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哈佛法学院旷课，看不上最高法院，最后却成了联邦法官

来源：燕大元照，作者波斯纳。

理查德·艾伦·波斯纳：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高级讲师（Senior Lecturer in Law），被广泛誉为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法学家之一。 他是法律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历史上文章被引用量最高的法学学者，著有《法律的经济分析》、《法律理论的前沿》等著作。

“他是著述最丰的联邦法官，前无古人。任职上诉法院、仍属最高产的法学家之列，同样前无古人。如果以引证率测度影响力，那么当仁不让，波斯纳是在世的最有影响的法学家。” (劳伦斯·莱西格语)

1959年，我16岁，进了耶鲁大学本科（Yale College），高中最后一年没上。我进耶鲁的最好理由是，我父亲看到《纽约时报》说，哈佛和耶鲁都招只上过三年中学的孩子（只上过两年中学的孩子，芝加哥大学长期以来一直都招；但当年［纽约］哈德逊河以西的地方，对于我来说，是不存在的，而考虑到如今我就待在此地，这很讽刺）。我申请了哈佛和耶鲁，哈佛拒了，耶鲁收了，我也就去了耶鲁。如果当年哈佛收我，我会偏向（我很快会说，错误地）去哈佛，而且，如果我把高中上完，再申请，哈佛也会接受；但我想早早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我如今感到惊奇，现代年轻人在其选定职场立业时，或事实上在选择职场时，何以一点不匆忙。

在耶鲁，我专业英文，文学一直是我的最爱，这一偏好部分来自当中学英文教师的我母亲，从我3岁开始（甚至更早），她就给我读荷马和莎士比亚。我上大学时，新批评学派——它们看低文学作品的传记和历史进路，把文学作品视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美学对象，读者根本无需了解作者或作者的时代就可以理解和欣赏作品——正如日中天，而耶鲁恰恰是其中心。著名的新批评学者，柯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是我大学高年级论文指导老师（我的论文篇幅是一本书，研究的是叶芝后期诗歌）。

我当年并且一直对新批评学派很热心。说这一点是因为它影响了我的司法进路；没它，我就不大可能像现在这样，是更精细的读者，它使我有能力解释一些复杂文本。与此相关的一点是，新批评学派也解放了我，令我不再过度依赖历史来指导对某个文本的理解。

我不认为新批评学派当年在哈佛有多大市场，而耶鲁也更关注本科教育，这两点加在一起，都令我庆幸当年哈佛拒了我。 

耶鲁毕业后我直接进了哈佛法学院。我并不酷爱法律。但我父亲是律师（也是位商人），而法律当年是，并且今天在相当程度仍然是，一个默认选项。尽管我热爱文学，但我没有以写作谋生的想法，教书也不吸引我。我也申请了耶鲁法学院，也接受了，但我认为哈佛更具挑战；耶鲁法学院一直太娇惯学生，哈佛不这样。我认为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哈佛法学院第一年充分展现了其粗野，尽管如此，我还是热爱这一年的生活。哈佛把最好的老师都排在了第一年，并且尽管冷酷、严格，有时还很恶劣，但他们全都极为出色。

这一年结束时，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比一年前显然聪明了。我对法律和法律人也有了一分尊重（至少对在哈佛法学院教师身上得以人格化的法律人）；还特别尊重挤满一年级课程表的普通法。

第二年和第三年的课程则大为逊色（有几门课甚至教得相当糟——这时我才发现法学院把好老师全堆在第一年课程上了）。第二年我旷了许多课（我的成绩因此下降，而为此，三年级时我就更努力了），而在后两年，我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编辑《哈佛法律评论》——顺便说一句，这真的是一个只看才华的制度。

能否成为《哈佛法律评论》的编辑成员，完全只看成绩（如今已不再是这种情况了），并且，尽管评论主编由所有成员选举产生，但那时没有政治活动（这一点也是如今不再）。当时略微倾向于由成绩最好的学生当选，但他必须非常认真对待自己作为评论成员的责任。

我想我会在纽约开业（我出生在纽约，在那里和纽约州的斯卡斯代尔城长大），尽管法学院一、二年级暑期我都没进律所工作——那时律所的暑期工作很罕见，并且我也没申请过。我对在法学院教书不感兴趣，也没想过当法官，尽管我模模糊糊回想起，当时也曾想过，当一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也许很有意思。我完全不知道，如何成为一位法官，如果想当法官的话。

保罗·富朗德（Paul Freund）是哈佛法学院一位名教授，大法官布伦南（［Brennan］他本人是哈佛法学院校友）委托这位教授每年为他挑选两位法官助理（当年这种委托很常见），富朗德教授要我为布伦南当法官助理，我同意了。我必须冒着大不敬的风险说，当时我没觉得最高法院是多么了不起的机构。当我发现最高法院大法官不亲自撰写本人的全部司法意见时（道格拉斯大法官亲自动手——而他的司法意见最弱，但这并非因为他不聪明——更多是因为他厌倦了），我很是震惊；哈佛法学院教授对这些自由派大法官极端苛刻，但他们也不曾泄露这一点，即法官助理在其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在准备为布伦南当助理时，我读了他的一些司法意见，印象深刻；只是后来我才知道，这些最好的司法意见都是他先前的一位助理撰写的，一位卓越的哈佛法学院毕业生，他的名字是丹尼斯·里昂斯（Dennis Lyons）。 

布伦南先是非常成功的律师，然后是新泽西州最高法院的杰出法官。我肯定，他本来可以撰写很好的司法意见，事实上，有人就告诉过我，在布伦南任职美国最高法院的漫长服务中，有时对某个法官助理撰写的司法意见初稿不满意，他会亲自撰写这些司法意见，而这些意见都很不错。

我认为，大多数联邦上诉法院法官都可以撰写至少是说得过去的司法意见。但同样真实的是，法官助理都是法官挑的，不像法官，是由政客挑的，因此在法律分析和撰写上，法官助理常常比他们的法官更有能耐。大多数法官都不喜欢写作，因此更偏好评论和编辑法官助理撰写的司法意见初稿。而这种编辑有时只是细枝末节。 

最高法院的工作节奏在我待的那年（1962年任期）很慢；那一年是我此后工作最轻松的一年。我用晚上和周末时间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经典长篇，从狄更斯到福克纳，因为在耶鲁时我集中关注的是诗歌和戏剧，即新批评学派更偏爱的对象。我发现，对法律我并不（还没）真有多少兴趣，我甚至动过这样的念头（尽管我很快就放弃了），离开法律，拿个英文的研究生学位。但几乎是偶然，就在我即将结束法官助理并打算加入一家纽约大律所（保罗·威斯律所）前，我收到了一个工作邀请，担任特别能干的联邦贸易专员菲利普·埃尔曼（Philip Elman）（法兰克福特大法官的一位前助理，并且是总检察长长期随员之一）的助理。我跟他工作了两年，学到很多；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律师。

作为布伦南大法官的助理，在处理一家大（major）银行兼并案时，我对反托拉斯法有了兴趣，在联邦贸易委员会工作期间，这种兴趣深化了，该委员会对反托拉斯法以及消费者保护法也有管辖权——而我发现消费者保护法也很有意思。在埃尔曼的指导下，也得到了不少工作人员的帮助，我撰写了联邦贸委会的声明，发布了一个规则，并说明了为什么香烟标签上和广告中必须有健康警示。尽管国会很快就以立法取代了这一规则，但后来非常成功的控烟规制，还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联邦贸委会期间，我与贸委会的首席经济学家维拉德·缪勒（Willard Mueller）关系很好，并对经济学产生了初步的兴趣。奇怪的是，这种兴趣的种子是我在《哈佛法律评论》第一个月前后种下的，当时碰巧分派我核查德里德·博克（［Derek Bok］当时哈佛的法学教授，后来的哈佛大学校长）反托拉斯法论文某部分的引证——而在这一部分，博克讨论了寡头垄断的经济理论。我之前从未听说过寡头垄断理论，但我感到很奇妙，而在为布伦南大法官撰写银行兼并案的司法意见时，我也从中获益良多。 

离开埃尔曼后，我去了总检察长办公室，在那里，我待了两年多一点，撰写了很多诉讼摘要并出庭最高法院辩论了6个案子。我特别关注的是反托拉斯法和政府规制，对这些领域我真的很有兴趣。但当时我认为政府的诉讼摘要或口头辩论不可能左右法院的决定——不论推动最高法院决定的究竟是什么，反正都不会是律师的主张。因此，在总检察长办公室第二年即将结束时，我开始接受邀请参加任教的面试，决定试一试任教。（法律实务对我没什么诱惑。我记不清到底是因为什么，但我猜想是两方面的结合：既不想继续为别人工作，也不想为那些并非我本人的立场，而是某个头头的或某个客户的立场辩护，而且你还必须为之辩护。）

我接受了斯坦福大学的工作邀请，但在去斯坦福之前，我在政府又多待了一年，岗位是（也是应邀，而不是我申请的）有关电信政策的总统特别团队工作人员。这工作令人着迷，增强了我对反托拉斯法和政府规制的兴趣——以及在这些领域内运用经济学分析来理解法律的兴趣，尽管在这方面，我几乎完全是个新手。这一特别团队的研究主管，一位很有能力的兰德（RAND）公司经济学家，勒兰德·约翰逊（Leland Johnson），大大激发了我对经济学的兴趣。

值得一提的是，就是法院系统与学界的关系，两者间的交往让我想去尝试一下教授法学。斯坦福法学院院长贝勒斯·曼宁（Bayless Manning）是位出色且魅力型的公司法律师。1967年春天，我在总检察长办公室的第二年，曼宁（我之前从未见过面，事实上从没听说）给我打了电话或是写了信，说他会来华盛顿，希望和我共进午餐。我说行，就一块儿午餐了。当时阿以间的“六日战争”刚过，我们谈论的几乎全是阿以战争。他的广泛兴趣和广博知识令我着迷，我开始认为，也许，法律教授会比其他法律人更有意思些（我当时不知道曼宁对于外交事务兴趣特别深厚；他后来成了外交关系协会主席）。但当他试图激发我教法律的兴趣时，我说，看不出自己还能撰写学术论文。

他说，这不碍事——法律教授可以以其他方式为法律做贡献。今天，如果有谁对法学院教员招聘者说了这话，他会当即给毙了。法律学术，在1960年代，更紧密认同的是法律职业，而不是大学的学术文化；今天，法律学术相当“学术化了”，和大学的其他核心院系差不多了，导致了法学教授与法律从业者——包括法官——之间的分化，这使法院系统在迎接日益增加的复杂性挑战时，失去了非常需要的帮助。 

在斯坦福待了一年，很幸运，我结识了阿隆·迪莱克特（Aaron Director）和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这两位杰出的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迪莱克特当时退休到了旧金山海湾地区，在斯坦福大学有他的办公室，而在我任教斯坦福的那段时间内，斯蒂格勒刚好是斯坦福的访问教授）。一年后，我接受了来自芝加哥法学院的工作邀请，因为它独一无二地集中了一些经济学家，不但法律教授可以接近他们，而且他们对法律也有兴趣。从那时起，我就教授并发表学术著作，就在这正日益显露的法律经济学分析领域。我也做过相当多的咨询，特别是有关反托拉斯法，也有关公共事业和公用承运商的规制，例如，在航空业和铁路业。我的其他咨询则有关环境规制以及福特当政期间命运多舛的价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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