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为什么掀起了“留学日本潮”？下东洋，可不仅仅是便宜

中国近现代史舞台上的那些风云人物，很多都有留日的经历，比如鲁迅、杨度、黄兴、徐锡麟、秋瑾、蒋介石、蒋百里、阎锡山、胡汉民、汪精卫……等等等等。

据统计，在二十世纪初的头几年，从大清国出发，选择留学日本的人数，几乎为赴欧洲学习人数的总和。

当年，为什么中国青年们都要争先恐后的“下东洋”呢？

赴日中国留学生合影

客观看，主要出于四个方面的考虑：国情相近；文化有共通之处，好适应；最重要的是投资少、见效快，产出高，性价比划算；还有日本国内对大清国留学人员的相关产业链比较成熟，从政府到各色留学中介，都持欢迎态度，其中缘由，后文会详细讲。

第一点很好理解，日本在明治维新前与中国国情大体类似，闭关锁国，被动的让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之后，日本成功尝试了自上而下的搞近代化改革，发奋图强，脱亚入欧、文明开化，没几年效果就杠杠的。尤其是甲午战争失败后，在巨大刺激下，大清国似乎找到了崛起和复兴的榜样，出现了向日本学习的高潮。随后1898年的戊戌变法中，也处处效仿日本；张之洞的《劝学篇》更是以老前辈的名义，向大清国的有志青年们发出了“到日本去留学”的号召。

第二是文化相通之处多。

想必大家都听过这么一句话——“看汉唐，去日本，看宋明，去韩国，看民国，来宝岛台湾。”

跟中国多次被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过，文化更为杂合不同，长期以来，日本处于较为封闭环境中，反倒使得一致被认作“正统”汉唐文化能比较完整的传承下来。以至于，当年的日本文化和生活习惯里，也不乏汉家王朝的影子。抛开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中的恩怨情仇，光在中华文化的保留这方面，竟然能让一些号称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激进革命人士非常认同日本那一套，认为跟满清“鞑虏”比，日本文化更接近所谓的汉族正统。

比较有说服力的像咱们现在看到的清末不少革命人士，留下的照片，很多都是和服加身，一本正经的日本人装扮。

比如下图，最有名的秋瑾和服照。

还有孙中山的战友——章太炎，和服穿起来还挺有味道。

章太炎和服照

此外，就是便宜，离得近、投资少、拿证快，各类中介机构产业链发达。

上世纪初，张之洞提交了《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奏折，明确提出：“以后新派总署堂官、章京、海关道员，出使大臣及随员，必选诸曾经出洋之员……若未经出洋者，不得开缺送御史、升京卿、放道员。”，意思是，要想进大清国涉外部门，捧上公务员的铁饭碗，你必须得有海归身份。此外，各类政教机构的公务员、教员，稍微上点档次的产业部门的管理技术人员，都是留过洋的优先。

那么，东洋、西洋都是“洋”，出于经济和时间效益的考虑，自然哪个既便宜又快，就更具有吸引力了。

显然，东渡日本的“事倍功半”，不仅仅适用于有志青年为“中华崛起”而努力，也同样迎合了于那些急于跻身于成功人士的年轻人们的需求。尤其是那些直接通向官场的学科，如法政、军事、警察等，总是挤满了大清国的求学者。

1907年，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合影，规模壮观。早稻田大学作为知名学府，留学生多为政府公助

日本那边呢，也是乐开了花，为广大中国留学人员量身打造了各类“套餐”。

先是推出了双轨制教育——为取得中国高中学历的青年们开设速成科，学制半年至一年，课堂直接配翻译，懂不懂日语不太影响拿学历。课程集中在最热门的军事、警务、师范等；

面对为较年轻学生，则开设普通科，学制三年，完成言语班后，主要提供日本学校的标准课程。同样的课程，比欧美的学费低廉得多，生活费也不高，一般中国的小康家庭勉强还能担负起。比如家道中落的鲁迅先生，就选择了东渡日本，先在东京弘文学院上了言语速成班，后进入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现在，学校内还建有鲁迅纪念馆，原样修复了当年鲁迅听过课的阶梯教室，陈列着鲁迅的上课笔记，教的作业，墙上还挂着鲁迅当年的成绩单——解剖学59.3分，组织学72.7分，生理学63.3分，伦理83分，德语60分，物理学60分，化学60分。142人中排名第68名。

鲁迅先生的母校，现日本仙台东北大学内的鲁迅雕像

针对前文提到的“双规学制”，显然第一个选择更加“投资少、见效快、产出高”。

在大清国“公务员资格”的诱导下，年龄跨度相当大的学生们，都蜂拥进了速成科。比如，宏文学院从1902-1906年共招收1959名学生，大部分选择了军事、警务、师范等速成学科，只有区区129人进入普通科，认真去搞了学术。

此情此景下，东洋涌现出了大量“野鸡学院”，学制一个比一个短，最夸张能做到注册当月拿到毕业证。日本“学校”之间为了争夺大清国的生源，还展开激烈竞争，学费越来越低，招生门槛几乎都降到了零起点。

那个年月，留学日本成为最快戴上“海归”头衔从而进入大清政府机关的捷径，如同外地的螃蟹在阳澄湖洗个澡后便成了大闸蟹，身价倍增。

如此风气下，当年的留日学生学业水平普遍低下，连日本官方和某些有“良知”的教育管理者都看不下去了。毕竟，日本本土学生通过严苛的大学入学考试后，得学满4年才，各项成绩达标后才可以毕业；而按照常理，中国学生得先学习语言，然后才能开始专业学习，正常情形下，至少得花6至7年，才能完成大学学业，而其中的大部分人，却在6个月就“速成”了，简直丢了日本高等教育招牌的脸面。

即便如此，日本官方对大清国的留学生还是持有非常欢迎的态度。其中不乏一些比较丑恶而阴险的考量。

他们考虑到，通过战争的模式搞钱，蚕食中国，一时半会儿不容易做到，即使做到了，也很难在人口多于自己数倍的被征服者中，充分树立统治权威，不如兼用“和平演变”的手段，把对方的精英、官僚、和行业的管理阶层同化成自己人，这样显然更靠谱、更划算也更具有持久性。

事实证明，这种操作，不乏成功的案例。比如独立后的印度，对英国并未妖魔化，反而表现出了明显感激的意思。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印度的社会精英阶层，基本上都是英式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对于英国的那套语言文化和观念十分的认同。而这些精英阶层又会带动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各种舆论的倾向。现代印度自然就对英国充满了好感。

然而，中华民族哪是这么容易被忽悠得来的。事实证明，正是这些留日学生们，埋葬了清王朝。

不过，虽说留日浪潮中，不少人属于混子，但认真学习报国的，量还是挺大的。像国民时代的风云人物，“军神”蒋百里将军，在浙江大学深造期间，因为表现出色被选为公费赴日本留学生。

蒋百里戎装像

蒋百里留学的学校叫日本陆军士官学院，属于日本培养武官的地方，后来蒋百里战场上的对手，很多日本法西斯侵略者都属于他同窗或者学弟。1905年，蒋百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科第十三期毕业，综合成绩第一名。

按传统，第一名会获得日本天皇奖励的佩剑。但日本人觉得把如此殊荣给个“东亚病夫”的民族，很没面子，于是想找借口要给第二名，结果，第二名呢，也是大清国的留学生，前三名都是中国人。

1912年，蒋百里出任保定军校校长。然而，他的种种改良措施，遭到北洋旧派军人的阻扰，蒋百里在悲愤之余，竟当着师生的面，刚烈的举枪自戕以“明志”，幸好被旁人及时阻拦，没有危及性命。在疗伤期间，还跟一个名叫佐藤屋登的女护士幸福的结合了。

跟同时代的很多日本女性一样，佐藤屋登此后几乎把自己活成了中国女人，改名蒋佐梅，育有5个女儿。其中，老三名叫蒋英，是著名钢琴家和歌唱家，她的先生就是中国火箭之父、导弹之父，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

钱学森、蒋英夫妇

跟赴东洋学习文史军政、法律的留学生不同，钱学森是1934年考取的清华大学赴美留学资质，作为“庚子赔款”资助的中国留学生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航空专业。

很显然，早年赴东洋救国的，不少成了大清国的掘墓人、思想文化领域和武装救国的中坚力量；而之后远赴西洋的，则多成了新中国工业国防现代化事业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