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中的激辩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中国第一个正式命名为马克思学说的研究会成立。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批初步有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学生运动骨干，成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主要成员。
蔡元培帮助解决了研究会的办公场所问题，把研究会放在离红楼很近的景山东街马神庙（那时候是北京大学的二院），为他们拨了两间房子，一间作为办公室，一间作为图书室。这个图书室当时起了一个名字“亢慕义斋”，亢慕义就是共产主义的音译。墙壁的正中挂着马克思的像，像的两边贴着宋天放手写的一副对联，上联“出研究室入监狱”，下联是“南方兼有北方强”。除了对联，墙上还有两句口号：“不破不立，不立不破”。
公开后的研究会开始大规模组织研究讨论活动。研究会分为英文组、德文组、法文组来翻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德文组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反复诵读原著，甚至要把一段一段的文字都背下来，不懂的地方大家集体研究。在翻译《共产党宣言》开篇语的时候，“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时，大家都说这幽灵和徘徊不好翻译，就加了一段说明文字，说：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反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猛兽，这就是共产主义。这本中文的《共产党宣言》油印出来以后，供当时研究会内部学习使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绝不是一帆风顺的，至少经历了三次大的论争。一是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斗争，二是和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者（改良派）“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三是和张东荪等人推崇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争。论争焦点集中在“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也就是说，中国能不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为此，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红楼一间大教室里专门组织了为期两天的辩论会，辩论的题目是：“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
参加这次辩论会的都是北京各大学的师生。第一天，双方唇枪舌剑，没有结果，却吸引了大量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在教室外面探听。第二天，双方进行了更激烈的争辩。这次大辩论的评判员就是李大钊。辩论结束的时候，李大钊做了认真的评判。他同往常一样，十分沉稳地从讲台上站了起来，手里拿了张纸，也就是他的点评大纲，用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解答这个问题。同时着重指出，此地所说的社会主义之必然到来，这绝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可以不要斗争，而垂手以待社会主义之到来。
当时在场的朱务善曾经有过如下的回忆：
李大钊同志说话声音不大，表现出一种高度自信心与坚定性，最能吸引听众注意，使人悦服，会后，教室里还拥挤着很多人在那里相互争论，喋喋不休。我还记得有一位反对社会主义的北大学生，（好像是费觉天）最后对我说，李先生以唯物史观的观点论社会主义之必然到来，真是一针见血之论，使我们再也没话可说了。李大钊同志的发言，引起了大多数听众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此后不久，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增加到数十人之多，同时其他各专校也成立了这样的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