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装着父亲，一个装着大哥”，把血土带在身边的闻一多女儿，回忆父亲遇刺细节
忆往昔岁月峥嵘，看今朝风华正茂。
他是著名的诗人、学者，也是坚定的民主战士。
他将“爱祖国和人民”视为诗人的最高天赋。
他以赤子之心写下著名的《七子之歌》，呼唤民众振兴中华。
1946年，他发表最后一次演讲，不料当天惨遭特务暗杀。
他牺牲时，年仅47岁。
01
“我不会离开我父亲的”
闻一多的女儿闻铭，回忆起那天下午的场景。
5点左右，忙碌了一天的父亲，和去接他的大哥闻立鹤走在回家的路上。
当时，闻铭和妈妈、大姐正在家中焦急地等待他们回来。
可就在这时，寂静的窗外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
她立即朝家门外跑去，在离家门不到十步的地方，当时只有13岁的闻铭，看到父亲和大哥已经倒在了血泊中。
父亲满身是血，已经失去了意识，她眼看着父亲的嘴唇从红变成紫。
她和妹妹站在原地，迟迟不肯离开。看着父亲的血土，她对妹妹说：“咱们把血土带着吧。”
她回到家缝了两个袋子，一个装父亲的，一个装大哥的。
这样，父亲永远和她们在一起。
02
“你不晓得男人做起母亲来
比女人的心还要软”
他是最刚烈的勇士，却有最柔软的心肠。
1937年，闻一多的妻子高孝贞带着长子闻立鹤、次子闻立雕回湖北老家省亲。闻一多同三个更年幼的孩子，留在北平清华园的家中。
他给妻子高孝贞写信，感叹家里日常生活：
“这一星期内，可真难为了我！在家里做老爷，又做太太，做父亲，还要做母亲。小弟闭口不言，不时来我身边亲亲，大妹就毫不客气，心直口快，小小妹到夜里就发脾气，你知道她心里有事，只口不会说罢了！家里既然如此，再加上耳边时来一阵炮声，飞机声，提醒你多少你不敢想的事，令你做文章没有心思，看书也没有心思，拔草也没有心思……你不晓得男人做起母亲来，比女人的心还要软。”
平静生活被侵略者的炮火打碎。此后近一年时间，他与妻子儿女分隔两地。
闻一多是个恋家的人，常常刚一离家，就翘首期盼起亲人的来信。
当初在美国留学时，他数次写信抱怨家里人来信太少，直白地询问家里人为什么不写信，“留学累月不得家书之苦唯我知之！”
赴美第一年年底，闻一多的第一个孩子、女儿闻立瑛出生，家人没有及时告知闻一多，令他很不满：
“孝贞分娩，家中也无信来，只到上回父亲才在信纸角上缀了几个小字说我女名某，这就完了。大约要是生了一个男孩，便是打电报来也值得罢？我老实讲，我得一女，正如我愿，我很得意。我将来要将我的女儿教育出来给大家做个榜样……我的希望与快乐将来就在此女身上。”
1937年10月23日，闻一多在深夜抵达长沙，当晚立即给妻子写信，对家里的5个孩子一一关心。
10月26日，他又给妻子写信，抱怨自己出门快一周仍没收到家信：“小小妹病究竟如何？我日夜挂念，鹤雕都能写信，小弟大妹也能画图写字，何不寄点来给我看看？”
闻一多与三子闻立鹏和女儿闻铭 （约1939年）
10月27日，又修家书一封，4天后的11月1日，又写信给妻子：“我现在哀求你速来一信，请你可怜我的心并非铁打的。”
11月2日，发出新一封信前，他收到妻子和长子的信，还有幼子闻立鹏和女儿闻铭的画，十分喜欢，倍加珍惜。
闻一多速写作品《重安江链子桥》（1938年3月24日）
对孩子，闻一多有万般耐心与柔情。孩子们的每封信，都被他郑重其事地对待。
儿子们的信写得比从前更通顺，字迹也更整齐，他高兴地大力夸赞：“今天非多吃一碗饭不可！”
还会拿去给朋友们看，赚来一圈赞美。
1938年2月，战争逼近湖南，长沙临大再迁昆明。闻一多参加由近300名学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徒步3000里地前往昆明。
出发前，他在家书中提及上回离家时与儿女们道别的情形：
“那天动身的时候，他们都睡着了，我想如果不叫醒他们，说我走了，恐怕他们第二天起来，不看见我，心里失望，所以我把他们一一叫醒，跟他说我走了，叫他再睡。但是叫到小弟，话没有说完，喉咙管硬了，说不出来，所以大妹没有叫，实在是不能叫……出了一生的门，现在更不是小孩子，然而一上轿子，我就哭了……四十岁的人，何以这样心软。”
他总是有话直说，从不在信中吝啬表达对妻子儿女的情感，那份热切几乎扑面而来。
03
“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
1946年7月11日，一向主张反独裁、反内战的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这一消息，令期盼和平的中国人无比震惊。
李公朴遇刺后的当晚，就有人上门告知闻一多，现在外面传说国民党暗杀的黑名单上第二个人就是闻一多，特意嘱咐闻一多不要出门。
但闻一多“不听劝”，还是来到了李公朴遇难过程报告会的现场。
站在讲台上的闻一多知道会场上有特务，而且第二枪对准的可能就是他。
可闻一多还是对特务们发出了愤怒的质问：“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
闻一多讲出了愤怒的人们心里最想说的话。
十几分钟的演讲，数次因为掌声而中断。
04
“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
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
他是著名学者、诗人，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伟大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
他说：“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
闻一多生于书香门第，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
1912年，13岁的闻一多以鄂藉复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此后在清华度过了10年学子生涯。
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兴趣广泛，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
1916年，他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并任《清华周刊》《新华学报》编辑和校内编辑部负责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闻一多紧随校园运动的潮流，手书岳飞《满江红》贴于学校餐厅门前。
他发表演说，创作新诗，成为五四“新文艺园地”中的拓荒者之一，并作为清华学生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
1920年4月，闻一多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8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1921年11月，他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1922年3月，写成《律诗的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闻一多赴美国留学。他表现出对文学的极大兴趣，特别是对诗歌的酷爱。他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结合在一起。
1923年，闻一多与留美同学合影
1928年1月，他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
从武汉大学任教期间开始，闻一多开始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他从唐诗开始，继而上溯，由汉魏六朝诗到《楚辞》《诗经》，由《庄子》到《周易》，由古代神话到史前文学，同时对古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也下了惊人的功夫。
他涉猎之广、研究之深、成果之丰，郭沫若叹为“不仅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闻一多随校迁往昆明，在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后的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
面对严酷的现实，他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中。
1938年初，闻一多等教师和学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入滇
1943年，他得到中共昆明地下党和民盟的帮助，通过不同渠道读到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开始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发表后，闻一多表示，《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宣战，是让人无法接受的。
1944年，闻一多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成为积极的民主斗士。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亲自为死难烈士书写挽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出殡时，他拄着手杖走在游行队伍前列，并撰写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揭露惨案真相，号召“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继续战斗”。
1946年3月7日，闻一多（前排中）参加昆明学生联合会为“一二·一”四烈士举行的公葬及游行
1946年6月29日，民盟云南支部举行社会各界招待会，闻一多在会上宣布民盟决心响应中共的号召，坚持“民主团结、和平建国”的立场，号召“各界朋友们亲密地携起手来，共同为反内战、争民主坚持到底”。
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闻一多当即通电全国，控诉反动派的罪行。
他为《学生报》的《李公朴先生死难专号》题词：“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
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主持人为了闻一多的安全，没有安排他发言。但他毫无畏惧，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
1946年7月15日，昆明学生联合会在云南大学举行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闻一多不顾反动派的威胁，毅然参加并做演讲
闻一多痛斥国民党特务，并握拳宣誓说：
“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下午，他主持民主周刊社的记者招待会，进一步揭露暗杀事件的真相。
散会后，闻一多在返家途中突遭国民党特务伏击，身中十余弹，不幸遇难。
闻一多牺牲后，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联名发表唁电：“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今遭奸人毒手，全国志士必将继先生遗志，再接再厉，务使民主事业克底于成。”
明知自己是国民党特务暗杀目标，他依旧毫无畏惧，拍案而起。
要如何形容闻一多的一生呢？
“闻先生真是一团火。”
这火永不熄灭！
来源：微信公众号“共青团中央”（ID：gqtzy2014）。综合整理自微信公众号“共产党员”（ID：gcdyweixin）、“人文清华讲坛”（ID：renwen_Tsinghua）、“清华大学”（ID：THU1911-BJ），微博@央视新闻、@共青团中央、@央视国家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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