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红楼：热血永不凉，英雄出少年！
百年征程映初心，踔厉奋发向未来。
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新书《红楼：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者韩毓海、陈斓。
本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运用大历史观，聚焦20世纪初的北大红楼，全景式展示了北大先驱者通过倡导科学民主、劳动互助的实践，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篇章的光辉历程。
第一章 红楼 • 开学（选段）
1917年1月4日上午10点，天气寒冷而阴沉，空中还飘着零星的雪花。刚刚度过腊八节，就要迎来小年。北京城处处洋溢着热闹的氛围，异乡的旅人开始踏上了归家旅途……寒冷的天气抵挡不住渐浓的年味，空气中弥漫着爆竹、融雪和松针的气息。
一辆马车载着北大新校长——时年49岁的蔡元培驶向北京大学校园。
本文插图：《觉醒年代》剧照（下同）
一声长鸣，马车行至北京大学门口骤然刹住。蔡元培惊奇地发现校门口站着一群人。从穿着和年龄来看，他们并不像是年轻的学生。
凛冽的寒风中，校工们恭恭敬敬地站在两侧，纷纷脱帽向他鞠躬致礼。蔡元培看到这一幕，内心涌起一股暖流。他健步走下车，摘下礼帽向这些工友们缓缓鞠躬回礼。
这在北大前所未有。作为官办大学，北大校长是内阁大臣待遇，从不把校工们放在眼里。新校长如此低调亲和，工友们议论纷纷，倍感尊重。
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所谓“人的社会尊严”，还是一种极为陌生的意识。24岁即被蔡元培聘为哲学门教授的梁漱溟，毕生都是传统的捍卫者，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传统中国人只有家庭、朝廷两种意识，而不知“社会”“社会生活”为何物，男人们在家庭里是主，在朝廷、官面前是奴，全无社会平等意识，而这乃是传统文化一个极大的缺点。梁漱溟还说，由于传统中国人只有家庭、朝廷两种意识，在缺乏社会意识的同时，便缺乏“集体”“集团”意识，故不知在“集体”“集团”之中个人的位置和行为规则。
那时的北大，不但没有什么集体意识、社会公德意识，连传统的“修身”也不提倡——对于这一套乌烟瘴气，刚入北大的高君宇失望极了。
尤其令高君宇感到悲哀的是，当时北大的学生宿舍既无管理章程，同学者更不知“集体意识”“集体生活”为何物，宿舍如旅店，喧嚣混乱——这一路翻山越岭，从太行山脉来到北大，自己经历了多少艰辛，难道就是为了在这样的环境下读书吗？这还是那个让自己迷恋憧憬的全国最高学府吗？……
听说新校长要到任了，这位校长据说快50岁了。50岁的老官僚，还有什么可以期待的吗？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礼堂举行了到任后的第一次讲演。这不是他第一次来北大了，上一次是五年前的1912年5月，正值北京春末夏初，柳絮飘飞。
蔡元培最擅长延揽人才。五年前，他初任教育总长，以维新派和浙江革命党人为基础组织教育部的班底。上任之初，他就亲临北大视察，那时他就对北大学风之腐败，深有感触。
蔡元培挂冠而去后，教育部的人物大都风流云散，如今的蔡元培可谓是赤手空拳地来到了北大。
孤身赴任的蔡元培就这样站在讲台上，但他没有感到孤独。会场座无虚席，大家都想一睹蔡校长的风采。蔡元培深情地望着台下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庞，满眼都是自己20岁的影子。青年的那种朝气、自信、大胆、好奇、欢乐，都是令人羡慕的特质。他想到自己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的那段岁月，像植物渴望阳光雨露一样地渴望知识、吸收知识。没想到有一天，他能以北大校长的身份重返校园。“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如何不辜负这群有金子般求知精神的青年学生？如何振兴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
他感到有许多话，要向这些青年人讲。
台下响起师生们热烈的掌声，蔡元培缓缓收回遥远的思绪，坚定地以北大校长的身份发表了就任演说……第一句话就讲了究竟什么是大学，并直指大学腐败之根源。
蔡元培动情地说：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正是这句话，为中国的现代大学指明了方向。
大学既然是研究学问的地方，那么，大学就不是升官发财的地方，大学不是官场，更不是公司，凡是抱着升官发财的想法，凡是要把大学办成衙门和公司者，都违背了大学的精神。
蔡元培说，为什么要有辛亥革命？就是因为人民认为国家腐败、政府腐败，而现在的问题是：不但政府腐败，而且连教育和大学一样的腐败……政府腐败而教育没有腐败，这个国家还可以救药，如果连教育也腐败了，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万劫不复，不可救药了。
教育腐败的根源在哪里呢？
就是大学不追求科学、艺术与学问，反而追随官场之恶习——大官充斥讲习，学生以猎官为目标，北大之腐败，正是中国教育腐败之缩影。蔡元培说：
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于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求造诣，容有底止。
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
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仕事，但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已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
第二章 新文化 • “中日密约”（选段）
邓中夏则与他们完全不同。作为高官的儿子，对于政府内部的钩心斗角、派系党争，邓中夏比陈公博知道得多，认识也深刻得多，但是，政治难道就一直这样坏下去吗？在他看来，要改造中国，当然像陈独秀所说的，要靠国民、靠民众，靠腐败的官员是绝无希望的。
人们又总是说，民众水平太低，素质太差，需要培养教育，难道就这样一直等待下去吗？不行。
邓中夏的设想是，既然等待是不行的，那需要知识分子里面出现先觉者。这些人要勇敢地站出来，去做群众的领袖。与其等待群众觉醒，与其不断地去培养教育人民，不如培养群众领袖。一旦有了群众领袖，群众的觉醒就会比较快到来。
蔡元培校长说，中国民众的知识还是很不够，所以教育群众需要很长的时间。
邓中夏反驳说，德国民众的教育水平是世界上最高的，但是一旦出了坏的群众领袖，德国民众还不是稀里糊涂地走向了专制和战争。可见，群众的知识重要，而启发群众觉悟、带领群众前进的领袖的作用更为重要。
新学期开始了，邓中夏已是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一年级的学生。
身处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大，各种思想、学派交相论争，令他深受触动。
被同学称为“秀才”的邓中夏，开始读人生中第一篇白话文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从那些肆意纵横的文字中，他感受到狂人的力量，要做大学问、成大事业，就必需孤行己意，万折不回。
“文化的进步，都由于有若干狂人，不问能不能，不管大家愿不愿，一个人去辟不经人迹的路。最初大家笑他，厌他，恨他，一会儿便要惊怪他，佩服他，终结还是爱他，像神明一般的待他。所以我敢决然断定，疯子是乌托邦的发明家，未来社会的制造者。”
“带着孩子，跟着疯子，向光明走去。”
但光明究竟在哪里呢？怎么才走得到？邓中夏决心带着新思想、新文化探索下去。面对风起云涌的时代变革，他不想再抱着古书研究，而是要寻找解决现在中国存在的问题的方法，勇敢地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邓中夏决定站在抗议活动的前列，做群众的向导与领袖。他抗议的对象，恰恰是父亲在其中做着高官的政府。
邓中夏视富贵利禄如粪土，这使父亲感到惊讶。从那时起，温柔敦厚的邓典谟，却发现自己的儿子似乎是“疯了”。
第六章 初心 • 问题与主义（选段）
胸中有丘壑的胡适，把政治理解为权力斗争。他认为所谓民众掌权，就等于谁也没有权力，掌握权力的只能是职业政治家。
胡适关注的不是政治的前台，而是幕后。他对于权力的技术，对于党争，有一种天然的兴趣，喜欢从这个角度去“深刻地理解政治”。在他看来，搞政治只能是躲在后面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才是政治家的本事。五四运动中，胡适基本上置身事外，置身幕后，这也许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他看来，一切主义，无论是民主也好，爱国也好，都会成为政客操纵民意的工具和旗号，民众是不成熟的，青年学生尤其容易为政治所操弄。
一旦从“幕后”来理解政治，去观察五四运动，胡适难免会得出一个结论：政治，无论怎样标榜真理与正义，无非就是派系斗争，就是权力斗争……
为了给五四运动“泼冷水”，胡适从幕后的角度，讲出了另外一个五四运动的故事——所谓思想运动，所谓启蒙，都是前台，而背后的东西就是派系斗争、权力斗争。在权力斗争中，研究系利用了民主主义，而安福系则利用了社会主义。思想界无论提出哪种主义，都只能被政客所利用，而通过宣称“不谈主义”，胡适表面上要打击安福系官僚，实际上是把矛头对准了陈独秀、李大钊乃至蔡元培，也对准了社会主义。
胡适终于在五四运动的后期跳了出来，突然间就在《每周评论》上掀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
当时，身在河北昌黎五峰山的李大钊，读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背后的味道，于是连夜挥笔写下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寄给胡适……针对胡适的“经验主义”、怀疑主义，李大钊提出了一个严肃的思想范畴——理想主义。
用理想、信念来对抗知识上的怀疑主义、经验主义，李大钊一举抓住了胡适之所以“肤浅”之根源。他指出，如果没有理想，人类就不能前进，如果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人类连团结都不会有。
理想主义与怀疑主义，这是李大钊与胡适的第一个根本区别，因此他说：
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
第七章 觉醒 • 地火（选段）
1920年11月22日，夜幕降临。从长沙出发，坐了一天火车的毛泽东，身着蓝色长袍，拿着把雨伞，提着一只木制的行李箱，出了位于湘东赣西边界的萍乡火车站，步履沉重地走在飘着雨的山路上。他的身后，山峦层叠。
其时正是邓中夏、张国焘等人准备再下长辛店，去筹备劳动补习学校的时候。
毛泽东此行的目的地是萍乡，那里就是张国焘的家乡，有安源煤矿。煤矿离张国焘的老家只有16公里。
那一晚，毛泽东在萍乡城郊的一间私人小旅馆写了几封重要的信。特别是在25日一天，他分别给远在法国的向警予、欧阳泽，北京的罗章龙，新加坡的李思安，南洋的张国基写了回信，谈得最多的是时局，特别是湖南对“自治运动”的失望。在他看来，驱张运动赶走了张敬尧，却迎来了赵恒惕，赵恒惕是一个更坏的军阀。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很少采用“绝望”“看透了”这样的词句，但是，那时他确实心力交瘁。他告诉朋友说，“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以前所进行的改造中国的运动——互助运动、文化运动、联省自治运动使他陷入了“绝望”，他愤慨地说，他已经“看透了”。
在给向警予的信中，毛泽东联系湖南“自治运动”失败的教训，思考着社会改造的新途径，在静夜里吐露心声：“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
绝望、看透了，并不意味着消极和放弃，而是要推倒重来，从根本上选择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11月25日、26日两天，冷雨淅沥，毛泽东夜不能寐。他思考了许多，结论和想法也清晰起来，似乎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披衣起床，将带来的新民学会会员从各地的来信拿出来，一封一封重新阅读，并挥笔一一回复。
运动军阀，借助军阀倒军阀——这条路是不行的。在给李思安的回信中，他提出了“另造环境”一法。在给罗章龙的回信中，他提出了“旗子立起”一法。
“另辟道路”“另造环境”“旗子立起”，具体指的是什么？后来，他在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时，于易礼容信后的按语中，进行了直白的解说：“必须从事根本改造之计划与组织，确定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主张的共产党。”
在萍乡期间，毛泽东思绪如潮，一连写了八封回信和一篇按语。毛泽东说过，他参加共产党是被赵恒惕逼上梁山，也就是说，本想通过别的途径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毛泽东，这时只能扯起造反的旗帜了。
萍乡与安源，这是毛泽东新的起点。后来，他举行秋收暴动的基础，就是安源煤矿的武装工人。
在安源，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到大地的底层，第一次下井。
当时的萍乡，是个“肮脏的城市”。在萍乡路上，他不断遇到运煤的马车，几乎每一辆车都被塞得满满的。黑色的煤屑从四周的木板漏出来，撒在刚刚下过雨的地面上，形成一摊摊黑色的污浊。
毛泽东去的那个巷道叫总平巷，是安源煤矿的主井口，矿工由此出入矿井，煤炭也由此运出。
安源老矿工们后来回忆毛泽东第一次下矿井的情况：
那天，毛泽东换上短装，腰间的绳子勒得紧紧的，手提一盏外罩落满了煤尘的油灯来到巷口，决定到工作面去看看。有工友看到毛泽东一副书生的样子，急忙劝说：“不能去！小巷道很矮，要伏着身子才能爬过去，有的地方坡度很陡，上面又滴水，出了事，我们担待不起。”
毛泽东笑笑说：“不要紧，你们天天在里面干活都不怕，我去看看还怕吗？”工友只好带路前行。
也许，当时脱下长衫的毛泽东，内心有一些忐忑，但更多的是期待。他迫不及待地想去井下看个究竟，工人们在黑暗的井下是怎么劳作的。
第八章 诞生 • 饿乡纪程（选段）
1921年1月的中俄边界，北风呼啸，大雪纷飞。一辆雪橇在重峦起伏的丛林间飞速滑行，23岁的张太雷裹紧身上单薄的皮衣，紧张地注视着不远处的国界。他此行是要去哪里呢？
西天取经，他要去远方，寻找那些能够改造这个世界的同志们。早在几个月之前，李大钊就接到了共产国际的信息，他们要在伊尔库茨克设立远东书记处，要求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派代表去。李大钊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张太雷。
为什么不是别人呢？除了外语好之外，张太雷家境贫寒，刻苦低调，学问好。更重要的是，他把物质生活看得极轻，但把精神与理想看得比天还大。对于张太雷来说，世界很小很小，精神却很大很大。李大钊认为，北大年轻人中，最有革命者气质的就是张太雷。
在北大红楼图书馆主任办公室，房间里只有李大钊和张太雷两人。李大钊轻轻地走出门四下望了望，又回来小心地锁上门。他对张太雷说：“眼下，有一个绝密的重大任务，我反复考虑，你去完成。”
“任务？什么任务？”张太雷惊诧地问。
“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要把全世界的共产主义组织都团结起来，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要我们党派一名代表去伊尔库茨克，这是我们中国革命者走入世界、寻求国际支持的极其重要的一步。”李大钊缓缓地说。
张太雷不禁站起来说：“革命者——”
李大钊坚定地说：“是的，革命者。你知道，这是布尔什维克开会。革命者，就是那些为了真理，不惜被流放、杀头的人，这是革命者的大会。太雷，你愿成为这样的革命者吗？”
张太雷听了毫不犹豫地说：“好，我该怎么做？”
“听着，这是你的介绍信，必须藏好。记住，路上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能暴露身份。你最好化装成商人，偷越边界。明天就动身吧！”李大钊把一张薄薄的小纸条和钱交给张太雷，详细交待了具体事项，最后叮嘱道：“东北情况非常复杂，奉系军阀检查很严。苏俄远东地区也很不太平，你一定要小心！”
张太雷仔细听完任务及要求，又问清几个关键细节后，把纸条和钱小心地装入内袋，紧握李大钊的手说：“请放心，守常先生！”
“好的，记住，这是世界革命者的大会，你是去参加革命。”张太雷平静地点了点头，悄然而去。
李大钊伫立窗前，凝望张太雷渐渐远去的身影，心情久久难以平静。“革命者”这三个字，是他第一次这样称呼一个年轻人。
与张太雷出身相似的人是瞿秋白，他们先后出发去了俄国。1917年，瞿秋白正准备报考北京大学，却因无法支付昂贵的学膳费，转而听从堂兄瞿纯白的意见，参加了普通文官考试，却没有被录取。
瞿秋白1899年生于江苏常州一个破落的仕宦之家，青少年时代，他目睹社会的混乱不堪，就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充满仇恨。18岁时，他随堂兄瞿纯白一起来到北京。
这段时间，瞿秋白与中学同学一起，来到位于沙滩的北大文学院，旁听陈独秀、胡适的课，开始了“东奔西走，像盲蝇乱投要求生活的出路”的日子。1917年9月，瞿秋白考入不用交学费的外交部俄文专修馆。
后来，他在《多余的话》一书中说，自己就是章太炎所说的“疯子”，所谓的“精神病”。因为对自己来说，精神是不能停止的，是不能为外面的物质世界所束缚的，升官发财不能治愈这种精神的奋进，只有不断地去追求理想的精神世界，自己才能安宁。就是死，也要死在精神的世界里。
他这样说：
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本想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这一世，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的”专心于升官发财。
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了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俄文专修馆去进。
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了（一九一七夏），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在位于东总布胡同10号的俄文专修馆第二甲班，瞿秋白迎来了全新的学业和生活。在这里，他跟苏俄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过，瞿秋白还未曾想过多年以后，他将奔赴苏俄寻找真理之路，于时代的浪潮中，一步步走向中共主要领导人位置。
（后来）他毅然舍弃了即将到手的前程，成为大家眼中的“疯子”，要去那冰天雪地、食不果腹的“饿乡”，去探求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理，“担一份引导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
《红楼：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由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韩毓海教授和青年学者陈斓共同撰著，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教授作序，陈晋、郝振省、刘统、董振华、祝彦等著名党史研究专家、学者审读了全书并郑重推荐，中国青年出版社近日出版。
这是一本讲述蝶变、新生和希望，给人热血和力量的理想之书，一本启迪育人育才，锻炼共产党人心性心力的智慧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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