豹变 | 中国出口的国际环境与竞争力报告（2015-2021）
豹变
中国出口的国际环境与竞争力报告（2015-2021）/ 国风 · 肆
秦泰 博士
主要内容
贬值无助大国出口，反表征制造业升级停滞。1）2015年的“8·11汇改”之后，中国遭遇了自1994年扩大开放以来的首次人民币连续贬值冲击。2）这轮贬值侧面反映出我国制造业升级过程的停滞。与小型经济体的简化框架不同，大型经济体货币贬值，更多反映出经济内在结构的失衡，也就是可贸易品部门（制造业）升级过程的停滞。3）连续贬值一度强化了人民币贬值预期，导致外需的递延与观望，反而令我国出口竞争力下降，1994年之后首次出现了我国出口增速持续低于美欧日发达经济体的现象。2017年初开始，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供给侧改革令上中游制造业、地方政府部门系统性风险明显改善，直至17年人民币连续贬值的预期扭转之后才有所改善。4）电脑、工业设备等高附加值商品依托其高附加值和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出了极强的韧性，汇率的大幅波动实际上一定程度加速了我国出口产业结构的升级。
美加征关税：全球供需重组，出口产业结构逆境中再度升级。1）扩大开放以来，我国首次遭遇出口伙伴加征关税冲击。传统的自由贸易规则正在遭到破坏，全球产业链的深度重构、全球商品供需关系的瞬间重组，都对我国出口产业链的韧性提出了巨大的挑战。2）在全球产业链深度结合、制造业分工高度细化的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的冲击并不局限于两国之间，更是外溢到对全球出口形成普遍性的抑制，且对全球出口的影响程度超出了对我国出口的冲击。剔除掉贸易摩擦直接通过汇率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后，我们观察到出口订单提前交付、以及困难情况下我国出口产业结构的新一轮升级过程，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贸易摩擦所带来的直接冲击。3）这一阶段我国出口产业结构呈现三大鲜明的倒逼式升级特征：低附加值产品出口明显收缩；美国实施的高端芯片等行政限制抑制我国手机出口加工业；但竞争性的集成电路和半导体元器件出口、家电、工业机械设备等领域均呈现出持续升级的活力，在加征关税或持续威胁下，仍逆境中获得高增长。
疫情解构全球供需，我国出口产业链再向高端集中。1）大流行构成连续第三轮冲击，我国主动应对能力提升。我国严格防控迅速见效，加之财政货币刺激政策审慎，令我国在本轮剧变之中成为全球生产端率先恢复的国家，得以较为主动地迎接一轮新的产业结构升级的可能性。2）出口链条之一：发达国家消费品供需缺口的急剧扩大。2020年，为应对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冲击，以美国为代表的海外发达经济体对居民发放了过度的财政补贴，导致本土消费品供需撕裂，缺口急剧扩大，拉动我国消费品出口普遍高增。3）出口链条之二：东盟韩国“协同对外供给”迅速恢复。与我国“协同对外供给”联系紧密的韩国、东盟生产迅速恢复，是我国20H2出口高增的另一主要贡献来源。中国、东盟、韩国组成的东亚——东南亚“全球消费品生产加工基地”地位得到事实上的进一步巩固。4）直接供应+协同供给，我国出口产业链进一步升级。在普遍的消费品出口高增中，附加值率较高的高端消费品出口占比进一步提升，而服装鞋帽箱包份额进一步大幅减少，消费品出口结构持续升级态势明显。我国出口中间品占比小幅下滑，但集成电路半导体元器件出口逆势上行；资本品出口在疫情冲击下韧性较强，产业结构再度升级。
两大逻辑持续演绎，预计2021年出口仍相对强劲。展望2021年，发达经济体消费品供需缺口、中国与韩国、东盟协同供给两大链条仍将持续演绎，预计2021年我国出口仍将延续高增，上半年预计仍偏强，下半年高基数影响下增速下滑程度也仍然可控。全年来看，两大链条对我国出口的贡献均将较去年有所提升，预计我国全年出口同比（美元计价）或达12.0%左右，可以说是近十年间出口增速相对较高的一个年份。这也意味着我国出口可能成为2021年仅次于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计全年同比增长16.1%），成为我国2021年经济增长的第二大驱动因素。
以下为正文
在2020下半年中国出口在全球的份额再创历史新高之后，新的复杂环境下，2021年我国出口将以怎样的结构和增速运行？为分析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回顾，2015年以来我国出口是如何在汇率、关税、全球疫情冲击所接连带来的国际贸易环境的剧变之中，进一步夯实出口产业竞争力，突出重围获得今天的全球市场份额的完整过程。在此基础上，我们结合今年的国际贸易环境展望，得出对今年出口增长的总量和结构预判。
1. 贬值无助大国出口，反表征制造业升级停滞
1.1 8.11汇改之后，我国首次遭遇连续贬值压力
2015年的“8·11汇改”之后，中国遭遇了自1994年扩大开放以来的首次人民币连续贬值冲击，这一事件是2015年以来，中国出口环境发生剧变的序幕。1994年初，人民币汇率曾实施一次性的“并轨”，人民币官方汇率向双轨制的市场交易汇率收敛，经过小幅调整后稳定于1美元兑换8.28人民币并维持至2005年；是年7月，我国决定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自此开启一轮持续的单边升值过程直至2014年中期升至1美元兑6.2人民币左右；此后人民币汇率保持在这一水平长达1年以上。而从1994年到2014年，贸易加权的人民币有效汇率也基本呈现出稳健升值的格局，我国出口企业实际上是非常适应于人民币的小幅升值环境的。这一稳定状态在2015年8月11日人民银行一次性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区间（8.11汇改）之后被打破。2015年8月至2016年底，人民币相对美元贬值达11.6%，名义有效汇率贬值幅度也达到了6.8%，人民币持续贬值长达5个季度，也是我国1994年扩大开放以来首次出现的新变化。
1.2这轮贬值侧面反映出我国制造业升级过程的停滞
与小型经济体的简化框架不同，大型经济体货币贬值，更多反映出经济内在结构的失衡，也就是可贸易品部门（制造业）升级过程的停滞。中国资本账户长期以来并不完全开放，这意味着人民币汇率（以及预期）的变化更多是可贸易品部门升级进程的结果，而不是（像开放小国一样）源于金融体系的利率价格变化。
1994年中国大幅对FDI扩大开放，外需导向拉动国内工业化升级的发展模式逐渐成型，此后又于2001年底加入WTO，直至2008年4季度全球金融危机集中爆发之前，外需对我国工业化升级形成持续的强劲拉动。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持续高于实际GDP增速，制造业增加值占比提升，出口占比从GDP的18%持续上行至35%左右，出口中高新技术产品占比也快速提升至30%以上。而与这一时期基本同时，人民币于1994年初一次性贬值之后维持固定于美元的汇率水平十年左右，制造业初次高级化进程带来了外汇储备的大幅增加、以及明显的人民币升值压力。
2008-2009年，外需迅速转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拖累，我国为避免经济增速的快速下滑，实施了“四万亿”为代表的财政刺激计划，并自此走向基建地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进程直至2017年。这一过程中制造业初次升级趋于停滞，此前十余年所积累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一方面在2005年7月汇改之后逐步有所释放，另一方面，也逐步被地产基建内需拉动、宏观杠杆率大幅飙升、宏观金融风险积累、制造业升级停滞所消解，以至于人民币相对美元升至6.1附近之后，开始转而呈现贬值压力。2015年的8.11汇改，实际上为这一轮贬值压力的集中释放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出口。
2008-2009年，外需迅速转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拖累，我国为避免经济增速的快速下滑，实施了“四万亿”为代表的财政刺激计划，并自此走向基建地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进程直至2017年。这一过程中制造业初次升级趋于停滞，此前十余年所积累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一方面在2005年7月汇改之后逐步有所释放，另一方面，也逐步被地产基建内需拉动、宏观杠杆率大幅飙升、宏观金融风险积累、制造业升级停滞所消解，以至于人民币相对美元升至6.1附近之后，开始转而呈现贬值压力。2015年的8.11汇改，实际上为这一轮贬值压力的集中释放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出口。
1.3 连续贬值强化预期，非但未促进出口，甚至形成拖累
彼时我国出口的全球份额已经达到14%左右，不考虑欧盟内部出口则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经济体，出口的产业结构已经相当稳定，出口增长的动能更多来自供给端而非需求端。
这意味着，对于开放小国而言，本币贬值中期促进出口的“J曲线效应”实际上对我国并不成立；反而因连续贬值一度强化了人民币贬值预期，导致外需的递延与观望，反而令我国出口竞争力下降，1994年之后首次出现了我国出口增速持续低于美欧日发达经济体的现象。对于开放小国而言，本币贬值除短期内会造成外币计价的商品价格下降、初期外币计价出口增速有所下行之外，中期将因为价格竞争力提升而对本国出口形成促进作用，也就是“J曲线效应”。但“本币贬值——中期促进出口”的理论逻辑实际上暗含一个关键前提：即本币应一次性贬值到位，同时本国出口体量不大，本国供给能力尚不直接决定出口能力。而这两大关键假设，在2015年8月之后五个季度的人民币贬值过程中均是不成立的。反而因贬值连绵不绝，令海外进口商持续预期未来下订单会拿到更加便宜的价格，从而事实上导致我国出口订单的延迟，削弱了我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15年8.11汇改之后，尤其是从2016年开始，一度就首次出现了这种我国出口增速并未因人民币贬值而改善、反而持续弱于主要发达国家出口的现象：2016年全年我国出口同比低至-7.7%，低于美欧日出口同比增速7.4个百分点，为1994年以后首次出现全年出口明显偏低的现象。
2017年初开始，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供给侧改革令上中游制造业、地方政府部门系统性风险明显改善，直至17年人民币连续贬值的预期扭转之后才有所改善。8.11汇改之后五个季度内人民币相对美元汇率由6.2贬至6.95附近，而2017年初开始的五个季度内，人民币重新相对美元升至6.3以上。但由于这一时期美元指数小幅走弱，贸易加权的人民币有效汇率后段升值幅度较小。对应的，我们看到2016年中国出口增速小于美欧日英的较大差距，在17Q1-18Q1期间有比较明显的收窄。综合来看，人民币有效汇率每升值1个百分点，我国出口增速约扩大0.8个百分点左右。
作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我国出口增速和人民币汇率，事实上是由我国制造业升级过程所同时决定的，因而呈现出同向变化的特征，与开放小国模式存在根本性差异。也就是说，本币贬值、特别是连续贬值，对我国出口并无直接的促进作用，甚至因表征制造业升级过程的停滞而预示着我国出口竞争力的弱化。
1.4高附加值产品在汇率波动下韧性凸显
在汇率波动对商品价格造成影响的情况下，电脑、工业设备等高附加值商品依托其高附加值和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出了极强的韧性，汇率的大幅波动实际上一定程度加速了我国出口产业结构的升级。在2016年的连续贬值预期冲击下，我国出口普遍受到了负面影响，但在2017年出口回暖之时，各行业却体现出了不同的恢复弹性：机械设备出口超出汇率冲击前的表现，而服装鞋靴、家具这类附加值较低的商品出口表现持续偏弱。2017年我国机械设备出口同比反弹至9.1%，超过汇率冲击前的水平，在我国总出口中的占比从2015年的46.9%提升至47.9%；其中，电信及声音的录制及重放装置、通用工业设备及其零件、办公用机械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在我国总出口的占比提升幅度最大，分别达到0.4、0.3和0.3个百分点，机械设备中仅汽车和其他运输设备表现略偏弱，占比下滑0.1个百分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服装鞋靴（下滑0.9个百分点）在我国总出口的占比明显下降。整体来看，经过这一轮汇率的双向大幅波动后，2017年电脑、各类工业设备等高附加值产品在我国总出口的占比较2015年提升明显。
2. 美加征关税：全球供需重组，出口结构逆境中再升级
2.1扩大开放以来，我国首次遭遇出口伙伴加征关税冲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18年一季度，人民币汇率的一轮大幅双向波动刚刚告一段落，我国就遭遇了1994年扩大开放以来第一次被主要出口伙伴国单边加征进口关税的重大冲击，这种情形已经超出了WTO规则范围，事实上预示着我国出口国际竞争的骤趋剧烈，甚至一定程度上表征着“逆全球化”思潮的再次出现——传统的自由贸易规则正在遭到破坏，全球产业链的深度重构、全球商品供需关系的瞬间重组，都对我国出口产业链的韧性提出了巨大的挑战。2018年6月，美国首次宣布对华“500亿美元”进口商品清单加征25%的额外单边进口关税；此后又于2018 年9月宣布对“2000亿美元”清单自华进口商品加征关税10%，并于2019年5月进一步提升税率至25%；2019年9月进一步对“3000亿美元”清单中的部分商品加征15%进口关税，直至2019年12月中美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后，该批次关税税率减半，后续商品未再加征额外的进口关税。与此同时，自2018年2季度开始，美国政府寻求通过行政长臂管辖方式，对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购买美国供应商生产的零部件、以及使用美国生产技术和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活动进行直接限制。
2.2 全球供需重组，产业链韧性支撑我国出口份额提升
在全球产业链深度结合、制造业分工高度细化的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的冲击并不局限于两国之间，更是外溢到对全球出口形成普遍性的抑制，且对全球出口的影响程度超出了对我国出口的冲击。2018-2019年，我国的出口表现好于主要发达国家。2018年7月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第一批关税，2018年底我国出口增速开始下滑，对美出口下滑幅度尤其明显，但对其他地区出口维持稳定。但在这一轮冲击中，主要发达经济体出口受挫更为严重，反映出全球产业链深度结合、制造业分工高度精细化的背景下，美国对中国发起的加征关税措施，实际上带来了剧烈的全球产业链重构效应和全球出口的大范围负面冲击。2018年，我国出口同比9.9%，好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7.4%；2019年，虽然我国出口增速大幅下行至-0.6%，但主要发达经济体受损更为严重，同比仅为-1.6%，贸易摩擦过程中我国出口反而呈现出一定的相对发达经济体的韧性。
贸易摩擦最直接的传导集中于汇率端，由于同样形成一轮持续时间较长的人民币贬值过程，因此我们可以通过2015-2017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对我国出口的影响规律来分析贸易摩擦对我国出口的直接负面冲击幅度。剔除掉贸易摩擦直接通过汇率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后，我们观察到出口订单提前交付、以及困难情况下我国出口产业结构的新一轮升级过程，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贸易摩擦所带来的直接冲击。由于外部环境明显恶化，18H2至2019年，人民币持续处于贬值区间，名义有效汇率同比下行达5.4%。按照2015-2016年汇率对出口的影响规律，18H2至2019年我国出口本应较发达经济体明显偏弱，但现实与之相反。这一阶段我国出口所呈现的韧性，一部分可能是加征关税预期所导致的商品出口提前所致；但直至2019年底，我国出口仍持续好于贬值直接拖累的程度，也就是说，为避免加征关税而提前出口、带来我国产业结构的逆境中有所升级的过程，可能并不是暂时性的，而是趋于永久化和固定化。
从我国这一阶段出口的结构性表现来看，我国对美出口受贸易摩擦的影响是较为直接的，我国在美国总进口中的份额出现了明显下滑。对于被加征25%关税的第1批和第2批商品，我国出口占美国进口的份额下降了5%~6%；第3批商品起初加征10%的关税，2019年税率提升至25%，份额同样下降了6%左右。4A批被加征15%的关税（2020.1后降至7.5%），我国份额下滑约3%；我国出口占美国进口份额在2020年3月降至最低17.1%，明显低于2017年21%以上的水平，我国对美出口中，服装鞋帽、食品、家具、手机、电脑等商品均在2019年受到了较大的负面冲击。
但也应注意到，我国出口在美国总进口份额的下滑有一部分可能是美国进口商压低进口货值申报、规避进口关税行为所致。2018年以来，美自华进口同比增速持续低于我对美出口同比，且差距日益拉大，而这种现象在美发起对话单边加征关税行为之前并不明显。这一点显示出，美国进口数据存在因进口商规避关税而导致系统性的进口数据偏低的可能性。
虽然我国对美出口明显受挫，但我国总出口受影响幅度则明显缓和，在全球出口中的占比反而在2018-2019年连续提升，反映出我国出口产业结构的韧性逆境中有所提升。在贸易摩擦的背景下，我国出口份额在2018年稳定在12.8%，2019年甚至进一步提升至13.2%，说明个别国家发起的贸易摩擦并没有对我国出口总量造成剧烈影响，反而显示我国出口产业链韧性有所提升：在美国需求减少的情况下，若能成功地找到其他的替代需求方，实现出口的腾挪，则反映该行业的出口竞争力较强；而未能承受住贸易摩擦冲击的行业只能被淘汰，带来我国出口行业的一轮升级。
2.3低附加值产品收缩，家电半导体工业设备升级
这一阶段我国出口产业结构呈现三大鲜明的倒逼式升级特征：1）低附加值产品出口明显收缩；2）美国实施的高端芯片等行政限制抑制我国手机出口加工业；3）但竞争性的集成电路和半导体元器件出口、家电、工业机械设备等领域均呈现出持续升级的活力，在加征关税或持续威胁下，仍逆境中获得高增长。2019年相较2017年，出口消费品占比有所下滑，而中间品和资本品占比均有所提升。被加征关税后，2019年服装鞋帽箱包类商品在我国出口中的占比较2017年明显大幅下滑（-1.2pct），附加值率较低、成本优势下降对这些行业的出口造成阻碍；但同样被加征关税的集成电路及半导体元器件（+1.3pct）、工业设备（+0.3pct）出口却逆势上行，反映我国产能集中以及生产效率的提升，我国在这些行业的出口竞争力有所增强。手机、电脑、玩具均未被加征关税，后两者出口表现较为稳定，但手机由于受到芯片供应等影响，表现持续偏弱。综合而言，贸易摩擦影响下，服装鞋帽箱包、口罩等低附加值商品的占比整体下滑了0.6个百分点，其他高附加值产品整体上行0.5个百分点，贸易摩擦再度加速了我国出口产业结构的升级。
3. 疫情解构全球供需，我国出口产业链再向高端集中
3.1大流行构成连续第三轮冲击，我国主动应对能力提升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并没有留下哪怕一刻的岁月静好。正当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签署，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以为可以迎来一个喘息阶段时，COVID-19的全球大流行又再度深度解构了全球产业链的供需匹配关系，出口外部环境迎来2015年以来的第三轮剧变。而由于我国严格防控迅速见效，加之财政货币刺激政策审慎，令我国在本轮剧变之中成为全球生产端率先恢复的国家，得以较为主动地迎接一轮新的产业结构升级的可能性。
2020年初全球遭遇疫情冲击，在市场普遍预期我国出口行将大幅下行的阶段，2020年我国出口却呈现出远超预期的强劲表现。2020年初，中美刚刚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疫情又在全球持续蔓延，对全球产业链再度形成巨大的冲击和考验。汇率和贸易摩擦的影响犹在，疫情又对我国出口造成了新的挑战，但我国出口自2020年5月开始扭转颓势，下半年以来持续超预期：2020年全年我国出口同比3.6%，远好于美欧日英的总体表现：2020年1月至2021年1月，我国相对美欧日英出口增速差扩大高达17.6个百分点，其中仅有约4个百分点是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直接推动作用，说明在疫情冲击下我国出口出现了新的结构性的积极变化。
从商品结构来看，2020年消费品持续拉动我国出口，而中间品和资本品的贡献也在下半年开始迅速提升。20Q2消费品是推升我国出口的主要商品类别，但20H2开始，中间品和资本品开始呈现回补式高增，共同拉动我国出口。
也正是下半年开始，东盟和韩国对我国出口的贡献开始逐步提升，而美欧对我国出口的拉动维持高位。结合我国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结构，我们可以窥见2020年拉动我国出口走强的两大链条：一是美欧日为主的消费品供需缺口链条，二是东盟和韩国的“协同对外供给”链条。按照原BEC分类方法，我国对美国、欧盟28国、日本出口消费品（含手机、电脑）占比分别达到56.5%、49.0%和50.1%，对东盟和韩国这一占比则分别低至28.9%和28.6%。但在中间品方面，我国对美国、欧盟28国、日本出口占比分别为28.0%、34.1%和36.1%，对东盟和韩国出口中间品占比分别高达55.5%和59.6%，东盟和韩国与我国在加工贸易方面的联系更为紧密。资本品方面，我国对欧盟出口资本品占比最高，达到16.9%，对美（15.5%）和东盟（15.6%）出口占比相当，对日本（13.8%）和韩国（11.8%）出口占比较低，但整体比例相当接近。
3.2出口链条之一：发达国家消费品供需缺口的急剧扩大
2020年，为应对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冲击，以美国为代表的海外发达经济体对居民发放了过度的财政补贴，导致本土消费品供需撕裂，缺口急剧扩大，拉动我国消费品出口普遍高增。2020年，美国实施CARES Act等大规模财政刺激法案，对居民直接发放现金补贴，并对失业人群给予高额的额外失业金，迅速推升居民收入，2020年4-12月，美国转移收入对居民可支配收入同比的贡献平均达到9个百分点，推动美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7.0%，远高于2019年的3.7%，形成疫情冲击后居民收入反常高增的局面，进而直接推升了美国居民商品消费需求。但与此同时，高额失业补贴超过部分低收入岗位的正常薪资水平，直接降低了低收入人群的工作意愿，导致工业生产恢复缓慢，形成过度财政补贴的“挤出生产效应”，本土消费品供需缺口拉大。英国由于工业生产迟迟未恢复，供需缺口也持续高位；欧盟补贴力度弱于美国，20Q4开始供需缺口已经有所收窄；日本供需缺口则在20H2开始就明显收窄。2020年，我国对美、欧、英出口同比分别高达8.2%、7.4%和16.7%，高于我国出口总体3.6%的增速，对供需缺口较小的日本出口偏弱，同比-0.3%。
3.3出口链条之二：东盟韩国“协同对外供给”迅速恢复
与我国“协同对外供给”联系紧密的韩国、东盟生产迅速恢复，是我国20H2出口高增的另一主要贡献来源。中国、东盟、韩国组成的东亚——东南亚“全球消费品生产加工基地”地位得到事实上的进一步巩固。我国对东盟和韩国出口中间品比例相对较高，凸显出中国和东盟、韩国产业链深度融合，协同对外供给的定位。东盟的工业生产在受到疫情冲击之后于20H2迅速恢复，韩国生产小幅下挫后也很快重回平稳态势，二者生产端的稳定表现促进了我国中间品出口的高增。我们用中国出口额加权后的东盟和韩国的生产表现来看，可以观察到，除了上半年疫情冲击时间错位以外，我国对二者的出口和二者工业生产的恢复是相当同步的。
3.4直接供应+协同供给，我国出口产业链进一步升级
疫情冲击下，我国成为全球生产率先恢复的国家，20Q2开始，我国出口一方面直接对标到发达经济体的消费品供需缺口，另一方面，在中-韩、东盟为主的东亚-东南亚“全球消费品生产加工基地”的内部，我国通过对其出口中间品和资本品，支持东盟和韩国的生产，协同对外供应链条在20H2开始迅速恢复。
海外发达经济体的消费品供需缺口使得我国全年出口消费品占比提升了2.1个百分点，而且在普遍的消费品出口高增中，附加值率较高的高端消费品出口占比进一步提升，而服装鞋帽箱包份额进一步大幅减少，消费品出口结构持续升级态势明显。20Q2口罩一度成为拉动我国出口的主力，对我国出口同比的贡献达到3.3个百分点，全年也拉动我国出口1.9个百分点，一度引发市场对20H2我国出口增速是否会再次掉头向下的担忧。但20H2开始，电脑、家电等高端消费品的贡献迅速提升，很快填补了口罩等防疫物资出口增速逐步回落的空白，在我国总出口中的占比较2019年分别提升0.6pct、0.5pct，这对于一个出口增速并不低的年份而言是一个非常显著的比例，从而带动我国出口消费品的产业结构迎来新一轮升级。家具、玩具和塑料制品等利润率相对也比较高的消费品，出口同样高增，反映出海外相应的“宅经济”需求相当旺盛，又直接与海外的财政直接补贴有关。同时值得关注的是，低附加值的服装鞋帽箱包延续了以往历次冲击中的表现，在我国出口中的份额进一步明显下降（较2019年迅速收缩达1.3pct），尽管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受疫情影响全球相关需求均不旺盛，但另一方面在既无汇率持续单向波动、也无新增关税压力的背景下，这一调整更突显出主动调整升级的意味。此外手机出口持续受到美国芯片供应的行政限制，在我国总出口中的占比再度下滑0.3pct，显示高端集成电路仍是国内产业链的主要短板。
全年来看，疫情对东盟、韩国生产依然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冲击，导致我国出口中间品占比小幅下滑，但集成电路半导体元器件出口逆势上行；资本品出口在疫情冲击下韧性较强，产业结构再度升级。在“协同供应链条”的拉动下，我国出口中间品和资本品在20H2出现高增，但全年中间品出口仍受到小幅冲击，占比下滑1.1pct，但下滑主要来自于初级产品，集成电路和半导体元器件出口逆势上行，占比提升0.5pct。工业设备、精密仪器出口占比几乎未受疫情影响，显示出我国资本品出口产能韧性提升。整体而言，剔除口罩的影响后，我国出口低附加值产品占比在2020年大幅下滑1.4pct，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0.6pct。
4.两大逻辑持续演绎，预计2021年出口仍相对强劲
展望2021年，发达经济体消费品供需缺口、中国与韩国、东盟协同供给两大链条仍将持续演绎，预计2021年我国出口仍将延续高增，上半年预计仍偏强，下半年高基数影响下增速下滑程度也仍然可控。
发达国家财政刺激政策分化加剧，预计海外消费品供需缺口将在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之间呈现明显分化，全年发达经济体整体供需缺口仍大，电脑、家电、家具出口有望延续高增，21Q2消费品出口或好于当前市场预期，Q3-Q4缺口或将加速收缩。美国由于新一轮巨额财政补贴计划落地、供需撕裂加剧，消费品供需缺口预计在21Q4才迎来加速收窄；欧日英供需缺口则可能自21Q2开始收窄，下半年工业生产恢复可能有所加速。全年来看海外的供需缺口依然能够有效支撑我国消费品出口维持相当高的增速。从商品结构来看，随着海外疫情的逐步缓和，口罩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我国今年出口的拖累，但电脑、家电、家具的需求预计依然旺盛，这些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有望延续相当的高增速，而对于产业链较为脆弱、我国成本优势逐渐弱化的服装鞋帽箱包，则预计恢复温和，在我国2021年总出口中的份额或进一步下滑。
“协同对外供给”链条对我国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的拉动预计在21H1为主，随着东盟和韩国工业生产的回补式高增逐渐趋于正常，我国对其出口可能将在21Q3开始有所回落，工业设备、精密仪器、半导体出口占比有望进一步提升。2021年，东盟和韩国的“协同对外供应”链条预计将比消费品供需缺口更加稳定、可持续的对我国出口形成拉动，尤其是在21H1我国对东盟和韩国出口可能将延续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回补式高增，21H2开始逐渐趋于正常。从商品结构来看，在历次冲击中显现出极高韧性、附加值率较高、我国出口竞争力穿越汇率波动、关税冲击、疫情影响而持续提升的工业设备、精密仪器、集成电路和半导体元器件等产品领域的出口有望持续高增。
综合而言，预计消费品供需缺口和协同供应两大链条将持续支撑我国21H1的出口基本维持20Q4的强劲表现，剔除基数后增长趋势仅小幅回落；但随着消费品供需缺口加速收窄、中间品和资本品回补式高增趋于结束，21Q3开始我国出口增速以及剔除基数后的趋势或将回落有所加快，但整体降幅仍然可控。全年来看，两大链条对我国出口的贡献均将较去年有所提升，预计我国全年出口同比（美元计价）或达12.0%左右，可以说是近十年间出口增速相对较高的一个年份。这也意味着我国出口可能成为2021年仅次于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计全年同比增长16.1%），成为我国2021年经济增长的第二大驱动因素。
从季度节奏来看，预计3月我国出口同比23.8%，21Q1出口同比46.3%；21Q2消费品供需缺口维持高位，东盟和韩国生产持续恢复，我国出口同比或将上行至19.2%，Q3-Q4随着两大链条的贡献同步回落，预计出口增速回落至0.5%和-3.8%，2021年全年出口同比12.0%左右。
内容节选自申万宏源宏观研究报告：
《豹变—中国出口的国际环境与竞争力报告（2015-2021）》
证券分析师：秦泰
发布日期：2021.03.30
感谢实习生邵一彬的支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