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张图认识天津最新人事调整 | 智谷趋势
◎ 智谷趋势研究中心︱萧晖筑 郁夕之 施济津
今天（30日）媒体披露，孙春兰不再担任天津市委书记，另有任用；市长黄兴国代理天津市委书记职务。这是十八大以来，京津沪渝粤新6个由政治局委员兼任书记的省份首次进行一把手的调整，颇引人注目。从这次调整可以看出一些区域发展的动向及新的用人思路。智谷趋势研究中心（微信号zgtrend）对相关数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三张图有助于此事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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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领导班子最近半年调整频繁。8月，副市长任学峰调任广州市委书记，接替因贪腐落马的万庆良；12月，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调任天津市副市长，金融系统高官外调入津；此外，天津本地的两位副省级干部袁桐利、宗国英亦进行了调整分工；加上此次调动，短短数个月内，省部级层面的变动多达5次。
2014年四大直辖市省部级干部调动统计
如上图所示，在四大直辖市中，天津最近半年的调整频次远远多于其他城市。加上此前天津市政协主席何立峰调任发改委，看得出，高层对天津领导班子的搭建有通盘考虑，用观察人士的话，“在下一盘大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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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最近刚获批建立自贸区，同时作为总书记一号工程“京津冀一体化”的重要角色，天津在区域战略中的作用在上升。这是高层重视天津干部配备的原因之一。
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天津经济增长速度明显较京沪穗深四大一线城市快。2006年，天津GDP比深圳少将近1400亿元，而到2013年，天津GDP和深圳市的差距只剩下130亿元。今年上半年，天津市 GDP 增速比深圳高2.3个百分点，总量比深圳高出大约700亿元，总的来看今年天津超越深圳成为经济总量“第四城”悬念不大。而天津和广州经济总量的“黄金交叉”即将出现。
未来一段时期广州、深圳和天津的增速都将出现放缓，但总体增长趋势天津>深圳>广州的格局不会改变。假定从现在起到2022年前后，广州、深圳、天津三市的增长率逐渐从2013年的10%左右的增长率过渡到6%左右，三城市降速比率相等，考虑价格因素，智谷趋势研究中心（微信号zgtrend）预计穗、深、津三市从2014年到2022年的经济走势如下。
可以看到，2018年天津将超越广州成为中国经济总量第三大城市。
回看天津经济，近年来形成了独特的“天津模式”。
相较于京沪穗深等一线城市，天津经济最突出的特征是“逆发展经验”。智谷趋势（微信号zgtrend）此前有过论述，根据一般的规律，一个城市经济越发展，会逐渐从投资驱动、工业拉动，向消费驱动、服务业拉动转变。香港、上海、北京等城市，都已相继经历了这一过程。“天津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天津人均 GDP 已超越北京、上海，但天津的投资和工业增长并未减速，是典型的“高投资”和“高工业占比”。
天津没有急于从投资和工业主导的机制向消费和三产主导的机制转型，一方面，由于北京是中国最大的服务业中心，天津发展服务业和第三产业的资源被北京的虹吸效应所吸附，天津的第三产业难以壮大；另一方面，天津这种独特的持续依靠高投资和工业增长的经济模式，毋庸置疑地对其在“ GDP 锦标赛”中的地位帮助明显，天津正是依靠高投资和工业高增长的惯性，加速对其他城市的总量赶超。
妥善处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关系，是当今世界经济的重大命题。在美国，第三产业占比已接近 80% ，相应的制造业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只有 20% 左右；而在德国，第二产业占比则大致稳定在 30% 左右。
制造业占比的降低和第三产业占比的升高，一向被视为产业升级的重要表现。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第二产业在国际竞争的战略布局、国内民生就业和经济增长等领域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美国已启动了“再制造业化”的议程，旨在强化其经济综合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重视制造业的“天津模式”与德国等欧陆国家的发展模式有相通之处，在经济转型和经济下行的双重背景下，正受到高层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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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次天津人事调整前几天，中办印发了未来五年关于官员任用最重要的纲要性文件《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该纲要是新一届最高领导人官员任用理念的一个体现。与此前相比，很重要的一个区别，是对干部年轻化的改变。请看下图：
最近三年新晋副省级干部中50岁以下官员占比统计
智谷趋势（微信号zgtrend）对2012年以来人事任命数据的分析，发现在新晋副省部级的241位干部中，50岁以下干部比例明显下降。
自80年代高层提出“干部四化”以来，“年轻化”一直是重要用人原则，很多时候年龄成为硬杠杠，并成为领导班子配备的重要标准。比如，《2009—2020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明确写道，省、自治区、直辖市则至少配备5名50岁以下的干部（包括1名45岁左右的干部）。
而此次印发的《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特意强调不简单以年龄划线、不搞领导班子成员任职年龄层层递减和“一刀切”、不把换届提名年龄作为平时调整的年龄界限。重新定义了领导班子的年龄结构，对过去的标准是一次很大改变。
这是新一届最高领导人对官员任用体系的一次新建构。人民日报评论《干部年轻化不可“一刀切”》里发问：“40多岁为什么就不能当乡镇主要领导干部了？50多岁为什么就不能当县市区主要领导干部了？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感到有干头、有奔头？”
这个变化意味着，拥有年龄优势的一些群体和系统，将不再有先发优势，更多角度和更务实的官员评价将更为重要。今后的一系列人事调整，将贯彻这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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