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红色朋友圈”
鲁迅曾把中国共产党人称颂为“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虽然他不是共产党人，却把很多共产党人与进步青年视作“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的同道者。据不完全统计，鲁迅结交的共产党人有60余人，他们的交往与异曲同工的文化选择，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难忘的红色记忆。
与李大钊、陈独秀：
为了文学的革命
1918年1月，鲁迅加入《新青年》编委会，并于同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以“鲁迅”这一笔名登上文坛。鲁迅与李大钊、陈独秀的相知，就与共同参与《新青年》杂志编委会的工作有关。
鲁迅对李大钊的道德文章均十分推崇，现存的鲁迅藏书中，还保存着李大钊编的三期《政治生活》杂志。在这几本杂志中，有李大钊用“守常”“猎夫”等名发表的文章，其中一期刊载的《土地与农民》一文，曾被毛泽东编入《农民问题丛刊》，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的学习材料。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鲁迅，多次提到他的文章是“听将令”的，为的是“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在李大钊所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上，鲁迅发表的小说《药》和四篇《随感录》，无疑是用文学的语言回应了“将令”。李大钊也曾高度评价当时鲁迅新发表的小说《长明灯》，说这篇小说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喊了“救救孩子”之后，紧紧接上去的战斗号角。李大钊被害后，鲁迅不顾危难，为昔日战友的葬仪捐款，并为其遗作《守常全集》撰写了题记。在题记中，鲁迅深情地说：
在《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与鲁迅交往较多，还是最早敦促鲁迅将小说结集出版的人。1920年9月，陈独秀在致周作人的一封信中写道：“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后来，鲁迅提到自己的小说创作时，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谈道：“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对于陈独秀的性格，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有一段有趣的描述：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与左翼翻译：
志同道合的“窃火者”
翻译与写作，是两种不同的劳作。在鲁迅看来，翻译是输进新精神的重要途径，他一生共翻译了14个国家近百位作家约300万字的著作，和他自己创作的字数接近，或可证明其对翻译的热情不亚于创作。在鲁迅的译作中，有很多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著作和苏俄革命文学。在鲁迅的“红色朋友圈”中，也不乏这样的“同道者”。
早在1920年，也就是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诞生的这一年，这个小组的成员之一陈望道就把他刚刚翻译完成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寄赠鲁迅。周作人晚年回忆：鲁迅在接到书后当天就翻阅了一遍，并称赞说：“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要紧的工作。”1928年下半年，陈望道主持的大江书铺正式开业，在鲁迅等的支持下，这个机构以出版进步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科学的文艺理论为特点活跃在上海书界，成为推动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个重要据点。应陈望道的约请，鲁迅“极其慎重、认真和精心”地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美学论著《艺术论》。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鲁迅把何瓦琴的集句书赠瞿秋白，倾注了对志同道合的瞿秋白亲如手足的情谊。
1931年，瞿秋白来到上海从事革命文化工作。鲁迅从冯雪峰处听说瞿秋白精通俄文，急切地说：“我们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鲁迅在一封致瞿秋白的信中，亲切地称瞿秋白为“敬爱的J.K.同志”，在现存的1700多封鲁迅信札中，称对方为“同志”的，仅此一封。在这一时期两人的交谈中，瞿秋白经常把自己构思的腹稿讲出，征求鲁迅的意见，经修改补充，由他执笔，以鲁迅的名义发表。两位好友的观点相近，风格近似，有时候连鲁迅自己也分不清到底是谁写的文稿。
那时候，瞿秋白夫妇从事革命工作，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些朋友，不仅无私关怀他们，而且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他们。1932年到1933年间，鲁迅先后四次接纳瞿秋白夫妇在自己的寓所避难。
与青年木刻家：
用艺术投入抗战
鲁迅认定，版画艺术“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是正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1931年8月，他在上海主办“木刻讲习会”，从此中国新兴木刻运动拉开帷幕。鲁迅逝世后，木刻青年们有的留在国统区，从事抗战版画创作和抗日宣传，江丰、沃渣、胡一川、力群、刘岘、陈铁耕、黄山定、叶洛等则陆续奔赴延安。抗战版画的蓬勃发展，充分体现了鲁迅的战略眼光。
作家萧军曾说：“在30年代，鲁迅先生的两只手，一只手是培育了若干青年文艺作家，我本人就是其中之一；另一只手是培育了若干青年木刻家——刘岘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的刘岘，沉迷于木刻版画，“一天到晚都在木刻，平均每天一幅，刻好就印”。从《鲁迅日记》记载的情况看，1933年1月到1936年3月，刘岘与鲁迅之间信件来往达51次。刘岘不停地把自己的习作拓印出来，送给鲁迅请求批评、指教，鲁迅“总是谈得那么热情、从容，并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刘岘毅然终止在日本的学业，归国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中，用版画艺术宣传抗战。1938年春，刘岘参加新四军，1939年到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任教。在延安，他把民间的窗花、年画的创作技法引入版画创作中，创作了更多富有民族特色、群众喜闻乐见的版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