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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中国历代变法为何只有商鞅和邓小平成功了

2017-02-20 智谷趋势 智谷趋势

◎作者许小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

◎来源丨朱君天问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改革与革命不断交替的历史。我们当前所处的改革时代从1978年算起,已经有三十多年了,今后怎么走,企业界、学界、民间社会上都感觉有点迷失,好像找不到方向。我跟大家一样,在困惑中试图寻找方向,于是就去读历史。

 

历史虽然不会重复,如同一句流行语所讲的,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忘记了历史,就容易迷失在当下。

 

01

历代改革成败

纵观历史,中国的改革事业绵延不断,从战国时期商鞅和秦孝公的变法,一直到当代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



中国历史上,成功的改革少,成功的革命多。改革虽然没有革命那样波澜壮阔和惊心动魄,但对于社会的发展、对于中华文明的成长、改革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那些成功的革命。


那些成功的革命大多是改朝换代,重复循环,没有对中国社会的演进产生实质性影响,而这两次成功的改革却带来了深刻的和实质性的变化。

 

革命和改革的区别从英文词上也可以看出来,革命在英文中是 Revolution,词根是动词Revolve,循环、轮回的意思。当然革命这个词不是从英文来的,在中文中很早就出现了,比如说汤武革命,商汤取代夏桀,武王推翻商纣,都被称为革命。改革的英文是Reform,重塑或者重新建造,意味着实质性的变化。

 

商鞅变法促使中国社会由封建制向集权官僚制转变,这是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这个转型始于东周末年,经过春秋战国二、三百年的混战,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才宣告完成。


说到这里,需要澄清一个事实,我们历史教科书里的一个说法:秦统一中国标志着封建社会的开始,今天的史学界公认是错误的,应当纠正过来。

 

根据学术的定义,典型的封建社会只有西周一朝,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就是这个观点,国外的学者余英时——普林斯顿大学的东方史和东方文化专家,也是这个看法。

 

秦始皇结束而不是开启了封建社会,秦朝开启的是延绵两千年的皇权官僚专制时代,为这个时代揭幕的就是商鞅变法。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则推动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大转型。关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端,有的史学家认为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有的认为是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也有人把时间划在1911年辛亥革命。

 

不管有怎样争论,各家一致的看法是自晚清之后,中国社会的传统形态已经保持不住,不得不向现代社会过渡。


02

两类不同性质的变法

 

为什么只有一头一尾的改革成功了?这与改革的性质有关。

 

我们把改革分为两类,一类叫突破型,另一类是修补型的。一头一尾的改革都是突破型的,因为敢于突破,建立了新型制度,所以成功了。后一类改革的目的是修补现有体制,无法解决深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矛盾,所以都失败了。

 

所谓突破型改革就是在保持社会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引入新型制度,新制度带来新的激励机制,在新的激励机制下,资源的使用效率大大提高,即使资源总量基本不变,效率的提高也能够增加社会总产出。财富增加了,有个比以前更大的蛋糕,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可能受益,实现双赢或者多赢,这在经济学中叫做帕累托改进,它的严格定义是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

 

在现实中,变法意味着改变现状,无人受损是不可能的,最大的受损者无疑是既得利益,他们必然会抵制和反对新法,然而突破型变法在提高效率和增加社会总财富的同时,也造就了拥护新法的新生力量,这些新生力量足以抗衡和压制守旧派。

 

商鞅变法中出现的新生力量是城市平民和农民,依靠这些人,秦国君臣克服了贵族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将新法坚持了下来。邓小平的改革为农民、城镇居民提供了全新的激励机制,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大幅度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改革因此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

 

在此基础之上,中国政府得以废弃计划体制,成功导入市场经济制度。只要蛋糕做大了,受益者推动改革的力量大于受损者的阻力,就会增加改革的成功概率。

 

新制度为什么使做大蛋糕成为可能呢?因为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不一样了,同样的资源能比过去产生更大的效益。古代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比较简单,最重要的资源是土地和人力,土地的产量由人决定,要想提高农业产量,归根结底还是要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如何激励农民,如何发展农业生产,就成了历代变法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当然了,古代的统治者并不关心臣民的生活,他们想要的是富国强兵,为了富国强兵而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有钱有物资,国君可以养更多的士兵和官吏,对外进行战争,征服外族和外国,夺取更多的土地和人口,对内维持现有秩序,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

 

如果不能做大蛋糕,变法就退化为利益的重新分配,如同历史上的修补型变法那样,有人受益但也有人受损,如果受损者是统治精英中的既得利益,变法就难逃失败的命运。

 

简单的利益再分配非但不能缓和反而激化社会矛盾,改革者在社会上缺少支持,朝廷里又面临既得利益集团的攻击,内外交困,仅靠皇帝的信任勉强支撑局面。

 

修补型变法和突破型变法的另一区别是方法论,后者的特点是自下而上,上下结合,新制度来自社会实践;而前者是完全的自上而下,靠宰相做顶层设计,皇帝批准后由官僚体系推进落实。

 

商鞅的新政不是他和秦孝公躲在宫廷里设计的,变法不过是把实践中证明有效的制度加以推广,例如下面我们将展开讨论的郡县制和土地私有制。邓小平的改革吸收了民间的创新,例如农村的包产到户,那是安徽小岗村农民的发明。

 

王安石是顶层设计的高手,他为官清廉,工作勤奋,用心良苦,计划周密,从智商、人品到职业操守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尽管情商低了一些,但是他的方法错了,自以为聪明,大搞顶层设计,用政府取代市场。

 

政府取代市场会碰到两个问题。


第一、政府官员不了解市场的运作,顶层设计的方案往往不具备实际可操作性。

 

第二、激励不协调,用民间的俗话讲,上下左右拧着劲儿,不能调动基层的积极性,也就不能提高效率和做大蛋糕。

 

王安石的精巧设计在实践中全都碰了壁,不仅没有达到所设想的目标,反而扰乱市场秩序,破坏了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结果社会财富没有增加,变法成了利益再分配的博弈。民众怨声载道,因为他们没有从新法中得到实惠;官员普遍敌视王安石,因为新法伤害了他们的利益,一场经济变法就此转化为政治斗争。

 

一旦进入到政治斗争阶段,变法就凶多吉少了,这是因为官僚体系天生保守,官员既没有积极性也没有能力推行新法,而不敢突破体制的变法者又必须依靠官僚落实各项政策,修补型变法因而落入一个没有解的悖论。

 

当新政未达到预期效果时,在保守派的攻击面前,变法派很难为自己辩护,他们也没有民间的同盟军,全靠皇帝的信任和支持。随着朝野压力的增加,皇帝开始犹豫动摇,新法的废止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03

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


1978年开始的农业改革中,我们解散了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的激励机制,其作用和商鞅的废井田,开阡陌是相似的,效果也是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城镇经济改革和鼓励民营企业的着眼点同样在激励机制,由利润驱动企业家,由绩效工资激励工人,同时对外、对内开放,允许资源较为自由地流动。

 

通常我们对开放的理解是对外开放,其实对内开放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对外开放。取消国家计划委员会,取消指令性计划后,资源摆脱了行政部门的束缚,在市场价格信号的指导下,朝着最有效率的地方配置,从低效的农业流入高效的城镇工商业,从低效的国有部门流入高效的民营企业。


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带来了总体经济效率的提高,表现为GDP的高速增长

 

提高效率,做大蛋糕,社会的各个阶层都从改革获益,经商的发了财,农民进城找到工作,工人涨了工资,民众改善了生活,共产党巩固了执政地位,改革是一场多赢的博弈。

 

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不管我们在政治上和利益分配上有怎样不同的观点,如果说再退回到中央计划,恐怕没有人赞成,就像商鞅死后,如果说再回到旧的封建制,秦国也没有人赞成,效率的提高使每一个人都感受到新制度的优越性。

 

小平同志说:发展是硬道理,发展经济才能人人受益,大家受益才能坚持市场化的方向,才不会开倒车,道理硬就硬在这里。

 

邓小平的改革也是思想观念先行一步,从真理检验标准的讨论开始,形成关于改革的社会共识。改革要触动政府部门的利益,有阻力怎么办?成立独立的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摆脱部门利益的掣肘,直接向中央汇报;另一方面,依靠民间的创造突破计划体制。

在改革的具体方法上,虽然也有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更多的是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来自于基层实践中的制度创新。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农村改革不是邓小平设计的,而是小岗村的农民先干出来的,再由党中央给予充分肯定,变成全国的政策和法律。

 

小岗村农民包产到户实际上违反了当时的法律,中央没有因为他们违法而打压,因为可以发展农村经济啊,看了一段时间,发现效果不错,就发了中央一号文件予以推广。直到1989年修改宪法的时候,才承认联产责任承包制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才给予合法地位,距离小岗村农民的自发改革已经过去了十几年。

 

城镇的民营企业也不是邓小平的设计,民营企业源于个体工商户、集体和乡镇企业。年光久办了个傻子瓜子公司,雇了几十个人卖瓜子,县政府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把他抓起来,小平同志过问后才放了出来。

 

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很困难的环境中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干出来的,没有什么顶层设计,顶层放开,下面自然有办法。顶层要做的是尊重和发挥基层的创造力,及时调整政策和法律,实施推广,邓小平的伟大之处也正在这里。

 

为什么改革要强调基层创新?因为基层民众贴近市场,他们的制度创新具有更高的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

 

第二,基层的创新是激励协调的,他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没利的不做,包产到户要是没利的话,小岗村农民不会冒着被抓、甚至被杀的危险,私下分了生产队的地。激励协调的制度是自动执行的,用不着政府监督和管控。

 

对比下面我们要讲的王安石的变法,区别非常明显。王安石精心设计了新政策,但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激励的问题,特别是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激励问题,结果他的政策在实践中要么无法执行,要么事与愿违,给民间的生产和生活增加了困扰。

 

我们讲改革的策略不能单纯强调顶层设计,应该是顶层放开,加上基层创新。


由顶及时总结基层的经验,把基层的经验变成政策和法律在全国推广,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一直是这样做的。在制度创新面前,回避意识形态的争论,以实际的经济效率为判断依据,只要能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就允许去试,不问姓资姓社,这是他改革成功非常重要的一条经验。


 

注:本文来自许小年教授2013年的演讲,智谷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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