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 江苏首家刑事专业律所任洁：刑辩关乎一个人的自由甚至生命
任 洁：苏州市优秀律师，江苏省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苏州市律师协会女律师工作委员会主任，苏州市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苏州工业园区律师协会副会长，苏州市公安局法律专家顾问，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检察工作评议员，苏州市法学会刑法刑诉法学会常务理事。
2014年，她创立了江苏省第一家只办理刑事案件的专业律师事务所，苏州大学在其律师事务所设立了“研究生工作站”，这是苏州大学在律师事务所设立的第一家研究生工作站。
因为一件不经意参与的刑事案件的辩护，让任洁走上了专做刑辩律师之路。因为她感受到了一种不一样的力量——刑事辩护关乎一个人的自由甚至生命，辩护不是为一个坏人的“坏”而辩护，而是为他（她）作为一个“人”而享有的权利而辩护，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审查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以及程序是否合法，发现和提出无罪或罪轻的意见，使被告得到最公正的裁判，实现正义。
在她看来，只有专一才能专注，只有专注才能专业。2014年，她成立了江苏省首家、也是唯一一家个人专业刑事律师事务所。虽然起步维艰，但她义无反顾。她认为，律师成为专业化的律师，不仅是自身的发展需要，也是对当事人、对社会的一种负责任的要求，是法治社会建设的一种需要和趋势。
任 洁1分钟前
刑辩最能体现法律精神和律师价值任 洁：开始接触刑辩业务是源于一桩不经意间参与的案件。2009年，在朋友的介绍下，我作为本地律师协助办理一起刑事案件，虽然当初只是借助本地律师优势方便会见，但是我没有仅仅把自己当成会见律师，而是在会见的基础上认真地研究了这起案件，并且提出了实质性的辩护意见，最后被办案部门采纳，案件获得了很好的辩护效果，当事人和家属非常满意。在看到家属难以言表的感激目光时，我突然感觉到从未有过的成就感，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作为一名律师的意义和价值。
任 洁：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使得被指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得到公正对待，实现公平和正义，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任 洁：是的。与民商事案件不同，为刑事案件辩护关乎了一个人的自由甚至生命，辩护不是为一个坏人所做的“坏事”辩护，而是为他（她）作为一个“人”应享有的权利而辩护。律师可以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审查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以及程序是否合法，发现和提出无罪或罪轻的意见，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得到最公正的裁判，实现正义，这就是刑事辩护比民商事代理更吸引我的地方。
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活动中处于弱势地位，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强势的国家公权力机关。在我办理刑事案件时，我很享受作为所谓的“弱者”与所谓的“强者”对抗的过程。这样的对抗不是硬碰硬，而是以对抗的表象追求共同的目标。
任 洁：就是控、辩、审三方各司其职，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得到最公正的对待，体现法律的公平公正。刑事案件正因为有天然的弱者，才需要律师这支强大的辩护力量来实现平衡，在刑事案件中实现法律的正义，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避免冤屈的产生，是最能体现法律精神和律师价值的。
旗帜鲜明地举起专注刑事辩护的大旗，这样的律师真的很少，更不要说是女律师，听起来就让人觉得前路漫漫、困难重重。
任 洁：确实是这样，大部分律师不会这样做。原因有很多，有的律师认为刑辩业务不够高端，每天和犯罪嫌疑人打交道，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有的律师认为刑辩业务风险很大，会见、取证、开庭各个环节里似乎经常会受阻；有的律师认为刑辩业务挣钱少，不如商事等领域，案件标的动辄过千万，律师费的收入也很可观……不一而足。尽管如此，我还是任性地、执拗地选择了这条“不归路”，因为只有我自己真正知道在办理刑事案件时内心的满足感，在这样一份工作中，我才能真正找到激情、动力和价值。
任 洁3分钟前
专业化是律师行业发展的方向，也更能使法的精神得到体现2014年，您成立了当时江苏省首家、也是唯一一家个人专业刑事律师事务所，看好您的人多吗？
任 洁：有了筹建一家只做刑事案件的律师事务所的想法之后，我也与周围的朋友进行了交流，但几乎没有一个人赞成我。
但这没有让我产生任何动摇，我准备好了三年时间，最坏的结果不过是我一个人承受所有的费用和成本，如果我已经预估并决定承受这样的风险，那就没有什么好顾虑的。想法明确之后我就开始找办公场地，我决定购买写字楼，不给自己任何退路。2014年11月，我领到了律所的执业许可证。2015年3月，在我律师执业生涯的第十个年头，律所正式开业。我借此机会举办了首届“天贤刑辩论坛”，当时盛大、热闹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
空有理想不能填饱肚子，因为写字楼首付、还贷、装修，加上开业的费用，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在律所成立后的第三个月，工资已经快发不出来了，面对这样的情况，我还是坚持只做刑事案件。为了让律所能够步入良性的发展阶段，除了提升刑辩专业水平以外，我还提出高标准服务客户的要求，在绝大部分律师办理刑事案件只会见三到五次的情况下，天贤的律师基本做到每两周会见一次，然后记住当事人的生日，在他生日的时候去会见，也包括节假日之前去会见，一起案件常常会会见十几、二十几次。就这样，虽然非常辛苦，但是提高了我们的竞争力，积累了很好的口碑，有些被羁押的犯人会觉得其他的律师很久才去会见他一次，而且会见的时间很短，但是我们律师经常去会见他，哪怕案件没有新的进展，也可以过去跟他聊聊天，传达一下家人的关心或者问候。慢慢地，案件也越来越多。到2015年年底，律所账上开始有余钱，我想：“终于熬过来了。”
为什么在朋友不支持甚至律师事务所经营陷入困境的时候，您仍然坚持着？
任 洁：既有对刑事辩护的热爱，也有对于律师发展趋势的理性思考，那就是我相信专业化是律师行业发展的方向。
很多律师认为专业化得以发展是建立在市场足够大的前提下，因此在大城市走专业化道路没有问题，但在二三线城市，案源压力本来就巨大的情况下，放弃其他领域的业务，无疑是不具有现实可行性的，即使要做，也是为理想烧钱，为情怀买单。但我认为，现在已是互联网时代，律师只要有能力、有水平，完全可以不受所谓二三线城市的限制，打造全国范围的品牌影响力。专业化提升的是对某一领域业务的办理能力，放弃了本地的其他业务，却获得了全国范围内刑事案件的市场，何乐而不为？
专业化辩护是更大限度维护当事人利益的需要，特别是在刑事领域。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审三方：控方是检察官，只办理刑事案件，是专业化公诉；审判是刑庭法官，只审理刑事案件，是专业化审判；那么律师怎么可以不是专业化辩护呢？如果律师什么案件都做，如何最大限度提升刑事案件办理能力，与专业化的检察官相抗衡，说服专业化的法官，专业化监督他们行使权力和履职过程，使当事人得到公正对待，使法的精神得到体现？
这样看来，律师成为专业化的律师，不仅是自身的发展需要，也是对当事人、对社会的一种负责任的要求，是法治社会建设的一种需要和趋势。那目前律师队伍专业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任 洁：我国目前执业律师人数已突破30万，律师事务所2.5万多家，只做刑事案件的专业律所只有20余家。不过，专业化的形式也并不是开专业律所这一种，在有些综合性大所里，刑事部门或者刑事团队也做得非常好。无论是在综合性大所里做刑事案件，还是在专业律所里做刑事案件，律师个人一定要走专业化道路，在刑事领域里精耕细作。因为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总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业务都精通，专业化必将是一种发展趋势。我甚至觉得即使在刑事领域内，专业化程度还可以细化、加强，比如只做职务犯罪，或者只做经济犯罪等等。北方有一位律师，就是专门做毒品犯罪，这就是专业中专业。律师和医生一样，都是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为客户（患者）提供法律（医疗）服务的，头疼感冒找内科，骨折开刀找外科，老百姓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在选择律师时，往往不会考虑这一点，总找万金油似的律师，从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水准和品质上来讲，建议选择律师时要多打听多了解，尽可能选择专业性强的律师，这要在我们普通民众心中形成一种定型的法治思维模式。法治社会最大的影响意义是使法治意识深入人心，维权路径的选择将出现本质的转折。人人对法治有信心，法律条文将不只定在纸面，而是真的可以为公众保驾护航，让每一个弱势都可以依赖，都感到有力，不再谋求人治方式来促进公平体现，获得利益维护，我们不再动辄怀疑基层行政决策和法庭判决，而总想通过上访方式以闹大求关注，以震惊或感动更大权力来“发回重审”，而是真正觉得这一块的法律制度给力，在法律之框架下，能保护各方面的利益。
任 洁5分钟前
公众法治意识的提高可促进法的精神普及任 洁：依然会的。
任 洁：虽然我在专业化刑辩这条路上遇到很多挫折，看到很多不足，但这也正是我们律师和其他法律同行需要努力改变的空间。一见钟情可能很容易，经历了风风雨雨，了解了美好和丑陋，仍然选择并甘愿付出，我想这才是深沉的爱吧，我就是想将自己热爱的领域做成事业。
专做刑辩，最让您困惑的是什么？
任 洁：刑辩路上困惑着我的东西很多，比如有效辩护很难，刑事案件从侦查到审查起诉到一审，可能再到二审、再审，就像一粒种子发芽、成长、枝繁叶茂的过程，司法工作人员像为它浇水的园丁，当律师说这粒种子有问题，这棵树长错了的时候，往往会遭遇阻力。阻力中包含了很多因素，有时是体制内健康力量和灰暗力量的博弈，律师的有效辩护最后往往寄希望于健康力量的坚持，寄希望于司法工作人员法律品质的坚守，而不是法律框架内的论证探讨，这是比较让刑辩律师无奈的事情，但这种情况也在庭审实质化制度的改革中慢慢发生着改变。
还有我国长期处于“人情”社会中，一些当事人信奉关系和人脉，认为律师的专业水平不过是锦上添花、可有可无的东西，甚至有的律师都无法安心坦然地放弃通过关系推动案件进展。当然法治意识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法治社会的构建需要办案机关、律师和社会公众共同的努力——公职人员和律师在办案过程中要坚守法的精神，公众要树立法治的意识，对法律和律师专业能力要怀抱信任。
那在法治文化的建设当中，作为一名律师，应该承担起什么样的责任？
任 洁：律师作为一个相对特殊的法律职业群体，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律师作为人大代表参与了立法工作，律师以立法方式来实现司法公正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其次，律师通过担任政府法律顾问，为政府决策提供法律咨询来保障政府执法的合法性、规范性；第三，律师的本职工作就是代理诉讼，律师通过代理诉讼来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保障了司法公正，律师作为法律工作者，天然有一种对权力的制衡作用；最后，律师拥有法律知识和技能，长期活跃在法治中国建设的第一线，深知老百姓对法律知识的渴望，所以律师在日常工作中积极组织法治宣传，提升守法意识。在宣传方式上，随着自媒体的不断发展，律师也可通过微博、微信等方式进行法治宣传。总之，推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不但需要律师的参与，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共同推动。
任 洁7分钟前
为他（她）作为一个“人”而享有的权利而辩护法律援助是一项扶助贫弱、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社会公益事业，同时也是我国实践依法治国方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但从目前来看，其覆盖率还很小，在您的辩护工作中，有做过法律援助的案例吗？
任 洁：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可以享受法律援助的对象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由此可见，享有法律援助的范围还是蛮小的。而从我专注从事刑事辩护的初心看，我就很想通过自己的专业能力帮助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弱者，所以我鼓励事务所多接受法律援助案件，并且做过多起法律援助案件。我认为，每一位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应当享有专业律师辩护的权利，我们为他（她）作为一个“人”而享有的权利而辩护。
任 洁：由于刑事诉讼涉及剥夺公民的自由，甚至生命等自然人最为基本的权利，较民事案件通常涉及财产，其重要性要高，所以不能因为当事人的支付能力不足而得不到辩护。
在陈永生教授的相关论著中，有这样的介绍：鉴于刑事诉讼的过程和结果都可能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等根本权利，因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规定，只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钱聘请律师，就有权获得免费的法律援助。如法国1993年1月4日通过的第93－2号法律对其讯问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规定：“除当事人明确放弃之外，只有其律师在场或者按规定传唤律师到场的情况外，才能听取当事人陈述、进行讯问、令其对质。”这意味着，在刑事诉讼中，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警察、检察官、法官等就必须为其指定辩护人。还有些国家和地区，虽然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未能覆盖所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但覆盖范围比较大。通常，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多数能获得免费的法律援助。在法治发达国家和地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数量通常高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行委托辩护人的案件的数量，甚至是后者的很多倍。
任 洁：我理想的法律援助情景是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绝大多数能获得免费的法律援助，实现辩护律师在刑事案件的全覆盖，当然理想的实现任重而道远，我们每一个刑事律师都应该有所付出，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
||原载《苏州日报》2017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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