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普遍富裕的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提 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普遍富裕的思想，既受到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矛盾的深刻影响，又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性继承。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普遍富裕的前提是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基础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目标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全面富裕，进程需要循序渐进。这些思想就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共同富裕。在中国已历史性地解决农村绝对贫困问题、但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仍然较大之时，重温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对我国缩小贫富差距、迈向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意义非凡：新时代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把握人民立场，不断推进全体人民的全面富裕；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要分阶段促进。
【关键词】马克思 恩格斯 普遍富裕 当代启示实现普遍富裕，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一个基本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普遍富裕，就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共同富裕。2021年2月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标志着我们党在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1] 但由于诸种原因，我国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仍存在较大的贫富差距。值此历史性时刻，重温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的普遍富裕思想，对我国缩小贫富差距、迈向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具有强烈的启迪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普遍富裕思想的缘起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普遍富裕的思想，既受到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矛盾的深刻影响，又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性继承。
（一）马克思恩格斯普遍富裕思想产生的社会现实：贫富分化加剧和阶级斗争激烈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当时，英法美等西欧国家都相继发生了工业革命。这场技术革命在创造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深刻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面貌。
第一，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社会各阶级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地位差异。“单纯劳动力的所有者、资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各自的收入源泉是工资、利润和地租——，也就是说，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2] 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分别拥有资本和土地，成为剥削者，而雇佣工人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是被剥削者，二者之间存在着对立。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加重了社会分化。为了获取高额利润，资本家强迫工人卖命干活，“总想把工资降低到生理上所容许的最低限度，把工作日延长到生理上所容许的最高限度”[3]。资本对劳动的深重剥削，使得资产阶级越来越富有、无产阶级越来越贫困。与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增长并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种种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尤其是社会基本矛盾引起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致使劳动人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处境不断恶化。在以上两个因素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分化越演越烈，“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4]。“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5]
第二，阶级斗争如火如荼。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无产阶级自诞生起，就掀起了反对剥削者的暴动。在初期，运动以偷窃、捣毁机器和破坏工厂等自发的反抗为主，试图改善经济条件。随着队伍的壮大和思想认识的提高，工人阶级组织起工会，自觉同资本家开展斗争。工会运动不仅提出经济要求，还带有鲜明的政治目标，如反对私有制社会、获得普选权、推翻富人政权等，表达了对生活在一个没有压迫和贫困、人人平等富裕的新社会的渴望。
总之，19世纪上半期，资本主义社会已呈现泾渭分明的两极对垒，出现激烈的阶级斗争。并且，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无产阶级已表露出建立一个普遍富裕的新社会的政治夙愿。革命的运动特别需要革命的理论予以指导，而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工人的自发斗争和有组织的抗争均未成功。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顺应时代的呼唤，在全面审视资本主义经济状况和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共同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该理论将实现普遍富裕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后建设新社会的一个基本目标，表达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美好愿景。
（二）马克思恩格斯普遍富裕思想诞生的理论渊源：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社会改良思想
16世纪至19世纪初，伴随着无产阶级的反抗运动出现了相应的理论，这就是空想社会主义。它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和罪恶，主张社会改良，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普遍富裕的理想社会。空想社会主义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6世纪至17世纪主要是关于理想社会制度的文学描写。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描述了一个名为“乌托邦”的岛屿。那里一切财产都归集体所有，国家慷慨分配资源。每个人都十分富足，无忧无虑，生活安逸。[6] 意大利的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中描绘了一个叫做“太阳城”的理想社会。这里完全没有私有财产，由社会组织生产和分配，大家从事义务劳动、各取所需。[7]
18世纪出现了“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8]。法国人摩莱里在《自然法典》中揭露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为人类的“黄金时代”。他详尽制定了理想社会的蓝图，并将他的共产主义原理贯彻其中。[9] 来自法国的另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布利，揭橥人类的一切不幸都源于私有制，主张把现存社会改造为“人人应当一律平等，没有贫富，人人都是兄弟，承认任何东西不得据为己有为根本法律。每个公民的劳动产品都应当交入公共仓库……公务人员……向每个公民发给他们所必需的物品”的共和国。[10]
19世纪初期，空想社会主义步入巅峰。工业革命带来生产力的飞跃，也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新历史条件下孕育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理想社会的构想比前人更为深入。法国人傅立叶在《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或按情欲谢利叶来划分的、诱人的和符合本性的劳动方式的发现》中，披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伪善的生活状态和组织机构，构筑了一个“和谐制度”的新社会。在那里，法郎吉是基本组织单位，成员们联合起来协作劳动、集体消费，男女平等，欲望都能得到满足，爱好、才能自由发展。[11] 英国人欧文在《新道德世界书》中提出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以社会教育替代家庭教育，由科学代替宗教。他设计的理想社会是“新道德世界”。那里财产公有，没有城乡和阶级差别，人人平等，按需分配劳动产品。联合家庭是基层单位，成员丰衣足食。[12]
历代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虽形式各异，但都指向生产资料公有制、人人富有和平等。他们的思想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和生长的时期，其时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尚未充分展开、无产阶级也没有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因而，空想社会主义者们还不能把握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更无法正确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消灭阶级对立与阶级差别的道路，“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13]。这样，消灭私有制、达到普遍富裕的艰巨使命，就落到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肩上。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发现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它们的创立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缺陷，完成了社会主义理论的变革。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汲取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有益养分，将普遍富裕思想纳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普遍富裕思想的内涵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以经济制度为切入点，严谨论证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4]，进而对无产阶级革命后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提出了若干想法，其中与普遍富裕有关的论述比较丰富。马克思恩格斯的普遍富裕思想包含以下要点。
（一）普遍富裕的前提是确立社会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分化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所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确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消除两极分化、达到普遍富裕的先决条件。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明确宣告，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15]。这说明无产阶级将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其掌权后最紧要的事情就是把生产资料由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
只有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走向普遍富裕。恩格斯在《弗·恩格斯对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纲领的修正》一文中，清楚表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16] 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私有制，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所有的人”都能健康工作、生活富裕和自由发展。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普遍富裕的前提。
（二）普遍富裕的基础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里，恩格斯概述了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奠基作用：“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质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17] 生产资料由“私人所有”变为“公共财产”祛除了资本的剥削属性，为计划经济下的社会化大生产开辟了道路。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消灭贫困、走向普遍富裕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普遍富裕的必要条件。马克思恩格斯这样阐释道：“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8] 这番话昭示出没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就无从谈及普遍富裕。先进发达的生产力能够消灭贫困，保证人们获得充足的生产生活资料，进而发展个人能力和爱好。落后的生产力则会造成经济上的“极端贫困”，逼迫人们为维持基本生活而奔波，且极易引发尔虞我诈、道德堕落、社会动荡等问题，使人类与普遍富裕渐行渐远。因此，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实现普遍富裕的基础。
（三）普遍富裕的目标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全面富裕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从扬弃资本主义剩余劳动的角度指出，在未来的社会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19]。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更明白地表达了类似看法。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20]。以上两段话表明，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不是只为部分人带来财富，而是让“所有的人”都富裕。不仅如此，随着生产力日益发达，“一切社会成员”还有充足的时间在智育、体育方面自由发展。所以，普遍富裕的覆盖面是全体社会成员，内容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富裕。
（四）普遍富裕的进程需要循序渐进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以英法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为依据，把工人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划分成两个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两个时期里普遍富裕的目标有异，其中第一阶段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在高级阶段最终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全面富裕打基础。
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所达到的普遍富裕，是以劳动权利平等为基础、体现劳动能力不同的差别富裕。这一时期，生产资料私有制被改造，社会生产力也得到很大发展。但由于第一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21]。“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22] 因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还与旧社会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生产力也尚未达到高度发达的程度，所以，尽管所有的社会成员在身份上一律平等，都是劳动者，但分配劳动产品的方式只能是按劳分配，也就是按照劳动量的大小公平分配社会财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样，社会成员在消费资料的占有量上就显出差异。因此，第一阶段所实现的普遍富裕是以劳动权利平等为基础、体现劳动能力不同的差别富裕。
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才能最终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全面富裕。“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23] 在高级阶段，生产力高度发达，生产资料公有制独占鳌头，社会财富极其丰盈，三大差别彻底消失，人们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极大提高。此时，劳动者各尽所能从事生产劳动，社会也得以按需分配劳动产品，全体社会成员都拥有充裕的物质财富和发达的精神生活。
两阶段发展历程表明，普遍富裕的实现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循序渐进。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普遍富裕的思想呈现三个特征。第一，全面性。普遍富裕的覆盖面不是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而是全体社会成员；内容不仅包括物质生活的普遍富裕，还涵盖精神生活的普遍富裕。第二，辩证性。马克思恩格斯的普遍富裕思想既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更加丰富充足的物质财富，又希冀不断变革生产关系，确保发展成果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体现了“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之间的辩证统一。第三，渐进性。马克思恩格斯的二阶段普遍富裕思想立足于经济发展水平，它是一个从贫穷到富裕再到高层次富裕的递进过程。
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普遍富裕思想的当代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普遍富裕的思想，就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共同富裕。1953年，“共同富裕”概念首次出现在中共中央的文献中[24]，从此，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成为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1956年底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保证人民占有、使用、支配生产资料的平等权利和获得财富的公平权利。经过几代领导人坚持不懈的求索，马克思恩格斯普遍富裕思想中国化取得了重大胜利。2021年2月，习近平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25] 在这个彪炳史册的重要时间节点，回顾马克思恩格斯的普遍富裕思想，对我国促进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具有非凡的启迪意义。
（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普遍富裕的基础。没有扎扎实实的发展成果，普遍富裕就成了无源之水。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发展水平由1979年中央理论务虚会上的“很低”，以及1987年党的十三大时的“相当落后”，经过2007年党的十七大时的“总体上还不高”，进展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时的“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生产力的阶段性跃升为迈进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随着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中国人民对共同富裕的要求必然会提高，这就激励党更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筑牢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目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就是发展质量不高的表现。对此，党提出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26] 这说明，发展仍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必须继续保持国民经济健康稳定运行，增加GDP总量，进一步把“蛋糕”做大。同时，为了解决新矛盾，新时代抓发展更致力于把“蛋糕”做好。要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理念，调动各方面创新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在质的大幅度提升中实现量的有效增长。
（二）把握人民立场，不断推进全体人民的全面富裕
经济发展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是马克思恩格斯普遍富裕思想致力的目标。这就要求公平分配社会财富，也就是“分好蛋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改革开放后，为了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我国在收入分配领域奉行“按劳分配”制度，“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长，我国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富起来了，但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也在加大。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步，也鼓舞党加快收入分配改革，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27]。共同富裕不仅是“全民富裕”，还是“全面富裕”。既要不断增加人民群众的经济收入，也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的充实。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积极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要分阶段促进
实现普遍富裕是一个客观的物质积累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将西欧国家的实践划分为两个阶段，体现出逐步迈向目标的观念。对此，马克思这样诠释道：“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28] 打赢脱贫攻坚战，为促进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总体来看，我国还将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任务，需有序进行。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党中央庄严宣告了共同富裕的时间表：“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29]；“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30]。为顺利完成阶段性目标，必须充分估计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审慎思考、全面评估工作难度。要有耐心，脚踏实地办好每一件事，不做超越阶段的事情。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总结经验，逐步推开。
注释
[1][25]《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人民日报》2021年2月26日。
[2][3][4][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54页；第66页；第289～290页；第786～787页。
[5][14][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1页；第413页；第166页。
[6]【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戴镏龄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47～119页。
[7]【意】康帕内拉：《太阳城》，陈大维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58页。
[8][13][15][17][20][21][22][23][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3页；第781页；第812页；第817页；第814页；第363页；第364页；第364～365页；第364页。
[9]【法】摩莱里：《自然法典》，邹蜜、李德谋编译，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2～113页。
[10]【法】《马布利选集》，何清新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67页。
[11]【法】《傅立叶选集》第3卷，冀甫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8～73，138～311页。
[12]【英】《欧文选集》第2卷，柯象峰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6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70页。
[2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61～662页。
[26][29][3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9页；第22～23页；第23页。
[27]《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人民日报》2021年8月18日。
责任编辑 赵 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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