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传出一个大消息，影响超出想象
分析人士指出，新政意味着经济没问题、不良率没问题，可以放心买入银行股；与此同时，新政也利好债券市场。而动态调节、拒绝一刀切、精细化监管将成为监管新趋势。
银行业传来一个大消息，影响的绝不只是银行业。
昨天（3月6日）下午，有媒体披露，银监会已发文，将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由150%调整为120%~150%，贷款拨备率监管要求由2.5%调整为1.5%~2.5%。
各级监管部门在上述调整区间范围内，按照同质同类、一行一策原则，明确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
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对此表示，新政有利于加快处置不良贷款。
机构指出，新政意味着管理层对不良率有信心，可以放心买入银行股；与此同时，新政也利好债券市场。
业内分析认为，动态调节、拒绝一刀切、精细化监管将成为监管新趋势。
3月6日下午，第一财经记者从地方银监局获悉，银监会于2月28日印发《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银监发[2018]7号）（下称《通知》），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目前地方银监局已经收到上述通知。
《通知》的调整内容包括，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由150%调整为120%-150%，贷款拨备率监管要求由2.5%调整为1.5%-2.5%。各级监管部门在上述调整区间范围内，按照同质同类、一行一策原则，明确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
7号文称，本次调整是为了有效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督促商业银行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真实反映资产质量，腾出更多信贷资源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银监会在7号文中表示，调整方式为，各级监管部门在上述调整区间范围内，按照同质同类、一行一策原则，明确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
其中，“同质同类”是指，各机构监管部门原则上应制定相应类别机构的差异化实施细则并及时印发实施。
“一行一策”是指，各机构监管部门和银监局按照通知和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单家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
各类机构实施细则及对单家银行的监管要求不能低于通知要求。确定单家银行具体监管要求时，应考虑以下三方面因素，分别是贷款分类准确性、处置不良贷款主动性和资本充足性。
新政有利于加快处置不良贷款
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6日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银监会近期调整拨备覆盖率是由于过去几年银行经营状况较好，所以银行提了很多贷款损失的拨备，目前拨备水平达到全行业180%多，远超国际水平。
因此，能够适当地降低拨备要求。这也更有利于加快处置现在的不良贷款，同时也使银行有更多的资金实力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起到类似对冲去杠杆效果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接受澎湃新闻采访表示，前两年银行业盈利相对困难的情况下，提出降低拨备覆盖率，监管机构也在考虑这个问题，150%的监管要求也确实是过于审慎了，并不需要那么高；另一方面，在强监管去杠杆的背景下，很多银行的表外业务要做，需要转到表内来，有利于银行在表内业务上通过扩大发放贷款来支持实体经济，不良拨备率的监管要求降低，银行相对来说更愿意放贷，也能起到类似于对去杠杆的对冲效果。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对澎湃新闻表示，从国际比较的情况来看，我国的拨备覆盖率要求过高，不良贷款数据真实的情况下100%的拨备覆盖率要求已经十分充足，因此有下调的空间。
下调或与资本金压力急剧上升有关
九州证券全球经济学家邓海清表示，新政出台或与资本金压力急剧上升有关。
他认为，此次下调拨备率或许也与2017年开始的银行“表外回表”、资本金压力急剧上升有关。表外资产回表的最大困难在于，进入银行资产负债表后，相当多的资产需要银行补充资本金，因此除不良外，增加了另一大块资本占用。下调拨备覆盖率有助于缓解银行资本占用，有助于银行表外资产顺利回表，这会降低“表外回表”的摩擦成本，有助于金融市场平稳过渡。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认为，此次新政的亮点在于逆周期动态调节机制和差异化管理机制。
“在经济下行、银行业不良贷款压力加大的情况下，采取逆周期动态调节的机制非常有意义，”董希淼说，“经济上行就多计提坏账准备，经济下行就少计提，这次文件可算作银监会迈出了建立逆周期动态调节机制的第一步。”
此外，董希淼认为，“一行一策”提现了差异化的管理机制，有助于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提升信贷管理水平，提高不良贷款分类的准确性，加快不良贷款处置的力度，不断提升资本充足率，建立了一个正向激励机制。
业内人士指出，通过“同质同类”、“一行一策”这两个有针对性的监管概念，以及央行双支柱调控框架提出以来，越来越注重微观（个别企业和机构）层面的监管和宏观的结合都不难发现，精细化监管，点对点的管理将是未来我们监管体系的新趋势。
多家机构分析认为，拨备覆盖率及贷款拨备率监管“红线”整体下调后将释放大量银行利润。
同样以工商银行为例，2017年上半年该行实现拨备前利润257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7%。在计提610亿元拨备后，实现净利润1537亿元，仅比上年同期增长2%。
Wind梳理过往数据发现，我国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在2012年四季度达到295.51%的高点后，开始震荡下行，2016年一季度一度下滑至175.03%的低点。而从2017年二季度开始，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连续两个季度攀升，并在2017年四季度回升至181.42%。
实际上，已有多家上市银行出现拨备覆盖率不达标的情况。
Wind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共有4家银行出现过拨备覆盖率低于150%的情况，其中工商银行已连续7个季度低于150%的监管要求。
截至2017年三季度，A股上市商业银行中，有两家银行拨备覆盖率低于150%。其中工商银行拨备覆盖率为148.42%，浦发银行拨备覆盖率为134.58%。
而随着银行业绩的逐步改善，市场也对银行业充满乐观。
瑞信此前分析认为，工行过去连续7个季度的拨备覆盖率低于150%的监管限制，如果监管机构未有放宽拨备覆盖水平，工行的纯利有机会接近零增长，招商证券此前则判断，随着资产质量持续向好，工行逐季提升拨备覆盖率。
2017年三季度工行拨备覆盖率季度环比增至148.4%，距离补齐拨备缺口仅一步之遥。预计四季度工行拨备覆盖率将回升至150%以上的水平，对于业绩相互对标的四大行而言，此后逐步且持续释放业绩的前提条件便已成熟。
银监会2月份通报2017年四季度主要监管指标数据，表示商业银行资本和拨备充足。
中信建投证券曾发布研报分析，若以银监会数据为例进行测算，并对上市银行进行相应测算显示，拨备覆盖率下降，为银行腾挪出利润空间的范围在7%-25%不等。
截至3月6日收盘，A股上市银行多数收涨。
申万宏源指出，下调拨备要求是对经济信心和不良改善信心的确认，可以放心买入银行股。
1、我国监管的一贯思路是，对于已经不合时宜的监管要求，会在其不是核心矛盾的时候将其取消，150%拨备覆盖率底线和2.5%拨贷比迟早要调整，但并不会在不良风险高压时调整，“火上浇油”和“压力来临大面积松动底线”均不是我国银行监管机构的政策选项。当前，绝大部分银行拨备覆盖率均在150%以上，切换IFRS9新会计准则还会进一步提升拨备覆盖率，拨备覆盖率并不是当前银行面临的核心矛盾，选择此时调整，只证明一点：经济没问题、不良没问题。
2、要求银行更加严格确认不良符合当前的政策大方向，银行不良认定更严格、资产负债表更干净，利好银行估值。
3、松动拨备覆盖率和拨贷比与表外回表内关系不大，表外非标资产质量好于表内贷款，回表并不会带来额外不良压力，此时松动更多源于前述管理层对经济和不良的判断。
4、银行板块观点：银行今年不良、息差、业绩改善的大趋势没有变化，前期下跌纯属业绩真空期中策略风格所致，板块估值已回到1倍18年PB左右，可放心买入。
重申银行“龙头搭台、拐点唱戏”策略：1）拐点首选上海、中信，2）龙头首选招行、工行、建行、宁波。
联讯证券解读称，银监在奖励“老实”合规的银行机构，预计可转回拨备规模大约在5500亿左右。
1、 主要内容是：银监将原有2.5%的贷款拨备率、150%的拨备覆盖率指标分别调整为1.5%-2.5%、120%-150%的浮动区间。
2、 具体实施上，银监会将依据资本充足率、逾期90天以上贷款纳入不良贷款比例、处置不良贷款占新增不良贷款比例三个定量指标及机构类别等定性因素，对各个银行制定不同的拨备监管红线。（“一行一策”、“同质同类”）
3、 发文的目的是什么？贷款损失拨备在银行的报表中属于成本项目，如果银行能够达到降低拨备覆盖率与贷款拨备率的要求，则可将原本属于成本项目的贷款损失准备从成本项转为利润科目，有利于提升银行的业绩表现。
4、 从三个定量要求来看，银监在奖励“老实”合规的银行机构，主要目的可归纳为两个：1）督促银行对不良真实分类，加快处置表内不良，提高银行内部的风控水平，降低银行面临的系统性风险；2）满足要求的银行，利润与资本金会有所增加，可缓解银行资本金不足的压力，减少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后顾之忧，也为未来表外资产回表创造了空间。
5、 影响有多大？由于银行不披露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比例与处置不良比例，因此我们依据资本充足率项目对上市银行做了简单的测算，发现如果只看资本充足率，各家上市银行基本都满足要求，可转回拨备规模大约在5500亿左右。
受银监会大幅下调拨备红线消息刺激，昨天债市打破盘整格局，国债期货大幅收红，10年期国债期货主力合约创两个月新高，现券收益率明显下行，10年期国开活跃券收益率最低报4.88%，创该券两个月收盘收益率新低。
（图片来自Wind金融终端）
国债期货大幅收红，10年期债主力合约T1806收涨0.42%，5年期债主力合约TF1806收涨0.18%。银行间现券收益率明显下行，10年期国开活跃券170215收益率下行4.10bp报4.8875%，10年期国债活跃券170025收益率下行2.48bp报3.8350%。
（图片来自Wind金融终端）
九州证券全球经济学家邓海清认为，拨备率下调利好债券市场，其传导逻辑有两个：
第一，银行资本增加，银行可投资于信用债、委外的规模扩大，利好债券市场。
第二，银行资本增加，有助于帮助银行“表外转表内”，“表外转表内”能够顺利进行，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也将降低。
对于3月债券市场，主要不确定性包括：（1）机构改革方案落地，（2）财经领导换届，（3）大资管新规落地，（4）美联储加息、中国是否存款加息。
2018年债牛将现两阶段行情，第一阶段十年国债收益率4%→3.7%，第二阶段十年国债收益率3.7%→3.4%。
来源：Wind资讯
新零售时代，城市发展逻辑正发生变化......
现在，能与“区块链”抗衡的现象级热词，也就只有“新零售”了。媒体也不再热衷于讨论谁是“互联网之城”了，取而代之的谈资是“新零售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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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拉开帷幕，新零售成为热点话题，昨天，来自四川山区的人大代表李君专门造访了北京盒马鲜生门店，引起不少媒体的报道。
这个原本由阿里巴巴2016年首创的概念，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已成为一个全民热点。马云说“未来十年二十年，将不再有电子商务这一说法，而是会诞生线上线下和物流必须结合在一起的‘新零售’”。
被阿里战略投资的银泰百货
当前，阿里、腾讯、京东、苏宁、万达等中国最当红的企业巨头纷纷斥巨资布局新零售，线上线下、大城小城、东西南北中360度混战。2017年，仅阿里与腾讯两家企业的线下商业投资，都至少达到1000亿元。就连一向高调怼电商的杭州娃哈哈集团，也开始向现实妥协，宣布与蚂蚁金服合作，正式牵手新零售。
在现实中，不少城市也纷纷提出打造“新零售之都”的口号，福州市甚至把这个目标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媒体也不再热衷于评选“互联网之都”这个老称号了，而是连篇累牍地谈论起谁是“新零售之都”了。据说，目前呼声最高的是上海，这似乎让上海在“错失移动互联网浪潮”的质疑声中又扳回一局。
老实说，上海的优势的确很明显，一方面上海的零售体量极为巨大，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2017年刚刚超过北京， 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名，没有谁比上海更有资格谈论零售。另一方面，上海正在成为各种新零售业态的试验场，被誉为新零售第一网红品牌“盒马生鲜”首家门店就开在上海，同时，上海也是国内最先开通“天猫超市1小时达”服务的城市，其拥有的新零售智慧门店已高达5183家，在全国无出其右者。
不过，如果据此认为上海是“中国新零售之都”就是外行了，理由很简单，新零售之“新”，不仅仅体现为新技术与新金融，更体现为一种全新的价值观：一种去中心化乃至碎片化的商业分布模式。
在此意义上，“**之都”则是一种单中心结构，它意味着大中小城市在商业资源的分配上仍是金字塔结构，而这恰恰又回到了传统的零售时代，与真正的”新零售“南辕北辙。
被认为是新零售“第一网红”的盒马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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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重温一下那个光辉的传统零售时代。我们一直认为，在传统零售时代，中国只有两个城市有资格称之为“零售之都”：一个是上海，一个是广州。
从晚清到民国，上海是十里洋场、声色犬马之地，是当时中国无可匹敌的商业中心城市，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体制一统天下，全国物资统一调配，市场关门、交易停止，但上海是财赋重地，太大、太重要，国家给上海仍然留了一条小口子，当时的中国也只有上海还有像样的供销社。
上海外滩，曾经的“十里洋场”
那个年代的上海几乎就是商品的代名词，外地人去一趟上海，都会珍惜机会大包小包采购，买衬衫、手表、肥皂、热水瓶、糖果，大白兔奶糖、上海牌手表、百雀羚等沪上品牌是一代中国人的记忆。
广州作为中国商贸之都的历史比上海还要早，明清两朝相当长的几段时间里，举国封闭，唯广州一口通商，这座城市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成为中西方贸易唯一的通道，人们只有在广州还能买到五颜六色的商品，连皇室喜爱的钟表需要从广州购买，而外国人所钟爱的丝绸、茶叶、瓷器也只有到广州才采购到，十三行的买办富可敌国，所谓“金山珠海、天子南库”，那是广州作为一个商都最辉煌的时代。
历史上广州十三行的盛况
改革开放之初，广州再次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桥头堡，成为当时各种商业创新的试验场，开创了中国第一个自选式超级市场（友谊商店）、中国第一个商业步行街（上下九）、第一个购物中心综合体（天河城），用当时的眼光来看，说广州是那个年代的“零售之都”毫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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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最近几百年的前互联网时代，广州和上海轮替成为中国的“零售之都”，但这个地位其实是建立在权力光环或者说特许经营的基础上的，具有独特性与排他性，是其他城市复制不了的。
那么今天，沪广座商都能否再续历史的荣光，问鼎中国的“新零售之都”呢？答案是不会，因为新零售的关键词是“新”，而不是“零售”，这里的“新”是要颠覆整个传统零售业的基础逻辑。
众所周知，传统零售对地理位置十分敏感，比如LV专卖店、苹果直营店、星巴克这些业态原来只会出现在大城市的中心地段，生活在中小城市的人在过去没有机会购买到这类商品和服务。再比如，一个主干道的沿街商铺与内街小巷的商铺，可能只隔几百米，但其商业价值可能有云泥之别，租金相差5到10倍都正常。
但在新零售时代，互联网把地段拉平了，中小城市的人们通过电商平台同样能买到奢侈品与苹果手机，其在消费上的广度与深度与大城市已无二致。同样，沿街旺铺与内街商铺在O2O平台上，是完全平等的，前者在流量导入上没有任何的天然优势。换句话说，新零售颠覆了城市传统的地段秩序，犄角旮旯的内街小巷与中心城区沿街旺铺，完全被拉平。
以阿里巴巴的诞生地杭州市为例，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杭州只有5700亿元，只相当于广州的60%、上海的50%，但杭州企业实际撬动的消费远远不止这个数字，2016年阿里巴巴一个企业的零售平台就完成了3.77万亿的成交额，这相当于3个上海、4个广州，略等于北上广深之和。
如果把阿里巴巴视为一个城市，那它才是中国最大的“零售之都”，只不过，这个“都”不是实体意义上的都城，而是一个通过互联网连接起来的、打破地理边界的“虚拟城市”。在运营逻辑上，这个虚拟城市与实体城市完全不同，它的成功，靠的不是“汇聚天下商品于一孔”的权力或者能力，而是“取之于四海放之于四海”的互联网思维。在这个过程中，阿里巴巴只是连接了一切商品，但并没有把它们都搬到杭州的卖场统一发售，这些商品的采购、展示与销售全流程不被任何一个中心城市所把控。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新零售就是要打破“中心城市”一统天下的格局，实现大中小城市甚至农村在贸易与消费上的平权。阿里研究院连续多年发布《淘宝村研究报告》，数据显示，很多淘宝村都不在大城市，而处在犄角旮旯的小地方，没有什么自然资源与高端人才，也没有陆港、空港、海港等高级基础设施。在传统的农耕时代与工商业时代，这些村子都不具备发展经济的条件，但是在新零售时代，它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借用上海广州的大空港、大海港等基础设施从事高大上的国际贸易。
支付宝的全民账单显示，3亿余额宝用户中，1亿来自农村，近1亿蚂蚁聚宝用户中，三四五线城市和农村用户占了6成以上。另外，从数据来看，尽管从整体支付金额上看，东部沿海占尽优势，但西部地区移动支付市场发展的速度令人称奇：西藏的移动支付比例高达90.3%，其后分别是青海88.3%、甘肃、贵州88%，内蒙古87%。另一个有意思的数据是，夜宵外卖人均金额最高的城市也不是北上广，而是温州、厦门、玉树。
另外，深耕中小城市的大润发、永辉等商超品牌都获得互联网巨头的战略投资。这说明，无论是消费场景还是消费文化，大城市与小城市、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凸显“消费平权”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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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们可以说：
在新零售时代，城市发展的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个城市不需要特别大的规模、不需要特别好的地理位置，它也能享受到过去只有大城市才有的高质量消费与生产活动，大城市中心主义的时代可能会成为历史。
在新零售时代，世界是平的，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极差效应”正在缩小，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平权效应”，每一个城市都被互联网赋能，都机会享受到高质量的经济活动与公共服务。决定一座城市未来的决定性因素，可能不再是地理位置、交通设施、行政级别等传统优势，而是它在互联网世界的“连接指数”。一个聪明的城市，应该谋求的不再是拥有什么，而是去连接什么、共享什么。
在此意义上，在新零售时代，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像传统商贸时代那样可以独步天下、傲视群雄的“新零售之都”，无论是北上广这样的传统零售中心，还是杭州这样以新零售见长的城市，都不会独美，因为新零售根本上就是去中心化的，城与城、城与乡，可以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未来，没有“新零售之都”，只有“新零售之网”，在这张网里，机会均等。
来源：城市战争（sunbushu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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