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高尚全先生

2021年6月27日下午三点，92岁的高尚全前辈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一小时后我得知，悲痛万分。7月9日，将前往八宝山殡仪馆送别。

回想1985年起，高尚全积极支持经济立法，与我多有交流与合作，成为良师益友忘年交，往事历历在目。

1984年起，我在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从事立法工作。1985年3月6至13日，我在武汉参加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会议认为，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搞活企业，发展横向经济联系，综合运用经济杠杆，理顺经济关系。主持会议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安志文（1919-2017）和周太和（1914-2010）要求与会者对《会议纪要（草案）》提出修改意见。

在东北地区的小组讨论，我对其中“要运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辅之以必要的法律手段管理经济”的说法提出质疑。我认为：“法律手段”应在第一位，“行政手段”应在最后。”这个提法受到小组长杜显忠（黑龙江省副省长兼体改委主任）的热情支持，被编入小组发言摘要，上报会议秘书处，刊载在《会议简报》。会议秘书处负责人郑洪庆（国家体改委综合规划司司长）连夜找我详谈。我的看法得到大会秘书长高尚全的认同，被《会议纪要》采纳为：“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经济。”这使“法律手段”为第二，“行政手段”在最后。

会后，3月27日《会议纪要》由国务院办公厅（〔1985〕国办发24号文）转发全国各级政府，被采纳为：“市政府还要重视运用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加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引导和调节。”这使“法律手段”为第一。

之后，这个提法相继被四任国家总理的20多个《政府工作报告》和江总书记的报告所引用，成为一个新的专用名词，使用至今。

从那时起，高尚全积极支持经济立法，与我多有交流与合作，受益匪浅。

2019年9月，我应邀从上海赶回北京，前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作口述历史《亲历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立法决策过程和我的冤案》，其中提到高尚全参与经济立法的往事。我送上相关史料，受到高尚全前辈的热情鼓励。我口述历史的录制，在安志文生前的办公室且其逝世两周年之际，感怀他曾对经济立法的大力支持，深感历史的责任正在向我袭来。

2020年1月19日，在洪范经济与法律研究所《民企保护与司法公正：大案回顾与改革展望》论坛，90岁的高尚全健步走上讲台，热情介绍一位优秀企业家在冤狱12年后平反，把赔偿的钱全部捐献，无恨无怨，心中有春天，意气风发的再出发。

高尚全在讲演中强调：“要依法保障企业家的合法权益。”

在中场休息时，高尚全和江平两位前辈热情鼓励我努力争取早日平反冤案，为法治建设再出发，使我深为感动。当年，江平曾为我出庭作无罪辩护。

1984至1994年，我在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从事立法工作十年，其后六年为国务院办公厅秘书，时任顾明同志（国务院副秘书长兼经济法规研究中心主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的秘书，历经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法治建设从无到有的历史进程。其中高尚全前辈对经济法治建设的大力支持，往事历历在目，有待于回忆与思考，为后人留下史实。

（俞梅荪，2021年6月27日午夜，7月1日修订。）

作者简介：

俞梅荪，1953年生，在上海的中学毕业，到农村插队7年；北京大学法律系经济法学专业毕业；1984年起，担任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综合秘书组副组长、组长，中国经济法研究会研究部主任、国务院办公厅秘书，曾执笔起草《“七五”立法规划》（承蒙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高尚全提出咨询意见），参与起草一些重要法律法规。1994年，上海文汇报法人团伙盗印机要文件并栽赃陷害，俞冤狱三年。2000年代，俞曾帮助十来起共十多万失地农民依法维权取得成效，其中2005年为河北省桃林口水库1992年的4万失地农民，人均讨回安置补偿款12000元，共计5亿元，成功解决河北省大批失地农民连年在“两会”期间到北京上访的老大难问题，成为地方各级政府依法执政，努力解决农民问题来彻底解决维稳问题，成为体制内良性循环的先例。近年撰文亲历胡耀邦、彭真、万里、习仲勋、乔石等致力法治建设的过程。

俞梅荪的祖父俞颂华为民国报人，1920年，俞颂华和瞿秋白（后为继陈独秀之后的中共第二任最高领导人）前往苏俄采访，是中国首批走出国门的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