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鹤：中国经济的未来预见者
◎作者 | 刘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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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5 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多尼伦飞往北京参加中美高层会晤。国家最高领导人指着自己身边一位身材高大、有着学者风度的助手对多尼伦说：“这是刘鹤，他对我非常重要。” 这样的介绍出乎多尼伦的意料，他本来并未安排与刘鹤见面。当晚，多尼伦与刘鹤在人民大会堂预订了一个会议室会面。
刘鹤的一生都在致力于中国经济的“顶层设计”，如今他已经成为了经济改革的顶层设计主刀者之一。
刘鹤曾就读于北京一〇一中学，1952 年学校与中组部所属干部子弟学校“华北中学”合并。郭沫若为校歌作词：
你是永不自满的象征，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由完成走向更高的完成……
1969 年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刘鹤来到吉林省插队。一年后，他加入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赢得“万岁军”称号的 38 军当兵。
当兵 3 年后，刘鹤来到北京无线电厂当工人，厂里的主打产品是畅销全国的“牡丹”牌收音机。1978 年 7 月，中国人民大学恢复办学，他考入该校工业经济系，开启了他的“经济人生”。刘鹤在 2008 年撰文回忆说：
30 年前我们以惊喜的心情迈进大学，赶上了时代的末班车。
刘鹤于 1986 年获得工业经济系硕士学位。现任中财办副主任的杨伟民也在 1983 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读研究生。
刘鹤毕业后可谓高起点，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是国务院直属的智囊机构。
1988 年，36 岁的刘鹤因一篇《中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报告，得到国务院领导的器重，从国研中心调到国家计委从事产业政策工作，开始长达十年的“政策设计”。
青年时期的一些经历往往会对人的一生带来不可思议的改变。1983 年吴敬琏曾赴美国耶鲁大学求学，短短一年的学习彻底颠覆了吴敬琏的经济观，而他－“吴市场”－又影响了中国经济改革进程。
刘鹤同样有一段重要的海外经历：1992 年刘鹤赴美国西东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习，两年后转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并在 1995 年获得了该院的 MPA（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一直以培养精英官员著称，刘鹤还是该院梅森学者项目的学员。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墨西哥前总统卡尔德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前特首曾荫权，都曾是梅森学者项目的学员。授课的老师很多都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
2012 年 11 月国家最高领导人任职后的第一次地方调研选择了广东。 刘鹤以中财办副主任的身份陪同。从那以后，几乎每次视察或出访，刘鹤都是重要的陪同者。
白发刘鹤一下子成为外媒关注的焦点人物，但他还是保持着儒家风格的低调。刘鹤办公室在回复《华尔街日报》的电子邮件中说：
刘鹤认为外界对他在中国经济政策制定方面扮演的角色有许多误解，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政策是通过一个集体决策体系制定的，任何个人发挥的作用都是相当有限的。
是的，刘鹤一直注重集体的力量。为此，他还创造了一个特殊的集体：1998 年刘鹤和经济学者樊纲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从成立之初就吸引了吴敬琏、易纲、周小川、吴晓灵、曹远征、楼继伟、郭树清、刘世锦、李剑阁、李扬、周其仁、余永定等一大批知名经济学者，无一例外都是经济学界的改革派。发起这个论坛，刘鹤并不是为了“形而上”的学术讨论，而是为经济改革出谋划策。刘鹤回忆说：
记得是在 1998 年 6 月，当时的中国经济正处于通货紧缩状态，我感到，需要在经济学者之间对经济形势进行严肃讨论和深入交流，希望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讨论平台，在相同的研究层面上交流学术思想。论坛的宗旨是，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改革的重大问题献策献力。论坛的定位是，集中国内重大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而不是单纯学术性的讨论，希望邀请国内经济学界各主要领域有代表性的学者参加，进行不定期的交流。
（左起：周小川、刘鹤、樊纲）
刘鹤就像海绵一样，不断吸收经济学思想的营养，然后转化为政策实践。吴敬琏在 2006 年出版《中国增长模式抉择》，在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转型的清醒预见，刘鹤如此评价该书：
这是一部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著作…将对中国未来发展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他所提出的重要思想对我所参与的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也了解到，他提出的这些重要思想对相当多的参与国家重要经济政策制订的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左起：樊纲、吴晓灵、刘鹤、吴敬琏、易纲、蔡昉、许善达）
2011 年公布的“十二五”规划纲要第十一篇“改革攻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导语部分写道：“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这是党和国家重要文件中首次使用“顶层设计”这一概念。“顶层设计”一词源于信息产业，刘鹤曾在 1998 年至 2001 年负责国家信息中心工作，2001 年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成立后刘鹤出任办公室副主任。“十二五”规划纲要公布前 5 个月，刘鹤在接受中国人民大学同届校友胡舒立采访时说：
‘顶层设计’指的是主体结构和主要模式。有了这个设计之后，才谈得上其他。提出这个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改革 30 多年，现在到了一个新阶段。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过去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和面临各种各样新的重大改革议题条件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稳步协调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顶层设计，包括主要目标以及先后顺序。具体的顺序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安排。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席卷全球，此时刘鹤的国际视野派上了用场。2008 年 9 月 17 日，“黑天鹅” 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两天后，时任总理温家宝派刘鹤到美国与哈佛大学的一组专家会面，商谈对策。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回忆说，刘鹤的使命，就是向温家宝传达美国陷入金融危机的深度。
不久，刘鹤领衔的论文《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发表在吴敬琏主编的学术期刊《比较》的 2012 年第五期，荣获 2015 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这篇文章提出了诸多富有预见性的观点：
在两次危机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在经济泡沫导致消费价格上涨的压力下，货币当局不得不采取紧缩货币政策，从而捅破了泡沫，改变了投机者的心理预期，使得迟早发生的事终于发生；
这些明显的错误在事后看起来显得可笑，但对当事人来说，实施正确的政策却困难重重。这是因为，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往往仅会遇到一次，决策者缺乏经验，又总是面临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
本次危机发生后，全球进入了总需求不足和去杠杆化的漫长过程，我国的战略机遇则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注：此处可以窥见“一带一路”的影子）。
经济学家张卓元说，刘鹤所讲的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变化，即指危机过后，我国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这与后来中央提到的‘新常态’的含义是一致的，刘鹤的观点有其预见性”。刘鹤在文章中写道：
我国所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从经济意义来说，在本次危机前，我国的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抓住机遇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本次危机发生后，全球进入了总需求不足和去杠杆化的漫长过程。
十九大之后，中国经济步入“新时代”，未来的经济改革之路，我们从刘鹤的《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一文中不难洞见未来：
我的基本看法是，在未来我们要做好两件大事：（1）中国要加快调整储蓄和消费的关系，逐步成为内生性的需求大国。（2）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投资效率，提升服务业的比重，使产业结构和国内资源禀赋相匹配；
记得 1993 年参加达沃斯论坛，新加坡总统李光耀走到我身旁，用一口广东音很重的国语对我说：“刘鹤，中国最大的挑战是城市化，10 亿人口的城市化足以改变世界，但是你们的压力将是史无前例的。”李光耀说的是正确的；
改革初期，邓小平同志决然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那时，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这项历史性决策的非凡意义，甚至到了今天，还有人怀念“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平均主义贫困和那时享有的精神特权，但是中国已经向前迈出了不可逆转的一大步；
受重大历史事件影响，对传统思想观念批判和要求变化的强烈社会共识逐步形成，这使得发动改革的新思想获得了光电一般的传播速度。伟大的历史人物出现，正确的重大决策使得思想解冻成为发展的实践；
各级政府认识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证明失败的路线已经没有必要再重新论证，重要的是务实地、符合规律地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越来越多的人共同富裕起来和享有全面发展的权利；
需要看到，经历“文化大革命”一代人的痛苦磨难和深刻思考，为改革开放准备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价值认同，也准备了充足的人力资本资源。全民族对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创新与激励、权威与民主、中国与世界等问题的理性认识，则是历史给予中国极其宝贵的国家财富；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结论；
承认和保护个人和企业的经济利益追求，重视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重视保护产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政府的导向作用，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主要实践。凡是改革成功之处，都在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上坚持了市场制度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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