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庆育：这是属于我的法大故事

问津学术圈 2021-09-17

来源：社科文摘

很高兴又回来。

每年都要回来好几次，感觉很亲切。我系统教过的学生已经毕业，在座诸位很多都是第一次见，但好像没有任何陌生感。看到几个熟面孔，应该是去年应翟远见老师或前年应陈景辉老师之邀，回来教过几节课的班上同学。

一般来说，调离的老师即使有点影响，影响力也会终结于教过的学生毕业。此后，这个老师会成为陌生的名字，或者是「别人家的老师」。我非常感动，同学们还记挂着我，这大概跟我的授课录音还在法大流传有关。民法所的同事说：「你人是走了，可余毒未消。」说得我很不好意思。

弘毅跟我联系，说希望来跟大家交流一下。我非常乐意。协调好时间，今天就回来了。

交流什么呢？弘毅说不是以前那种学术讲座式的交流，同学们希望听听其他内容，用弘毅的话说，听听我的「心路历程」。提纲弘毅事先已经发我，上面辑录了同学们提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分两类：一是怎么学的？二是怎么教的？

那我就趁这个机会，简单梳理一下我在法大22年的学习与教学，希望对在座诸位有点参考意义。有什么特别感兴趣的问题，也欢迎随时提出。大家像聊天一样自由交流。

不要期待过高，我的「心路历程」无趣之极。

「世界上名字最好听的大学」

先从上大学开始吧。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选择这所大学？

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所大学？我想，对很多同学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偶然。我的偶然性也许比你们大一些。现在高考区分度已经很清楚了，资讯的获取也容易得多，所以，上大学之前，我想同学们都已经做足功课，基于重大误解来法大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我是基于重大误解来的。

不知道你们现在怎么样，我那时候高考，考完之后估分。给你发一份标准答案，估算自己的考分。然后根据估分成绩，参考以前的分数线填志愿。所以，填志愿其实是一场赌博，因为不知道自己到底几分，也不知道今年分数线怎么样，经常会出现偏差。比如过份低估自己，于是填报一所跟估分差不多但远低于自己实际分数的学校。记得我那一级还是下一级，福建省状元被录取到法大，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估分有误。

我还好，估分成绩和实际成绩只差六分，算是估得很准的。但那一年高考很难，分数普遍都低。更麻烦的是，估分的时候根本不了解这些情况。我的估分是历次考试中最低的，比平时低几十分的那种，所以比较受打击。

填志愿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对法律特别感兴趣，最向往的是中国政法大学。不是因为了解法律和法大，恰恰是因为不了解。

拿到各大学的宣传材料，一眼看中法大，觉得「中国政法大学」简直是世界上名字最好听的大学，比什么北大清华好听得不知到哪里去了，而且宣传材料上写着法大地处「北京市昌平卫星城」——「卫星城」，这个地方得有多高端哪？

一开始没敢报法大。对自己的分数实在没有信心，觉得很可能就上江西大学法律系了，又有点不甘心，硬着头皮在第一志愿填了华东政法学院。

我就读的瑞金一中每年都会派人去招生现场。那一年是校长亲自去。校长姓黄，我的代数老师，对我特别好。她带了三份空白志愿书去，其中一份是给我备用的。她不相信我的成绩会那么差，预备着成绩出来后第一时间帮我改志愿。

果然，我的分数比北大录取线高36分。赣州地区十八县市，我第3名。这个成绩打破了瑞金一中的排名纪录。不过我没有出很多风头，因为有更厉害的破纪录者，那年赣州地区的文理状元都在瑞金一中。这两位状元直到现在都还是我最好的朋友。

校长带的三份空白志愿书正是给我们仨的。三份用上两份，我和文科状元改了志愿，理科状元填的原本就是自己心仪的学校和专业，坚持不改。

北大清华当然最顶尖。北大文理皆招，清华只招理科生。所以对我们文科生来说，清华想都不用想。北大就成为首选。可当年少年心性，比较逆反。大家都说北大是最好的，我心里想，北大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非要上北大？就把北大填在参考志愿里。当时觉得很痛快，但实际上毫无意义。

那时候根本不会想到，少年逆反的意气用事会决定自己的一生轨迹。

我几乎没有犹豫，把第一志愿华东政法学院改成心目中的「圣校」中国政法大学。报什么专业呢？备选的有法律系、经济法系和国际经济法系。也是一眼看中了经济法系——又懂经济又懂法，那该是多么了不起。

这样，我就来了法大经济法系。

如果不是我的校长，我这辈子可能不会和法大有什么交集，也可能不会走教书写字这条路。直到今天，我还对我的校长满怀感激。

说我的分数比北大录取线高36分，听起来好像有点了不起。其实那时候其他学校跟北大的差距没拉得现在这么开，虽然北大是顶尖大学，但其他学校也能录取不少高分考生。

就说咱们法大，我同宿舍一位，吉林省排名十几名。我的分数在班上，大概也就四、五名的程度，全年级就排得更靠后了。这也可见当时法大录取分其实是很高的，印象中，录取线在全国高校能排到前十位，很多人的分数上北大都没问题。

「原来你们学校是工地啊！」

来法大没几天就后悔了。

我1990年入学。那时候的法大什么条件呢？简单说，一片工地。

礼堂还在建。教学楼建好四栋，也没个像样的名字，就简单粗暴叫A段B段C段D段，A段是现在的端升楼。A段和D段各有两个阶梯教室。阶五到阶八的那栋阶教，连影儿都还没有。

一食堂和二食堂建好了，图书馆还在建。怎么上自习呢？除了教室，就是食堂二楼。食堂二楼被辟为临时图书馆。

当时来说，食堂二楼图书馆条件还不错，每个座位都有盏小日光灯，相当于台灯。后来真正的图书馆投入使用，条件反而没这么好。条件好是好，只是每到快开饭的时候，楼下饭菜香味四溢，让人浮想联翩。

那时候，法大还有一个特色：周末只开两餐，上午十点一餐、下午四点一餐。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学生少。我这届全校招600人，89级招350人，88级不太清楚，但不会超过600人，87级回城里学院路校区了，所以全校学生也就一千多。周末很多人进城，人就更少了，学校本来就穷，可能觉得开一次伙不划算。

有一次，我的高中同学——就是那位理科状元——从人民大学过来看我。咣当咣当，345坐了19站。那时候也没有高速公路，现在的高速辅路差不多就是当年的主路，路面还没这么好。19站，平均每站两公里。他咣当得头晕脑胀，一进校门吃了一惊：「原来你们学校是工地啊！」

因为太远，交通太不方便，他当天回不去，得住我这儿。宿舍一般都会有空床，因为总有人进城回不来。第二天早上，他习惯性早起，我说你先别起来，没饭吃。他又是一惊：「怎么会没饭吃？」

他那次来，真是体验生活来了。

这些事现在说起来听着好玩儿，但当时感觉很苦，置身于沙漠的感觉。来了以后才知道，所谓「卫星城」，就是离城区很远的意思。说是在北京，其实离河北更近。到市区我们都说「进城」，完全乡下人的口气。

沙漠，不仅是地理意义的，也是文化意义的。

也是因为离城区太远，交通太不方便，学术及其他类型的讲座，乃至于各种文化娱乐活动都非常少。学生自发组织了一些诗社之类的社团，聊以自遣。有个很著名的「345诗社」，听名字就有点悲凉，是以通往城里唯一一路公共汽车命名。

不过这些对我困扰倒没那么大。我一直都是很闷很无趣的人，各种群体活动完全没有兴趣，只愿意一个人做自己的事。所以，有没有学术文娱活动，对我来说差别不大。学生社团也一个没参加。

总而言之，来法大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反复问自己：为什么要来这个鬼地方？

那时候当然不会想到，我不仅要在「这个鬼地方」度过四年，随后还会度过六年，再随后还有十二年。

文学青年的民国风

每个人，尤其是文科生，在一定的年龄段，或多或少都会有点文学青年的情结。我也不例外。大学里看了不少文学类的书。

不过，我看的文学书有点不一样。可能是因为正赶上兴起民国风，对民国作品特别有兴趣。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学校图书馆有一套《语丝》杂志，这是以鲁迅、周作人周氏兄弟为核心的文学与政论刊物。「语丝派」文笔都非常犀利，一剑封喉，过瘾得不行。

民国一堆文豪里，很奇怪，我特别迷周作人，跟着了魔一样，逮着他的书猛看。直到今天，看到周先生或者有关周先生的作品，我还会尽量买回来，包括这两年止庵编辑整理周先生文集，虽然大部分都有了，还是买了一套。

周氏兄弟并为文坛领袖，影响之大，无人能比。弟弟周作人不仅培养出享誉文坛的废名、俞平伯等「四大弟子」，也对梁实秋、林语堂这些大文豪有着深刻的影响。

周先生早期作品，论战风格明显，读来酣畅淋漓。中年以后，文风大变，变得波澜不惊冲淡平和而略带苦味，寓所也因此取名苦茶庵。

日侵时期，周先生曾出任伪职。抗战胜利，被判汉奸罪入狱。虽受新政府特赦，但从此处境窘迫。几十年来，各界人士一直对他讳莫如深，门生故旧形同陌路。最困顿落寞的五零年代，只有昔日弟子张中行不时登门看望。直到1990年，北大钱理群教授出版《周作人传》，周先生才算重新走入视野。

周先生还有个学生叫曹聚仁，新闻人，国学功底很好，49年后留在香港。周先生生活拮据，曹聚仁经常接济他，也在香港发表他的作品，还劝说他写回忆录，并帮助在香港出版。回忆录叫《知堂回想录》，咱们学校图书馆曾经有一本，我借出来读过。

很多同学对我的文风感到好奇，现在知道了，是受到民国作品的影响。当然，也受到金庸先生的影响。

学术青年的民国风

大学的专业学习刚开始不太愉快。

一年级的课无一例外都特别无聊。开了点法学课，味同嚼蜡；也开了点经济学的课，不知所云。至于其他课程，那就更不用说了。填志愿时「又是经济又是法」的憧憬遭到重创。特别不理解的是，明明不能自圆其说甚至相互矛盾，为什么还说得那么振振有词？

转折点出现在二年级上学期。

大二上学期开民法课，正赶上张俊浩老师——就是香香老师的博士生导师——主编的《民法学原理》出版。有些同学可能知道这本书，最后一次修订出版是在2000年，现在早已脱销。我们是第一届使用这本教科书的，很幸运。

读这本教科书才知道，原来法学教科书可以写得如此文采斐然，原来民法是如此逻辑如此思辨。

从此，我喜欢上了民法。

后来我了解到，当初编写教科书时，主编张俊浩老师，副主编姚新华老师、刘心稳老师和其他作者，集体住到昌平校区招待所，夙夜不懈，立志写出十年内不会被超越的教科书。

据我判断，这部教科书在出版后的二十年里，一直代表着大陆民法教科书的最高水准。

《民法学原理》受民国影响比较大。我按图索骥，四处踅摸民国的台湾的书。图书馆有少量民国台湾的官方盗印书出借，写着「内部交流」「供批判使用」字样。图书馆书店也偶尔会卖民国台湾盗印书，比一般的书贵得多。只要见到，哪怕借钱，我都要想办法买下来，以便「批判使用」。

通过各种「批判使用」，我结识了民法学家史尚宽、王泽鉴，结识了刑法学家陈朴生、蔡墩铭。

影印书都是繁体竖排，刚开始读起来很费劲，慢慢也就习惯了。我现在读繁体读竖排没什么问题，就是那时候读民国文学作品和法学著作打下的基础。

专业阅读对颓废病有神奇疗效。从此，我逐渐平静下来，不再光顾着后悔。以后的这几年，也基本就在读书中度过。

我的读书习惯比较独特。如果读教科书，喜欢以一本书为主，同时挑选有代表性的另外几本，摆在一起同步看。读到任何一部分，都对照其他几本。比如关于法人，读完为主那本的法人部分后，再看另外几本的相应部分。这样，读完一本书，也就同时读完几本书。

好处之一是，不用老师告诉我，说一个问题可能有多种不同的看法，因为我看书很容易发现这一点。这样，自然而然也就不会觉得法律问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这点体会，可能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我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寻求唯一标准答案的困扰。

所阅读的书，作者对我来说当然都是高不可攀的大家，所以不会轻易认定，说这本书跟那本书不一样，那肯定是这本书的作者不行。

作为一名还吭哧吭哧处于初学阶段的本科生，既没有动因也没有能力去怀疑任何一位心目中的学术大家，这反倒让我意识到，存在不同的提问方式，不同的提问方式指示不同的回答路径，即使提问方式相同，回答方式也未必一致。进而，促使自己去思考评判，哪种提问方式更切中要害，哪种回答方式更直击关键。

当时没有意识到，独立思考能力以及提出独立见解的能力，其实就在这时候开始生根发芽。

这样的读书经历也让我在以后的教学中一直强调，最好对照着读若干相同主题的书，即使不能做到，至少体系化看完某一套或者某一本书。法学知识体系环环相扣，如果不把某个知识点放在体系中，很难谈得上真正的理解。我对自己的学术观点一般都没什么自信，但是对这个读书体会，非常自信。

一定要多接触各家学说，一定要体系化读书，这两点我深信不疑。

我大学读书时间好像比较多，除了基本不参与文娱活动社团活动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经常逃课。这也是为什么我对逃课非常宽容，从不点名。

不过，单纯的放任也有问题。有些同学可能会把可以逃课理解为可以不学习，甚至有同学理解为，允许逃课即意味着许诺考试通过。所以近年来，我逐渐会强调：逃课的条件是，同样的时间里，自学效率比课堂效率高。

条件提得有点奇怪，因为这显然是不可验证的，只能逃课者自己把握。而且我相信，即使反复强调，绝大多数逃课，仍不是基于更高效学习的考虑，因为目前为止的经验告诉我，不及格的学生，考卷上通常既看不到上课的印记，更看不到其他渠道学习的痕迹。

这个看起来没有任何可操作性的条件，其实是我自己的逃课经验。

早期逃课，我的基本原则是：逃课时间必须用来学习，并且保证自学所得高于课堂。后期原则有所调整，变成：一旦判断课堂所得低于自学，就选择逃课。调整后，我逃课量大增，同时释放出大量时间用来读书。

读书稍微多一点，开始会有写作的欲望，也就会动手写点东西。

大四那年，我在《江西法学》发表了一篇所谓的学术论文。本科生，没有任何人指导，没有任何人推荐，写完直接投过去，居然就发表了，所以当时还是有点小得意的，觉得对学术还算有感觉。

当然，这种学习方法也不是没有代价。最直接的代价是，考试成绩一直不太好，因为考题基本都从课上或者指定教材中来，而且设定唯一标准答案。

本来也有补救办法，考前狂背重点一般比较有效，但这种事情好像跟我的身份不太符——虽然我也没什么身份。不仅如此，少年心性的毛病还老犯。看到大家都在废寝忘食背重点，我偏偏要去录像厅看录像，每考一门去看一场。

不过，成绩虽然不是很好，也不至于特别差，至少没补考过，还莫名其妙得过一次三等奖学金。

回老家检察院工作

成绩一般，又不是学生干部，保研这种好事，也就不用去想了。可是我想当大学老师，所以得准备考研。

我从小身体就差，直到大学也还不行。考研复习强度非常大，身体越来越吃不消。临考一个月左右，身体终于垮了。整晚整晚睡不着觉，一看书就头痛欲裂。别人进入考前冲刺，我却每天发呆出神。

勉强参加考试，成绩可想而知。其他科目还凑合，政治只考了40多分。

不用想了，找工作吧。

经常有人问我，毕业为什么会选择回老家检察院工作？其实不是选择的结果，是不得已。

我是属于找工作很困难的那种。成绩一般，长相抱歉，没当过学生干部，跟辅导员从不往来，家里毫无门路，简直一无是处。发表过一篇文章，但能说明什么呢？

同班同学有位很要好的朋友是山东人，他要回青岛找工作。闲着也是闲着，我就跟他一起去，顺带也看看海。青岛一家律所愿意要我。但我此前待过的地方，除了老家就是北京，对真正的北方生活实在没什么概念。

一天晚上，我坐在借宿的青岛大学校园里，反复想，青岛当然是很漂亮，可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没办法想象成为青岛人之后的生活。左思右想，还是决定回江西老家。

我大学实习是在赣州市检察院，那时候叫江西省人民检察院赣州分院，级别对应中级法院。对我的实习表现，他们好像还算满意。很幸运，他们愿意接收我去工作。

我在检察院工作了两年。虽然很快就离开，跟以前的同事如今也几乎断了联系，但我其实一直心怀感激，还有一些愧疚。

我是院里第一个法大毕业生。那时候，全省检察机关只有两个硕士在省检察院，而且这两位都不是法学硕士。领导很为我骄傲，喜欢跟人介绍「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最高学府」「全省最高法学学历」。如果我好好珍惜，前途应该也还可以。

可是我一门心思要考研究生。

很惭愧，在检察院，我从来没有好好工作，一有机会就复习考研书。在办公室读书，办案子也带着书，出差能不去就尽量不去。处长找我谈话，说检察院是纪律部队，任务是打击犯罪，得随时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不能一接到任务，就各种借口各种推脱。我也觉得这样很不对，可就是屡教不改。

领导和同事虽然对我很不满，但也没有特别为难我，算得上是非常宽容了。可以说，如果没有他们的宽容，我不可能挤出那么多时间来复习，当然也不可能考上研究生。

法大硕博

考研唯一认准的就是法大，其他学校想都没想过。

经过四年，法大的感情已经融入血液。毕业离校，我对着校门发誓：两年之内一定要回来。

其实不是单纯的感情，还在于我坚信，法大拥有全国最好的法科。这个信念一直维持到我留校当老师。

刚毕业那会儿，我当过一届班主任，不太称职，总共开过一次班会，跟他们的见面也就那一次。

班会上，我意识到，原来法大的学生并不是那么自信。有学生问我：法学最强的是哪个学校？我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法大。」从学生的表情来看，他们好像不太相信。但我这么说，是发自内心，并不是为了安慰他们。

尤其是民商法，老一辈，拥有江平、杨振山、巫昌桢和张俊浩这些大家耆宿，中青年，有方流芳、王卫国、姚新华、米健、赵旭东、夏吟兰、刘心稳、费安玲和鄢一美这样的中流砥柱，青年教师中，李永军、龙卫球、王涌、刘智慧、刘家安及田士永等等也都是一时之选，真可称得上是群星璀璨高手如云。

我坚定地相信，没有任何一所学校的民法实力可以比肩法大。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信念，法大任教时，学生报考其他学校研究生找我写推荐信，我都会有点难过。这个心理有点像一个取笑法国人的段子。说有个人在欧洲自驾游，从法国出境时迷路了，问一个当地人怎么离开法国，当地人大怒，质问游客：「法国有什么不好你要离开？」我就是这种心理：法大有什么不好你要去别的学校？当然，难过归难过，该签字还签字。

后来想开了。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有人喜欢一直待在熟悉的环境里，也有人愿意尝试不同的氛围，这些都无可厚非。

还算幸运，我第二次考研如愿以偿。复试的时候，我走在比昌平还狭小破旧的学院路老校园里，感觉特别亲切，想着再过几个月我就会成为这里的主人，心里别提有多美。

硕士期间，对学术研究开始有一些感觉，也开始对自己有一点期许。最有激励意义的一件事，是1999年我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小文章。

《读书》杂志于我有特别的意义，是我年轻时候非法学书籍的读书指引。这是一份综合性的读书刊物，主要评介各学科经典文献和经典作者。研究生期间，我不仅每期必买必读，还四处搜罗《读书》旧刊。这些旧刊至今还摆放在我的书柜里。

看得多了，心里就会想，要是能在这份刊物上发表文章，那该是多么愉快的事情。1998年，我写了一篇两千来字的小文章，冒冒失失往《读书》投，结果还真登在了1999年第2期。

其他没有太多可说的。整个硕士三年，波澜不惊，基本就在读书中度过。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对学术的兴趣越来越浓，越来越想当老师。这样，考博也就理所当然。

我上大学之前特别擅长考试，上大学之后，突然变得特别不会考试，每次考试都磕磕绊绊。考博也是如此。

当时我高中文科状元同学从厦门大学过来，由会计专业改考北大经济法博士。为了不受打扰，虽然很穷，我俩还是咬咬牙在外面租房备考。结果，他转专业跨学校考了第一名，我考本校本专业差点又没考上。

考博比较失败，倒是硕士论文答辩还可以。答辩结束后，好几位老师称赞说达到博士论文水平。这当然是过誉，不能当真，不过当时听着也挺高兴，算是在考博失败的低落中找回一点心理安慰。

读博期间继续风平浪静。除了读书写字，依然基本没什么其他活动。

跟硕士阶段不同的是，博士阶段大大小小发了将近10篇文章，包括在《读书》上又发了一篇小文章。其中，发在《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2期上的文章，大概可以算作我学术研究的正式起点。

《比较法研究》是我当时特别喜欢的法学期刊，喜欢到不想错过任何一期，于是跑到编辑部，从创刊号开始一期不落全部买下。

姚新华老师时任《比较法研究》编辑。承蒙姚老师抬爱，他让我硕士论文修改后投过去，并且坚持把我的文章放在当期第一篇，做重点文章推荐。

三年很快就过了。接下来是毕业找工作。

留校

田士永老师是我大学同学，他比我早两年博士毕业留校。读博期间，有一次去昌平找他玩，晚上住他家。早上起来在校园散步，看着校园里的人来人往，我心里想：对，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读大学开始就想当大学老师，读到博士，这个想法愈加强烈。可是，快接近目标的时候，发现不是那么容易。

最想的是留校。可毕业的时候，正好换新校长。新校长说，为了防止近亲繁殖，本校毕业生原则上不能留校。

民法教研室当时隶属法律系。杨振山老师让我给法律系分管副主任打电话咨询一下。副主任说，必须是特别优秀的才能留，你觉得自己特别优秀吗？我说我不知道。副主任说，连你自己都不知道，那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想，留校大概是不可能了。

当然，也不是非当大学老师不可。我喜欢跟文字打交道，所以对做编辑也有兴趣。法大出版社时任社长李传敢比较赏识我，希望我去，许诺让我专门负责纯学术的出版，只考虑著作的学术价值，不管经济效益。我很心动。

清华大学出版社也招法学编辑。因为清华法学院复建，清华出版社想顺势开拓法学类图书的出版市场。我去应聘，他们也想要我。

一般会认为，法大社不如清华社，但自己是法大毕业生，感情因素起了决定作用，愿意留在法大社。我把情况跟李社长说明后，李社长很高兴，迅速跟学校打报告要进人指标。

现在的校党委副书记高浣月老师当时是人事处长。收到报告后，她问费安玲老师，怎么你们专业朱庆育要去出版社吗？费老师又转告我导师。

杨老师把我叫到他家，说你怎么能去出版社呢？我说工作不太好找，留校好像也没什么希望。杨老师说，我们希望你留下来，去意大利学罗马法。我说，难度太大也不用勉强，反正我也愿意去出版社，跟文字打交道挺好的。杨老师有点不高兴，说你自己又不是不能写，为什么要去帮别人看稿？他这么一说，我觉得也有道理。

出版社这事就搁下了。最终，在杨老师多方争取下，我如愿留校。

教书

留校后，基本工作当然就是教书。

2014年离开法大前的最后一堂课上，我说，学生时代的最高理想，就是能站在政法大学的讲台上。确实如此。能留校，真是无比兴奋，觉得人生理想也就这样了。

教书必须要对得起学生。当年我曾经也坐在下面，学生为什么会逃课，我非常清楚。

我希望我的学生不会逃课，同时希望，不逃课不是因为点名或者其他强制手段，而是因为不愿意逃课。要做到这一点，对我来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自己的学术研究、授课内容、课堂表达以及授课技巧各方面都有足够的说服力和吸引力。

我有社交恐惧症，对文字的兴趣远高于对人的兴趣，跟文字打交道比跟人打交道自在得多。这也是选择当老师的原因之一。想象中，大学老师应该不必怎么跟人交往，基本工作就是读书写字，上好自己的课，做好自己的研究，然后万事大吉。

可是，老师必须在讲台上面对众多学生。社交恐惧症的一个表现，是容易紧张，在众人面前尤其如此。我每次上课前都紧张得不行，特别害怕在课堂上出丑。

为了克服恐惧，我备课时间一般来说会在别人两倍以上。

首先，寒暑假期间，我要把下学期的课全部备好。无论新课旧课，都得通盘过一遍，并形诸文字。所以，好多年我根本没有寒暑假。

不仅如此，其他假期也都用在备课上了。有一次上课，好像是五一假期过后，我在课堂上随口说了句：假期结束，终于可以稍微轻松一下。没想到同学们轰的一声笑了，大概以为我在讲笑话，但其实不是，我说的是真的。假期天天都在备课，上课反而感觉是一种放松。

然后，每次上课前一两天，我还要花比课堂时间多不止一倍的时间，把将要讲授的内容再捋一遍。

我担心在讲台上突然卡壳或者出错而不自知，所以，授课内容事先要反复看反复推敲。为了增加安全感，我还要把备课讲义全部打印出来，带到课堂上。现在我家里还保留着每学期上课打印出来的那些讲稿。

所幸，回报也相当丰厚。

最大的回报是，学生喜欢我的课堂。

有一次，晚上上课，突然停电。等了一会儿没动静，我就说：要不咱们下课吧。同学们不答应，要求接着讲。我说：咱们彼此都看不见，怎么讲呢？同学们就拿出手机照亮。在一百多人的教室里，我就着手机亮光坚持讲完。讲完后，我的嗓子干得要冒烟，但特别感动，也特别有成就感。

当然还是会有人逃课，但没有人可以让所有人满意，再者，如果一个人不想学习，别人是无能为力的。

法大任教期间，最让我欣慰的，是获得两届「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位老师」奖。这种由学生自发评出的奖项，比任何官方奖项都值得自豪——当然，我也没得过什么官方奖项。

我大概算得上是法大最著名的杀手，同时也是最受本科生欢迎的老师之一，这尤其让我感到骄傲。在其中一届的领奖致辞中，我说：「能够得到受害者肯定，毫无疑问是一名杀手的莫大荣耀。」这当然是调侃。我真正想表达的是，同学们如此厚爱，万不可辜负。

另外一个回报，是我的《民法总论》。这本书以法大十年讲义为基础，2013年出版后，得到的溢美之词远远超乎预期。应该感谢法大同学们的好学，促使我须臾不敢停止思考。

它的特别意义还在于，在法大任教的尾声出版这本书，正可当做我12年任教和10年求学的小小总结。

我还有个特点，长有一点点「反骨」。一般来说，做学生的，或多或少都会受到自己老师的影响。高校普遍担心的近亲繁殖，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我无论多佩服哪个老师，都不会想和他一样，总想要有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

这也是为什么，我授课从来不使用别人的教科书，任何一门课程，都要自己写讲义。

齐白石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我深以为然，也用这句话告诫过学生。

如果跟着老师亦步亦趋，老师达到的高度会成为学生的天花板，老师的问学路径会让学生墨守成规失去创造力。

经常会看到一个现象，老师是大家，培养出很多杰出的学生，但是没有一个学生的成就比得上老师。这一方面可能说明，老师的个人成就确实非常了不起，另一方面也许说明，老师在教育上不是特别成功。

我有时候会在课堂上讲一个故事。希腊化时期，斯多噶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的主张比较接近，但命运相差万里。斯多噶学派的辉煌延续至罗马时代，对罗马哲学构成重大影响，而伊壁鸠鲁学派则迅速衰落。其中一个原因是，伊壁鸠鲁把自己的言论制成语录，要求弟子背诵并且完全遵从。

怀疑是问学之本。罗素说：学生不信，教育就成功了。此不信是理性不信，要做到这一点，怀疑精神、怀疑能力以及独立思考能力，三者缺一不可。

准备留学

留校的基本工作除了教学，再就是准备留学。

杨振山老师对法大的一大贡献，是成立罗马法研究中心。中心与意大利建立稳定合作，每年派学者过去交流，由意方提供资助。中心成立没几年，法大就成为国内名副其实的罗马法研究中心。

杨老师把我留下来，用意之一，是让我去意大利学习罗马法。我正好也对罗马法有兴趣，当然很愿意。所以，留校事宜办妥后，在费老师的指点下，马上报名参加对外经贸大学的意大利语培训班。费老师负责罗马法中心的具体事务，她知道我经济困难，帮我报销了培训费。

正式入职后，遇到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没地方住。学校本来要解决周转宿舍，但迟迟不见落实。没办法，只好在丰台租房。

这样，我的行程就是：每天早上4点半起床赶第一班公交车，从南三环的丰台区住处，去位于朝阳区北三环与北四环之间的贸大听课，听完课或者回丰台，或者去昌平给本科生讲课，然后再回到丰台。每天在路上的时间超过5个小时。

这个状态持续了一个学期。

很不巧，我这边在紧锣密鼓做准备，那边意大利合作项目却出了点问题。上一期合作结束，下一期因为意方资金没到位而处于停滞状态。能不能继续或者什么时候继续，都是未知数。

没办法，只好等着。

等了大概半年左右，新项目启动时，国内已经积压着好几个人。名额有限，费老师告知，几个候选人需要竞争。我不想跟人竞争，所以没有介入。

与此同时，因为住丰台太不方便，房租负担又比较重，昌平周转房也终于得到解决，2003年，我搬到昌平。可是，从昌平去贸大听课比丰台更不方便，加上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去意大利，就中断了意大利语的学习。

这样又耽搁一年多。

2004年，我的博士生导师杨老师去世。

同在这一年，法大住房改革。学校告知，如果买房，凭购房合同可以领取十几万元的一次性住房补贴，否则不仅住房补贴停发，而且周转房租金也按市场价收取。按市场价收取的周转房租金高于我的工资。

无奈之下，我在城里买了套住房补贴款刚好够付首期的房子。简单装修后，2005年搬到城里新居。

搬到城里后，我开始想，意大利看来是去不成了，要不要改学德语？博士毕业已经好几年，也开始带研究生，时间再也浪费不起，必须做个决定。

民法的概念体系直接来自于德国，对民法来说，德语是最有用的外语；我住的地方恰好离北外又比较近。左思右想，最终决定到北外学德语。

这样，我平时到昌平授课，周末去北外上德语培训班。吴香香老师当时已经是我的研究生，我和她同期在北外学德语，幸好不在同一个班，要不然我这个老师恐怕会不太好当。我班上的同学，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孩子，只有我是三十几岁的大叔。

学德语完全是自费，当时也看不到任何赴德希望。决定要学，只是想要阅读德文文献，让自己不受制于翻译。因为语言的限制，我的学术研究已经处于瓶颈状态。

德语上了一年的周末班，成绩不好也不坏，拿了中级证书。昌平授课任务很重，实在挤不出时间继续学习，只好到此为止。

还好，这时候已经可以借助字典阅读专业文献。

通读完的第一本德文教科书是布洛克斯的民总，断断续续花了我两三个月时间。布洛克斯的民总是德国最好的入门教科书，真正的大家手笔，言简意赅，语言浅白而思想深邃。

阅读能力有所增强后，我借助德文文献，大致梳理了一下法律行为概念，写成一篇将近6万字的论文《法律行为概念疏证》，试图对法律行为这一民法核心概念作一正本清源式辨证。

论文发在《中外法学》2008年第3期，这好像是大陆法学杂志一期刊发篇幅最长的论文。对主编与责编的魄力，我至今心存感佩。

回到基本概念一直是我的基本学术旨趣，德语学习让我初步具备追溯概念的能力，《法律行为概念疏证》可说是这一学术旨趣的第一个成果。

大概在2007年，法大推出中青年教师海外提升计划，学校资助教师海外留学。分管人事的副校长高浣月老师是我毕业时的人事处长，她通知我说徐显明校长让我申报一下。

我大喜过望，赶紧请德国那边的朋友帮我联系导师，获得位于汉堡的马克斯-普朗克外国私法与国际私法研究所的一年访问邀请。2008年3月，顺利成行。

2002年开始准备出国留学，六年之后，总算告一段落。

2008年，我35岁。

读书诸法

同学们读书方面疑惑比较多，咱们接着说说读书的事吧。

虽然是法学专业，可大学时候，我读的非法学类书比法学类多，部分原因是，可读的法学书实在不多。除了文史类，高年级快毕业的时候，我开始找一些政治、哲学类的经典著作来看。

记得读过的第一本政治哲学经典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硬着头皮啃完，只有一个感觉：大家不愧是大家，写的东西我基本没看懂。也曾经试图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但刚开始就放弃了，实在是没办法读下去。

等到研究生阶段再拿起《社会契约论》，才感觉这本书其实如此浅白。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也在硕士期间读完了。

经常有同学问我，书读不懂怎么办？

我的体会是，只要认定是经典著作，读不懂就硬读。读不懂，通常说明不具备理解文本所需知识，但这些知识也只能靠阅读获得。

如果读不懂就轻易放弃，也许永远都不会有读懂的机会。反之，一本一本的啃过去，知识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理解能力会越来越强，所积累的知识也会越来越丰富。这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称之为「解释学循环」。

读书过程中，往往只见循环而不见上升，所以很容易自我怀疑：读了这么多，怎么好像没什么长进？

知识的积累比较缓慢，很难明显觉察出来，所以要有耐心；而且，知识增长，有时候不是让人产生充溢感，沾沾自喜于无所不知，反倒可能让人感觉虚空，惶恐于一无所知。

检验有没有长进，有一个简单方法：一两年后，回过头去读之前读过的书，如果感觉和当初一样难，那大概说明确实没什么长进；如果感觉容易了，说明知识有增长。

经常还有同学问我：读书记不住怎么办？

没有人可以记住全部读过的书。如果总是纠结于能不能记住，也许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以记忆为读书目标，这可能是多年应试形成的下意识；二是读书太少。

记忆力有好有坏，好的可以做到过目不忘。但无论好坏，记忆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淡。读书越少，会越珍惜所读的书，也就越想记住。有点悖论的是，读书越少，知识越少，记忆维持的时间会越短。

办法有两个。

第一个办法，先忘掉记忆的事情，找类似主题的文献，一本接一本去读。读到足够多后，能不能记住某一文献的内容就不再重要，因为你已经掌握这个主题或这门学科的知识体系。

从学生时代开始，我花了很多年，粗线条系统阅读过功利主义、实证主义、自由主义、诠释学及新制度经济学这几个主题的经典文献。我的治学路数，正是在梳理这些主题的过程中慢慢成型。

这个办法告诉我们：比记住文献具体内容更重要的，是掌握知识体系。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多读，同时，勤做读书笔记。

如果觉得这本书太经典，一定要记住，那就试试第二个办法。这个办法其实还是多读，只不过是就某一本书一遍又一遍地读。

听过我的课或者授课录音的同学应该知道，我特别喜欢约翰·密尔，课堂上经常提及这个人。我有一个偶像排行榜，他长期高居榜首。约翰·密尔的书尤其是《论自由》和《自传》这两本，我已经记不清读过多少遍了，到现在也还要反复阅读。

反复阅读可以维续记忆，更重要的是，经典之作，必定是常读常新的，不同时期阅读，会有不同收获，顺便也可以检验自己有没有长进。

经典常读常新，对此我深有体会，包括金庸，从初中读到现在，百读不厌。所以，对于学术经典，不要指望读一遍就完全理解，最好隔一段时间阅读一遍。

黄侃黄季刚先生小学天下第一，名列章门「五大天王」之首，天资之高，世所罕有。但他的自我认知是：「汝见有辛勤治学如我者否？人言我天资高，徒恃天资无益也。」

怎么「辛勤治学」？还是用黄先生自己的话说：「余观书之捷，不让老师刘君。平生手加点识书，如《文选》盖已十过，《汉书》亦三过，注疏圈识，丹黄灿然。《新唐书》先读，后以朱点，复以墨点，亦是三过。《说文》《尔雅》《广韵》三书，殆不能记遍数。」

天才尚且如此，何况常人？

可问题是，那么多书，既要反复阅读，又要不断拓宽阅读面，怎么办呢？

我的建议是：第一，尽量选择高质量的书。读书时间非常有限，要读的书无限多。要把有限的时间投入到无限的读书中，就尽量不要让垃圾书占用过多时间。如果垃圾书提供的知识或观念是错误的，那就不仅仅是浪费时间这么简单。第二，选择一些特别能打动自己、特别能影响自己思想路向的书，反复阅读。

一言以蔽之，读最好的书，在最好的书里，选择最具共鸣的书反复阅读。

越是初学者，越有必要阅读高质量的书，因为踏入新领域，第一次接触的知识印象最深，而初学者又不具备鉴别能力，往往受误导而不自知。等到泥足深陷，那就回天无力了。

可是，不具备鉴别能力，也就意味着没有能力判断书的好坏。这又怎么办呢？

办法有三个。

第一，看作者名望。在成熟的学科领域，最具名望的，往往也是最杰出的学者，他的作品也最值得信赖。不过，这只是成熟学科领域的特点。中国法学，这个标准还不太靠谱。

所以需要结合第二个办法，借助老师尤其是授课老师的推荐。老师对于授课专业的文献通常比较熟悉，所作推荐一般也都经过筛选，比初学者全凭名气的莽撞靠谱一些，但也取决于老师的鉴别力与用心程度。

我自己主要用第三个办法，即是利用靠谱的书评类文献，其中，对我帮助最大的就是《读书》，包括对我治学理念形成重大影响的哈耶克、以赛亚·伯林这些人，都是先在《读书》上接触到，然后按图索骥找他们的著作来读。

不过，书评类文献对选择法学著作意义不大，因为此类文献很少涉及法学、尤其是纯法学著作。

对法学初学者来说，第二个办法比较常规，所以遇到什么样的老师非常重要。当然，多数法科学生没有机会选择老师，进入大学后，会碰见什么样的老师，多少有点宿命的意味。法大还好，每门课都有很多老师可以选择。

我之所以主要用第三个办法，是因为读书经历里，自学成分比较大。不仅仅大学阶段，硕士阶段也是如此。

硕士入学，分配给我的导师人非常好，也原本打算根据我的特点做有针对性的指导，但见过两次面后，很不幸，她乳腺癌复发，不能再带学生。我请求导师组重新分配导师。导师组答复说：我们是导师组负责制，你有学习上的问题想找哪位老师都可以，为什么非得要个名义上的导师呢？所以硕士三年，我没有名义上的导师。

我可能是法大历史上唯一没有导师的硕士生。硕士毕业论文要填写指导老师，我很费了一番踌躇，最后决定填将来的博士生导师。答辩时，一位老师还专门提出疑问：杨老师不是你的指导老师，为什么填他？我只好说：因为我不知道该填谁。

平常还好，反正我本来就习惯于自学，没人管，自由自在看书，倒也惬意。一年中有一天会觉得比较落寞，就是教师节那天。等到这天，大家都有人认领，只有我像孤魂野鬼，没人要。但一年也就这么一天，问题也不是太大。

读博后，杨老师也不管我，继续放任我随心所欲读书。每次跟杨老师见面，他只是问：最近又读了什么书？有什么心得？从来不会说：你应该读什么什么书。

这个经历对我培养学生有点影响。我经常跟学生说，不要太依赖老师，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至关重要。

我知道学生都比较怕我，其中一个原因是，问问题的时候，我态度通常都不太好。

必须承认，我的确不是循循善诱春风拂面式的老师。

每年民总第一课，我都会引用约翰·密尔的两句话，以表达自己认同的教学思路。一句话是：「如果不要求学生做不会做的事情，他就永远不会去做能做的事情。」另外一句是：「凡是能运用自己思考得出的东西父亲从不教我，只有尽我努力还不能解决的问题才给与指点。」

两千年前，孔子说过类似狠话：「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从这几句话里，可以理解我为什么总喜欢「折磨」学生。

课堂上，我会强调：欢迎问问题，可是最好对问题先有自己的思考，自己查阅过资料。所以学生问我问题，我经常会反问一句：你觉得呢？多数情况下，学生会觉得尴尬，心里可能在想：我要知道还问你？其实我的意思是，你自己的思考是什么？

我的基本态度是：大量的问题，可以通过自己查阅资料获得解答，如果还无法解惑，欢迎带着困惑跟我讨论；如果对于一个疑问，自己没有思考过，没有动手去查阅资料，说明只是想要一个轻松确定的答案，但如果只得到一个答案，知识不会增长。

更重要的是，吝啬自己的思考，说明不用心。

张中行先生一生随顺，少有执念，但他「一直坚信」：「文学事业，有成就，要生死以之，至少也要多半个心贯注，半心半意必不成。」「文学」二字，换成「法学」，同样成立。

法科学生还会面临一个问题：怎么处理法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尤其近年来，法律教义学的呼声迅速高涨，相应的，质疑法律教义学的声音也不绝于缕。

什么是法律教义学？简单说，就是依据实证法规范解决法律纠纷。这显然是法律人的基本技能，是法律人区别于其他专业的标志。但如果因此认为，其他学科知识对于法律适用没有或者不宜产生影响，又未免走得太远。

没有任何学科知识是自足的，法学也不例外。所谓学科，不过是基于研究所需的人为划分而已，完全没必要固守藩篱自缚手脚。

当然，如果以为社会科学或者哲学的研究可以替代法律教义学，则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同样不足取，甚至更不足取，因为这意味着，法学不必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

以前法大课堂上，我用过《笑傲江湖》里华山派剑宗气宗之争说明这个问题。二宗相争，表面上争的是剑气主从，但其实谁都清楚，真正的高手，必然是二者兼通的。所以，这种争论，不过是假动作而已，隐藏其后的，是领地、权力和利益。

剑气之争意义不大，有意义的是，如果想要二者兼通，如何修习？

这个问题说简单也简单，还是「解释学循环」。

常规方式是，以法学也即法律教义学为出发点，先尽量掌握法学本门功夫，当感觉法律教义学带来的挑战已经无法让你满足时，或者感觉法学修习进入瓶颈时，或者感觉视野正在变得狭窄时，就可能意味着，需要暂时离开一下，转而阅读诸如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乃至于文学艺术等相邻学科文献。进入其他学科后，当感觉思维越来越飘时，或者感觉思维方式越来越不那么法律人时，提醒自己转回法学。这就完成一圈小循环。如此周而复始，法学与相邻学科的素养交替增长。

直到有一天，你突然发现，之前所接触的各学科知识开始融汇，这是完成一圈大循环的标志。

循环是螺旋式的，没有终点没有闭合点，但不会让人因此感到绝望，相反，每完成一圈，无论圈大圈小，都会发现，每往前跨进一步，总能看到新的知识风景。

永远都不知道下一步会看到什么样的知识风景，这种感觉非常奇妙，也正是知识魅力之所在。

当然，起点也可以是比如哲学这样的抽象知识，然后具体化至法律教义学。理论上，没有天然正确的起点。练剑练气，乃至于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没有固定的顺序，孰先孰后，修习者根据自身特点确定。

我之所以会说以法学为起点是常规方式，是因为这是对「法科学生」描述的景象。

被贴上「法科」标签，有时候会让志存高远者感到委屈——说好的君子不器呢？

没错，学科是人为划分的结果，不必自陷牢笼。但知识毕竟越来越丰富多样，因而越来越趋于专门化与精密化。最聪明最勤奋的人穷其一生，也无法获得全部的知识。即便头戴「百科全书」桂冠的学者，在知识汪洋里，也不过是几片浪花而已。

这告诉我们，知识必然存在分工。知识分工带来的后果是，每个人的知识都是片面的，追求全面无标签的知识，往往一无所获。

如果不想丢掉「法律人」这个标签，在知识增长的螺旋循环中，就最好守住法学这根中轴，让其他学科知识为法学服务。

后法大时期二三事

同学们说想听一听我在法大22年的「心路历程」，拉拉杂杂说的这些，不知道符不符合要求。

最后再聊一个话题。离开法大将近四年。这四年里，一直有同学问我对法大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