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虚假文化需要
【提 要】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文化建设是资本通过制造虚假文化需要刺激文化消费的过程。虚假文化需要导致虚假文化消费，实质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异化消费，最终造成了虚幻的文化生活，导致人们在自我批判意识的逐步丧失和对资本意志的麻木认同中走向了精神异化。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释放文化的社会效益来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因此，超越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虚假文化需要，关键是促使文化建设回归以社会效益为主的价值旨归，而资本主义的本性决定了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受现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限制，中国文化领域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程度的资本力量，进而对中国文化建设构成了严峻挑战。然而，与资本主义不同，中国可以借助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有效规制资本力量，从而充分释放文化建设的社会效益。
【关键词】资本逻辑 虚假文化需要 虚假文化消费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资本是投入生产过程中追求自身增殖，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虽然剩余价值产生于生产领域，但必须要在流通领域通过消费来实现，这就决定了资本只有设法打开消费市场才能完成自身增殖。立足文化领域，为了销售掉大量文化商品，通过制造整个社会的虚假文化需要刺激文化消费，必然是资本主义文化建设的趋势。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1]，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2]，这些资本中的部分也存在于文化领域，并影响着我国文化建设。资本遵循无限增殖的逻辑，其运动过程生成了资本逻辑，资本逻辑反过来加剧和强化着资本力量，我国文化建设在仍然存在资本逻辑某些影响的情况下，又该如何应对呢？
一、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虚假文化需要的衍生
最大限度获取剩余价值的本性驱使资本一旦介入文化领域，必然会想方设法释放文化的经济效益来实现自身增殖，为此，资本会将各种文化资源尽可能多地纳入自己的增殖体系中，并将其不断资本化。与不断扩大的文化生产相适应的是必须要将生产出的文化产品销售出去，因为剩余价值虽然产生于生产过程，但最终要在流通领域通过消费才能实现，正因如此，马克思将商品转化为货币的过程称为“惊险的跳跃”，指出“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3]。
伴随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生产效率空前提高，资本增殖所带来的大规模文化产品相对过剩，原本的生产决定消费开始逆转，使得文化消费反过来成为决定文化生产能否继续进行的重要因素。因此，生产力的发展促使当今时代限制资本在文化领域扩张的“生产端”难题逐步转向了“消费端”，不断扩大销路成了当今时代资本关注的核心问题。然而，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其在文化生产过程中始终会千方百计压低工人的工资，从而将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投入到扩大再生产，由此形成了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脱节的现实悖论，即一方面资本驱动文化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文化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大量文化产品蜂拥而出；另一方面广大劳动者享有的往往是低廉的劳动报酬，从而缺乏足够的文化消费能力。
实质上，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脱节的现实问题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文化领域的体现，表现在消费上是文化领域的大规模产能相对过剩但有效需求却不足。这一矛盾在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呈现不同样态，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物质生活资料相对匮乏，决定了资本主要关注的是物质生产，整个社会文化生产所占比重十分有限。然而，工业文明以来，机器体系和科学技术在文化生产中的广泛应用有效促进了资本主义文化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尤其是20世纪30至50年代以来，随着福特主义的盛行，以市场为导向，以分工和专业化为基础的流水线作业促使生产走向了机械化和自动化，极大提升了社会物质生产效率。物质生产的高速发展不仅为人们进行文化生产奠定了坚实条件，而且推动限制资本扩张的“生产端”逐渐转向了“消费端”，促使资本加快了对产品销路的拓展。而“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4]，最终资本建构了全球性的生产空间和销售空间。生产空间和销售空间的全球拓展有效地促进了文化产品销量，但依旧无法真正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脱节的现实难题。因为无论如何拓展生产空间和销售空间，资本总会将工人的工资压到最低，广大劳动者普遍的低收入必然导致低迷的消费。
进入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以来，福特主义的内在缺陷伴随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不断显现，曾经一段时期内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不复存在，促使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的后福特主义开始盛行。后福特主义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生产过程和劳动关系更加灵活，且进一步提高了文化生产效率和降低了文化生产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和解放了工人的双手，为工人进行文化消费创造了一定的闲暇时间和丰裕资金，进而有效激活了资本主义的文化消费。然而，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终究是资本为缓解生产与销售脱节问题而诞生的，不可能真正解决资本主义文化领域的根本问题，只是将资本主义进一步推入消费社会。消费社会的来临看似表现为资本逻辑主宰下的文化建设的繁荣景象，但这只是一种虚假文化繁荣，根源于资本造成的虚假文化需要。
二、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虚假文化需要的深层表现
提到虚假需要，首先要科学理解“需要”的内涵，并对需要、想要、需求、欲望等进行严格区分。丹尼尔·贝尔认为：“‘需要’是所有人作为同一‘物种’的成员所应有的东西。‘欲求’则代表着不同个人因其趣味和癖性而产生的多种喜好。”[5] 显然，丹尼尔·贝尔语境中的“需要”是指“人”这一“物种”共同的生存所需，是一种人们必不可少的客观东西，而“欲求”因人而异，是一种生存所需之外的主观性享受诉求，实则是“想要”。同时，丹尼尔·贝尔注意到凯恩斯将人类的需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客观需要、绝对需要，是人固有的；另一种是人们与别人比较而产生的主观需要、相对需要，并非人固有的，而是生产出的。[6] 的确，人的需要不等于人的需要的意识，人的需要是人所固有的、是客观的，在一切条件下都存在，且与人的生活紧密相连，比如人对食物、水等的需要是客观的、固有的。但人的想要是主观的，是人对“需要”的一种意识。因而对于人而言，“想要”的东西能不能实现都能存活下去，而人的基本“需要”若满足不了就存活不下去。当然，需要和想要又是紧密联系的，因为通常情况下，人们想要的东西往往也是他需要的。马拥军教授将人为制造的想要称为“欲望”，认为人的需要是“独立建立的需要”，而“资本的欲望”则是资本借助广告、推销术等“依赖效应”建立的需要。[7]
再来看“需求”，马克思对“需求”有过明确界定：“至于需求，它只有在掌握交换手段的条件下才有效。”[8]“没有货币的人也有需求，但他的需求是纯粹观念的东西，……以货币为基础的有效需求和以我的需要、我的激情、我的愿望等等为基础的无效需求之间的差别，是存在和思维之间的差别，是只在我心中存在的观念和那作为现实对象在我之外对我而存在的观念之间的差别。”[9] 就此而言，人的需求是主观的，是具有支付能力的需要，若一个人只有某种“需求”但没有相应的购买力，那他的这种需求只是存在于观念中的“无效需求”，不会变成现实的“有效需求”。资本正是基于人对“精神需要”的不可或缺性，通过将人的各种客观“精神需要”在不断商品化过程中变成一种主观“精神需求”，进而不断制造各种虚假文化需要，人们只有通过不断购买才能得到这种“精神需求”。
其一，虚假文化需要表现为资本主导下的欲望的生产。资本通过广告、传媒、符号等不断创造“依赖效应”，将人的客观需要变成一种主观欲望甚至贪欲，使人们沉浸于对各种文化产品的追逐中，最终沦为了资本增殖的消费机器。而人的欲望的不断扩张促进了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反过来加速了人的欲望的扩张，最终形成了文化领域的“欲望生产—虚假文化需要—虚假文化消费—资本增殖”的循环逻辑。因此，欲望的生产促进了资本增殖，但看似繁荣的文化消费和文化建设景象，实则是资本将人的精神需要资本化过程中变成商品的过程，进而在不断制造人的主观需求和欲望中促使人们去购买文化商品，最终制造了虚假的文化消费。
其二，虚假文化需要表现为资本通过制造匮乏来促进文化消费。从一定层面而言，人的需要是肌体本能的一种匮乏，如饥饿反映的是肌体对食物的匮乏，一旦摄入充足的食物，肌体所呈现的饥饿感将会消失。资本给人们制造欲望的过程，也是不断制造匮乏的过程，精神的匮乏尤为痛苦，如同吸毒者毒瘾发作一样，会千方百计寻找毒品。正是基于这一原理，现代企业营销时多采用“营销导向”方式，即以顾客需求为中心，什么好卖就生产什么，而“好卖”的前提是对人们进行匮乏的生产。因此，就其实质而言，文化消费环节各种精神匮乏通常是资本主导下的“饥饿销售”策略，旨在通过促使人的精神世界在充满“饥饿感”中激发购买欲。
其三，虚假文化需要表现为资本主导下的社会化关系格局的建构与被动需要和消费的增多。按照人们通常的消费习惯，若没有外力支配而仅靠人的自主消费，购买力十分有限，这是资本不想看到的。因而如何利用外力支配人们不得不去消费是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有效方法，其中除了欲望的生产之外，资本通过不断建构社会关系格局来影响乃至操控人们的消费。因为人的根本属性是社会属性，资本推动人们社会关系格局的建构过程，是一个将一定范围内所有人都纳入特定空间的过程，而有人的地方就有各种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活动，人群聚集过程也是各种新的文化需要和文化消费产生的过程。同时，当单个的人被纳入特定社会关系格局中时，其自身行为往往要受制于特定社会关系的支配，进而以一种无形的力量驱使人们不得不参与到该社会关系格局中的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中。
其四，虚假文化需要表现为资本主导下的虚假消费心理的产生。为了快速销售掉大量文化商品，资本通常会将自身意志和消费理念融入各种广告媒介，并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段重复宣传。无处不在的广告不断刺激着人们的消费欲望，到处标识的符号象征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和消费理念。人们在无意识中被承载着资本意志的各种广告媒介所“洗脑”，并逐步改变着自我消费理念，进而在不知不觉中认可了资本价值观。于是乎越来越多的人被资本塑造的消费理念所“奴役”，进而使个体身份的象征成了资本操纵的各种“名牌”甚至奢侈品的堆砌，人们的攀比心理和需求欲望慢慢产生并不断升级发展，最终形成了虚假消费心理，构成了人们消费欲望不断扩张的内驱力。
三、虚假文化需要影响下的虚幻的文化生活及其精神异化
人的生活是全面的，有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等等。与人的“生活”相对应的是满足生活的“需要”，有物质需要、社会需要、政治需要和精神需要等。虽然文化生活独立于物质生活，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0]。这是因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1]，而要使“有生命的个人”能够存在，“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12]。可见，人只有首先满足了自身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后，才能谈及其他需要。因此，在物质匮乏时代，人们重点关注的是“物质需要”。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人们的“精神需要”会不断升级，尤其在当今时代，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走出物质匮乏困境后，人们对美好精神生活需要愈发强烈。
人们对精神需要的不可或缺性为资本增殖创造了条件。在资本眼中，有“需要”就可以变为货币。资本通过将文化产品推向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精神需要的同时，也获取了大量剩余价值。表面看来，这是一个公平的交易，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发展，但问题的关键是，资本推动文化发展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服务于人们的精神需要，而是为了获取剩余价值，为此资本会不惜一切代价，因为“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13] 。因此，资本介入文化领域真正关心的是如何最大化释放文化的经济效益，至于文化的社会效益，只有在面对不可回避的政策和舆论压力时，资本才会考虑。同时，一旦投入社会效益的成本高出资本在同行业中的平均利润时，资本会毫不犹豫地放弃对社会效益的继续投入，哪怕要承担企业破产、公司倒闭的风险。
贪婪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导下的文化建设会造成目的和手段的倒置，即原本文化建设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但在资本这里却沦为了实现其自身增殖的工具，目的和手段的倒置容易诱导人们步入虚幻的文化生活，最直观的体现是人们被资本贩卖的文化商品所包裹。然而，大量文化商品并非全是高尚高雅高品位的，因为现代化的流水线作业中批量复制出的文化产品往往缺乏“真善美”的价值韵味。资本制造的大量庸俗、低俗、媚俗文化商品开始充斥市场，不断刺激着一些遵循资本价值观者的潜在消费欲望，致使这些人陷入了虚幻的文化生活，进而在无止境的消费中更加认同资本价值观，随之这些人的精神世界走向更加的迷惘和空虚。因此，从上述层面而言，虚幻的文化生活是资本介入人们精神世界的产物。
不断扩张的本性决定了资本必须要突破时空界限，一方面要不断加快资本的流通速度，另一方面又要不断拓展新的增殖空间。物质领域的扩张悖论促使资本不断介入文化领域，从而有效拓展了资本增殖空间和延长了资本的生命力。伴随当今资本主义产能相对过剩的不断提高，阻碍资本增殖的关键因素集中到了消费环节，消费的主体是人，控制了人们的消费理念意味着就能有效控制文化产品的销量。虚幻的文化生活既是资本制造的结果，也是资本意志成功渗透的体现，生活于虚幻文化生活之中的“现实的人”，无时无刻不被资本意志所影响，进而在无止境的虚假文化消费中巩固和强化了虚幻的文化生活，促使越来越多的人走向了精神的异化。
因此，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精神异化现象，是资本为实现自身增殖而对人的精神观念深度“殖民”的结果。精神异化的危害集中表现为人们自我批判意识的消失与对资本意志的麻木认同。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情况会从个体层面不断延伸到社会集体层面，容易导致资本主义社会集体无意识。缺乏理性批判的群体会在麻木中被资本意志慢慢控制，以致人们对一种不合理现象在“习以为常”中认同为合理，从而在不知不觉中沦为了资本的玩偶。与此同时，精神异化反过来又巩固和强化着虚幻的文化生活。如此，被资本意志直接控制着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潜在的行为不断遵从于资本意志，并时刻影响着身边的人，进而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在精神异化中沉浸于虚幻的文化生活。
四、资本力量的规制与虚假文化需要的积极扬弃
文化建设是一个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存的过程，但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因而在一个真正为民服务的社会中，文化建设要以社会效益为主。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主宰下的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以释放文化的经济效益来获取剩余价值，虽然这一过程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文化发展，但必然会造成虚幻的文化生活。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有效规制资本，从而促使文化建设在步入良性发展轨迹中真正回归本原的以社会效益为主的价值属性。
需要指出的是，文化建设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通常是一个受制于社会物质生产水平而动态变化的过程，即在物质匮乏时代，人们侧重通过释放文化的经济效益来满足生存发展所需，而在物质丰裕时代，人们侧重释放文化的社会效益来满足精神所需。当今时代，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很多西方国家早已步入发达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这些发达国家的文化建设应转向以释放社会效益为主，从而真正满足民众的精神需要。然而，资本家不可能让文化建设真正回归于以社会效益为主，因为一旦回归资本家要损失大量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从根本上调整文化建设“坐标轴”，依旧会围绕利润最大化竞相释放文化建设的经济效益，进而导致不仅代表公益性的文化事业的发展很难依靠资本，而且文化领域的创造性、价值性也会不断削弱。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决定了其无法从根本上有效规制资本，也不可能真正解决资本逻辑介入文化领域造成的系列问题。
受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限制，我国文化领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资本力量，进而对我国文化建设构成了严峻挑战。然而，与资本主义不同，我国有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强大的公有资本力量对非公资本的约束，有一系列健全的规章制度对资本运行轨迹的规范，有无数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建设者对资本本性有着清晰的认知……因此，我国完全可以借助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有效规制资本在文化领域的运行轨迹。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十几亿人的绝对贫困问题，标志着我国已经初步摆脱了物质匮乏时代，已进入新时代的新发展阶段，“拥有开启新征程、实现新的更高目标的雄厚物质基础”[14]。文化建设立足于物质建设基础之上，进入新时代的新发展阶段，雄厚物质基础的支撑有效释放了人们潜在的精神需要，促使人们对美好文化生活的需要更加迫切。对此，必须要调整文化建设“坐标轴”，将以往在物质匮乏时代侧重以经济效益为主的片面性文化发展路径逐步转向更加全面的文化发展路径，即“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15]。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建设的性质使然，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致力于现代化文化强国建设的使命担当，更是中国人民对美好文化生活需要的现实诉求。致力于上述文化建设“坐标轴”的有效调整，必须要有效规制资本力量。
其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建设理念。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强调：“人民是文艺之母。文学艺术的成长离不开人民的滋养，人民中有着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沛源泉。”[16] 文艺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蕴藏着文化建设的巨大宝藏，任何脱离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文化建设都是抽象的虚无、无病的呻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始终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这也是有效规制资本进而确保中国文化建设健康发展的关键。需要指出的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进行文化建设，并不是完全摒弃资本力量而搞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的文化建设，而是在认清资本的文明作用和历史局限后，借助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17]，从而利用资本在不断推进我国文化建设中服务于人民的精神需要、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具体实践中，一是始终要置资本于“客体”地位。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中，资本运行若脱离社会主义框架，由资本运动过程生成的资本逻辑必然会反客为主，成为一种主宰中国文化建设的“普照的光”，进而会直接威胁到中国文化建设服务人民、服务社会主义的方向。因此，“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18]，从而规制资本在社会主义框架内运行，确保中国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属性。二是始终要确保规制资本的权力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规制资本的权力直接关系着资本力量最终能为谁所用，若这个权力被一小部分利益集团所掌握，那么资本增殖就会被这些利益集团所得。因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建设理念，必须要确保规制资本的权力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确保中国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
其二，克服文化领域代表资本意志的消费主义。受资本价值观影响乃至支配的人们，会通过无止境的虚假文化消费来满足自身的精神欲望，然而，消费的前提是要有相应的购买力，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为了填补内心的欲望，会不择手段地释放文化的经济效益，以图通过获得更多金钱来满足自身的消费欲望。然而，无止境的贪欲推动下的文化建设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必然会助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盛行，并与消费主义融为一体。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增殖速度越快，造成的人们精神的颓废、灵魂的空虚、内心的不安将会越严重，与此同时人们浪费的文化资源也会越多，中国文化建设的正确价值导向也会被资本逻辑扭曲的越严重。显然，这是资本逐利本性造成的必然结果，与中国文化建设的价值导向背道而驰，最终会伴随资本扩张而渐行渐远于中国文化建设服务人民精神需要、服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价值旨归。因此，必须要以社会主义价值指向规制资本在文化领域的运行轨迹，切实克服文化领域的虚假消费，具体实践中，一是大力揭批资本主导的消费主义的实质和危害，进而引导人们能够从思想上彻底认清利害，避免掉入消费主义陷阱；二是教育和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认清资本制造的各种欲望乃至贪欲的实质，鼓励人们在理性消费中满足自身基本精神需要，从而彻底避免成为资本在文化领域获取剩余价值的消费机器；三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人们进行文化建设，有效避免陷入资本价值观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带来的危害，切实保障中国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属性；四是引导人们将文化建设的评价标准逐步转向更符合时代发展诉求的方式，即从物质匮乏时代的侧重经济效应为主的评价指标逐步转向新时代的新发展阶段的以社会效益为主、同时兼顾经济效益的评价指标。
其三，充分发挥文化蕴含的社会效益对资本运行的反作用力。资本在文化领域扩张的过程，要受到文化反作用力的影响，集中体现为文化建设过程一方面是一个不断促进资本扩张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一个限制和引导资本向良性方向发展的过程，其中后者能更为直观地体现文化建设对资本运行的反作用力，因为文化特有的“真善美”价值指向能对资本运行发挥一定的引导作用，同时又能以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文化的形式规范资本在市场经济中朝着良性方向运行。因此，充分发挥文化建设对资本的反作用力，不仅是有效渗透中国文化建设坚持以社会效益为主价值导向的重要方式，而且也是有效规制资本在中国文化领域健康有序运行的有力手段。具体而言，一是要借助国家行政力量将社会主义价值指向积极融入文化建设中，促使中国文化建设蕴含丰富的社会主义因素，有效推进文化建设能够对资本运行更好地发挥反作用力，进而确保资本始终在社会主义框架内有序运行；二是进一步促进市场环境中的文化建设，充分将社会主义价值指向渗透到文化市场的制度、法治建设中，并使之成为一种稳固的制度文化，进而内化于人心，不断规范人们的市场交易行为，从而切实引导和规制资本在文化市场中良性运行；三是要积极将民间公益性力量尽可能多地引入文化建设中，用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强有力的外在力量有效引导和规范资本力量，进而在不断激活我国文化建设的社会效益中规制资本运行轨迹，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健康发展。
【本文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项目《资本逻辑介入文化生产的现实悖论及其超越路径研究》（项目编号：ZMCY201905）、成都中医药大学2021年度“杏林学者”学科人才科研提升计划项目《新发展阶段人民精神需要的升级与文化现代化建设研究》（项目编号：XJPZD202100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64页。
[2][17][18]《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1年12月11日。
[3][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页；第871页。
[4][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第591页。
[5][6]【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2页；第22页。
[7] 马拥军：《需要体系生产与制度结构创新的中国经济学》，《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6页。
[9][11][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6页；第519页；第531页。
[14] 习近平：《深入学习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人民日报》2021年1月21日。
[15]《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65页。
[16]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12月15日。
（作者为成都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责任编辑 陈景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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