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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英记忆】尚峰：我从兰大出发
地点：民城集团董事长办公室
人物：尚峰
访谈人：王秋林 段小平 花蕊
摄影：段小平
文字摘录整理：赵妍妍（学生志愿者） 杨旭娟（学生志愿者）
1997年尚峰辞去公职，白手起家创办“兰州民族贸易城有限公司”，经十余年奋斗，现已发展成为一家集房地产开发、矿产开发、综合商业经营管理、餐饮、娱乐、物业服务业等多种业态为一体的跨行业、大规模、综合性的大型实业集团，拥有商业性固定资产20万平方米，资产总额20亿元。
秉承“名远德为尚，山高人作峰”的精神，尚峰长期致力于公益慈善事业，捐资助学，帮贫扶困，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用实际行动献爱心、回报社会。这些年来他持续向灾区、贫困地区捐款捐物，为家乡建设捐资达数百万。支持文化教育事业，2008年在母校兰州大学创立了“尚峰校友奖助学金”，已累计向该基金注资350万元。
2014年，尚峰校友出资10万元，资助“萃英记忆工程”成果《我的兰大-人物访谈录1》出版发行；2016年，尚峰校友表示，愿再出资10万元，用于支持《我的兰大-人物访谈录2》的出版发行。
那时候法律系刚成立，师资力量也相对比较薄弱，有些课程开起来比较困难，需要请一些外援。但是，这样也有好处。由于学生少，老师和学生的关系非常好，学生得到老师的关心爱护比较多。这种关爱，无论对于学生成长过程中能力的培养，还是对于人格的形成、道德的修养都有很大的好处。
因为我们是第一届，大家说法律系的师资力量差，都不太看好。当时法律系的老师做出的努力可以说挺大的，像李功国、周林彬、蔡永民、禄正平等老师，都给我们上过课。李功国老师讲课是比较谨慎的。他当时主要研究《民法学》，给我们讲课时注重理论知识与能力的结合。现在美国的禄正平老师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他指导了我的毕业论文。禄正平老师是最有潜力的老师，后来他在亚欧当副总，亚欧上市就是由他负责的。
吴文翰先生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大，给我们讲的是法制史。作为一个法律人，不管法官，还是律师，还是检察官，最重要的是有法治的精神，有“正义”这么一个概念。如果法律失去公平、正义，那么社会的公平就没人去主张，这个社会也就完蛋了。所以，吴文翰老先生做人的骨气以及他的正义感，对我的影响挺大。杨军老师在十九岁就开始教学，北大毕业后就来到了兰大。他跟我年龄相仿，我们之间交流起来也挺方便的。贾登勋老师是我们班主任。他很厚道，我们的来往很多，而且每次同学聚会他都来参加。现在和我们打交道的法学院老师很多，像和我一块做事的田夏桐，现在在这里住（指：民城集团所在地的小区）。历史系的老师彭东玲，是我集团公司总经理。他在1985年当的老师，是曹红副校长的班主任。
说到兰大对我的影响，我感觉还是挺大的，没有兰大可能就没有现在的我。在兰大的四年中，我觉得自己收获比较多的还是各方面的锻炼。那时学习很轻松，除了上课外，几乎就是每天早上跑跑步，下午打打篮球。记得我在兰大的十公里越野中，成绩最好的一次还进入过前十名。至于篮球，我们班25个男生中有6个人打篮球，曾打入过（学校）前四名（笑）。
从毕业到现在，我们班的同学之间感情很深厚，真正的从原来的同学友情上升到亲情关系。一个班总共有41个人，而现在我们相互联系的仍然是41个人。
前些年，法律人才比较少，大家从工作方面取得的成就都比较好。我们班做律师、法官、检察官，以及教学的同学挺多的，而且都干得挺好。
虽然是本科毕业，但是我们班到省检察院去的三个同学，现在都是市级检察院的检察长。同班同学三个人同时工作，再同时当上检察长，这个都是很少的，是百分之百的概率（笑）。我有一个同学叫孙文俊，是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2005年获得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他在全国做得也很大，号称是华东第一大所，他在所里的讲话内容被司法部转发全国律师。
尚：我1988年毕业，被分配到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先到法工委（甘肃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做地方立法工作。因为那几年进去的学生比较多，能力水平也都比较好，但是相对而言，我觉得我们兰大人的基础还是可以的，所以我很快就适应了法工委的工作。法工委在人大算是最重要的一个部门，也是工作任务最重的一个部门。
法工委就是法制工作委员会。地方立法的事全部都属于法工委管。此外，全国人大、国务院通过一些法律、法规、征求意见等都在法工委。所以当时，国家这些立法我们都有参与。省里的一些法律法规是我们的工作重点，包括土地法实施办法、城市规划法实施办法，及甘肃省很有名的一个条例《甘肃省禁止痴呆傻人生育条例》。当时这个法规影响很大，一些著名的新闻机构都在采访，像美联社、塔斯社等。世界上也是分成两派，日本、德国、俄罗斯这些国家赞成，美国、英国、法国等反对……那肯定是甘肃地方法规中唯一一个影响如此大的。我在法工委干了几年，就被调到了办公厅做基建，做基建的时候便介入了房地产。
人大的这段工作经历让我真正得到了锻炼，也让我终身受益。当时我们办公室的几个同事，都是在行政岗位上当过领导的老同志，他们水平很高。第一个是宋启明，当时28岁的秘书处长，38岁的时候是副秘书长；张文奇做政治经济学研究，很有建树的一个学者型领导；李黑虎也是咱们兰大校友，经济学界当时有“南豹北虎”之说，其中“北虎”就是李黑虎。他当时进人大的时候有十三部专著，一百六十多篇论文。他们的工作都很努力，学习的积极性也很高，对国内几个主要报刊的法学、经济学理论文章每期必读，对法学和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动态也都很熟悉。在周围同事的影响下，我的写作能力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我1991年发表第一篇论文《论土地承包制度的法律调整》，是在《经济与法》上发表的，发表的时候用的是头版头条。后来，我给中国法学寄了一篇叫《立法与公民参与》，因为比较长（一万六千字），郭道辉总主编给我回信说“质量比较好，抽时间发表”。还有上海法学给我发过《论消费者的刑法保护》，在甘肃的人大研究、人民之声报上发表的论文还是比较多的。
当时省人大常委会有八、九个地方部门，每个部门仅有几个人，提供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大家都认为我们年轻，机遇很好。到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我就发现社会正在转型。中国有13亿人口，市场广阔，经济处于起步阶段，各行各业门槛低，都有很多机会。邓小平同志讲话中最关键的一句就是，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也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定性，也是对中国未来的一个定性。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到市场上去。后来，省上的一个领导退休后也做了公司。他借了两千万，批了三百多亩地。我呢，则是借了三万，批了十亩地，从辞职到建成共用十三个月。我请这位老领导给我开业，他说他是省级干部，我却是一个啥都不是的小科员，为什么我干成了，他却干不成。我说“三拳两胜”（笑）。搞房地产，就是和各个部门打交道。几乎是只要是有公章的单位，我们都在打交道。
王：你们干了不少的成绩，把这么大的一个事业做好，挺不简单的，这也是学校的骄傲！您刚才说是南巡讲话把您点醒了，看到了未来前景，并且很快到投入转型，这很了不起。你是怎样想到这么去做的？
尚：我七月份毕业，九月份写的论文叫《宪法与政治体制改革》。经过研究，我觉得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中国的宪法框架下，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是两个前提，是体制改革的先决条件。我们的行政机构太庞大、太臃肿，不适合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要发展，必须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要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就走在前面。行政体制改革，就是减人员、减机构。“与其等到那时候被减，还不如自觉地减”，当时我的脑子里就有了这个概念。所以我就想着，我们还是走吧。行政这条路太拥挤了，真的不好走。
王：您搞经营也这么多年了，而且搞得这么好，您的经营理念是什么？
尚：实质上最重要的就是把握机遇。因为有些机遇出现在你面前，你不一定能把它看出来，不一定认为它是机遇。我为啥做生意的时候有这个概念？1991年，我跟当时的法工委主任到海南去出差，碰到我们省委辞职的一个干部，他在海南做生意了。他对我们讲他怎么做生意，我听了一会儿，就听懂了。我把它叫“魔术师经济”。当时大家都没钱，但是当把手伸到口袋里面的时候，就有钱了。因为你注册一个公司，它有借账、银行贷款、投资，就能转动起来。你都不敢想象，我启动的时候就三万块钱，我要用它盖小西湖那栋楼。三万块钱，真的就把它盖起来了。
现在国务院李克强总理反复地强调两句话，一句是万众创新，另一句是大众创业。实质上，创新和创业就是目前中国社会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创新问题，什么是创新呢？主要是技术上或体制上的问题。现有的公司发展到今天，体制、机制要有创新，要把所有的力量都调动起来，把各种资源、资金、土地、设备，发挥到最好。还有一个是技术创新，就是从制造大国到创新大国的转变，国家的转变，每一个企业都会有新的机遇。第二个就是大众创业。因为中国发展到了今天，国家有很多资金，居民也有很多的储蓄，或者说金融性资产、非金融性资产都有不少了。在这个时候，中国社会要变化，从市场经济要向资本经济去转化，需要大家都成为股东，这样就可以把整个社会的资金调动起来。所以现在提出了“倒逼”的概念。倒逼的概念我理解的就是经济发展的形势逼迫行政体制、管理体制、规章制度进行改革。应该说符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
从去年开始，工商局在企业注册这一块，把审查制变为注册制。即提出申请就行，不须验资，一经注册就可以成立公司。这些政策是鼓励大家去创业，这对我们社会是一个变革。比如说倒逼改革会带来新的机遇，每一个人都面临着一种新的创业、新的发展机遇。时代在发展，好多企业已经不适应了，企业倒闭了，这个现象很正常。我对经济的看法并不像好多人说的那样，“哎呀企业倒闭了，现在企业这么困难，这么多人，失业这么多，这是多坏的事”之类的，我并不这么认为。到秋天了，树叶落了，意味着新的树叶要发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都是螺旋式上升的，中国经济肯定会走向一个新的台阶。只要是把这个阶段迈过去了，以后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都会发生变化，我们个人会吃得更好、住得更好、行得更好、穿得更好、活得更好。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餐饮业、旅游业、健康、文化体育等等，这些都是新的方向，因为这些产业会让中国人过得更好。以前我们坐下划拳喝酒，但是以后可能是跑步、登山、游泳……中国将在体育文化这些方面有一个发展机遇——只要太阳能从东方升起，机会就永远存在，明天会更好。我坚信这一条。
尚：满达人先生给我们带课时讲《日本经济法》（这本书是他翻译的），对我以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影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日本经济的管理方面确实比较先进。在省人大搞地方法规的时候，有些现成的经验我们都能用得上。比如说当时，我们搞质量监督条例，甘肃的质量监督是全国范围内搞得比较好的。起初，我们质量监督很乱，比如说，煤炭有煤炭的、建材有建材的、轻工有轻工的……当时我们就根据日本的经验想出了一个办法。首先由省质监局对这些质监站进行认可规范，把以分散管理为重点的分散型质量检验体系，改造成以专业为重点的全面质量检验体系。很快就把这些监督系统统一起来了。
王：这说明在课堂上学过的东西在你们以后的应用中有很大的作用。
尚：法学是一个应用学科。法学学科在文科学科里面，它的实用性很强。什么是抢劫罪，抢劫罪怎么构成？法学上面是很具体的。我们国家现在缺陷在哪呢？在行政法这一块上我们笼统的、喊口号的东西太多，具体的东西少了。记得《城市规划法》颁布以后，我们省上搞了《城市规划法实施办法》，我也是参与人之一，《城市规划法实施办法》的法规说明是我写的。这个法规通过以后，我到市上去办手续。但是这个手续怎么办，我搞不懂，也不会办。我就请教他们，我说你们手续这么办依据是啥，他们说依据的是省上通过的《城市规划法实施办法》。我说《实施办法》就是我写的，我怎么不知道这么办呢？我们的法规都存在这个问题。需要定的很细的地方，定不了；不需要的地方我们却要坚持什么原则之类的，又太多了。
尚：作为我来讲，挣的钱已经是够吃够花了，再多的钱也没太大的用处。所以，要把这些钱用到需要它的地方去。选来选去，我觉得首先还是教育。教育是最需要资助的地方，因为帮助一个学生，可能就会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我觉得这种资助，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还给他一种信心。
花：我记得您也是来自农村家庭，上学的时候家里应该也挺困难吧？
尚：还可以。我父亲那时候是汽车司机，相对而言家境还可以。
王：张文轩曾给我们讲，国家原来实行助学金制，他就是助学金的受益者，所以出来以后一直都惦记着怎么样去回报（国家）。
尚：对，教育这一块，尤其是兰大，贫困学生多、面大，确实应该得到国家、社会、个人更多的资助。学校每年把贫困学生梳理出来，多少学生，具体名字是谁等等，这些工作应该是很容易的，学校要把这些工作做好。我想做到兰大没有一个困难学生，或者每一个困难学生都能得到有效的资助。如果我能够把这件事做到，我觉得太有意义了。
花：国家现在也看到了这一块，只是没有给所有的人，因为咱们学校申请的学生是30%，还有70%的学生是拿不到这些资助的。
尚：学校应该想办法把它做起来。社会捐赠最主要的问题是，大家不知道这些钱用到哪里去了。尤其是“红会事件”发生以后，负面影响比较大。如果把贫困学生梳理出来，然后去做，这样效果应该是可以的。
尚：在寺庙里当义工、上香磕头，是为了获得心理上的平安，但它不是现实的回应，期待来世回应。但若对学生去资助，回应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你能看到学生的成长，能看到他的变化。我也接触过一点宗教知识，从净空法师讲的《十善业道经》中领悟到很多道理。你给一个人做了点好事之后，你得到的是快乐，是幸福。但是如果你做了一个贪污受贿的官员，今天你拿了一笔钱，你得到的是什么？是晚上睡不着觉，是内心的愧疚。人高高兴兴活一辈子，和每天愁眉苦脸、担惊受怕的一辈子，哪个好？
王：修德不期获报，自然梦稳心安。
尚：我父亲是司机，是雷锋的战友，这就是为啥我叫“尚峰”。父亲曾在东北当兵，一直开车。他确实是从小就把集体的东西、国家的东西一点都不沾。哪怕我们仅仅把他的汽车动一下，摸一下都不行。那是公家的东西，绝对不行。他从部队回来以后，先到信用社当主任，但是没上过学，所以不会算账。之后拖拉机站来了一个拖拉机，他就开拖拉机，当拖拉机站站长。到70年代末，乡里有卡车了（最早的那个卡斯车），他就一直开车。父亲当了一辈子司机。我妈比较开朗，对家里面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从成长的环境来讲，吃点苦没啥不好。我在农村长大，五六岁已经干活。首先是拾粪，背个粪背篓满山走，所以现在叫驴友嘛。我五岁就是驴友（全体笑）。十一二岁就开始在外地干。在外地干时就住在山上，几天回不了家。各种农活，像犁地、耙地、磨地，好多人掌握不了这种有点技术性的农活，我到现在都会干。
别人干点工作，写个文章，加个班，就觉得多累。我前几年从来不知道累的感觉。只要睡完觉，起来啥都就好了。在事业上，我夫人对我有很大影响。有时候企业遇到困难，今天打官司，明天账付不出来，民工在闹事……夫人中午坐下来陪我吃个饭，听我聊上几句，下午啥事都没有了。
王：您会遇到一些难题啊、技术的问题，但是您好像没有发愁过？这个您是怎么处理的？
尚：这种情况比较多。有阵子五六个官司都在法院打，而且都是被告，每天法院的传票把人传得受不了。有时候拆迁户或施工单位的民工，来个几十人把我围住，这种事都发生了好几次。怎么处理？也没啥办法，就是一个坚持。俗话说没有过不去的坎，只要你坚持，啥事都能过去。我在2000年时最困难，当时我的一个部下建议把六一商城，也就是小西湖民贸城抵押了，贷上几千万，然后拿钱走掉算了……过春节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山里想这个问题：第一，我觉得这是一个责任问题；第二，如果我走掉，买过我房子、租了商场的人，还有给我施工单位供应了材料的人，这些人怎么办？如果我——老板在这儿，债务虽然存在，但是还能挣上，还上，困难总能过去。但是老板一旦走了，那这些人就完蛋了，很可能好多家庭就家破人亡了……另外，2000年时，当时房地产还不行，那时候我就判断中国的房地产肯定会有一个大的发展机遇。留下来，事情还能干下去。跑了，你这辈子就啥都干不成了。这个商场好不好无所谓，只要我们能打开局面，让它熬过去就行。最后我就对自己说：“熬吧，熬时间。”一方面是努力，另一方面是熬时间。
我决定投资房地产，做住宅，这就开始有了雁滩这个地盘。把这块地征下来是2003年，然后开始建设。刚好在2003年房地产就开始起步了。那个时候，征地时新港城的房子平均价在一千七左右，后来就升到一千九，两千。到我们销售的时候又涨到了两千五六，而且一直在涨。三千多到四千多，还有五千多的，刚好就赶上了。（望河丽景）这个（项目）做完之后，就是西固（华都天韵），西固之后就是红山根（祥瑞人家）。都是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上升期。所以说，我们每一次在机遇的判断和把握上面是比较准确的。
我给全体员工开大会，讲为啥公司这两年时间内都没有做新项目。因为根据我们的基本判断，也就是从整个房地产供求关系来讲，房地产市场处于饱和状态，已经不像原来那样需求很旺盛。那么，未来的房地产怎么办呢？肯定是改善性的需求大于这种刚性需求。人们想着把房子住得更好一点，所以盖房子的时候要有新标准、新要求。我给员工们讲，我们的楼盘出来，如果没有涨价因素，房价还是在原来的价格上，这个项目会不会盈利。这就要考验你的管理水平和经营能力了。建的时候是两千五，卖的时候是四千五，当然你所有的瑕疵，所有的管理上的漏洞，都全部被掩盖了。但是你建的时候两千五，卖的时候仍然是两千五，或者说你建的时候两千五，卖的时候是两千三，你还能盈利，那说明你是高手，说明你的管理水平确实比较高。市场已经变化得非常大，管理者需要重新思考。
王：“萃英记忆工程”这个项目，我们在2012年就开始了，到现在已经做了有两百五十人次的访谈了。实际上，我们最主要的工作是把这些影像和故事作为一份历史资料，在档案馆里永久保存。现在我们把能够拿出来服务于现在社会、服务于咱们校园文化建设的一部分资料，做成一套系列丛书发行，或做成不同的专题片在学校网站公开发布。对于这些工作我们感觉做起来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您这一次给我们资助，让我们感觉一下子有了底气。只要兰大在，我们就把她（“萃英记忆工程”）一直做下去。
我们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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