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宁乡穷秀才到第一个最高审判机关主席，他是中国共产党司法战线的先驱！

何叔衡（1876-1935），湖南省宁乡县人。26岁奉父命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但拒绝在县衙内任职，而在乡间教了五年私塾。1913年春，37岁的何叔衡考入湖南第四师范学校。

一年后，该校并入湖南第一师范，何叔衡得与毛泽东相识，共同探讨救国救民真理，互为知己，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长沙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何叔衡在新民学会中年龄最长，待人极为热情，做事也十分踏实刻苦，后当选为新民学会委员长，开始主持学会的工作。1921年6月29日，何叔衡与毛泽东代表湖南的共产主义者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共“一大”召开之后，毛泽东与何叔衡返回湖南创建了第一个省支部——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积极投身到党的事业中。此后，何叔衡服从党的安排赴莫斯科学习并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30年夏，何叔衡回到上海，此时由于大革命的失败，国民党制造“白色恐怖”，导致国内革命形势异常严峻。根据革命需要，党组织决定派何叔衡到中央苏区开展工作。

大革命时期“宁乡四髯”合影。从左至右：王凌波、何叔衡、姜梦周、谢觉哉

在赴中央苏区前，何叔衡与女儿一起吃饭时说道：“作为共产党员就应该是不怕死的。我们从入党那天起，就把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党了。”正是怀揣着这份信仰与使命，他踏上了瑞金的土地。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政府主席，何叔衡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27日，何叔衡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之后他又兼任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多个职务。一时间，“检察、民政、司法、干部训练教育、内务后勤等，都由他主管。”任务繁重，责任重大。当时，何叔衡已年过半百，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他未曾有任何怨言，不辞劳苦，夜以继日地为党工作着。他因具备多方面才能，善于解决各种复杂难题，在中央政府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是中央苏区德高望重的五老之一（在中央苏区，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五人，被誉为党内“苏区五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印章

何叔衡（1876-1935）

何叔衡同志办公室兼住室

何叔衡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面对中央苏区复杂的革命形势，何叔衡始终坚持依法办案，对一些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他都亲自出马进行调查了解，掌握第一手材料，再进行分析研究，作出最后判决处理。“朱多伸案”就是其中一例。

1932年5月24日，何叔衡拿着一份判处朱多伸枪毙的判决书愣住了。何叔衡下乡检查工作时，曾多次与朱多伸接触，根据自己对朱多伸的了解，何叔衡觉得这个案子后面必有隐情。何叔衡背起行李下乡进行调查核实,结果是朱多伸有一些罪过，但主要是他多次举报的乡干部企图借此报复他。经过仔细审查、反复推敲后，何叔衡在涉及朱多伸的瑞金县苏裁判部第20号判决书上写道：“关于朱多伸判处死刑一案，不能批准，朱多伸由枪毙改为监禁2年。根据口供和判决书所列举的事实，不过是贪污怀私及冒称宁、石、瑞3县巡视员等等，是普通刑事案件，并非反革命罪。且朱多伸组织游击队，参加过革命，又年已72岁，因此减死刑为监禁。”这一判决，体现了何叔衡践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法治精神。

何叔衡对党内存在的贪污腐败行为十分担忧，认为必须要开展反贪污斗争，“反贪污的斗争，是执行苏维埃一切战斗任务不可分离的部分”。为了准确地掌握各地的实际情况，他经常派干部分批轮流下到苏区各地，检查各种贪污浪费、违法乱纪、偷税漏税、失职渎职的行为，调查落实各种检举、控告材料。在审理案件时，何叔衡更是坚持原则，执法如山。他认为：“人民叫我当法官，我就要为人民当好这个法官，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放过一个坏人。”他对从下面报上来审批的案件，每一件都要亲自查阅案卷，仔细审查，反复推敲。

1932年初夏，何叔衡接到群众举报称，瑞金县委组织部长陈景魁滥用职权、欺压群众，举报人强烈要求何叔衡主持正义，还百姓一个公道。何叔衡接到这份举报信后大吃一惊，为了慎重起见，何叔衡还是决定先去调查核实。何叔衡到了当地，有一名妇女李秀梅向他哭诉：陈景魁在一次驻村工作时，强行用酒灌醉她的儿媳并强奸，儿子气愤地向区政府告状，陈景魁闻讯后派人在半路拦截并把他打伤。何叔衡听了这名妇女的哭诉后又向其他群众了解核实，结果又发现陈景魁在村里还强奸了另外三名妇女，并与一位寡妇经常厮混。同时还查明陈景魁拉拢结交一伙赌徒、打手、恶棍，经常在一起打牌、酗酒，强摊款物，对不服从者施以打压报复。

何叔衡以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的名义签发了对陈景魁的逮捕令。很快，何叔衡就收到一封装有子弹的恐吓信。有人劝何叔衡说：“陈景魁有一帮黑势力，千万要小心！”何叔衡轻蔑地笑道：“共产党人生来就是与黑势力作斗争的！这帮恶棍若不除掉，民众何以安宁？”何叔衡毫不退缩，决意要将陈景魁法办枪决。就在这时，有人传言：“中央某领导人讲了，陈景魁不能杀。”何叔衡更是不为所动，坚定地说：“我身为执法干部，要排除干扰！没有胆气和硬劲儿，就难以主持公道！没有公道，民众如何生存？！革命如何发展？！”何叔衡速战速决，将陈景魁公审后枪决，其他恶棍与打手也分别受到了严惩。李秀梅一家人为感激何叔衡，特地酿了一壶香米酒送去答谢。何叔衡婉言谢绝说：“我本是专门与那种向群众索要财物的坏人作斗争的，怎么能反过来收受你们的东西呢？”对此，李秀梅一家和村民们深受感动，于是“何青天”的美名便在苏区传开了。

左祥云案是当时反腐反贪的典型案件。为迎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中央政府决定兴建中央政府大礼堂、红军烈士纪念塔等“六大建筑”，将建筑施工任务交给此次大会基建工程所主任左祥云负责。中央政府为解决经费、材料等问题，采取发动群众购买公债、鼓励捐献、节约、支援建设等一切措施，集中了10万元的资金和物资。工程于1933年8月动工，到11月，有人举报左祥云与总务厅事务股长管永才联手贪污工程款，经常大吃大喝，还强迫群众拆房，随意砍伐树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何叔衡当即组织人员对此进行调查，发现左祥云在任职期间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246.7元，并盗窃公章，企图逃跑，背叛革命。何叔衡查实后大吃一惊，气愤地说：“这些都是苏区人民的血汗钱呵！是老百姓勒紧裤带省下来的呀！竟被这些贪官肆意挥霍，天理难容！”毛泽东亲自下令扣押左祥云听候处理。1934年2月13日，苏维埃最高法庭进行公审，判处左祥云枪决，并追究领导责任，相关领导人分别处以监禁、苦役等处罚。这些案件细节，体现了何叔衡重调查、重事实、重证据、重程序，公正司法的高贵品质。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开始长征，何叔衡被安排留守苏区。1935年2月11日，何叔衡在向福建突围转移的途中，不幸被敌人包围，跳崖壮烈牺牲，时年59岁。牺牲后,他被群众安葬在梅迳村的山坡上，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同志为其墓碑题写了碑文。

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水口镇何叔衡同志纪念亭

何叔衡同志死难处纪念碑

何叔衡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司法战线的先驱，他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治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不朽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来源：中国法院博物馆

参考资料：

《红色中华》第151期。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审判资料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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