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辛亥革命何以胜利迅速，代价很小？
一 胜利迅速，代价很小
辛亥革命在一个幅员广大，面积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超级大国里，结束了长达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中华大地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政治变革，这是一件十分伟大、十分了不起的事件。但是，从武昌起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中华民国诞生，前后不过80多天，三个月不到。如果从兴中会成立算起，也不过17年。当年，改良派吓唬说，中国革命，会像法国革命一样，会动乱百年，“伏尸百万”。当时在清廷内阁承宣厅办事的许宝蘅根据历代江山鼎革的经验估计，中国人口将大为减少。他说：“世变至此，杀机方动，非生灵涂炭，户口减去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二，不能安宁。”[1]孙中山本人也曾估计，革命大约要30年才能成功。[2]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却出奇地迅速，而且，代价也很小，并没有出现大量死人，血流成河的恐怖场面。用孙中山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太过迅速、容易，未曾见有若何牺牲及流血”。[3]这种情况，不仅表现在全国，而且突出表现在武昌起义后的各省，特别是省会城市以及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的起义和独立中。简述如下：
湖南长沙：10月22日晨8时发动，下午2时成功。未经战斗，仅杀死巡防营统领黄忠浩、长沙知县沈瀛、营务处会办兼提调王毓江、总文牍申锡绶4人。巡抚余诚格在抚署后院挖洞逃走。28日，革命党人焦迏峰、陈作新被叛兵杀害。
陕西西安：10月22日10时发动，10月23日成功。巡抚钱能训自杀未死。起义军进攻满城，守城骑兵伤亡较大。24日，部分起义士兵杀了少数骑兵和家属，迅速被制止。西安将军文瑞自杀。11月1日，革命党人钱鼎被“民团”杀害。
江西南昌：10月30日晚发动，当晚成功。起义警察纵火焚烧了皇殿和抚台衙门两侧的鼓楼和旗杆。巡抚冯汝騤从后门逃走后到九江服毒自杀。
山西太原：新军于10月29日黎明发动，同日晨成功。击毙巡抚陆钟琦及其子陆光熙、协统谭振德。
云南昆明：新军于10月30日夜八时半发动，次日成功。有小规模战斗。击毙队官安焕章、值日队官唐元良、督队官薛树仁、统制钟麟同等。
上海：同盟会、光复会领导的革命力量、军警、商团，于11月3日上午10时发动，次日上午8时成功。道台衙门被烧。道台刘燕翼逃入租界。有小规模战斗，革命党人进攻江南制造局时约死伤五十余人。
贵州贵阳：陆军小学堂的学生于11月3日晚发动，4日成功。巡抚沈瑜庆交出印信后离开。
浙江杭州：新军于11月4日夜半发动，次日黎明成功，不满40分钟。革命党人点火焚烧抚署，巡抚增韫从后院围墙逃走，后被活捉。杭州将军德济缴械投降。
福建福州：新军于11月9日拂晓5时发动进攻，10日晨八旗都统胜恩率骑兵一千三百余人投降。福州将军朴寿被杀，闽浙总督松寿自尽。
从以上9个城市的情况考察，其起义或独立的过程都进展顺利，没有战斗，或没有严重的战斗，在一天，至多两天内，甚至在不到四十分钟之内完成任务；清廷地方督抚、将军大都处于不抵抗或无抵抗状态。
江苏苏州、广西桂林、安徽安庆、广东广州、四川成都都是属于“和平独立”的城市，除了安徽安庆过程复杂，进展反复外，其他几个城市的独立过程都比较迅速，基本上没有破坏和流血、牺牲。苏州独立时，为了表示象征意义，只命人用竹竿挑去了抚台衙门屋顶上的几片瓦。
总观武昌起义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全过程，除了清兵南下，革命党人展开汉阳保卫战，以及江浙联军进攻南京，打得较为激烈之外，没有发生旷日持久、胶着难分，牺牲惨重的战斗和战役。
何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二 原因分析
（一） 清政府腐朽顽固，既坚决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和满洲贵族的核心利益，又为自己培养了大批掘墓人。
满洲贵族以少数民族入主华夏大地，靠血腥的杀戮和严酷的压制建立统治秩序，本来就缺乏正当性与合理性。康、乾两代，虽然出现过一时的兴隆，但是，汉族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潜流一直绵延未息。康、乾以后，清廷虽然还维持着强大帝国的架势，但正如《红楼梦》所云，“内囊已经尽上来了。”道光以后，腐朽日甚，加之列强入侵，满洲贵族唯知割地赔款以求苟延，其统治就更无正当性与合理性可言。1898年，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掀起维新运动，这本来是一个挽回人心，重建其统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好机会，但是，维新运动在不旋踵之间即遭镇压。这一事件充分表现出满洲集团的腐朽与顽固，浇灭了人们心中的改革希望。鸦片战争前夕的思想家龚自珍说过：“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4]清廷既然拒绝体制内的温和的“自改革”，以强力为特征的革命运动——体制外的“劲改革”必然顺势而起，日益发展、壮大。这以后的清政府已如风区危楼，稍加外力，就会散架垮塌。
在外患内忧的双重逼迫下，清政府不得不捡起为他们所否定过的维新派的改革方案。自庚子回銮起，慈溪太后宣布实行新政。其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化等许多方面，较之维新派，新政在某些方面步子更大，走得更远。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宣称以君主立宪为改革方向。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清政府始终力图保持和加强君主专制制度，不肯在关键的政体改革方面迈出实质性的步伐。1908年，宪政编查馆以《日本帝国宪法》为蓝本，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皇帝拥有颁布法律、总揽司法、统率军队、发交议案，设官制禄等各种权利。《大纲》虽允许议院存在，但召集、开闭、解散议院的权力均操之于皇帝，而且，它还给议员们作了多种“不得干预”、“不得置议”的限制，使议员们几乎没有多少“议政”余地。它也照虎画猫，做出一副要和世界先进文明接轨的摸样，许可“臣民”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自由，但强调必须在“法律范围”之内。此前，清廷即已颁布《集会结社律》，规定凡“宗旨不正，违犯规则，滋生事端，妨害风俗”者，均在取缔之列；凡结社、集会、游行等事，民政部、地方督抚、巡警道局、地方官等均可用“维持公安”的理由饬令解散。在《大清报律》中规定，报纸、杂志不得揭载“诋毁宫廷”、“淆乱政体”、“扰害公安”、“败坏风俗”等类语言，并均须在发行前一日中午12时以前送“该管巡警或地方官署随时查核”。[5]可见，清廷制订这些法律并没有给人民自由，不是在提升和发展“民权”，而是给予清廷官吏管制、取缔、镇压的最大自由，旨在进一步巩固满洲贵族的专制统治。
1908年11月，慈禧太后临危，在去世之前，抢先毒死光绪皇帝，命令只有三岁的小儿溥仪即位，由光绪皇帝的亲弟弟载沣摄政。载沣摄政后，首先致力于集中军权，然后，进一步将政治权力集中到满洲贵族手中。1911年，载沣宣布内阁名单，在13个内阁成员中，汉人仅4人，而满族大臣则有9人，其中皇族7人，所以当时被称为“皇族内阁”。清初，满洲贵族为了拉拢汉人，曾在部分中枢机构实行“均衡满汉”政策，例如：内阁大学士，规定满汉各二人，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吏、兵、礼、户、刑、工等六部尚书，满汉各一人，侍郎4人，满汉各半。
然而到了“皇族内阁”，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倒退。这个内阁成立后，立即加强对立宪派发动的规模巨大的国会请愿运动的镇压，并且取消原先允许民间集资自办铁路的诺言，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这些倒行逆施激起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愤怒或愤懑，原来对清廷体制内的改革尚存希望的人士对这个政权彻底绝望，普遍倾向或同情于走体制外的革命道路。
应该承认，清廷实行新政虽然旨在巩固满洲贵族的统治，但其中有两项举措的结果却违反其本意，培养了大批清朝统治的掘墓人。一是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在国内创办新式学堂，培养出数以百万计的新型知识分子。这批知识分子具有和传统知识分子不同的知识结构，自然地倾向或易于倾向民主、共和的新制度，另一举措是训练新军，培养出数达二三十万掌握新式武器的士兵，他们受过新式学堂教育，和传统的旧军不同，易于接受新思想。革命党人利用这一条件，深入军旅，在新军中做了长期、深入、细致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借矛夺盾，使这支军队逐渐变质。后来的历史证明，推翻满洲贵族统治的主要是这两种社会力量。
二 革命党正确对待满人，实现了一次人道主义的文明革命。
孙中山为兴中会提出的纲领的首句是“驱逐鞑虏”。明末清兵入关，满洲贵族集团对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各族人民实行野蛮、严酷的残杀和镇压政策，埋下了深刻的仇恨记忆。晚清末年，清政府对外妥协、投降，甚至倡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旧仇之外，又添新恨。因此，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排满”一直是最具鼓动性的强力口号。但是，这个口号是有严重缺陷的。第一，它否认满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第二，它将少数满洲贵族和广大满族一般成员混淆不分。在实践过程中，革命党人逐渐认识并克服了这些局限，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宽待满人，实行了一次人类历史上少见的人道主义革命。
章炳麟是革命党人中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突出的人。１９００年７月，唐才常在上海召开国会（中国议会），章炳麟撰写《请严拒满蒙人入会状》，声称：“本会为拯救支那，不为拯救建虏；为振起汉族，不为振起东胡；为保全兆民，不为保全孤愤。是故联合志士，只取汉人，东西诸贤可备顾问，若满人则必不容其阑也。”[6] 这就将满族普通群众完全排斥在爱国运动之外了。1903年，邹容在《革命军》中提出：“驱逐住居中国之满洲人，或杀以报仇”，“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这就将种族复仇主义发挥到了极致。
同年4月，蔡元培发表《释“仇满”》，说明当时“满洲人”保有三种特权，一是君主世袭，以少数人而占有行政官员总额的半数，二是旗人驻防各省，三是不事实业，坐食多数人的生产成果，所谓“仇满”之论，实际上反对的是满人的特权，“皆政略之争，而非种族之争也。”文章指出，应该反对两种人。一种是少数满人，继续高唱“汉人强，满人亡”的种族对立论，密图压制汉人；另一种是汉人中的立宪派，要求实现立宪政体，奉今之朝廷为“万世一系”之天皇。文章认为，当时的世界，民权已如江河奔流，莫之能御，而这两种人却企图“保守少数人之特权”，其结果将使“满洲人”重蹈法国大革命时贵族被送上断头台惨杀之祸。[7]这是一篇跳出种族论而从政治立言的文章。
1905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湖南学生张明夷反对，主张定名“对满同志会”。孙中山称：“满清政府腐败，我辈所以革命。即令满人同情于我，亦可许其入党。革命党宗旨不专在排满，当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并行不悖。”[8]对原来要“驱逐”的“鞑虏”，不仅不加歧视，而且许其革命，允其“入党”，划清了和狭隘民族主义的界限，表现出宽广的胸襟和巨大的观念进步。孙的意见得到大家赞成。1906年12月，《民报》创刊一周年，孙中山演说称：“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他们当初灭汉族的时候，攻城破了，还要大杀十日才肯封刀，这不是人类所为，我们决不如此。”[9]孙中山以上两段话，坚决反对种族复仇主义，规定了革命时期对满人的政策，并为满人参加革命打开了大门。
孙中山之后，《民报》发表的《仇一姓不仇一族论》对于革命党人的民族政策作了更进一步的阐释。该文认为，汉族不共戴天的仇敌仅仅是“满族中之爱新觉罗一姓”，特别是其中“据隆崇之地位，握高尚之特权”的“满酋”，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满洲贵族”。文章历数明末以来“满酋”的大肆惨杀、蹂躏南疆，滥杀密网，淫刑以逞等种种罪行，又历数甲午以来贡媚列强，输矿献路等卖国行为，认为凡此种种，均是不应忘记之“仇”，必须大兴革命义师，直捣首都，将“满酋”的左耳割下来高挂在太白旗上。文章提出，对于投诚来归的满族群众，应该“悉释不问，安置郡县，视若汉民”；对于那些未曾与革命军作战的清兵，应该按照“胁从罔问”的原则对待；对于那些无以为生的满族贫民，新政府成立后，还应该首先为他们“谋生聚教训之方，俾无一夫之不获”，和汉族人民“同生息于共和政体之下”。[10]
章炳麟这时也有了进步。他在《排满平议》一文中指出：“是故排满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若夫列为编氓，相从耕牧，是满人者，则岂欲剚刃其腹哉！”这就明确指出，对于一般满族群众，不应实行屠戮政策。他还特别指出：应以政治态度，而不当以种族作为排拒的标准：“若汉族为彼政府用，身为汉奸，则排之亦与满人等。”[11]1908至1909年之间，他甚至秘密致函满洲贵族肃亲王善耆，劝他加入同盟会，共谋革命。
这一时期，超出狭隘种族主义界限的革命党人不在少数。1908年，同盟会会员张钟端在《河南》杂志载文指出：“满人之平民可不排，而满人之官吏则必不能不排。不特此也，汉人中之在政府，其朋比为奸，助纣为虐者，亦在必排之列。盖吾之排斥，非因种族而有异也，乃因平民而有异。孰祸我平民，即孰当吾排之冲。故不特提携汉人之平民，亦且提携满人之平民以及蒙、回、藏之平民也。”[12]在一片“革命排满”的呐喊声中，该文作者不以“种族”为标准，而以是否“祸我平民”为标准，将“满人之官吏”与“满人之平民”区分开来，主张“满汉官吏”同在排斥之列，而“汉人平民”与“满、蒙、回、藏之平民”则同应“提携”。作者虽然还不是“阶级”论者，但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思想水平。
1910年，另一个同盟会会员赵正平在广西的《南报》载文，提倡推进中国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挽救祖国的危亡，文章号召国人“急扫其此畛彼域之见，激发其吴越同舟之情，联满、蒙、回、藏、苗、猺为一家，共死生存亡之生涯，以与德、法、日、俄较，则岂只四百兆人人之福。”[13]该文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思想。
在1910年的拒英、拒法、拒俄运动中，同盟会负责人刘揆一发表《汉满蒙回藏民党会创立意见书》，号召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组织政党，进行革命。这是同盟会民族政策史，也是辛亥革命史上一份有巨大意义的文件。该文指出，在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威胁下，中华各族已经形成为存亡相系的命运共同体。要拯救国家危亡，必须实行民族团结。文称：
满蒙失，则东北各省不易保全；回藏失，则西北各省亦难支捂，是吾人欲保存汉人土地，尤当以保守满、蒙、回、藏之土地为先务。
文章认为，“满洲皇族”的卖国政策不仅违背了“汉人”的利益，也违背了“满人”的利益，“满人”应该支持革命，参加革命：
使汉人满人而各知爱国家、爱种族也，则是现今之君主政治，无论其为专制，为立宪，皆不足以救危亡，即无论其为满人、为汉人，皆当排去之者也；且使满人而知断送满洲桑梓地者为满洲皇族也，知汉族不强满族亦随而亡也，知非建立共和政府，满汉种族之意见终不能融洽也，吾恐汉人虽不革命，满人犹当首先排去其皇族而倾倒其政府矣。
文章召，汉、满、蒙、回、藏各族人民互相通“气谊”，通“学业”，互相交流，互相声援，共同组织汉、满、蒙、回、藏民党会，实即共同组织革命政党。[14]
武昌起义爆发，章炳麟立即致函在东京的满族留学生，中称：
若大军北定宛平，贵政府一时倾覆，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悠游共和政体之中，其乐何似！我汉人天性和平，主持人道，既无屠杀人种族之心，又无横分阶级之制，域中尚有蒙古、回部、西藏诸人，既皆等视，何独薄遇满人哉！[15]
章炳麟明确宣示：“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这是对同盟会多年来有关宣传的纠误。他不仅阐述了革命党人的民族政策，而且实际上提出了民族平等的思想。武昌起义后，满族，特别是满洲贵族担心汉族报复，纷纷改姓，或姓金，或姓赵，或姓关，但是，除西安满营因闭城固守，并有千余人自地窖中冲出，夺取军装局，因而被歼灭外，各地满人、旗兵大都并未坚决抵抗，汉人也未如清兵入关时一样大肆屠杀异族。[16]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明确提出“五族共和”论，认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南北议和中，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迅速通过《清室优待条件》，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岁用四百万两”，“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对皇族，规定“王公世爵概仍其旧”，“皇族私产一体保护”；对满蒙回藏各民族，规定“与汉人平等”，“保护其原有之私产”，“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先筹八旗生计，未筹定之前俸饷仍旧支放”以及“听其自由入籍”，“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等。[17]
这些规定，条件优厚、宽大，与邹容在《革命军》中提出的诛杀满人，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等主张迥异，对于安定人心、安定社会，促进民族团结、和谐起了良好作用。
三 争取列强中立，避免其直接武装干涉，减少阻力
当时，革命党人的任务是推翻以满洲贵族集团为代表的君主专制制度，建设崭新的民主主义的共和政体。但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还有另一个敌人，这就是鸦片战争以来长期侵略中国的列强。人们不可能用两个拳头同时打人。假如革命党人在进行反对清朝统治的民主革命的同时，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战争，势必两败俱伤，各无所成。因此，革命党人决定争取列强中立，以便集中力量，先行打击并推翻清朝的君主专制统治。1897年，孙中山在伦敦和英国人柯林斯合作发表《中国的现在与未来》时，就向世界宣布：“目前我们所需要的援助，仅是英帝国以及其他列强善意的中立。”[18]这可以看作是孙中山最早的对外宣言。1905年，同盟会成立，革命党人创办《民报》，将“要求世界列强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列为“六大主义”之一。这可以看作革命党人正式的对外政策宣示。当然，革命党人明白，要求列强“臂助”中国革命，这几乎不可能，因此，他们退而求其次，要求列强保持中立。胡汉民分析美国独立和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前例，认为只要革命党人的行动遵守国际法就有此可能。[19]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制订《革命方略》，其《对外宣言》声称：中华革命军“对于友邦各国益敦睦谊，以期维持世界之平和，增进人类之福祉”，《宣言》共七条：
1、 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
2、 偿款外债照旧担任，仍由各省洋关如数摊还。
3、 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
4、 保护外国居留军政府占领域内人民财产。
5、 所有清政府与各国所立条约，所许各国权利及与各国所借国债，其事件成立于此宣言之后者，军政府概不承认。
6、 外人有加助清政府以妨害国民军政府者，概以敌视。
7、 外人如有接济清政府以可为战争用之物品者，一概搜获没收。
以上七条，前四条承认列强的既得权益，后三条防止革命发动之后，列强支持清政府。这7条方针后来虽有过某些改动，但始终是革命党人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20]
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迅速发布《刑赏令》，规定“伤害外人者斩”、“保护租界者赏”、“守护教堂者赏”等条。１２日，军政府依照同盟会《对外宣言》的基本精神照会驻武昌各国领事，保证清政府此前与各国所订条约继续有效，赔款外债，继续承担，同时宣布保护在华外人财产。
照会发出后，军政府又派人分访各国领事，要求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这些措施和政策，迅速发挥了使列强安心的作用。
在华外国使节和各国政府密切注视武昌动态。10月11日、12日，美国驻华代办卫里（E. T. Williams）连续报告美国政府，“那里的外国人被认为是安全的，因为革命党人有意避免攻击外国人”。[21] 13日，美国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 C.Knox）向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总统报告说，这是“中国发生自太平天国革命以来最严重的叛乱。迄今外国人的利益一直受到悉心尊重，这就将这次革命与以前的革命区别开来，并表明了领导层的智慧，努力避免外国干涉的危险。”[22] 14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兰斯福德·米勒（Ransford Miller）提出五点政策建议，其中第三条为：“在中国各派之争中保持中立”，第四条为“反对各国单方面进行军事干涉。[23]
在驻汉各国领事团会议上，法国领事罗氏声称，孙中山的革命以改良政治为目的，不能与义和团一样看待，加以干涉。领袖领事、俄国领事敖康夫（Ostroverknov）表示，根据军政府照会，观察革命军实际行动，相信革命军没有任何排外性质。１０月１8日，驻汉英、俄、法、德、日五国领事照会军政府，同时布告称：“现值中国政府与中国民国军互起战争”，根据国际公法，“外国人无干涉权”,“自应严守中立”。[24]当时，武昌江面有列强军舰２０艘，瑞澂要求发炮支援，英国公使朱尔典和驻汉领事葛福等虽明显地同情清政府，但是，英舰并未发炮，美国领事并且拒绝了由外国军舰协助巡护长江的要求。
1911年10月，孙中山接见法国朝日新闻社记者，声称此次革命专对满清，其思想、理论均来自西方文明，“无论立宪主义、自由主义，皆借取于英、法、义、美诸国”，不会发生外交上的“意外冲突”，[25]此后，他陆续访问美、英、法各国政界人士，如，法国参议会议长格利门疏（Georges Clemenceau）、外交部长毕恭（Stephen Pichon）等，也曾托友人向英国外交大臣格雷（E. Grey）致意，争取理解和同情。11月16日，孙中山致电上海《民立报》，声称“已循途东归，自美徂欧，皆密晤要人，中立之约甚固。”[26]
由于革命党人一再声明保护列强在华的既得权益，在革命过程中又严格保护外侨的生命、财产，使得列强既觉得没有直接出兵干涉的必要，也找不到出兵干涉的有力借口。还在1910年7月，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哈伯特（Hubbard）在分析中国形势时曾经估计：“可以肯定的是，在任何一次暴乱中，迟早都会不可避免地危及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各种保护要求会成为我指挥下的舰队的负荷。”但是，在整个辛亥革命过程中，美国政府却始终没有感到这种需要，美国之外，英国在中国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但基于与美国同样的理由，也认为没有出兵干涉的必要。日本陆相石本新六及驻清公使伊集院彦吉都主张出兵干涉，但日本政府顾忌英国反对，只同意由商人出面，向清廷陆军部出售武器弹药。后来因担心共和革命对日本天皇制的冲击，一度怂恿英国政府共同出面，联合美、德、法、俄等国，向革命党人施加压力，令其接受君主立宪方案。[27]但是，英国外交大臣格雷迅速拒绝，声称就政体问题向中国提出建议，或者由列强共同出面，采取哪怕是一点微小的类似压迫的行径，都是重大的冒险行动。[28]日本政府发觉无法改变英国的主意，又不愿因此破裂和英国的同盟关系，便打算采取静观态度。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心灰意懒地电告驻华公使伊集院，声称在此情况下，如“帝国政府不顾两国间之协调关系而单独出面梗阻，亦属无趣”。[29]
革命道路不会是笔直的，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以越坚决、越强硬为好。为了达到革命的总目标、大目标、长远目标，革命党人在某些时期、某些方面可以有某种妥协、让步，提出某些权宜性的政策。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之所以革命，重要目的在于救亡，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主。他们在辛亥革命时期对列强做了某些让步，但民国建立，时移事迁，条件成熟之后，他们就逐渐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至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这说明，他们当初的对外政策是一种“权宜之计”，目的在于减少阻力，而不是革命派的软弱性的必然的本质流露。
1906年，革命派与改良派辩论时，梁启超曾经提出，民气如火，一旦进行，各地难免会发生闹教案、杀西人一类举动，列强就会出兵干涉，实行瓜分。一旦打起来，列强船坚炮利，中国人不可能和洋人相抗，其结果必然是四万万人被杀尽，至少也将沦为牛马。革命派则认为：当时的列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均势”，“互相牵制而莫敢先发”。如果革命仅限于国内问题，排满而不排外，或者，是一种“正当的排外”，“善守国际法”，列强将会保持局外中立。辛亥革命的事实证明，革命派的估计和分析是正确的。当然，他们不会也没有想到，列强在武力干涉之外，还会采取其它的干涉形式。
四 团结立宪派和开明官绅，结成反清统一战线，壮大革命力量。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哀悼死友，憎恶慈禧太后，又系情于被软禁的光绪皇帝，曾企图走上武装抗争道路。一是向外国借兵，一是在国内组织力量，发动起义，企图推翻慈禧太后与荣禄的统治，使光绪皇帝复辟，重回政治中枢。他最初寄希望于两广地区的士绅和会党，后来则寄希望于在两湖地区活动的唐才常。从上书、请愿发展为武装起义，康有为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走近了一大步。但是，康有为感念光绪皇帝知遇之恩，始终不愿和革命党人合作。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后，他觉得武装起义的方式牺牲太大，“自是不敢言兵”，一心一意经营保皇会。
梁启超思想较康有为活跃，变迁也快。戊戌变法失败后，他的思想出现向民主共和发展的新趋向。曾联络部分同人与革命党人合作，从而赢得孙中山的好感。1900年，梁启超访问檀香山和美洲，孙中山热情地为他写信介绍。但是，梁启超求稳怕乱，对光绪皇帝余情难断，又受老师康有为的影响和控制，终于难以走上革命道路。他力图调和革命与改良，民主与“保皇”的矛盾。1902年，他创作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设想在中国建立“大中华民主国”，以光绪皇帝为第一任总统，然后逐渐从汉族中选举第二任总统。他把这种方式称为“名为保皇，实则革命”，认为这种方式易于实行，事半功倍。到檀香山之后，当地兴中会会员受到影响，纷纷改换门庭，加入保皇会。继至美洲，保皇会也大为发展。檀香山和美洲都是孙中山的根据地，兴中会会员大批“变节”的情况使孙中山大为恼火，立即撰写文章，大批“保皇”理论，力图消毒。从此，孙中山遂将保皇会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杜绝了与之合作的念头。
1907年，国内立宪运动兴起，海内外的改良派合流，逐渐掀起国会请愿运动。在这一运动中，逐渐形成以制订宪法、召开国会为主要诉求的立宪派。清政府一面镇压，一面顺应时势，允许各省成立咨议局。这样，国内的政治运动取得了部分合法性，立宪派士绅也取得了发表意见，参政、议政的平台。在这一情况下，部分革命党人遂与立宪派合作，表达政治诉求，藉咨议局掩护自身的活动。
权力从来是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1905年以后，清政府虽然下诏预备立宪，开始实行部分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满洲贵族不想真正让出权力。1911年，清政府宣布成立“皇族内阁”，将权力更多、更紧地控制在皇族手里，同时加紧镇压国会请愿运动。清政府的这些措施暴露了自身改革的虚伪，也激怒了立宪派，增强了部分开明官绅的离心倾向。他们中的部分人由于对清政府的绝望而同情革命、甚至支持革命。这就为革命党与立宪派以及部分开明官绅的合作创造了可能。
革命党与立宪派的合作突出表现在1911年初各地掀起爱国运动中。1911年初，英国派兵占据我国云南边境要地片马。同月28日，云南咨议局通电指出，英国此举“势将北进，扼蜀、藏咽喉，窥长江流域，大局危甚”，呼吁各界共同抵制。2月7日，云南咨议局集会，成立中国保界会。此际，英法合办的隆兴公司强索云南七府矿产开采权，法国借口保护铁路，而陈兵滇边，沙俄借修订《伊犁条约》之机，企图攫取新疆、蒙古等地的多种权利。因此运动迅速发展为包括拒英、拒法、拒俄在内的具有多重内容的爱国运动。运动得到贵州、江苏、福建、山西、江西等各省咨议局的响应。5月12日，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在北京开幕，以湖南咨议局议长谭延闿为主席，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为审查长，提议编练民兵，保卫边疆。6月24日，联合会通过有湖北咨议局副议长张国溶起草的《通告全国人民书》，全面抨击“皇族内阁”。
留日学界一向是近代中国反帝爱国运动的策源地。2月15日，留日学生1200人集会，同盟会员刘揆一等提议竭力设法警告内地及各省咨议局，拒绝俄国要求，同时，动员各省咨议局成立独立机关，组织国民军，以防外敌。27日，中国留学生总会致电上海《民立报》及全国21省咨议局，要求召开会议，组织国民军，以救危亡。3月5日，留日学生成立中国国民会，推派代表分往21省活动。4月18日，代表陆续归国，联络咨议局、及商会等民间合法团体，展开活动。
例如，浙江留日学生代表俞景朗等归国后，首先访问浙江咨议局议长沈钧儒，动员他与同盟会会员陈布雷、许炳堃、褚辅成等组织全浙国民尚武分会。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实现了革命党和立宪派的联合。[30]
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者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都是立宪派，同盟会员龙鸣剑、朱之洪等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他们“外以保路之名，内行革命之实”，将各地的保路同志会作为斗争平台，借以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暗中鼓动革命。所以当七·一五成都血案发生之后，保路同志会立即转变为保路同志军，遍及全川的人民大起义立即爆发。
革命党是革命的倡导者，立宪派是地方开明士绅的代表。二者结合，就构成了足以左右形势的力量。武昌起义，由作为革命党人代表的士兵发动，由作为立宪派首领的汤化龙支持和襄助。
嗣后，各省相继独立，在这一过程中，立宪派分子，如湖南的谭延闿，开明的地方官吏，如江苏的程德全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四川独立后，成都社会秩序一度陷入混乱。自同盟会会员、原陆军小学堂监督尹昌衡被推为四川军政府都督，立宪派的罗纶被推为副都督后，成都局势就趋于稳定。
1912年1月，广东曾发生部分同盟会人仇杀“保皇党”事，章炳麟致函孙中山，要求给予当年的保皇党以自新机会。孙中山立即致电陈炯明及各省都督，声称“今兹南纪肃清，天下旷荡，旧染污俗，咸与维新。法令所加，只问其现在有无违犯，不得执既往之名称以为罪罚。”显然，在革命高潮中，或在大局底定之后，对旧时的敌对者持“咸与维新”，既往不咎的政策有助于使“海隅苍生，咸得安堵”。[31]
五 利用袁世凯，“先成圆满之段落”，避免南北相抗，长期战争
在清末新政中，袁世凯卓有成绩。他又拥有北洋新军，成为清政府中罕有其匹的强人。
1909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载沣摄政，为了减少威胁，突然以有“足疾”为名将袁世凯开缺回籍。他表面上在家乡养病钓鱼，而心中深藏着对满洲贵族的强烈不满。武昌起义爆发，清政俯于窘迫无奈之际，再度起用袁世凯，赋以大权。11月1日，奕劻“皇族内阁”总辞职，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一时间，袁世凯成为一身系天下安危的重要人物。他一面调派其所掌握的北洋新军三万多人南下进攻革命党人，一面派人到武昌谈判，进行收抚。
武昌的革命派认识到袁世凯和满洲贵族之间的矛盾，一开始就想利用这一矛盾动员袁世凯反正。11月9日，黄兴致函袁世凯，建议他华盛顿、拿破仑之资格，出面建华盛顿、拿破仑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朝食。黄兴表示，只要袁做到了，全国各省人民都将“拱手听命”。11日，袁世凯的代表刘承恩、蔡廷幹到武昌谈判，宋教仁建议袁“转戈北征”，声称“将来自可被举为大总统。”12月3日，到汉口组织临时政府的各省代表决议，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32]20日，黄兴派顾忠琛为代表与直隶陆军学堂总办廖宇春谈判，议决“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33]从欧洲赶回中国的孙中山也注意到了这一动向。12月21 日，孙中山到达香港，已经就任广东都督的胡汉民偕廖仲恺到港迎接。胡邀孙留在广东，孙则要求胡同赴上海、南京。双方争论了一天。胡认为袁世凯居心叵测，首鼠两端，建议孙留粤练兵，徐图大计。孙中山称，沪宁在前方，自己不可不身当其衝。如不亲到当地，一切对内、对外大计，无人主持。他说：“今日中国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此亦足开世界未有之例，何必言兵。”他表示：[34]袁世凯虽不可信，但利用他推翻清廷，“胜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35]胡汉民为孙中山的远见所折服，命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职务，自己随孙北上。
战争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孙中山发动武装起义，目的在于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共和政体。倘使和平手段可以达到这一目的，自无使用战争这一手段的必要。在港时，孙中山致电日本横滨华侨，内称：“吾党组织之革命军，今对于满朝已经休战，将移而至媾和谈判。吾党之希望虽素不在媾和，而亦并非全不欲和，战亦非吾目的也。吾党素志之共和政体，近已由议和谈判之结果，可见其成立矣。更望诸君大表同情，注视其成行。”[36]
革命，革命战争都需要巨额财政支持。10月12日，孙中山在美国得到武昌起义消息。14日，德国《每日报》即刊出孙中山给英国金融界的信，企图从伦敦得到大约500万卢布的借款。10月20日，孙中山到纽约，除宣扬中国革命，争取美国朝野同情外，另一任务，就是力谋借款，支援国内战争。31日，他致函美国人荷马李，声称“如得财力支持，我绝对能控制局势。”“贷款是必要的”。[37]此后，孙中山到英国，到法国，都企图为进军北京和建立新政府筹措经费。在英国，孙中山也曾向《滨海杂志》记者发表谈话，认为中国“恰似一座干燥树木的丛林，只需星星之火，就能腾起熊熊的火焰。这火星便是我所希望得到的五十万英镑。”[38]他向四国银行团主任商量借款，该主任答以在新的中国政府成立后才能开议。在法国，他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经理西蒙会晤，探询以矿税、土地税为担保取得借款的可能，遭到拒绝。这样，他在回到上海，面对以为他携带大量资金的记者，只能回答：我没有一份钱，我带回的是革命精神。
孙中山同意与袁世凯和谈，和他权位观念淡薄有关。11月16日，他在致电上海《民立报》时就宣称，总统自当推举黎元洪，如黎元洪推袁世凯，“合宜益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固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吾人必久厌薄。”他在伦敦时也曾发表谈话，表示“不论我将来成为全中国名义上的元首，还是与别人或那个袁世凯合作，对我都无关紧要。”[39]
孙中山到达上海、南京后，一方面准备北伐，一方面同意与袁世凯和谈，并且最终以和议结局。孙中山这样做，固然因为革命军财政困难，无法支持长期战争。但是，也和他的“以和平收革命之功”，尽力减少牺牲、破坏的想法相关。
革命免不了流血、牺牲、破坏，但是，在可能条件下，要尽可能减少流血、牺牲和破坏的烈度。1911年10月20日，孙中山远在纽约，听说广东革命党人准备进攻广州，为避免大规模的“流血”,就曾致电两广总督张鸣岐，要他“速率所部反正，免祸生灵”。[40]孙中山这里提出了一条重要的原则，值得人们尊重、记取。革命的终极目的是解除人民痛苦，为人民造福，自然，在可能条件下，要尽量减少革命或战争给予人民的苦难。1912年1月4日，孙中山复电袁世凯，重申上述原则，电称：“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41]当年，革命党人与袁世凯议和，迫使清朝皇帝退位，避免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恶战，极大地降低了流血、牺牲和破坏的烈度，使中国的政体平稳转型，自然有其积极意义。
南北议和过程中，曾有部分革命党人强烈反对。南社的柳亚子等人在上海《天铎报》连续发表文章，与当时已成为南京临时政府机关报的《民立报》论战，阐述议和的不当与不智。柳亚子指出：“袁之为人，专制锢毒，根于天性，与共和政体，无相容之理。”又指出：袁世凯“一方面借民军势力逼胁虏廷，而另一方面又挟虏廷名号劫制民军，俾虏廷退位与南都临时政府取消，同时并行，彼得坐收渔人之利，由大总统而进为大皇帝。”[42]柳亚子对袁世凯的上述认识，可谓如见肺肝。为了防制袁世凯“继满洲以为恶”，孙中山等人也曾提出过一些“监控”措施，例如要求袁世凯离开其老巢北京，到南京就职等，然而，在袁世凯略施小技，加以破解后，革命党人就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控制袁世凯了。虽然，袁世凯后来复辟帝制，但他只当了83天皇帝，次年的张勋复辟也只闹了12天，完全应验了孙中山在香港时对胡汉民所讲的那段话：“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
三 共和告成，完成了一个“段落”，但还留下了许多未完成的“段落”
清朝皇帝退位了，民主共和制度建立了，这是辛亥时期革命党人为中国历史所建立的伟大功绩，也是孙中山为中国历史建立的伟大功绩，值得中国各族人民永远纪念。但是，孙中山说得很清楚，他只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段落”不是文章。孙中山只是为“振兴中华”这篇大文章开了个头，写好了第一段。孙中山在他革命的起始阶段，曾经将中国当时的司法比喻为希腊神话中国王奥吉亚斯的“牛圈”，养了三千头牛，三十年中从不打扫，粪秽堆积如山。实际上，中国的皇权专制地主小农社会也是这样的“牛圈”。辛亥革命胜利得快，代价小，自然难以一下子清除奥吉亚斯“牛圈”中的全部“粪秽”，中国的面貌也难以一下子焕然大变。以专制制度为例，有形的皇权专制主义被推翻了，但是，无形的没有皇帝的专制主义却始终是近、现代中国史上难以消除的痼疾。人们不再匍匐在皇帝脚下山呼万岁了，但是，在某个时期却又响起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的口号。回眸百年，孙中山的遗言并没有过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1]《许宝衡日记》，第1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88页。
[2]《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版，第105集。
[3]《孙中山三赴纽约》，《近代史资料》总第64号。
[4]《乙丙之际著议第七》，《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页。
[5]《东方杂志》第4期。
[6]《中国旬报》第１９期。
[7]《苏报》，1903年4月11日。
[8]《孙中山年谱长编》第343页。
[9]《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5页。
[10]《民报》第19期。
[11]《民报》第21期。
[12]鸿飞《对于要求开设国会者之感喟》，《河南》第4期。
[13]侯声《博爱主义》，《南报》第3期。
[14]日本外务省档案，参见拙作《从排满革命到练满革命》，《晚清史事》，第424-426页。
[15]《革命逸史》第5集，第232页。
[16]郭孝成《陕西光复记》，《辛亥革命》六，第41-42页。
[17]《辛亥革命》八，第185-186页。
[18]《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06页。
[19]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第3期。
[20]参见拙作《读孙中山致纽约银行家佚札》，《晚清史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８５－３８６页。
[21]Willi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 11、12, 1911, RDS.转引自崔志海《美国政府与清朝的覆灭》，《史林》，2006年第5期，以下同。
[22]Knox to Taft, October 14, 1911, RDS.
[23]Miller to Knox( memo), October 14, 1911, Knox Papers, see: JamesReed, The Missionary Mind and American East Asia Policy, 1911-1915(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p. 115.
[24]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103页；参见李云汉《中国近代史》，台湾三民书局2009年第4版，第146页。
[25]《驻美使馆书记生周本培报孙中山与法记者谈话记录》，《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
[26]《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46页。
[27]《内田外务大臣致山座驻英临时代理大使电》，《日本外交文书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19页。
[28]《山座驻英临时代理大使复内田外务大臣电》，《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328页。
[29]《内田外务大臣复伊集院驻清公使电》，《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326页。
[30]以上论述，参阅拙作《1911年的拒英、拒法、拒俄运动》，《晚清史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1]《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7页。
[32]《湖北革命知之录》，第391-392页。
[33]廖少游《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辛亥革命资料类编》第351-366页。
[34]许师慎《孙中山先生自美经欧返国》，》，《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三，“国史馆”1996年版，第2061页。
[35]《胡汉民自传》，《革命开国文献》第1辑，《史料》1，台湾“国史馆”1995年版，第140-141页。
[36]《申报》，1911年12月27日。
[37]《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44页。
[38]《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88页。
[39]《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8页。
[40]《孙中山年谱长编》，上策，第563页。
[41]《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页。
[42]参阅拙编《柳亚子民初反议和文选》，《近代文学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3-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