页。
特约责任编辑 唐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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