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发）【申万宏源S宏观】京津冀第三极——基于新型城镇化框架的区域发展及投资机会
原报告发布于2014年4月30日
主要内容：
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出台、区域联动协同发展背景下，京津冀、“一带一路”建设将成为短期稳增长，长期扩内需、调结构的重要抓手，是实现短期不采取强刺激政策，向改革要动力为目的的长期经济政策，更加注重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有利于解决区域中心城市出现的大城市病问题，将部分非核心功能适当往外围疏解，建立卫星城市，并将辐射到山东、山西和内蒙部分地区，构成大经济圈，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
京津冀本属同源，有着共性和特性，为区域内的一体化协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国家发展战略调整，以京津冀与其内外多边接壤的地区联动，打造内生性增长动力，有望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第三极。国家安全、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等一系列严峻的现实问题倒逼京津冀协同步伐加快。地方政府推进新型城镇化依然有着走老路的冲动，新一届政府大力推进京津冀一体化，有意在新型城镇化框架内进行，建成后可以在我国半成熟的城市群进行复制和推广，起到样板作用。
京津冀自然条件相近、产业发展具有一定同质性、一体化竞争大于合作决定了它们有着协同发展的基础，而行政等级和资源优势分化、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不同、城市带动和辐射能力不强、公共服务存在差别等又为它们提供了互补发展的土壤。未来京津冀将以城市群紧密合作的形式存在，并形成合力，强化政府指导作用的同时，加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以缩小区域间的差距。
在协调城市群一体化定位的基础上，京津冀的功能定位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发展“主引擎”的第三极、我国知识经济与高新技术创新基地、国际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全球重要加工和制造基地。京津冀将通过建立职能分工明确、规模合理的城镇体系，构建交通枢纽和一体化综合交通网络，促进区域间的产业转移承接和一体化协同发展。
在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加速推进下，京津冀的产业分工和承接转移中，铁路轨交、生态环境保护、新能源开发利用、地产、社会保障和养老产业、国有企业改革以及社会服务业将面临新的投资机会。
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出台、区域联动协同发展背景下，京津冀、“一带一路”建设将成为短期稳增长，长期扩内需、调结构的重要抓手，是实现短期不采取强刺激政策，向改革要动力为目的的长期经济政策，更加注重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有利于解决区域中心城市出现的大城市病问题，将部分非核心功能适当往外围疏解，建立卫星城市，并将辐射到山东、山西和内蒙部分地区，构成大经济圈，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
1. 为何将京津冀提上日程
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已久，但是为何一直进展缓慢？而现在又重新提高到一个新的日程，并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主要是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进行发展战略调整，尤其是在外需放缓的情况下，要打造内生性增长动力，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极。此外，国家安全、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等一系列严峻的现实问题倒逼京津冀协同步伐加快，新一届政府的大力推进也是京津冀发展战略提上日程的重要推手。
1.1 京津冀接壤多区域发展潜力大
从历史发展变迁看，京津冀三大区域不仅仅是毗邻关系，更是一个整体。
（1）清朝：京师（北京），天津都属于直隶（河北），河北（直隶）是省级单位，北京和天津是河北的一部分；
（2）民国：定都南京时，北平（北京），天津同属于河北，河北是省级单位，北平（北京）和天津是河北的一部分。可见从地域上看北京、天津和河北是一个整体。
（3）新中国：建国后出于城市发展需要，经过多次调整形成了当前京津冀行政区划，并逐步形成了目前京津冀地域格局现状，导致北京、天津与河北“两环”地区出现十分复杂的人缘、业缘、地缘关系。
经过多次调整和变迁，京津冀最终分为“三兄弟”，虽源自河北同门，但在后来不同行政区划内，由于国家政策、干部政绩考核、行政管理、经济发展等等，彼此的差距越来越大。尤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北京利用首都优势，远远走在前边，天津和河北渐渐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
京津冀在内的环渤海地区是我国北方最活跃地区，从国际上看，它属于中国北方三大接合部，连接东北、华北和华东，内含京津，外连日韩，位置非常重要。
由于拥有中国两大直辖市，这一区域是国家知识经济发展高度密集的地区，有着特殊的政治地位。因此，环渤海地区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不仅直接关系到这个地区人口的相对富足，而且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同时也会影响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
相对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圈一体化程度较低，已成为影响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需要以加快发展产业集群来获得优势，提升环渤海地区竞争力。以京津冀与其内外多边接壤的地区联动，打造内生性增长动力，有望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第三极。
1.2 国家发展新战略层面驱动
在政府各个部门的尝试下，京津冀都市圈区域合作具有较长历史，从2004年的“廊坊共识”开始算起已有十年历史。这期间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经济相比京津冀有更快速的增长，且产业布局也渐渐形成，而唯有京津冀的合作还在不断摸索。
早在1986年国家领导人已经提出过环渤海区域合作问题，京津冀区域经济概念也随之提出，但是“京津冀一体化”始终停滞在“设想”的层面，从2004年开始经过近十年的时间发展，作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才被提升到一定的高度。
2011年河北省提出打造“环首都绿色经济圈”，重点发展环首都13个县市，做好北京产业转移和经济外溢服务功能，北京提出打造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并写入国家“十二五”规划里，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推进河北沿海地区发展战略成熟。
从经济发展动力看，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已经成熟并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从长三角、珠三角的经济特征看，主要还是发展外向型经济，而当前我国出口呈现下台阶增长走势，国家正努力地打造内生增长动力，以内循环代替外循环的经济发展模式。
因此，在依赖内生动力促进经济增长条件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极尤其重要。在当前我国经济转型由数量向质量的发展过程中，从更大区域上进行协同发展和优化资源配置则能有效促进经济转型路径的实现。国家发展战略就是要将京津冀打造为中国经济第三极，实现内生性经济增长。
发展城市群是未来京津冀一体化的必然选择，虽然京津冀也有城市群，但和长三角、珠三角的城市发达程度仍有一段差距，京津冀除了大城市都是并不发达的村镇，长三角和珠三角则不但有核心大城市，还有很多平衡发展的中小城市。
从经济总量上来看，长三角都市圈16个城市2012年GDP总量为90113亿元，占全国的17.35%； 珠三角都市圈9个城市2012年GDP总量为47769亿元，占全国的9.20%；京津冀都市圈13个城市2012年的GDP总量为51722亿元，占全国的9.96%。三个区域加起来，GDP总量达到19万亿，占全国GDP总量的36.5%。比较长三角和珠三角，京津冀都市圈的经济整体上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总量上看，京津冀的经济体量要超过珠三角，因为珠三角城市数据较小，而如果算城均GDP，则长三角城均GDP为5632亿元、珠三角为5308亿元、京津冀目前为3979亿元，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均GDP的71%和75%。此外，从人均GDP来看，目前长三角都市圈高过京津冀城市，目前河北人均GDP为39144元，为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的42%、39%、43%、37%，而长三角内部相对均衡，人均GDP最低的浙江省，也占到上海的83%，为河北的1.7倍。
从京津冀发展的现状看，该区域群有着很大的后发优势，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后续在总量上和分布均衡性上都有较大提升空间，成为国内经济增长第三极空间巨大。
1.3 现实问题倒逼一体化发展
京津冀一体化的核心是要解决三地的现实问题。北京、天津作为特大型城市，大城市病、空气污染等问题严峻，解决这些问题是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关键。
京津冀地区煤炭、石油等资源品消费都处于较高水平，河北地区的钢铁、水泥等重工业行业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化解这些产能的压力很大。
京津冀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与我国过去的发展模式休戚相关，同时也与财税体制和行政体制相关，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可以对这些体制和机制改革进行新的探索，缓解发展矛盾。
京津冀逐渐暴露出雾霾、交通严重拥堵、房价高涨、基础设施配套不足、抗灾的能力低下等矛盾突出问题。
以上海、江苏和浙江为例，这三大区域在空间上充分发挥了互补作用，长三角的整体发展水平相差不大；珠港澳和珠三角之间的互补作用也相当显著，发展水平逐渐接近。
北京作为首都的各项功能过度集中，区域间市场化程度很低，资源几乎都是以权力配置方式进行。如果能够从空间格局上重新配置资源，发挥天津和河北的空间调节作用，北京的压力可以大大缓解，还能够起到经济联动发展效应。
此外，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还涉及到国家战略安全问题，恐怖主义袭击、群体性事件以及公务卫生安全等等，是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必须要解决的难题。在安全受到威胁时，应有效疏散风险，以保障社会安全、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
1.4 领导人推动新型城镇化模式
京津冀一体化相关工作在2005年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曾布置过，但是一直没有落实和执行。本届政府要完成十八大所提出的GDP翻一番的宏伟目标，而新型城镇稳步推进则对这一目标的实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前，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线路并不明确，经历了一年多的争论后，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的时候，同时召开了城镇化工作会议，最终确定新型城镇化以大中小协调发展为根本，以发展小城镇为主的方式推进新型城镇化路线。
新型城镇化规划中约束性指标包括了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绿色智能等多个方面，这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当前我国最成熟的城市群主要当属长三角和珠三角，它们都是以大城市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在上世纪末就已经是较为成熟的形态。过去城镇化建设都是将资源、产业以及人口向大城市，带来了诸如我们前文所说的一系列问题，因此，这一发展方式在新时期要取得转变。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战略提出后，未来新型城镇化发展将着力控制大城市发展，提升其质量和效益，而加快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因此，这次习主席要亲自推动京津冀一体化，主要是将其放在新型城镇化框架内进行的，建成后可以在我国其他半成熟的城市群进行复制和推广。
2. 京津冀能否协同发展
京津冀三大省市之间既有着共性，同时也有着各自的特性。共性是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平台，是协同发展的基础；特性则是相互互补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协同发展的前提。
2.1 京津冀间的共性和特性
京津冀城市群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两市一省，包括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等共13个城市，总地域面积21.64万平方公里，2012年总人口 10770万人，人口密度498人/平方公里。京津冀本属同源，有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共性，是京津冀能够一体化发展的基础。
（1）自然条件相近。前文提到京津冀原来都是属于“大河北”，由于历史原因，分成了三块，京津冀三个地区具有相同的自然条件，其承载力也近似相同。
（2）产业同质性。虽然北京旅游资源丰富，第三产业发展不错，但是仍有很多工业支持，尤其是我国区县发展采取竞争模式，政府政绩考核更是加剧了工业大发展的现状。天津和河北工业发展规模巨大，尤其在重工业方面，河北和天津同质化发展较为显著。
（3）一体化竞争合作。由我国行政体制决定的原因，对于北京、天津以及河北来说，其一体化的竞争发展要大于它们之间的合作。北京在行政体制上有着政策优势；天津有着较好的工业基础，滨海新区有着相应的政策支持；河北在这方面相对处于劣势。
此外，京津冀各地区也有着自己的特性，为一体化协同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1）行政等级和资源优势分化。北京和天津都是直辖市，河北为省级，其下属的县市在话语权上处于从属地位。由于行政等级的差别，带来了资源分配上的不同。作为首都的北京有很强的政治资源和以此为工具进行资源调动的能力；天津滨海新区有着国家特殊发展政策；河北在京南有着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省内民营企业也相对发展较快。
（2）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不同。从工业化发展阶段看，北京已经进入了后城市化阶段，进入以服务业发展为主的时期；天津为工业化的中后期，河北为工业化的中前期，两者都处在工业化之中，产业上有一定的趋同，但天津工业化基础好，层次也较河北高。不同的工业发展阶段为区域内产业转移承接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同时也带来了协调困难，需要有强有力的政策推动。
（3）城市带动和辐射不强。北京服务业具有较强的就地属性，主要带动北京城区内发展，对周边城市带动较小；天津主导的工业主要辐射带动天津市辖区，但对河北相关产业转移的步伐加快；河北工业发展中有待质量的提升，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4）公共服务差别化较大。作为首都的北京集中了重要的教育、医疗等资源，吸引着大量的人才；天津和河北则要相对弱一些，人才优势要比北京弱。
2.2 京津冀城市群存在的问题
由于京津冀存在着不同的特性，不同的利益诉求使得京津冀三地有着不同的目标，其相互合作关系并没有建立起来，在发展过程中也没有出现合力，城市群应该有的带动作用不显著。
1、现有城市圈间的紧密关系并没有建立起来
就当前的京津冀城市群看，包括了北京城市圈、天津城市圈和唐山城市圈，但三者之间缺乏紧密联系，不能形成互联互动的城市群。
北京发展总是以自己为中心，要求津冀为自己提供方便和服务，在产业转移、水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方面也是如此；天津凭借北方经济中心、滨海新区特殊政策和龙头大港地位，也热衷于自身发展；处于相对弱势的河北则期望通过与京津合作带动自己发展，所以对区域一体化是最热心；但是整体上的城市圈紧密关系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京津冀原本处于一个共同的地理环境中，但河北与京津并不能获得同等的发展机遇，不公平竞争导致区域经济畸形发展，影响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区域经济宏观效益整体水平的发挥。
产业结构的趋同使京津冀经济圈内无法形成合理充分的产业链条。京津作为中心城市，对地域经济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不强，三地产业联系不够紧密，缺乏区域内强大产业链，没有形成密切分工协作关系。北京、天津的独特辐射力还没得到充分发挥。
较强的行政区划意识，使得跨行政区进行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机制尚没有形成；区域内产业结构雷同，没有形成具有层次结构的产业集聚；国有经济在京津冀城市群中比重较大，私营和民营经济的成长相对长三角和珠三角要弱得多。
2、龙头带动作用不强，没有形成合力
由于缺乏利用市场机制推进区域合作的意识，京津冀城市群间的竞争大于合作，过多习惯于政府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京津冀城市群内生产建设重复布局，产业结构趋同，发展过于同质化。
以钢铁和化工两大产业为例，天津和河北就都将这两个产业当作自己的支柱产业来扶持发展，产能已经明显过剩，但还争着上项目，没有考虑分工协作，以及各自的资源和配套优势所在。
受传统计划体制和行政区划影响，各地长期实行行政垄断、贸易保护、市场分割、自成体系的封闭政策，各省市在发展战略和思路上各自为政，缺少协调和沟通，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隔阂。
三方各自为政，资源不能共享，造成京津冀城市群区域内水资源分配及利用、综合交通路网规划建设、电煤等能源布局及分配等方面引发的各类矛盾比较突出。由于经济同构、互补性差，加剧了资源的过度集聚，没有将北京首都优势、天津港口优势和河北资源优势与区位优势得到协同发挥，未能形成区域整体的竞争优势。
以行政区域为界的产业竞争已经不能适应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以产业集聚为支撑的区域联动和大城市群才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心。长三角和珠三角中的各大城市都在努力寻找区域间的合作路径和空间，用合作去替代恶性竞争，加速区域经济的优化和提升，以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模式。这也是未来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所要走的道路。
3、缺乏有效政府参与和导向，区域发展差距大
由于政府缺乏有效参与和导向，没有协调统一区域发展规划，京津冀区际分工体系不合理和运行机制不完善，导致市场分割、贸易摩擦和恶性竞争时有发生。
目前，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仍然限制在行政区范围内，政府之间缺乏区域层面的审视，区际协调沟通组织和机制缺失，使区域经济组织与区际经济活动始终处于无序、混乱和松散的状态。特别是区域经济在不受中央或区域协调组织宏观规划与统筹布局的控制下，区域内劳动地域分工规律、整体效益规律和协调发展规律很难对区域经济产生有益影响。
强烈的京津集聚效应和较差的京津辐射效应，使得河北的优势资源不断向京津聚集，空吸现象使得京津周边地区发展相对缓慢，产生了当前的“环京津贫困带”，造成巨大的区域发展不均衡。
区域发展不均衡，差距过大可能使京津失去经济腹地，形成“孤岛型”中心城市。若没有经济腹地的物质和资源支持，京津的辐射带动能力就非常有限，使河北无法分享京津的发展成果，也就很难承接京津两地的产业转移，不利于区域协同发展。
2.3 京津冀一体化能带来什么
京津冀是能够协同发展的，当现有的一些问题妥善解决后，将会成为京津冀发展的推动力。京津冀在经济发展上各有所长，互补性很强。北京拥有知识经济、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等优势；天津拥有加工制造业和海运等优势；河北则拥有重化工业、钢铁产业和资源等优势。强化京津冀更深层次的合作，将更有利于三方合理分工、优势互补，提升区域的整体竞争力。
1、增强城市群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城市发展
从产业结构方面看，北京经济资源聚集阶段即将结束，已经达到后工业化时代，正进入开始向外扩散辐射阶段；天津还处于聚集阶段，处于工业化后期；河北省还处于工业化中期，传统产业比重大。京津冀不同的产业发展阶段可以促进紧密合作关系的形成。
三个区域可以根据各个省市的资源禀赋打造协同的、可以分梯队的产业层级，在产业空间布局和产业链衔接方面加强协作，逐步形成产业合作紧密，分工明确，跨区域的产业集群。
京津冀的发展河北将受益最大，但是由于京津冀内外多边区域接壤，进而还会辐射带动毗邻的山西、山东、安徽、内蒙古以及东三省，泛华北地带整体竞争力大幅提升，西北落后地区在经济发展中利用京津两大城市产业转移的外溢效应也会获得相关利益。
此外，“一带一路”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很多共性。首先，都是由习主席直接提出并大力推动的国家战略，非等同于普遍意义的区域发展；其次，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主旨，都是站在国家安全的高度上统筹规划；第三，协同与优化是主要方式，目的是要通过深化改革打破区域边界，优化社会结构；第四，都有一个亟需破题的地区。京津冀看河北，丝绸之路看新疆。因此，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有着极高的战略地位，国家领导人欲将其打造为可复制的“样板模式”。
2、促进产业承接转移，优化产业结构发展
在产业转移方面，由于三地区发展不均衡，有足够的空间将产业在三大区域间转移调整。北京在增强其政治中心、国际交流中心、文化旅游中心等首都功能条件下，将非首都功能如科研中心、制造业、工业等产业转移出去，以缓解人口增长过快、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三大难题。天津制造业的产业链条向周边的河北地区延伸，让河北承接天津重化工业，发挥其产业优势。
随着北京和天津城市功能的转变，向周边地区疏解经济功能，能够帮助河北从北京附属的地位中解脱出。
河北在承接京津两大城市产业转移时，可根据自身的产业布局吸收优先发展的产业群；将落后的、淘汰的中低端产业逐级安排到三线、四线城市和开发区。加快环首都13个县市重点发展旅游、休闲，养老和海滨城市的建设。
对围绕京津两大城市的周边的小城市群体，完善轨道交通和配套服务功能，打造两小时经济圈生活，打造一城工作、一城生活的同城化时代。
3、实现国家发展战略，打造中国经济第三极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区域与城市群规划的重要一环，已经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其目的就是打造中国经济第三极。
一方面，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区快速发展，外商在这两大区域的土地、劳动力、基础设施等的投资成本在逐步提高，外资北移以及地区间产业转移的势头正逐渐加快，国家对于京津冀这一区域发展“第三极”的重视与日俱增。京津冀作为北方经济版图的核心区域，在国家区域规划中占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完全可以承担经济第三极的重任。
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得城市对周边区域的拉动作用日益突出，大城市群的格局逐渐形成，并将成为未来带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其中，由于京津冀城市群的特殊区位、经济实力、科研潜力，京津冀城市群作为我国首都城市群，其内部的协同、合理发展至关重要。
从国际经验看，首都城市群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华盛顿首都城市群、渥太华首都城市群为代表的单一功能型，它们以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为目标，重点建设成为功能单一的政治型、文化服务型城市；另一种是东京城市群、伦敦城市群为代表的多功能首都城市群，它们以政治、经济、文化多功能中心城市为目标，着力建设成为综合型或“全能型”大都市。
我国首都城市群发展模式既不同于单功能首都城市群发展模式，也不同于多功能首都城市群发展模式。本世纪之前，北京的发展轨迹类似于多功能首都城市发展模式；但进入新世纪以后，北京开始从多功能首都城市向单功能首都城市转变，即不再承担经济中心的功能，而只是政治和文化中心。
习近平主席对首都发展做了长远的战略性和全局性规划，明确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这就使得我国首都城市群发展模式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即由多功能模式向单功能模式过渡。这就必然要求对中心城市尤其是京津间关系、中等城市间关系、中心城市与周边中等城市间关系进行重点功能定位、城市间分工协作及其机制构建进行重新规划。
4、明确京津冀各自功能定位，促进三足鼎立均衡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三方转型发展的迫切需求，长期以来，京津冀虽然就相互协作发展初步达成了共识，但由于地区间定位不明确，三方利益关系尚未理顺，协作机制尚不完善，协同发展的力度不够。
对北京来说，其首都城市的特殊地位、城市规模的日益庞大以及交通、环境等沉重压力使其不堪重负，因此，由过去的多功能型首都城市向单一功能的首都城市转变势在必行。这一转变必然使其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这就对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的分工与协作产生影响，要求京津冀区域进行合理规划、协同发展、密切合作。
对天津来说，虽然早在2006年国务院就在天津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明确了其作为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京津间的城市功能转换步履缓慢，两市在金融中心与“总部经济”城市定位、现代制造业乃至科技研发等领域多有重叠，天津作为北方经济中心的作用还未完全发挥出来。同时，随着两市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规模日益扩大，其基础设施、环境等方面的压力逐步增大，城市功能和定位亟须转变，产业结构亟待转型，对周边地区寻求支持、协作的需求也日益迫切。
对河北来说，由于省内尚缺乏集聚能力和扩散能力强的大城市，尤其是缺乏跨省、跨地区的经济中心大城市，生产要素聚集程度不高，特别是尚未形成对经济有较大拉动力的城市集群。河北一直作为北京和天津的从属省份，应该经济做好京津两地的相关产业承接转移工作，发挥自身产业优势，打造产业集群，依靠产业链中的合理分工实现与京津的密切协作。
3. 京津冀功能定位和发展路径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经历了高速增长阶段，未来将进入中低速发展，京津冀作为重要的增长极被寄予厚望，其发展路径和发展方向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3.1 京津冀城市群一体化定位
合理定位京津冀城市群，可以让三地协同互动发展，形成最大的合力。北京已经成为了区域的中枢，给予天津更多的是信息支持，河北则为天津实现自身提升的坚实基础，尤其在传统产业的基础制造业方面，部分承担天津产业职能的能力。
1、北京和天津的关系
计划经济时期，北京率先走上工业化道路，成为一个重工业主导的城市，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北京工业化的成熟，北京率先转型进入后城市化时期，大力发展服务业。改革开放初期，天津依托天津港，发展港工联动经济，工业发展的比较优势逐渐突显出来。此时，天津与北京有着较为严重的产业同质化。
1982年北京开始向服务业主导的城市迈进，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北京在金融、商务、科技、行政、管理、教育、文化等多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促使北京成为了总部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而总部经济集聚又不断强化信息集聚，双向效应不断强化，又确立了北京的信息集聚中心地位。
北京国际化战略下的成功转型，使得天津和北京的关系又恢复到一个理想的格局，由过去“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向未来的“经济中心+信息中心”转变。这样的分工使得北京成为了天津发展重要外部依托。当北京第二产业外移以后，信息和服务外移将呈现加速趋势，当这些外移点找到结合点之后，就会催生区域新的增长点。而不断发展的天津恰恰可以为两者的结合提供较好的平台。
2、天津和河北的关系
与天津相比，河北与其产业上有一定的同质性，同时发展也相对滞后，整体上河北工业的发展的质量低于天津，形成所谓的“环北京贫困带”。河北发展滞后使其缺乏承接北京和天津辐射的能力，区域的产业分工和联系远远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这种状况制约着京津冀整体协同效应的发挥，影响了京津冀城市群整体辐射带动能力的提升。
但是，河北提出打造沿海经济强省的战略目标，发展格局由原来的“一线两厢”的平衡发展转向打造沿海经济隆起带的沿海优先战略，力图通过港口的发展带动经济增长。这就为河北承接天津和北京的辐射及产业转移提供了巨大空间。
河北战略重点选择在曹妃甸，利用这一渤海湾内湾建港条件最好的位置建设综合性的产业基地。河北加快了港口建设拓展，有利于加强京津冀对更广大中西部地区的服务带动能力，其临港工业发展将使区域产业规模逐渐增强，产业链条逐渐完善。曹妃甸示范区、南堡化工园区、京唐港开发区、黄骅港临港工业园、沧州化工园区等一系列临港产业基地的建设推动着河北经济迅速发展。
3.2 京津冀未来功能定位
1、中国经济发展“主引擎”第三极
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发展下台阶增长背景下，从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战略角度看，经济发展需要发达地区的示范和带动，需要高梯度地区对低梯度地区、对全国经济带的扩散辐射。
在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国家进行宏观调节时，发达地区对全国经济增长的积极带动效用更加显著。发达地区对全国经济增长极的扩散与带动效用，取决于增长极地区的经济能级和能量，经济能级越高，能量越强，对周边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的带动力越强，对全国经济和社会的贡献越大。
因此，必须进一步提高京津冀城市群的经济能级，京津冀城市群在我国区域经济版图北部，客观上已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引擎”之一，拉动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区域战略结构。而国家将京津冀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其目标就是将其打造为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极。
2、中国知识经济与高新技术创新基地
科技是京津冀城市群拥有的突出的功能，即在知识创新上，京津冀城市群具有明显的优势。
京津冀城市群大学和科研院所聚集，是主要的创新源，未来将成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核心区域，可以将这些资源整合起来，进一步提升京津冀的综合创新能力，形成中国自主创新高地。通过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以及以此为契机的传统产业升级和高新产业的迅速发展，推动三次经济结构调整向更高的水平发展。
3、打造国际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
国家对北京、天津的城市定位和京津冀城市群建设“世界城市”的功能需要，京津冀城市群机场体系发展的总体目标确定为，在2020年之前，依托首都机场和天津滨海机场，使京津冀城市群发展成为东北亚地区航空枢纽；在2030年内，以首都机场一滨海机场一规划的北京第二机场为核心，以连接三个机场之间的高速铁路为纽带，在京津冀城市群建成“三点一线”点轴模式的京津冀城市群机场体系，最终将发展成为亚太地区的复合型航空枢纽。
京津冀城市群的港口除了有天津港、秦皇岛港两个亿吨大港，还有京唐港、黄骅港和正准备开发建设的曹妃甸深水码头。未来将依托这些港口，建设成世界一流港口群，依托广大的内陆腹地和京津冀特大城市群，实施多港区布局、海陆双向拓展，建设自由贸易港区，最终建成国际贸易主枢纽港和国际客运码头。
利用京津冀城市群尤其是北京和天津的海、陆、空综合运输优势，依托首都国际机场、天津港以及发达的高速公路铁路网构建国际交通枢纽，打造现代国际物流中心，加快构建现代化的高速交通网络，打造国际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
4、全球重要的加工制造业基地
在全球化进程中，产业集聚是必然趋势，京津冀城市群己经成为海外资本尤其是日韩资本进入中国大陆的首选目的地之一，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加工制造业基地之一，重点突出现代制造和研发转化基地的功能。
制造业在今后国际经济中特别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仍将发挥支撑作用，因此，中国需要有制造业的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制造业基地。这种基地，规模要大，产值要高，在经济总量中占有较大份额，而且更在于其整体水平较高，只有高端制造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才能发挥带动和领先作用，在中国产业结构优化中，才有促进优化的功能，才能有利于把握我国工业和经济的主动性，增强民族工业竞争力。
从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看，制造业是能够得以加强聚集的。
一方面得益于传统的工业基础，北京不仅是全国的政治文化和国际交往中心，产业基础也比较雄厚，高新产业和商业服务比较发达；天津是中国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加工工业历史悠久，门类齐全；河北环京津地区的主要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也比较高，唐山、秦皇岛、沧州、保定和廊坊有着很好的工业基础和资源优势，是京津工业转移的重点地域，主要以发展重工业、加工工业及部分轻型工业为主。
另一方面，得益于优越的地理区位，给大规模的海运提供方便的条件；以京津为中心的京津冀城市群有着发展制造业的综合优势环境；较好的教育科研基础和普遍较高的劳动力素质；京津冀城市群自身的强大市场和广大市场腹地等等，由于这些重要因素，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的发展将会有更大的潜力和良好的前景。京津冀地区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之一，但现代化水平还有待提升。
3.3 京津冀空间发展路径
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主要特征的新的空间发展格局，正在演变成为中国经济格局的最大特征。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将以获得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中更大的国际竞争优势为己任，成为加快中国北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
1、加强区域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京津冀作为一个城市群内的各要素间的联系密切，相互作用强烈，因此，京津冀城市群发展战略必须突破传统观念上封闭的行政区界限的束缚，制定一体化的发展规划，将不同的城市等级、不同的行政主体以及不同的功能区域组织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复合体，着眼于区域整体利益的维护和实现，促进区域整体协调发展。
目前京津冀城市群海域的合作、航空港的合作、铁道交通的合作，都要通过区域规划来协调解决。而机场问题、有轨快速交通问题、港口问题，都不是一个城市能独立解决的，只有区域协作才能完成。
2、建立职能分工明确、规模合理的城镇体系
作为两个特大城市的北京、天津与环京津地区的城镇协调发展，在地域上逐步形成一个功能互补的城镇群体，改变各自为政的分散状态。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应形成以京津为核心，以京津大都市轴为增长极，四个港口(天津、秦皇岛、京唐、黄弊)为主要出海口，两条城市带(京保、京唐秦)为骨架，一条沿海产业带为增长点，大中小城镇相结合，多层次，开放型城镇体系。
结合核心城市职能和空间的疏解，积极促进京津周边区位与基础较好、有发展潜力的小城镇向中小城市过渡；有选择地将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具备条件的中小城市，进一步进行规划建设，力求完善，把功能单一的中小城市发展成为综合性城市。
引导城市发展具有互相匹配的规模，建立职能分工明确、规模合理的多中心、多层次城镇体系。京津冀作为大都市区发展，其中大都市区的核心城市区是京津大都市，总人口规模可以发展到3000万左右；区域中心城市区是石家庄、唐山和邯郸大都市，人口规模都可以发展到200万以上；地区中心城市区包括保定、秦皇岛、廊坊、沧州、张家口等，人口规模可以发展到100万左右。
3、构建交通枢纽和一体化综合交通网络
利用京津冀尤其是北京和天津的海、陆、空综合运输优势，依托首都国际机场、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天津港、京唐港、黄弊港以及发达的高速公路铁路网构建国际交通枢纽，打造现代国际物流中心，加快构建现代化的高速交通网络，包括高速铁路和城际铁路网络、高速公路网络及航空运输网络，逐步提高京津冀城市群在我国乃至世界的中心地位和辐射功能。
京津冀要建设综合交通网络，引导区域开发过程和改善空间结构，为区域内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小城镇在空间上进一步集中创造条件。交通枢纽和节点地区将成为区域发展的重点地区，将京津冀打造成为联系南北方、沟通东西部的综合交通枢纽。
4. 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蕴含的投资机会
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离不开区域间的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及新兴战略产业的承接转移；在加快落实新型城镇化规划、大力发展中西部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京津冀的推进带来了众多投资机会。
4.1 京津冀重点产业及其承接转移
京津冀已经形成了梯队产业发展模式，北京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着力发展文化、旅游、行政管理、商业服务业等；天津作为港口城市，主要发展对外贸易、物资交流、制造业、工业产品加工产业等；河北地区则以农业、重工业和制造业为主。
京津冀不同特性和共性为其相互间的产业转移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发展空间，北京作为知识创新区域可以输出产业、技术、研发；天津作为生产制造区域对北京提供工业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对河北提供相应的技术和产业；河北作为加工资源区域，向北京和天津提供资源、劳动力和初级产品、农副产品等。
1、北京产业发展和承接转移
北京第二产业以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为主导，第三产业则以金融、保险、商贸、物流和创意文化产业为主体。因此，北京未来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巩固其全国研发中心、营销管理中心和产业信息中心的地位；同时，保持在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领域的引资力度，促进金融、商贸、科技研发等高端服务业的发展。
2、天津产业发展和承接转移
天津工业基础较好，制造业发达，电子信息、生物技术与现代医药、装备制造、汽车制造、新能源及环保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为其主要发展方向。此外，天津作为北方的经济中心，商贸中心和航运中心，在第三产业方面要积极发展现代商贸、金融保险、现代物流和中介服务等现代服务业。
3、河北产业发展和承接转移
河北经济发展水平不及京津，现代制造业不发达，服务业的发展也相对滞后，但农业、一般加工制造业具有一定比较优势。发展现代农业基地、原材料重化工基地，以及作为京津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研发转化及加工制造基地。
河北环绕首都圈的地区承接了产业转移的角色，近年来陆续建成一系列的产业集群集中地，如承德、秦皇岛地区的食品、饮料制造业，廊坊地区的家具业集群，保定、石家庄和沧州地区皮革、纺织、服装业集群，石家庄、邯郸地区的建材业集群等等。
4.2 京津冀一体化中的投资机会
我们认为，京津冀国家战略的推出必须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区域发展的框架下看，这样才能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达到既能结合短期稳增长和长期促转型、调结构的目的。
在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加速推进下，京津冀的产业分工和承接转移中，铁路轨交、生态环境保护、新能源开发利用、地产、社会保障和养老产业、国有企业改革以及社会服务业将面临新的投资机会。
1、铁路轨交建设
铁路轨交建设对于区域间的重构起到积极的作用，在乡村、城乡、城际和区域经济关系中，它们经历雏形、强化和调整三个逐步提升的过程。当前京津冀的铁路轨交建设处在强化和调整阶段，对于城市和区域间的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移和人口流动起到加强作用，并推动区域间分工合作的一体化发展。
方便快捷的城乡劳动力流动可以有效降低城镇化形成成本，增强已有城镇的竞争力。以武广高速铁路为例，高铁开通后沿线各地政府纷纷推出投资优惠政策吸引外来资金，仅2010年前3个月湖南省就承接了402个区域转移项目，预计为当地带了近5万多个就业机会。铁路不仅缩短了城际间的空间距离，超越了传统地域的限制。
京津冀共建区域交通基础设施步伐加快，三地交通逐步实现全面大对接，区域立体化交通时代已经到来。京津城际铁路、京津高速和京蓟高速，拉近了北京与天津的时空距离。京承高速，国道110、京包高速公路，国道108、111 提级改造，河北省境内张石高速建成，构成北京大外环的密涿、张涿、京化、张承等高速公路抓紧推进，京广高铁建成通车，使北京与河北一体化的条件逐步成熟。
目前河北境内有京广、京山、津浦、石太、石德、京包、京秦、京原等15条铁路干线。河北省还将着力推进高速铁路、城际铁路、疏港铁路和重要货运专线通道铁路建设，规划将重点构建环绕省会石家庄、京津和环渤海区域，连通河北主要城市的京津冀城际轨道交通网，以及连通周边省会城市的快速客运铁路网。到“十二五末”，预计将实现所有区市通高速铁路，形成以省会石家庄为中心的“两小时交通圈”和环北京的“一小时交通圈”。
在京津冀范围内，京津城际铁路开通后，沿线11个城区中有多个城区的政府部门出台和调整了各地的城市发展规划。“十二五”规划中城际快速客运网建设成为重点，在铁路运输引导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阶段，这将助力区域城镇化的发展。
2、生态环境保护
雾霾、水资源污染等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大部分地区，对京津冀来讲，其污染尤为严重，京津冀区域内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当务之急。
未来随着考核评价机制的改变、市场化的交易方式的开展等多项生态文明制度的落实，京津冀区域对生态文明的建设将会进一步加强。
与几个重点城市相比，京津冀的空气质量要明显差于珠三角、长三角甚至西部地区，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京津冀区域内部经济依赖重工业发展，天津和河北的重化工业同质发展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此外，对于区域性内部的污染防控能力也较为薄弱。
津冀高排带动京津冀地区空气污染，主要原因是以煤炭消费为主的能源结构和以高耗能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引起的，随着国家国务院颁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未来不仅仅对大气污染进行治理，同时还会加快对水资源、土地污染、海洋污染的治理。
京津冀生态环境保护还必须与优化能源结构相结合，降低化石能源的占比，提高其利用效率，促进新能源的发展和使用。预计加快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时，新能源产业、节能产业、环保产业、循环产业、生态修复产业、生态农业将获得新的投资机会。
3、新能源开发利用
随着气候问题和能源危机的加剧，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将取代化石燃料成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尤其是京津冀以重化工业主要产业的区域更是面临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迫使加大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力度。
未来包括京津冀在内的我国工业城市将全面涉及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生产工艺、国际标准、消费文化、居民意识的社会生产和消费变革。这种变革势必将带来新能源开发利用，发展绿色、低碳科技产业。
京津冀区域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其发展模式也必然要从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粗放型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向低投入、低能耗、低碳低排放、低污染的集约型发展模式转变，京津冀产业低碳化升级就显得尤为重要。
加强和完善区域内部煤炭供应体系，提高区域煤炭安全保障功能；加快电源网络建设和改造，开发区域太阳能、风能等资源，构建以火电为主的、太阳电、风电、核电为补充的区域电力安全保证体系；强化天津、曹妃甸港口石油天然气卸载、储备设施以及跨区域输气输油管道的建设能力，提升区域内石油天然气供应保障能力。
重点加强京津冀三地区在能源保障领域的分工协作，北京市主要负责能源综合利用与高效利用技术、新能源技术与可再生能源利用等领域的研发与示范；天津市重点加强渤海油田和大港油田的勘探开发，加快滨海电源点建设与现有电源点的扩张改造，加快高能耗产业的节能改造；河北省则重点加强区域内部一次能源与二次能源的基地建设，开发太阳能、地热能、风能、核能等新能源，提升区域内天然气输送、煤炭运输、石油进口设备与区域内均衡输送能力。
4、地产、保障房和棚户区改造
北京作为首都对全国人口有着巨大的吸引力，2013年北京人口数量比2000年增加了758万人升至2115万人，年均增加58.3万人。而常住人口中，外来人口是其主要构成部分。
随着京津冀城市群的加快推进，1小时经济圈的打造将大大缩短主要中心城市间的距离。交通便利、产业转移带来新的工作机会、以及相关基础设施配逐渐完善，将带动中心城市周边地区的人口增多，具有行业支持的城镇化建设将带动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增大居民消费，从而改变过去由投资驱动增长的路径。
京津冀一体化将从三个方面影响房地产市场的需求，首先，城镇化率的提升带来的城镇人口增加，目前京津冀城市化率水平仅59%，而长三角、珠三角均超过了67%的。其次，人口从外部迁入：随着京津冀的发展和推进，非本区域人口的进入将会更加频繁，我们预计整体人口的增长率在1.5%左右；最后，居民收入的提升带来的购买力提升和改善性需求的增加。
2014年房地产政策已经在放松，政策最大的变化在于从一刀切转向分类调控和双向调控，预计这一政策仍将延续。国家将着重对刚需住房进行支持，而抑制打击投机性住房，对不同的需求进行调控。
保障房和棚户区改造作为惠及民生的重点工作，一直被政府所重视，今年国家增大了对保障房的投入，2014年保障房计划开工700万套，比去年增加100万套；保障房计划建成480万套，比去年增加10万套；棚户区计划改造370万套，比去年增加66万套。
媒体报道京津冀三地今年新建保障性住房总量将超过2500万平方米，基础投入超过700亿人民币。河北全省全年将开工建设保障房和棚户区改造20万套，所有项目都将在10月底前办齐手续并开工。北京市2014年全年将建设保障性住房7万套，天津则计划全年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800万平方米。未来，随着公租房廉住房的并轨，已经公有产权房的试点推广，仍有望在保障房和棚户区改造上加大力度。
5、社会保障、养老产业
京津冀城市圈的加速推进将推动社会保障事业和养老产业的发展。交通的便利缩短了周边城市与中心城市的距离，人口老龄化以及收入的提高，城市内部的人口可以分散至周边小型城市居住，既可以带动当地增加医疗资源、交通、通信、市政公用等设施建设，解决住房压力问题，同时也能够提升自身的生活质量。
以医疗发展为例，未来北京和天津将共同推进建立两地间的医保关系无障碍转移和就诊保险相认制度，加快网络平台建设，推动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医疗保障的难题。
加快推进养老产业的发展对于培养京津冀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消费热点，促进就业和拉动内需具有重要意义。借鉴美国和日本的养老产业发展模式，我国未来会大力鼓励发展民间养老机构，带动国内养老产业的发展。甚至可以发展新的养老模式，让中心城市比如北京、天津的老人将房屋抵押给保险公司，将所得资金用于在周边小城市租房、消费。
6、国有企业改革
京津冀区域内国有企业众多，自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要提高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后，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积极探索。已有广东、贵州、青海、西藏等地出台了系统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监管工作的政策文件，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箭在弦上”。
对京津冀和全国来讲，只有深化国资改革，破除垄断，才能为民间经济发展腾出空间。同时，在土地财政之后急需寻找新的财源，盘活存量国资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京津冀内国有企业主要存在证券化率水平低，以及企业同质发展现象严重，导致了资源过于分散，导致企业竞争力水平降低。
京津冀的主导产业主要集中在钢铁、化工、采掘、黑色金属、交通运输、交运设备等领域，与地方上市国有企业行业分布类似，主要是一般竞争性的行业。因此，假如要改革，我们会看到京津冀地方政府的改革动作会大于中央。
新一轮京津冀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心将放在促进转型升级，加大淘汰高能耗、高污染、低水平落后产能，提升传统产业中的先进产能比重，将战略性产业做大做强，加快竞争性企业的兼并重组，促进传统产业向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延伸。
改革将以完善产业链和优势互补原则，进行跨区域、跨所有制重组整合，大力推进企业内部资源整合，并发挥证券市场、产权市场的作用，推动上市公司资源整合、改制重组，加快处理低效无效资产，培育主导业务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集团。
7、社会服务业
国家战略主导下的京津冀合作，给了三大区域重新定位，北京、天津的新定位除了向外转出实体生产产业如工业、制造业等，同时会将部分批发物流、医疗、行政以及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校、甚至部分军队机关配套外迁，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将成为产业承接的重点。
河北的城镇化规划也明确提出，河北省保定市将承接首都部分行政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医疗养老等功能疏解；河北省廊坊市将建成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先行区和示范区，这为河北、北京和天津周边地方以生态、智能、休闲、商务为发展方向，发展社会服务业和战略新兴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以通州为例，通州处于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处于桥头堡位置，在其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同时，将同时吸纳、发展“高精尖”产业，对商务办公、会议展览、文化娱乐、商业餐饮等产业有着很大吸引力，这将拓宽并补充了北京中心城功能，驱动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