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成为“中国硅谷”的概率极低

 智谷趋势 | 严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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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关于雄安新区的设想中，有各种说法，比如“副都”、“北方深圳”…..还有一说法颇具想象力而引发讨论，那就是要把雄安新区建成“中国硅谷”。

较早提出雄安要建成“中国硅谷”的说法，来自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

张燕生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雄安新区承载的使命就是创新，今后将成为中国的‘硅谷’，是中国成为创新型现代化国家的心脏区域。”

复制“硅谷”，雄安新区有没有戏？张燕生很乐观：

“北京有中国最好的大学、科研院所、科研人才，但是太拥挤，缺少转化空间。有了雄安新区之后，就把北京的功能激活了，也把整个京津冀一盘棋激活了，这个起步区的100平方公里可以把北京科技、文化、人才和国际化的优势聚集起来，在京津冀形成创新中心、高端制造中心、现代服务中心。这样一来，新区能不能成为中国的‘硅谷’？完全是有可能的。”

雄安新区要建成“中国硅谷”的说法，很快闯入大众视野，不仅人民日报海外版以“树‘千年大计’，建中国‘硅谷’”作为小标题，外媒也在追问“作为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将来会成为中国版硅谷”吗？

 截图来源：Watsup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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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能否成为“中国硅谷”？硅谷与128公路的两种发展模式及其竞争，可以作为重要参考。

美国曾经有两个科技创新中心，一个是位于西海岸的硅谷，另一个是位于东海岸波士顿旁被称为“128公路”的高科技园区。

硅谷世人皆知，而128公路，曾经是美国最大的高新技术产业区，在20世纪70年代前锋芒一直盖过硅谷。

两个地方，走出了两种路径，其模式竞争和命运沉浮，被世人视作经典案例。

128公路可谓是“含着金汤匙出生”。二战期间，军需用品研制的需求爆发，128公路附近的麻省理工大学成为研究重镇，于是，在128公路沿线，科技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二战之后是冷战，美国对军备研发和高科技的投入有增无减，受益于国家的财政支持和先天的技术优势，128公路可谓如日中天，美国无线电公司、通用数据公司、王安公司等名企是那里响当当的招牌。

论计算机产业规模、企业知名度、政府支持力度，在上世纪的近一半时间里，硅谷都无法与128公路媲美。

不过，从80年代开始，硅谷开始加速逆袭“128公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硅谷企业，大部分都诞生在1975年之后。伴随着硅谷的强势逆袭，是东海岸128公路无声无息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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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美国乃至全球的创新中心会从东海岸转移至西海岸？为何128公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却败于硅谷？

诸多研究者对这个经典案例进行了研究，总结出两种模式存在的四大差异。

1.推动力量不同。

128公路带有更多行政主导的色彩，硅谷基本上以企业市场行为为主。

行政力量的推进，可以说是128公路规划的先天基因。冷战前期，为了加强军事研发，政府重金支持普林斯顿大学展开研究，和128公路沿线上的新企业签订军事和航空合同，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星球大战计划，政府几乎是主导了整个128公路企业的布局和发展路径。

128公路上的企业也因此养成了对政府订单的依赖。但是，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尤其是冷战终结，美国军事投入大幅削减，128公路很多企业一下子陷入窘境。

而硅谷的成长更多是企业主导的结果。硅谷由斯坦福大学与企业的合作发展而来，政府始终介入不深，虽然硅谷的需求一度依赖过政府，但市场始终扮演决定性的角色。60年代政府采购占硅谷半导体销量的近一半，但1972年降为12%，这是企业自我调整结果。

硅谷由企业主导，面向市场，这是导致硅谷和128公路发展路径不同的最重要原因。

2.产业形态不同。

硅谷更多的是专业化分工的小企业网络，128公路主要由独立封闭的大企业构成。

128公路地区几乎没有小企业的身影，来自政府的单子被大企业垄断，小企业生存空间遭到挤占，同时，每个大企业都是一个封闭的生产体系，彼此之间甚少往来，缺少技术的借鉴和观念的激荡，128公路的产业集聚演变为壁垒森严的城堡。而城堡最在乎的恰恰是规范而非创新。

硅谷虽然有苹果、英特尔、惠普等大巨头，但大部分是小企业。上世纪80年代，硅谷约有3000家电子企业，员工少于50名的公司占85%；到1999年，硅谷人员不超过50人的企业占80%，有4800家之多。

硅谷始终是以小企业为主体。这些小而美的企业，数量众多，分工精细，互通有无，它们才是硅谷创新的细胞，具有无比强大的调适能力。这是从半导体时代到PC时代再到眼下的人工智能时代，硅谷一直充当创新先锋的关键。

3.企业结构不同。

硅谷多是扁平化管理，鼓励创新；128公路多是层级严谨的结构，决策自上而下，抑制创新。

麻省理工学院的校训为“Mind and Hand”（手脑并用）。把这个校训用在到128公路沿线的大企业，则成了“用领导的脑和员工的手”。

128公路的企业大多兴起于战争时代，自上而下实行内部决策和管理，好处是效率高，但官僚式的组织结构无法激发创新，这一点饱受诟病。128公路的衰落，某种程度上也是互联网时代对“科层制企业管理”的否定。

而硅谷的企业大多采取的是一种分权式、扁平化的运作结构，公司汇报层级少，底层员工自主性大。在这方面，惠普公司曾进行有益的探索，比如把个部门变成独立的商业单位，取消传统公司所实行的身份和登记标志，所有职员享有同等利润分成和股票期权。

从惠普到谷歌，硅谷企业的扁平化管理一脉相承，在管理效率上，它们甩了128公路的企业好几条街。

4.文化氛围不同。

硅谷崇尚创新，宽容失败，创业氛围浓厚；128公路倾向守成。

有一位上世纪60年代曾在128公路地区工作，后来到硅谷打拼的创业家对两地创业氛围的差异有很深感慨：

“在128公路地区，如果我说开设一家公司，人们便会看着我问；‘你肯定想冒这个险吗？你事业有成，为什么非要舍弃一家大公司副总裁的高位呢？’在硅谷，当我决定创立一家企业时，我顿时就成了一位民间英雄，不仅我的同事，还有保险经纪人，甚至我的送水工，每个人都为此兴奋异常。”

冒险和创业的风气既成，加之资本的扶持，各种天才在硅谷便可一展才华；而128公路纵使与华尔街同处东海岸，但保守倾向使这片土地一次次错失了乔布斯和扎克伯格。

 

来源：《硅谷与128公路——美国高科技园区发展模式借鉴与启示》（罗良忠、史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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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一下硅谷和128公路的差异：

 

回顾硅谷和128公路的博弈，可以为雄安能否成为“中国硅谷”提供一套衡量体系。

首先，推动力量。雄安的设立完全是行政力量主导，其定位主要是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转移，不是什么企业都可以进入，不是什么人员都可以迁入，谁能参与这个游戏，基本由官方来决定，而不是市场自发调节。

其次，产业体系。很明显，央企、事业单位等大机构是迁入雄安的主力。目前，有超过31家大型央企表态支持新区建设，这些“中”字头的巨无霸，使雄安的产业体系跟中小企业为主的硅谷差别很大。

再次，企业结构。这跟迁入的企业有关，如果以央企、国有科研机构、事业单位为主，科层式的层级结构将无可避免，扁平化的管理体制恐怕比较难。

最后，文化氛围。取决于雄安能给中小企业多大空间，能否形成容忍失败、鼓励创新的文化，这是相当大的挑战。

硅谷企业的管理文化和创新氛围是经过几十年生长出来的，128公路失败的科层制管理体系也是“路径依赖”的结果。雄安新区刚开始注入什么基因，将直接制约其后的发展路径。

从上面4个维度分析，雄安新区想建成“中国硅谷”，很难。它更现实的定位，还是成为首都的两翼之一，成为功能的转移承接地，为首都超级城市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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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官方并没有明确雄安“中国硅谷”的定位。雄定最重要的角色，是4月1日新华社宣布设立雄安新区的通稿中的一句：“要重点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北京的首都核心功能不会转移到雄安，那么什么是“首都核心功能”？按照最高领导人的描述，体现为四个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请注意，四个中心中有科技创新中心，也就是说，北京会留把大部分的科技资源留下来，不会转移到雄安。

所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国平才认为，雄安新区的发展更多还得靠北京中关村技术和知识的溢出，不会影响中关村作为中国原始创新发源地的地位。

现在提出要建中国硅谷的城市其实不少，除了北京的中关村，还有上海张江、深圳南山、成都高新区、武汉光谷、杭州滨江……在这些竞争者面前，雄安在创业创新方面并没有什么优势。

本文为“智谷趋势”主笔严九元为JIC投资观察（ID：JICTIMES）特约撰写，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