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那些可以“通天”的智囊们 | 智谷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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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老夏是谁
央视一套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以下简称“《邓小平》”），在剧中设置了两个戏份颇重的虚拟人物，分别是田志远和夏默。从电视剧一开篇，两人同邓小平就有频繁的接触，可以说是剧中邓小平的“核心智囊”。
田志远和夏默到底是谁？
电视剧截屏：田志远
先说田志远。《邓小平》第二集交代，田志远的工作单位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虽然“田志远”的名字是假的，但“田志远”的这个单位却真实存在过。
1973年，邓小平复出。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于7月成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协助他工作。政研室没有设立主任，只有胡乔木、吴冷西等七人集体负责。据当时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的冯兰瑞回忆，1976年“四五事件”后，邓小平再次下台，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多调到其他部门，仅剩胡乔木、于光远和邓力群三人留了下来。由于《邓小平》剧中出现了有真实姓名的胡乔木，因而田志远这个形象的原型，最可能是当时在国务院政研室的邓力群、于光远两人。
资料图：邓力群（左） 于光远
邓力群在1979年后先后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宣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务，位阶在同期任职于社科院副院长的于光远之上。电视剧中的多处情节，与1977年前后邓力群的经历吻合。电视剧中，当得知《人民日报》社论中出现“两个凡是”时，田志远要去找王震，这符合邓力群自述的回忆。
电视剧截屏：田志远说要去找王震
剧中还有一个情节，1977年春，田志远和夏默到西山面见过邓小平。而1977年5月，邓力群和于光远的确到西山见过邓小平。
电视剧截屏：田志远、夏默见邓小平
根据剧组的说法，田志远糅合了多个人物原型。邓力群和于光远虽然都曾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后来都曾出任社科院副院长，但二人的意识形态色彩迥异，邓力群保守，而于光远更开明。虽然田志远在剧中的一些具体情节和邓力群吻合，但从剧中“田志远”的言论来看，他鲜明地倾向改革，在意识形态上更接近于光远。而且田志远和于光远的名字中都有一个“远”字，也可以作为印证。
根据目前的片花来看，剧中还有相当篇幅关于农村改革。其间，田志远和夏默的形象，可能糅合进了另一位重要的高层智囊的形象，那便是杜润生。杜润生从1979年起担任国家农委副主任，后来主持中央农村政策研究所，是当时最高决策层在农业政策上最重要的“参谋”。
资料图：（从左至右）杜润生、孙冶方、薛暮桥、马洪
再来看夏默，夏默在剧中被设定为“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原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邓小平在剧中称他是“我们党内的经济学专家”。据学者曹东勃考证，能配得上“党内的经济学专家”这项帽子的，不超过三个：孙冶方、薛暮桥或马洪。三人都有在主要经济管理部门工作的经验，在不同时期分别担任过“经济研究所所长”。
电视剧截屏：夏默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薛暮桥和马洪都领导过国务院的智囊机构，这可能与电视剧中夏默后续的角色相对应。从电视剧片花来看，可能在电视剧后面有邓小平视察宝钢的情节，而马洪参与过宝钢建设的论证。
电视剧截屏：邓小平视察钢铁基地
此外，邓小平在剧中还和夏默谈及关于发展中外合资经济的问题，而在历史上，马洪也是较早率团访问海外，并系统介绍国外企业管理理论方法，推动中外经贸合作的高层智囊。
电视剧截屏：邓小平和夏默谈合资经济
当然，从年龄和籍贯来看，上述人物与剧中的老田、老夏不能完全对应。电视剧中的田志远和夏默，可以说是当时一批高层智囊的群像，其中可以找到邓力群、于光远、杜润生、孙冶方、薛暮桥、马洪等人的影子。老田和老夏两人同邓小平的密切互动，正是当时智囊影响高层决策的历史真实的投射。
智囊如何影响决策？
那个时代是智囊的“黄金时代”，核心智囊几乎都可“通天”，与最高层联系紧密，许多重大决策，都有智囊机构的直接参与。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杜润生对农村改革的影响。1978年，安徽凤阳、四川蓬溪等地都已先后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做法，但人民公社制度在整体上仍未动摇，当年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明确称不准“包产到户”。但在这种情况下，杜润生在中央高层中反复斡旋，对邓小平、胡耀邦等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980年，杜润生建议胡耀邦将一封给陕西米脂孟家坪包产到户的信转发全党，作为中央放松“包产到户”限制的信号。随后杜润生又推动了1980年“75号文件”的出台，确定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1981年，杜润生起草了关于农业的文件，作为1982年的“一号文件”发出。此后，中共中央连续五年发布和“三农”相关的“一号文件”。杜润生由此被称为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长”。
除了农村改革以外，八十年代的智囊机构还扮演了最高决策层和中青年学者乃至外国经济学家之间的桥梁，最典型的莫过于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和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
莫干山会议的发起者是一帮在智库工作的年轻人。根据经济学家华生的回忆，这次会议更深的背景，就是决策层想要集聚中青年研究者的思想精华，为即将开展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方案以供参考。会上不仅集聚了一批经济学家，还有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农研室、中央财经小组等机构的成员与会。除王岐山外，马凯、周小川、楼继伟等现任的财经高官，也都曾是莫干山会议的组织者和参与者。
资料图：“莫干山会议合影”
1984年9月的莫干山会议结束后，向中央提交了关于价格改革、企业改革、沿海城市开放、金融改革、股份制和农业粮食购销相关的七份专题报告。一个月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度明确中国的经济体制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会议决定将经济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入城市。
资料图：薛暮桥（左一）、马洪（左二）等参加巴山轮会议期间在长江三峡合影
1985年9月，体改委、社科院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了讨论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会议，由于这次会议在重庆到武汉的轮船“巴山号”上召开，因此被称为“巴山轮会议”。薛暮桥、马洪都参加了这次会议。除了国内的学者，多位西方官员、学者和企业家也参与了会议。这次会议被视为中国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思想启蒙，会后的报告直接影响了“七五”计划的制定。
及至八十年代末，有智囊背景的青年经济学家，还成为将证券市场引入中国的推动者。1988年3月，青年经济学者高西庆、王波明等提出应建设中国资本市场。当年7月，已离开农研室担任中农信总经理的王岐山，和中创总经理张晓彬发起“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此后，王岐山让王波明、周其仁等起草建立建立证券市场的设想（后来被称为“白皮书”），白皮书很快就递交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案头，时任常务副总理姚依林还主持了汇报会，听取白皮书起草者们的具体建议。
上面几个实例，展现出当年智囊们影响高层决策的几种不同路径。其一，是直接向高层施加个人影响，杜润生推动“包产到户”合法中的斡旋就是如此；其二，直接参与中央文件的起草；其三，根据高层授意，组织学术界的会议并形成专题报告呈送高层；其四，有智囊背景的人士直接向高层上书。由此，形成了智囊深度参与，政界和学界双向互动的决策模式。
中国智囊角色的嬗变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智库机构众多，国务院部委、中央直属的研究机构和社科院等学术机构相互交错，社科院和农研室、三所一会（体改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国际研究所和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国研中心等部门的人员流动频繁，青年学者也通过这些机构积极参与改革具体政策的设计。
1989年以后，八十年代活跃的智囊机构逐渐衰微。1987年，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撤销，后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与中央农研室并列。1989年，中央政改研究室和中央农研室都停止运作，后整合为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内容更多偏向意识形态领域和重大理论、路线问题，对具体经济政策的研究相对弱化，也不再同高校、研究机构频繁合作举办活动。
“三所一会”也不复存在，曾经叱咤风云的体改所合并到国家体改委下属另一个研究所——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改称“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随着体改委、体改办相继撤销，这一研究所成为国家发改委的下设机构，早已没有了昔日的“通天”能量。
总的来看，上世纪八十年代政界和学界高度融合的状态，在九十年代以后已逐渐消失。一方面，当年智囊机构的经济专家，如于光远、薛暮桥、马洪等，本身就是在长期的政府工作经历中获得经验，因而同高层的关系更为特殊，而今的学界人士有这样的背景的几乎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决策层的科层体制已经非常完善，中央国家机关的办事机构、研究机构的“内脑”逐渐强化，对体制外或者说体制边缘的外部智囊的依赖程度也相对下降了。
如今，中国学术界和政界在政策制定中的互动关系相对固化。高校和研究机构除了不定期地向高层提交内部报告和文件外，和高层的制度性接触就是中央负责人主持召开的各类座谈会，但这些座谈会时间一般都比较短，谈论的问题一般比较具体。像“莫干山会议”“巴山轮会议”这样的受到高层重视，又极有深度的会议，已是“空谷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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