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新政对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的影响

文：申万宏源宏观 李一民、李慧勇

结论或者投资建议：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开始确立，至今已经有了将近40年的历史。在这期间，中国逐渐从世界经济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并已经从多边贸易体制的接受者、学习者转变为参与者、制定者，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维护者、推动者。根据国际形势和我国国情，我国的对外开放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1979年-2001年是对外开放发展初期，我国以开放促改革，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2001年-2010年是对外开放高速发展期，我国以入世为契机全方位对外开放；2010年-2016年是新一轮对外开放时期，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促使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全面转型时期；2016年至今，以英国公投脱欧与美国特朗普总统上任为标志，对我国的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提出新挑战。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2016年之后的国际形势界定为一个新阶段。原因是一系列变化正在迅速发生，我国对外开放战略正面临着未曾应对过的新形势。由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风险加大等因素，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进程受到挑战。暨2016年6月英国脱欧后，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于2017年1月高呼“美国优先”口号，反全球化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四起，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习近平总书记于同年1月的达沃斯论坛上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特朗普新政将如何影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的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应做出怎样应对？

本文将系统梳理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历程、背景、政策和成就，力求使读者在全面了解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对特朗普新政的出现原因与可能影响有一定把握，进而尝试性地提出应对办法与政策建议。

目录

1我国的新一轮对外开放历程

2“两个适应”、“两个话语权”、“一个优势”

2.1 两个适应

  2.1.1适应全球价值链的深化与重塑

  2.1.2 适应区域贸易的发展趋势与合作

2.2 两个话语权

  2.2.1国际货币体系的话语权

  2.2.2全球治理结构的话语权

2.3一个优势：一带一路

  2.3.1组织层面与外交往来奠定基础

  2.3.2提供配套资金支持推进项目落地

3特朗普会如何影响我国对外开放的格局

3.1是这个时代选择了特朗普总统

  3.1.1发达经济体中产阶级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3.1.2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迎合了广大民众的需求

3.2特朗普的当选及政策对世界局势的影响

  3.2.1经济全球化进程面临更大压力

  3.2.2中国加大对外开放举措面临挑战

  3.2.3特朗普新政下中国应做出的应对策略

正文

1 我国的新一轮对外开放历程

过去近40年，中国充分利用劳动密集型产业跨境转移机遇，以出口为导向，快速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不仅迅速崛起成为世界贸易大国，而且有力地推进了工业化进程。“以开放促改革”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实现腾飞的重要经验。

然而，随着全球化格局的不断发展，我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主要经济体为应对危机而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全球范围内流动性过剩，加剧金融动荡与通货膨胀，金融风险防范日趋重要；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增速回落，转入低速增长期。同时，全球化带来的收益分配不公引发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发达国家力推制造业复兴，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加速，成为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两大新动力；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加速推进，WTO多边贸易体制被日益弱化，区域一体化成为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的重要形式。另一方面，“创新发展”备受重视，新兴产业蓄势待发，争夺产业与技术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全球化红利”的收割越来越依靠知识技术创新；全球能源结构与供求格局也在发生深刻变化。

综上所述，全球经济正处于重大转折点。各国能否加强合作，共同纠正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思想，某种意义上将决定全球经济的未来。为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新趋势，我国必须重新搭建对外战略的框架。

2011年3月，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指出，适应我国对外开放由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完善更加适应发展开放型经济要求的体制机制，有效防范风险，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文件指出，要完善区域开放格局、优化对外贸易结构、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正式进入新阶段。十八大报告指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要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创新开放模式，促进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优势互补，形成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开放区域，培育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高地。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强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发展服务贸易，推动对外贸易平衡发展。提高利用外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推动引资、引技、引智有机结合。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能力。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进行了论述和部署，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着重点、路线图和时间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的新一轮开放的三个重点举措。一是放宽投资准入，包括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扩大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加快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商签投资协定等。二是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包括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此区域开放合作，改革市场准入、海关监管、检验检疫等管理机制等。三是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包括推动内陆贸易、投资、技术创新协调发展，支持内陆城市增开国际客货运航线，加快沿边开放步伐等。

2 “两个适应”、“两个话语权”、“一个优势”

本文中，我们把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点举措，总结为“两个适应”、“两个话语权”、“一个优势”。从这个角度出发，足以看出2010年之后的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与1979年战略的革新点，可以体现出伴随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我国战略及时完成择机调整的生命力。

2.1 两个适应

2.1.1适应全球价值链的深化与重塑

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迅猛发展，推动全球价值链不断深化与重塑，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特征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后的重要驱动力量。一国能否继续从参与全球化中获益，日益取决于能否成功融入全球价值链、能否在全球价值链中某一特定环节占据新的竞争优势。然而，目前我国相关产业总体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尚有较大差距，急需进行产业升级。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基本思路是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利用发达国家经验技术提高自身生产水平，重点投入发展创新，向价值链高端环节延伸。国内企业原有价值链中低端环节的过剩产能应得到输出，在全球市场寻求资源、成本、市场的拓展空间。

首先，全球价值链的核算方式能够准确反映中国在整个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地位，有利于纠正中国一直以来给人以在全球贸易中收益最多的假象。在价值链核算体系方面，美日的研究与统计已经非常成熟，而中国一直未能有效推进，这也影响了联合国贸发会（UNCTAD）、WTO及经合组织（OECD）对全球价值链的统计结果。

2014年11月，中国首次将全球价值链议题引入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合作议程，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促进全球价值链发展战略蓝图》和《亚太经合组织贸易增加值核算战略框架》，决定共同营建有利于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政策环境和核算体系。这是世界上首份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纲领性政策文件，将推动全球价值链从理论概念转化为地区发展战略的进程。《促进亚太地区全球价值链发展战略蓝图》旨在为亚太地区全球价值链发展合作确立政策指南和合作框架，内容包括新贸易投资议题、贸易增加值统计、发展中经济体参与、中小企业发展、服务、投资环境、抵御全球价值链风险、贸易便利化、加强公私合作、开展与国际机构合作等十大支柱领域，涵盖了APEC经贸领域的主要合作议程。该战略蓝图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上首份全球价值链政策纲领性文件，将为APEC全球价值链合作发挥引领和指导作用。《全球价值链中的APEC贸易增加值核算战略框架》旨在通过对亚太地区全球价值链的分析和贸易增加值的核算，更好地揭示亚太地区各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经济表现，从而推动亚太地区贸易投资便利化和供应链互联互通，降低系统性风险，强化亚太地区制造中心地位，增强贸易投资对亚太地区发展的动力。其中，中国将与美国等经济体共同牵头APEC贸易增加值核算工作，对21个经济体的贸易平衡、产业特征、就业状况等进行量化，为下一步促进全球价值链融合的政策出台奠定数据基础。此外，中方还将参与牵头“发展中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加强国际组织等其他相关方联系，促进APEC全球价值链合作”两个支柱领域的工作。

同时，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加快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支撑制造强国建设，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发展动力转换，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2015年5月，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2025》。文件指出，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然大而不强，在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产业结构水平、信息化程度、质量效益等方面差距明显，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任务紧迫而艰巨。放眼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正在重塑。我国必须紧紧抓住这一重大历史机遇，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力争通过三个十年的努力，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把我国建设成为引领世界制造业发展的制造强国。文件提出，我国实现制造强国目标的战略任务和重点是：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强化工业基础能力、加强质量品牌建设、全面推行绿色制造、大力推动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突破发展、深入推进制造业结构调整、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以及提高制造业国际化发展水平，我国实现制造强国目标的战略支撑与保障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完善金融扶持政策、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健全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完善中小微企业政策、进一步扩大制造业对外开放和健全组织实施机制。

同年同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文件提出，近年来，我国装备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产业规模、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地位，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初见成效。当前，全球产业结构加速调整，基础设施建设方兴未艾，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为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文件指出，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是保持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重大举措，有利于促进优势产能对外合作，形成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促进企业不断提升技术、质量和服务水平，增强整体素质和核心竞争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从产品输出向产业输出的提升；是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有利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有利于实施“一带一路”、中非“三网一化”等重大战略；是开展互利合作的重要抓手，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掀起新热潮、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之际，有利于深化我国与有关国家的互利合作，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文件强调，要将与我国装备和产能契合度高、合作愿望强烈、合作条件和基础好的发展中国家作为重点国别，并积极开拓发达国家市场，以点带面，逐步扩展；要将钢铁、有色、建材、铁路、电力、化工、轻纺、汽车、通信、工程机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等作为重点行业，分类实施，有序推进。

2016年11月，商务部、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国际合作提高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指导意见》，文件指出，要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以建设贸易强国为目标，以创新发展为核心，坚持市场导向，加快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支撑制造强国建设，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发展动力转换，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文件强调，要加强国际合作提高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发展方向，包括继续支持企业融入全球分工协作、不断提高我国出口增加值、主动打造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要加强全球价值链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包括加强全球价值链贸易增加值核算的国际合作、积极开展全球价值链领域的国际政策交流、利用多双边平台推进基于全球价值链合作的规则制定；要通过深化全球价值链合作提高资源配置能力，包括进口与出口相结合、吸纳全球优质要素资源，制造与服务相结合、提升国内增加值贡献度，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主动构筑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与创新链结合、倡导开放式创新路径；要提高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政策框架，继续完善产业基金支持政策、财税政策、人才政策、贸易投资便利化政策、金融政策、创新政策和其他政策，要加强配套措施保障，包括探索建立有利于推动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评价体系、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推进本区域价值链升级、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提高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搭建公共服务平台。

最后，国际产能合作是中国国内产业的整体输出，是与价值链理论密切相关的实践过程，是国内产业输出需求与东道国当地输入需求的对接。发改委外资司司长顾大伟说：“以前，中国经济向外走，主要靠贸易，也就是产品输出。现在，要搞产能合作，是产业的输出，是能力输出。不再是简单地把产品出口到国外，而是把相关产业整体输出到不同的国家去，帮助这些国家建立更加完整的工业体系、制造能力。”

“国际产能合作”将实现中国部分行业产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优化配置，产能的优化配置实现了产业价值链与企业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整合。同时，“国际产能合作”实现了全球价值链中各个环节之间的优势互补，产能输出体现了价值链理论下对国内产业价值链环节优化升级的要求。通过国际产能合作，中国与发达工业国家积极进行合作交流，学习先进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从而实现企业生产管理流程与产品质量的提升，从价值链的角度实现了流程升级与产品升级。通过国际产能合作，中国将国内富余产能进行全球配置，国内着力发展研发设计等价值链高端环节，实现了制造业价值链的功能升级。同时，国内产业也将逐步整体向高端技术密集型产业进行转型，国内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体现了价值链视角下的链条升级。

2.1.2 适应区域贸易的发展趋势与合作

全球区域贸易区发展势头迅猛，越来越多的国家将自贸区提到与多边贸易同等重要甚至更加优先的地位。为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我国提出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自贸区建设有利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开始研究《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影响及对策》课题。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日益明显，欧共体、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性集团纷纷涌现，这一发展态势并非偶然，而是世界局势缓和以及冷战结束后经济矛盾突出、竞争加剧的体现，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阶段。区域经济一体化一般是从建立自由贸易区开始，通过逐步取消区内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促进区内商品贸易自由化，然后向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等更高阶段发展。研究还发现，自贸区具有“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区内成员均可从中不同程度受益，而非成员国的产品竞争力遭到削弱。

1999年，时任总理朱镕基在马尼拉召开的第三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出，中国愿加强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联系，这一提议得到东盟国家的积极回应。2002年11月，朱镕基和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是中国的第一个自贸区工程。随着自由贸易区建设与商谈工作的逐步展开，我国积累了不少经验，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如全球布局、重点选择、开放承受能力和步骤、领域选择、队伍建设等。这些问题难以依靠个例解决，因此国家有必要制定战略规划，从长计议。这也是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加强多领域合作、协调好对外开放与国民经济发展关系的需要。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提出，要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大会将自由贸易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大会指出，要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能力。

2013年9月，国务院发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在上海展开金融服务、航运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社会服务领域的自贸区试点，提出上海自贸区的主要任务和措施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扩大投资领域的开放、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深化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完善法制领域的制度保障，强调营造相应的监管和税收制度环境。

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对于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意义重大。第一，它有助于我国突破美国主导规则制定的限制，有效应对国际区域一体化发展；有助于我国从根本上改变“以出口带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模式，实现国家整体转型发展。第二，上海自贸区可以为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探路。上海自贸区将通过构建新全球价值链和庞大的内需市场，推动我国经济升级，创造第二波“全球化红利”；它还将通过服务业等领域的市场何方和投资身体体制改革，倒逼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体制改革。第三，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具有重要的风向标意义，对我国经济的意义堪比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将成为我国新一轮开放的前沿阵地。2014年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批准设立广东、天津、福建第二批自贸区试点，四大自贸区的建设各有侧重点。

2015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外贸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引进来”、“走出去”正面临新的发展形势。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我国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客观要求，是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然选择。意见强调，要加快构建周边自由贸易区、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沿线自由贸易区、逐步形成全球自由贸易区网络，要提高货物贸易开放水平、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放宽投资准入、推进规则谈判、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推进规制合作、推动自然人移动便利化、加强经济技术合作，要继续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完善外商投资法律法规、完善事中事后监管的基础性制度、继续做好贸易救济工作、研究建立贸易调整援助机制，要完善自由贸易区谈判第三方评估制度、加强已生效自由贸易协定实施工作、加强对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人才支持。

2016年8月，国务院决定在辽宁省、河南省、湖北省、浙江省、重庆市、四川省、陕西省新设立自贸试验区。新设的7个自贸试验区，将继续依托现有经国务院批准的新区、园区，继续紧扣制度创新这一核心，进一步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在更广领域、更大范围形成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的试点格局，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截至目前，我国已与2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4个自贸协定。这14个协定分别是中国与东盟（“10+1”升级版）、新西兰、新加坡、巴基斯坦、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冰岛、瑞士、韩国和澳大利亚的自贸协定，内地与香港、澳门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以及大陆与台湾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此外，正在谈判进程中的自贸区有5个，涉及23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国-海湾合作委员会自贸区、中国-挪威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中国-斯里兰卡自贸区、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区第二阶段、中国-马尔代夫、中国-格鲁吉亚、中国-以色列、中国-挪威；正在研究阶段的自贸协定有6个，分别涉及印度、哥伦比亚、摩尔多瓦、斐济、尼泊尔、毛里求斯。此外，2001年5月，我国正式加入优惠贸易安排《曼谷协定》（现《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发展中成员国关于贸易谈判的第一协定》，简称《亚太贸易协定》），该协定已经举行了四轮关税减让谈判，有力推动了亚太经发展中成员国之间经贸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

2.2 两个话语权

2.2.1国际货币体系的话语权

现有的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给全球经济带来了诸多不稳定因素，会制约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中，我国努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争夺国际货币话语权，这有利于保持汇率稳定、防止国际收支危机，从而维护金融稳定、促进对外贸易和投资，促进新兴经济体的共同发展。

据环球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的最新统计分析报告，2016年，人民币支付额在国际支付中排名第六，跨境清算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和多个离岸人民币清算中心等新增的金融基础设施将继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第一，不断提升在世界银行和IMF的地位。我国在世界银行（WB）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两大全球性金融组织中的地位日渐提升。2008年2月至2012年6月，我国经济学家林毅夫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2011年7月至2016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担任IMF副总裁。2010年4月，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通过了新一阶段投票权改革方案，新兴经济体投票权得到提升，中国的投票权从2.77%提高到4.42%，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2016年1月，IMF发布《董事会改革修正案》，新兴经济体投票权得到提升，中国的投票权从原来的第六位上升到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2009年，中国先后加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和金融稳定理事会，并在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制定和推进国内金融监管改革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维护了我国的核心利益。

第二，积极推动跨境贸易与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2008年7月，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新设立汇率司，其职能包括“根据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

2011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和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地区的通知》。2013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简化跨境人民币业务流程和完善有关政策的通知》。2015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业务暂行规则》。同时，央行推动成立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上海）有限责任公司，负责独立运营CIPS。截至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同30多个国家的央行签订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包括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冰岛、新西兰、乌兹别克斯坦（已失效）、哈萨克斯坦、韩国、中国香港、泰国、巴基斯坦、阿联酋、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土耳其、蒙古国、澳大利亚、乌克兰、新加坡、巴西（已失效）、英国、匈牙利、阿尔巴尼亚、欧洲央行、瑞士、斯里兰卡、俄罗斯、卡塔尔、加拿大、苏里南、亚美尼亚、南非、智利、塔吉克斯坦、摩洛哥、塞尔维亚等，总金额超过三万亿元人民币。

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使人民币国际化实现贸易层面和资本层面一起走，我国积极推动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将相互配合、互为促进，从而逐步提高人民币资金在海外的循环使用量。

2011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明确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地区的银行和企业可开展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2015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发生7.23万亿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发生2.32万亿元。

我国还在逐步布局离岸人民币清算中心。中国人民银行已先后在港澳台地区、新加坡、伦敦、法兰克福、首尔、巴黎、卢森堡、悉尼、多伦多、多哈建立了人民币清算中心。

第三，拓宽人民币在国际投融资体系中的作用。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在G20伦敦峰会召开前夕发表文章《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倡议将IMF的特别提款权(SDR)发展为超主权储备货币，并表示，人民币加入SDR一篮子货币还需要更多时间来做进一步准备，中国将继续推动货币改革，推动人民币可兑换的发展，使人民币汇率机制更加灵活。

2015年12月，IMF发布声明称，人民币符合现有标准，自2016年10月1日起，人民币被认定为可自由使用货币，将作为第五种货币，与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一道构成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IMF批准人民币加入SDR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将开启人民币国际储备货币之路。

同时，我国积极推进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我国资本账户未完全开放。建设人民币离岸债券市场，是一国货币的投资职能向储蓄职能转变的重要一环，将为资本账户尚未放开的中国提供缓冲地带，有效缓解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风险。

2010年2月，香港金融管理局发布《香港人民币业务的监管原则和操作安排的诠释》，放宽人民币债券限制，允许香港本地及海外企业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募集资金自由投资。2012年5月，国家发改委《关于境内非金融机构赴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债券有关事项的通知》，促使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成为境内非金融机构境外募集资金的重要渠道。

2013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简化跨境人民币业务流程和完善有关政策的通知》。文件指出，为进一步提高跨境人民币结算效率，便利银行业金融机构和企业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结算，将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银行卡人民币账户跨境清算业务、境内非金融机构人民币境外放款业务、境内非金融机构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等业务流程进一步简化，并放宽了对境内非金融机构对外提供人民币担保、境内代理银行对境外参加银行的人民币账户融资等业务的限制。

截至目前，我国有8个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包括香港、台湾、新加坡、伦敦、澳大利亚、德国、瑞士、卢森堡。

2.2.2全球治理结构的话语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发展面临一系列困难。经济增长总体乏力，发展体系脆弱不稳定，社会分配不公平问题凸显，生态环境可持续性堪忧，背后的核心矛盾实际是全球经济发展新阶段与现有治理结构的不匹配。全球治理结构面临一些挑战，体现在领导力量分化，处于新老力量交替的过渡期；各国治理理念日趋多元化，全球治理话语权竞争加剧；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区域型治理正在割裂世界市场的整体性；国内治理国际化，各大经济体国内政策的“溢出”和“溢回”效应进一步增强。

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开放的大国，日益离不开全球体系的支撑。中国也在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逐渐从规则的接受者变成规则的制定者，从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向引领者的角色转变，逐渐成为全球治理的焦点。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文件指出，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完善。

2015年10月，在以“全球治理”为主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习主席强调，要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切实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努力创造一个各尽所能、合作共赢、奉行法治、公平正义、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未来。

第一、中国在国际组织中逐渐发挥更为积极的领导作用。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发表题为《谋共同永续发展做合作共赢伙伴》的重要讲话，呼吁各国共同走出一条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2016年11月，联合国第71届大会通过的决议，首次提到中国的“一带一路”。决议欢迎并督促进一步努力加强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敦促各方面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加强阿富汗及地区经济发展，呼吁国际社会为“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等发展举措和贸易协定提供安全保障环境。“一带一路”由中国战略上升为联合国战略，充分说明了其先进性和普适性。

中国积极参与到WTO、IMF与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讨论与政策改进。中国加入WTO十几年来，已逐渐从参与者向重要的领导者转变。通过积极推进WTO多哈回合贸易谈判，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发挥了具有国际担当的重要贸易大国的引领作用。2011年12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中国的对外贸易》白皮书，白皮书指出，截至2010年，中国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开放外贸经营权、降低关税、开放服务贸易、开放银行商业等所有承诺都已全部履行完毕。

2014年10月，APEC会议时隔13年再次来到中国，主题为“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习近平主席致闭幕词时指出，会议通过了《北京纲领》和《亚太伙伴关系声明》，进一步明确了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方向、目标、举措。批准APEC《互联互通蓝图》，该文件确立在2025年前实现加强软件、硬件和人员交流互联互通的远景目标。承诺按照蓝图的构想，加大投入，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复合型亚太互联互通网络，为实现亚太发展繁荣，夯实互联互通的基础。

除此以外，中国通过博鳌亚洲论坛、上海合作组织、南南合作和中非合作论坛致力于推动新兴经济体共同发展。几十年来，中国通过分享发展经验、传授专业技术知识、减免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等途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120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覆盖医疗、教育、气候变化、农业等多个领域。2017年的年博鳌论坛会议刚刚结束，会议发表了博鳌亚洲论坛关于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宣言》，承诺将在六个方面加强沟通、协调与合作，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均衡的方向发展。

第二、G20是中国首次以塑造者、创始国和核心参与方身份参与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G7无力应付，决定将“20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升格为领袖峰会。作为一个危机磋商平台，G20峰会就此诞生。2013年以来，中国积极与发达国家联手，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加强金融风险管控，推动全球治理架构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份额改革。

2016年9月，G20工商峰会和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中国杭州举行。在工商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的倡议，他指出，“我们应该夯实基础设施的联动，中方发起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推动多边开发银行发表联合愿景声明，加大对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投入和智力支持，以加速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程。”在随后的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针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首次全方位阐明了中国理念、提出了中国方案，标注了改革与优化全球治理体系的新起点。我国更是将能源、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反腐败、海洋合作、2030年可持续发展等非传统议题相继纳入会议议程，其目的，如习近平主席所说，要让G20真正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器”、全球增长的“催化器”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推进器”。中国有望通过此次峰会，进一步推动G20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使其真正成为全球治理的行动队而非清谈馆。

在推动G20各方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上，本届峰会达成了一下几点共识：一是承诺将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政策，以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目标。二是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避免货币竞争性贬值，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并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三是继续研究必要时可能采取的适合各国国情的政策措施，以支持增长和应对潜在风险。四是做好准备应对英国“脱欧”公投、难民和移民问题、恐怖主义等可能带来的潜在经济金融影响。

第三、中国参与到国际投融资活动规则的制定。2015年12月，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成员国在北京签约，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牵头发起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在大大促进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发展的同时，主导投融资规定的形成。

2016年9月，商务部针对习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到的“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发布《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项目申报与实施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国将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力争2030年达到120亿美元；中国将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中国将设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同各国一道研究和交流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中国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中国愿意同有关各方一道，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早日投入运营、发挥作用，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贡献力量。

作为巴塞尔委员会的正式成员国，中国全面参与了危机以来的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进程，高度重视国际新监管标准的实施工作。银监会根据巴塞尔III的核心要求，并结合中国银行业改革发展实践，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审慎资本监管框架。2009年3月，中国加入巴塞尔委员会，标志着我国开始全面参与银行监管国际标准的制定，以更加有效地维护我国银行业利益，并为国际银行体系稳定做出更大的贡献。

2014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发起的国际银行监督官大会第一次在中国举行，这也是第一次由新兴经济体主办。会上，时任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表示，作为巴塞尔委员会的成员，中国将与国际社会一道，忠实履行国际义务，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改革，共同推动建立有效的国际银行业监管新篇章。尚主席提出5点倡议：第一，共同推动建立简单透明的国际监管规则；第二，共同推动建立公平竞争的国际监管环境；第三，共同推动银行监管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第四，共同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第五，共同推动跨境银行监管合作。

此外，中国通过金融稳定理事会、国际证监会等多边金融机构，通过多种形式参与相关工作，在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制定和推进国内金融监管改革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维护了我国与新兴市场集体的核心利益。

2.3一个优势：一带一路

全球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推进，全球经济增长和贸易、投资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经济到了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需要进一步激发区域内的发展活力与合作潜力。我国国内改革步入深水区，房价持续上升、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升高使得中国亟待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发展动能的转换，实现从出口和投资驱动转向依靠人力资本和技术变革带来的消费驱动。在转型的过渡期，在新的产业未能完全取代旧有产业期间，优势产业“走出去”仍然是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

2013年9-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尼时分别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战略理念。“一带一路”蓝图贯穿亚欧非大陆，包含中国在内的67个国家。我国将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四大理念，与沿途66个国家建立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着力实现三大目标：

1、努力实现区域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安全高效的陆海空通道网络基本形成，互联互通达到新水平。

2、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基本形成，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政治互信更加深入。

3、人文交流更加广泛深入，不同文明互鉴共荣，各国人民相知相交、和平友好。

从2013年至今，“一带一路”经历了政策逐层演进、由理念到框架、由框架到战略规划、由战略规划到深入实施的过程。“一带一路”自2013年提出，2014年成为国家三大战略之一，2015年完成顶层规划设计，2016年以来，“一带一路”已经进入全面落实阶段。

2015年3月，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就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中国各地方开放态势等方面予以明确说明，明确了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个方面，这是“一带一路总体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

2016年3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将“一带一路”列入“十三五”时期主要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一带一路”将作为“深化改革开放、构建发展新体制”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产能合作、贸易升级、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方面发力，基本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新格局。

2.3.1组织层面与外交往来奠定基础

国内方面，国务院、发改委等13个部门、商务部、香港特区政府均已设立“一带一路”专门机构，从不同层面督办战略推进。2014年4月，商务部设立欧亚司，主要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负责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12国的经贸关系工作。

2015年2月，中央成立“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担任组长，王沪宁、汪洋、杨晶和杨洁篪担任副组长，这一领导小组涵盖了发展、改革、政策、外贸、金融、外事和国务院各部门的众多领域。办公室设于发改委，下设综合组、丝绸之路组、海上丝绸之路组和对外合作组四个组。领导小组作为“一带一路”顶层设计的国内领导和协调机制，由国务院副总理担任组长，突显“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性。

2017年1月，发改委同外交部、环境保护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农业部、人民银行、国资委、林业局、银监会、能源局、外汇局以及全国工商联、中国铁路总公司等13个部门和单位共同设立“一带一路”PPP工作机制。旨在与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强合作，积极推广PPP模式，鼓励和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推动相关基础设施项目尽快落地。

2016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次会议指出，软力量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助推器。软力量实为在“一带一路”实践层面已有重大进展情况下，进行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建设，加强国际传播和舆论引导。

国外方面，我国已与7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完成战略对接，达成联合声明、双边协议/合作协议、合作备忘录/谅解备忘录、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合作规划纲要等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9月至2016年8月期间访问了37个国家（亚洲18国、欧洲9国、非洲3国、拉美4国、大洋洲3国）进行沟通、协商与项目对接。

联合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均设立一带一路专门机构，以管理协调“一带一路”相关事宜。联合国设立联合国海陆丝绸之路城市联盟（UNMCSR），是联合国内部唯一协调“一带一路”国际事务的专门机构。马来西亚华人公会对华事务委员会设立“一带一路”中心。新加坡联合早报与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设立“一带一路”专网。上海进出口商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贸促会、土耳其—中国工商业协会、吉尔吉斯斯坦工商会等近百家中外商会、企业发起设立“一带一路”贸易商联盟。

2017年5月，中国将发起并主办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是中国继2014年APEC峰会、2016年G20峰会之后最重要的一次国际峰会，也是2017年最大的政策亮点。“一带一路”峰会除了会邀请不亚于G20和APEC量级的各国政要参与之外，这还是中国第一次发起和主办如此高规格、大规模的国际峰会，将成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关键节点和重要沟通平台。

事实证明，战略衔接是“一带一路”成功走出去的重要一环，2011年美国奥巴马总统提出建立亚太经济走廊、建立新丝绸之路，基本是无声无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与沿线多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实现对接，包括：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蒙古“草原之路”、欧盟“容克计划”、英国“英格兰北方经济中心”、韩国“欧亚倡议”、越南“两廊一圈”、澳大利亚北部大开发、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波兰“琥珀之路”等。

2.3.2提供配套资金支持推进项目落地

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设立，均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

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是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也是由发展中国家倡议成立并吸收发达国家加入的高标准的国际金融机构。2015年2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明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主要任务是为亚洲基础设施和“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亚投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意向创始成员国为57个，旨在促进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和其他生产设施的发展建设，包括能源、交通、通信、农业基础设施、水利和水环境、环境保护、城市发展以及物流设施等方面。截至2016年9月底，亚投行公布了该行参与投资建设的六个项目，项目贷款额总计8.29亿美元，涉及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和缅甸五个国家，涵盖了能源、交通和城市发展等领域。六个项目中，除了孟加拉国的电力输送升级和扩容项目为亚投行独立提供贷款的项目，其余项目计划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其他多边开发银行以及商业银行进行联合融资。2017年3月，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在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上表明，今年预计还有15个国家会加入亚投行，成员总数将达到85至90个。

在亚投行的决策机制中，作为发起者和注资最多的国家，中国没有借机谋求一票否决权。虽然中国持有30.34%的股权和26.06%的投票权，但随着未来成员的加入，中国的股权和投票权都将被稀释。相较于美国在众多国际组织中享有重大问题的一票否决权，中国在亚投行中体现了自身的格局，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更为透明公正的中国方案。

丝路基金成立于2014年12月29日，资金规模为400亿美元，首期资本金100亿美元，通过股权投资、资源开发、产能合作和金融合作等方式为“一带一路”框架内的经贸合作和多边互联互通提供融资支持。外汇储备（占比65%，通过梧桐树投资平台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占比15%，通过赛里斯投资有限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占比15%）、国家开发银行（占比5%，通过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丝路基金按照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的原则开展投资业务，可以运用股权、债权、基金、贷款等多种方式提供投融资服务，也可与国际开发机构、境内外金融机构等发起设立共同投资基金，进行资产受托管理、对外委托投资等。丝路基金在等领域具备灵活性等优势。目前，丝路基金参与投资的项目涵盖了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阿联酋、埃及、意大利等国家，包括合作设立产能合作专项基金、投资企业及项目股权等。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与上合组织，将对沿线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帮助。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概念最早提出于2012年，2014年7月，金砖五国正式签订协议乘以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参与国有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除巴西外均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启动资金1000亿美元，总部设在中国上海，金砖成员国可能获得优先贷款权。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三会议上指出，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和上合专门账户。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将以共同出资、共同受益的方式，扩大本币结算合作，促进区域经贸往来，参与国家有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3 特朗普会如何影响我国对外开放的格局

在前文部分中，我们总结了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实施背景和战略规划。然而，当今世界正在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尤其是贸易保护主义者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这一事件，将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产生一系列难以预计的深远影响。那么，我国之前布局的对外开放战略，能够适应今天的新环境吗？本部分分析了特朗普当选的深层原因，并对特朗普的思想和政策将对世界局势产生的影响做了一些推断。

根据国际形势和我国国情，本文将我国的对外开放分为四个阶段，1979年-2001年是对外开放发展初期，我国以开放促改革，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2001年-2010年是对外开放高速发展期，我国以入世为契机全方位对外开放；2010年-2016年是新一轮对外开放时期，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促使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全面转型时期；2016年至今，以英国脱欧公投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为标志，对我国的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提出新挑战。

3.1是这个时代选择了特朗普总统

3.1.1发达经济体中产阶级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根据国际据统计，1989—2013年，美国前10%家庭拥有的财富占全国所有家庭财富的比重从2/3增加到超过3/4，中间40%（51%—90%）家庭拥有的财富占比从30%下降到23%，后50%家庭拥有的财富占比从3%下降到1%。

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普通民众的收入更是明显下降，美国家庭年平均收入中位数比国际金融危机前下降近千美元，2015年美国家庭年平均收入中位数的水平甚至降至1999年的水平，贫困线以下人口增加580万人。与此同时，美国富人的财富快速增加，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逐步接近由高度不平等社会变为极度不平等社会的临界点。

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事实表明，以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为核心内容的新自由主义，实质是维护富人阶层利益，让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思想和政策体系。它所带来的是贫富差距扩大、不平等加剧、资本绑架民主、富豪统治和金钱政治，严重违背了公平原则，侵蚀了公众利益，撕裂了社会，导致民主制度劣质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具有深刻的破坏性。

在经济复苏乏力、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的压力下，很多底层民众把矛头指向移民和全球化，爱国主义、保护主义抬头，文化相对主义、多文化主义受反对，构成了大选的基本背景。

3.1.2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迎合了广大民众的需求

特朗普的当选是美国国内各种矛盾尖锐化的产物，在这其中，中国因素也不可低估。在1980年的时候，中国的GDP只是美国的5%，现在已经超过了60%，这种情况对于相当一部分美国人是难以接受的，尤其是就业环境并不顺利的部分民众。所以，中国的崛起、美国的衰落，这也是特朗普当选的一个重要原因。

特朗普是坚定的保护主义者。他反对“华盛顿共识”，明确表态是全球化令美国人的日子不好过。他提出“美国优先”，将在全球进行战略收缩，集中力量发展美国经济。为此，他提出了退出一系列自贸协定、提高对中国等国家的关税、降低企业税负、促进制造业回流、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放松金融监管等措施。

在美国国内大面积出现反全球化浪潮的情况下，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和贸易保护政策迎合了广大民众的需求，并最终促成其当选。虽然精英阶层多次警告大众特朗普当选后的巨大风险，就如同当时对英国民众的警告一样，但是美国民众同英国民众一样坚决不买账。也就是说，他们宁愿选择风险后果，也要改变当前的现状。

3.2特朗普的当选及政策对世界局势的影响

3.2.1经济全球化进程面临更大压力

过去几年，全球化退潮的趋势已经显现出来，特朗普的当选恐加速这一趋势。“逆全球化”浪潮出现的原因，主要在于全球化加剧了发达国家间和发达国家内部经济利益的冲突，加剧了国家间收入和国家内部收入的不平等。这些矛盾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集中爆发。

英国脱欧是“逆全球化”浪潮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2013年1月，英国时任首相卡梅伦首次提及脱欧。2016年6月，英国通过公投正式决定脱欧。2017年3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批准“脱欧”法案，授权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正式启动脱欧程序。英国脱欧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点：经济持续疲软、英国社会环境的不稳定因素、欧洲大陆的不稳定因素、德国难民问题、欧盟在处理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的不利作为。英国脱欧意味着已艰难维持多年的欧洲一体化进程遭受到了一次不可逆转的重大挫折，反映了欧洲乃至全球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的泛滥，是“反全球化”潮流和势力的胜利，是全球化进程的严重倒退。

特朗普的当选将加剧全球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横行。当前，法国大选和荷兰大选过程中，两国都已经分别出现了与特朗普思想主张相似的候选人——法国极右翼领袖勒庞和荷兰极右翼自由党领袖维尔德斯，且一度呼声很高。他们的出现加剧了欧盟在未来出现进一步分裂的风险。“特朗普式胜利”是否能从美国复制到欧洲？这是今年全球经济的一大不确定性。

3.2.2中国加大对外开放举措面临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巨大成就，从无足轻重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全球化。反过来讲，就是中国经济的外部依赖性和脆弱性较高。然而，特朗普宣称，要修改游戏规则，否则中国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特朗普的观点得到很多美国民众的支持，全球化面临被不断削弱的风险。

第一，中国被列为“汇率操纵国”的风险依旧存在。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曾一度抨击中国为“汇率操纵总冠军”,直至2017年4月在对《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中又转口缓和称中国不是“汇率操纵国”。每年4月和10月，美国财政部会发布《国际货币和汇率政策报告》，提出对主要贸易伙伴的汇率评估结果。根据《2015年贸易便捷与贸易促进法》，判断一个国家（地区）是否操纵汇率有3大指标：巨额对美贸易顺差，大量经常账户盈余，持续、单向的外汇干预。意味着美国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的风险依旧存在，特朗普对华政策的不稳定性依旧让我们无法彻底排除这一可能。

目前来看，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远超过美国汇率操纵认定标准，2016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达到2540亿美元，远超过认定标准的200亿美元的门槛。但经常账户余额低于汇率操纵门槛值，2016年我国经常账户余额为1.395万亿元人民币，占GDP比重仅为1.87%，低于3%的门槛值。同时，外汇干预方面，我国外汇呈现净卖出的特征。根据美国财政部对美国主要贸易伙伴2016年10月的评估结果，我国外汇净卖出5660亿美元，占GDP比重为5.1%，主要原因是中国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是为了防止人民币快速贬值，而非蓄意压低汇率，因此不符合美国对于持续、单向的外汇干预的认定标准。

总体来看，中国符合“汇率操纵”的第一条标准“巨额对美贸易顺差”，因此在2016年4月及2016年10月被列入汇率操纵监测名单，同时被列入监测名单的国家或地区还有日本、韩国、台湾、德国及瑞士，监测名单中的其他国家或地区都满足三条标准中的两条，需要防范这些国家被一同列入“汇率操纵国”遭到制裁的可能性。

第二，外贸摩擦增大导致进出口情况或出现一定幅度下滑。从美国一方来说，不管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一直以来，他们对待中国的经济崛起都采取了带有遏制意味的政策应对。所不同的是，奥巴马企图通过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来围堵中国，特朗普则威胁要采取贸易战措施来直接的对抗中国。

一旦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后，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加剧。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特朗普可更方便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同时人民币汇率也面临波动性加剧的风险。韩国及台湾被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地区）”当年，货币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升值（1988年韩元升值14%、1988年台币升值1%、1992年台币升值1%）。但在1992-1994年中国被列为“汇率操纵国”后，人民币不但保持平稳，甚至出现贬值，与汇改也有关。总体来看，被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并不会对人民币汇率方向产生确定性影响，但波动性增强可能是必要的风险，要求中国应从双边协商来入手主动施以应对。

1994年我国被列为“汇率操纵国”之后，我国对美出口呈现下滑，出口增速放缓，从2014年7月开始持续到1996年1月，持续期间约为18个月。具体来看，对美出口年度增速从1994年26.1%下降至1995年15.1%，降低11.0%。同期，中国总体出口年度增速从1994年的31.9%下降至1995年的22.9%，降低9%。其中对美国出口占比总体下降，从17.7%下降至16.6%，下降约1.1%。根据BDI来看，全球贸易在此区间内并未出现放缓迹象。因此，被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导致中国对美出口下降，进而拖累整体出口增长。

第三、美国及其他在欧洲和亚洲的主要盟友，对中国的这一计划仍持观望态度，比如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印度。近期，特朗普总统的白宫高级顾问马特•波廷格参加了一带一路峰会，他也讲了一句建设性的话，美国公司应该参与到一带一路中间来，这对特朗普与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推进提供了乐观的信号。但依旧有西方保守人士指责中国正在推行一个更加大胆的版本的“马歇尔计划”。二战后，美国曾向欧洲的盟友提供重建援助。现在中国通过国家支持的投资和贷款，以期在全世界范围赢得新朋友，分离美国的盟友关系。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形成鲜明对比。当特朗普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之时，习主席在1月的达沃斯论坛上发言称，“搞贸易保护主义就是把自己关在黑暗的房间里”。任何外国领导人、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或国际银行家都不可能忽视中国推动重构全球贸易的这种努力。

在这一必由趋势下，特朗普政府也加大了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力度。按最初计划，特朗普政府拟派商务部官员埃里克•布兰斯塔德，即将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特里•布兰斯塔德的儿子出席论坛。后来，特朗普决定改派其特别助理、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东亚事务的高级主任马特•波廷格率团出席。这是一个信号，即白宫通过派出高级官员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增进两国关系。这是一个好的开始，美国对“一带一路”战略保表现出积极的姿态，更有助于其他盟友与国家也尽早参与到国际合作中来。

3.2.3特朗普新政下中国应做出的应对策略

首先，在新的环境之下，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做出积极调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曾指出，现在可以继续高举捍卫贸易自由化的旗帜，我们作为旗手，可以继续推动FTA、RECP，发挥中国在WTO中更大的作用。坚持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推进IMF改革、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等；面临着新形势和特朗普这个因素，中国在执行对外开放战略的时候，必须量力而行、实事求是，不要动辄就强调面临着什么新的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当领军人物，现在首要任务是要把国内的事情做好。在贸易方面，我们要进一步促进贸易结构的改善和产业升级，人民币自由化和资本化的进程要暂时休息，整顿好以后再重整旗鼓、重新出发。

其次，中国应优先采取和美国坐下来谈判的方式，来争取缓和的空间和时间，积极沟通以预防特朗普采取“汇率操纵国”指责，或发动与贸易制裁相关的潜在威胁。2017年4月6日至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了会晤，这是特朗普上台后，中美两国元首的首次会晤。这次会晤之后，中美双方分别就在全面经济对话框架下经济合作“百日计划”早期收获情况做出披露。

具体到中美贸易协定，中美主要就农产品、金融服务和能源贸易达成了一系列协定。其中农产品方面包括了牛肉和鸡肉的贸易开放；金融服务方面包括了银行、信用卡支付和信用评级行业的市场准入；而能源贸易条款里，美国同意不对中国进口美国的液化天然气设置限制。这意味着中美贸易“100天谈判计划”取得了阶段性重大成果，而这些成果将有利于重新定义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

最后，中国仍应注意保护国内关键产业，保证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战略不因特朗普政府的立场而遭到破坏。一旦谈到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和工业制成品的市场准入问题，中美两国均是寸步不让，这才是两国贸易竞争中的重中之重。在特朗普和习近平主席4月份的首脑会议期间，美国官员将对中国的汽车出口作为一个主攻方向。中国对进口汽车征收25%的高额关税，此外根据排量不同还征收消费税。再加上17%的进口增值税，美国出口中国的汽车在与中国国内生产的汽车的价格竞争上处于很大的劣势。特朗普能够在2016年的选举中获胜基本就是靠着他在中西部“锈带”得到了蓝领工人的大力支持。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说，如果可以争取到中国减免美国汽车进口的各种税费，那么他既可以缩小美国贸易逆差，又可以实现对中西部工人的诺言，增加就业。

但是，由于汽车工业是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产业，其产业链涉及广泛，影响到庞大的企业群体和就业岗位，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举足轻重。当年正是为了保护自己刚刚起步的汽车产业，中国才对进口汽车征收高额税费。而在这一次的中美贸易谈判中，中国成功的拒绝了美方关于放开汽车市场的要求，应该说就已经达到了预先的战略目的。

目前，达成贸易协定的中美两国似乎已经进入一个关系相对融洽的和缓期，中国成功地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特朗普则多了几个在美国国内强调自己的政治筹码。但是不应因此而放松，应当看到，这次的贸易协议只是个开始，中美两国达成协议的部分都是两国贸易往来中最容易做出妥协的初级产品市场和限制很多的金融服务市场，未来在更广泛的贸易品与区域战略领域，中美之间的摩擦仍不能避免，对我们如何做出积极应对，坚守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顺利执行将提出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