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家国八十年｜永远的陪都 抗战的重庆

80年前的今天：国民政府发表移驻宣言，迁都重庆。此后，重庆既是中国“战时首都”，也成为与华盛顿、伦敦、莫斯科齐名的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名城之一。

迁都重庆，同历史上许多次迁都一样，是在外地入侵的剧烈压迫之下的不得已的选择，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衣冠西迁”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命运，中国并没有仅仅剩下一个残破的半壁江山，而是最终光复了全部国土，并且一跃而成世界五大国之一，可谓一雪前耻，值得颂扬与纪念！ 

时光倒流回80年前，在日寇对南京的凶恶威逼之下，1937年11月12日，蒋介石（军事领袖）与林森（政府领袖）会商，决定迁都重庆；15日，最高会议通过决定迁都重庆；16日，蒋介石作《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讲话，明确告知与会者：“现在中央已经决议，将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了”；17日，作为国家元首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国府直属的文官、主计、参军三处的人员乘“永丰舰”起碇西上，从而揭开了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的历史序幕；20日，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向世界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这篇战斗檄文全文如下：

“自芦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平津沦陷，战事蔓延，国民政府鉴于暴日无止境之侵略，爰决定抗战自卫，全国民众同仇敌忾，全体将士忠勇奋发；被侵各省，均有极急剧之奋斗，极壮烈之牺牲。而淞沪一隅，抗战亘于三月，各地将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暴日倾其海陆空军之力，连环攻击，阵地虽化煨烬，军心仍如金石。临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而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迩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信义与世界和平计，皆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

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特此宣告，惟共勉之。

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自此以后，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厂矿内迁”决议，来自华北、上海、济南、南京、长沙、武汉等地的钢铁、机械、军工、造船、纺织、化工等关乎战时军需民用的一千三百余家工业企业辗转迁渝，拉开了中国近代工业史上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工业西渐”的序幕，重庆因之被誉为“中国战时工业之家”。据相关历史记录，重庆兵工从1938年相继复工至1945年抗战胜利止，共产各种枪弹8.54亿发，步枪29.34万支，轻机关枪1.17万挺，马克沁重机枪1.8万挺，各种火炮1.4万门，各种炮弹598万颗。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内的统计是：重庆兵工承担了全国械弹三分之二的份额。

自此以后，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家银行的总行迁到重庆，并准许各省地方银行在重庆设立分支机构，中央信托局等也迁到重庆。1939年9月，为进一步控制金融以适应战时需要，改组并加强了原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总处，总处设在重庆，负责办理政府战时金融政策，并加强理事会，蒋介石兼任理事会主席，使之成为控制全国金融最高权力机关，使重庆金融业获得空前发展，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工业中心及金融中心的形成及大量人口迁渝，促使重庆在抗战时期的商业极为繁荣，商业门类齐全，经营品种繁多，并形成以重庆为中心，辐射到四川及西南、西北各省的庞大商业网络，从而确立了重庆作为全国商业中心的地位。

自此以后，中央大学、国立政治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迁昆明组建西南联大，经济研究所迁往重庆沙坪坝的南开中学校内）、中央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中央电影制片厂、中国艺术剧社、中央广播电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生活书店、《大公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新民报》等中国著名高等学校、新闻出版机构和文化艺术团体相继移设重庆，成千上万名教授、学者、专家、诗人、记者、科学家、艺术家和几十万流亡学生颠沛造次，筚路蓝缕，踏上了孔夫子以来史所空前的中国文化教育重心由东向西转移的悲壮征程。重庆因之被誉为战时中国“齐之稷下”。

自此以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美、苏、英、法、加、新、澳等30余国驻华使领馆驻节重庆，苏联塔斯社、英国路透社、美联社、合众社、法国哈瓦斯社、英国《泰晤士报》、美国《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法国《巴黎日报》、苏联《消息报》等世界著名通讯社、报社以及几十个反法西斯反战国际机构、团体也先后在重庆派驻机构。重庆成为国际交往中心，向世界发出中国人民抗战和反法西斯的最强音！

自此以后，从白山黑水到黄河两岸，从中原大地到苏杭沃野，从江汉平原到珠江三角洲，数以千万计不愿做亡国顺民的沦陷区同胞流离失所，扶老携幼，往重庆移动，往大后方移动。中国近代由于战乱频仍，天灾人祸，山东汉子“闯关东”、中原父老“走西口”、江南士绅“下南洋”的三条主要迁移流向，第一次汇聚成由东往西、从沿海往内地的民族大迁徙。

自此以后，中国战时政略和战略指挥中枢全部移驻重庆。重庆从战前一普通省辖市跃升为中国战时首都，全国政治、军事、外交、经济、交通和文化中心，世界反法西斯国际名都。从此，重庆与民族衰荣相依，与天下兴亡相系，其命运也艰险，其使命也远大。

1938年8月，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尼赫鲁飞赴重庆，与国共两党人士会谈。中印两个亚洲大国第一次开始携手合作。

1940年10月，美国退役空军军官克莱尔·陈纳德在黄山与蒋介石议定组建美国空军援华志愿队即“飞虎队”。

1941年12月，由中国倡导，中、美、英在重庆举行东亚军事会议，商拟三国军事联合计划，组建三国军事同盟，（后来成为联合国的前身，因此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

1942年1月2日，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在重庆成立，重庆成为指挥中国、越南、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等地盟军作战指挥本部。

1943年1月，美、英两国声明放弃在华不平等条约各项特权，在华盛顿与重庆分别签订“新约”，有关国家皆与之仿效，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有不平等条约到此基本废除。

1943年11月，蒋介石飞赴埃及首都开罗，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签署《开罗宣言》，明确认定东北和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华民国”。

1944年4月，重庆工商代表团前往华盛顿，参加国际通商会议，这是中国工商界首次以平等身份参加国际会议。

1945年2月,宋美龄应邀访美,由罗斯福总统夫人陪同,向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取得巨大成功。

1945年4月28日,中国代表团(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从重庆飞赴美国旧金山,参加有五十一国代表出席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签署联合国宪章,成为联合国缔约国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从此，中国正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强之一，重庆成为与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并列齐名的世界民主堡垒和国际名城。

1945年9月1日，国民政府在重庆颁令，宣布成立“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和“台湾警备司令部”，同时公布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组建和任命了“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各机构和人员。10月25日，台湾行政公署长官兼警备司令陈仪代表重庆国民政府通过电台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和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特报告中国全体同胞及全世界周知。”至此，沦为日本殖民地达五十年之久的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重庆国民政府将10月25日命名为“台湾光复日”。

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家政权于国家危急存亡的“衣冠西渡”之秋——迁都重庆，在中国迁都史上乃是破天荒第一次。同时发生的民族救亡大迁徙，可与“出埃及记”媲美，可与“敦刻尔克撤退”争辉，成为中华民族转危为安、从积弱走向自强的历史转折点，成为国共合作、全民抗战、国家民族意志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越阶级、党派、集团和个人之上的划时代事件，成为中国人民独撑东亚战局，直至正面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正义和平而战的世界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