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衡在山东近、现代史上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曾以招股承办的形式，创办了山东第一家商业银行。他厕身官场，纵横商界，是一位挟官以凌商，挟商以朦官的官僚型绅商。张子衡，于清光绪元年（1875）出生在章丘相公寨子村。幼年家境不富裕。在父亲张锡纯的严厉管教下，致力举业。20岁中秀才，1902年中举人，1904年中进士。因无钱活动官场，他被派到偏僻边远的贵州任职。清朝宣统年间又升到贵州遵义府知州。张子衡为官初期，曾根据当时律例，对当时欺压百姓，横行乡里的恶霸，先斩后奏，为民除害，有清官之誉。辛亥革命爆发后，携眷逃回家乡。后转营钱庄、当铺，加入济南银钱同业组织“福德会馆”，任济南总商会会长。
1912年，原山东官银号改为山东银行，代理省库。次年秋，山东银号并入中国银行，“中行”拟撤销该行。张子衡呈请山东省公署批准，将山东银行转由济南总商会招股承办，总资本100万元，由张子衡任总理，牛嗣照任协理，曹广元任经理，经营存放款、汇总及一般银行业务，是为山东有商业银行之始。
民国成立以后，当时在济南的章丘帮（主要指旧军孟家和西关高家），自“五·四”运动前后，就在济南经营着数处工商业老字号，资金雄厚，直接影响济南金融和商业的兴衰，而他们也十分渴望和需要张子衡这样的政客作政治靠山，这对张子衡很快控制济南财政、金融、商业大权提供了有利条件。
但是随着“靠山”的更替，张子衡的仕途也如履薄冰。复杂的政治斗争和频繁的政权更迭，张子衡认识到当官不如抓钱牢靠，以后便接受了中日合办的鲁大股份有限公司，以矿权股为半，由山东银行担保。国务总理靳云鹏为董事长，张为副董事长。
张子衡一生投资经营的商号很多，在家乡章丘主要有“金丰当铺”，“盐总店”和“鸿祥杂货铺”。其中“金丰当铺”和西关高家创办的“西关当铺”、“城关当铺”，为章丘的三大当铺。
“金丰”当铺创建于1912年，当时规模很大，有八大院落。铺房建筑也很有特色，巍墙高屋，乌门双开。迎门影壁上，挂有“裕国便民”的牌子，门外悬挂绿柄红头军棍和告示牌，使人望而生畏。从掌柜（俗称“当家的”）、帐房先生、分头柜及管号房、管首饰房的、还有学徒共计50多人。组织管理十分严密，责任明确，除学徒之外，其余为专职人员，十分熟悉当行的规矩，尤其对傅山的“当字谱”更为精通。学徒主要任务是卷号（收当品）、查号（取当品），及干其它杂活。其内部雇佣和管理制度采取封建性很强的终身雇佣制和等级管理制。所有雇员一入典业，无异卖身，不分智愚，也不论才干，概以先进山门为大，定其具体职称，排列名次。典当业管理的核心，是遵循封建道德规范—“礼”。按照“礼”必须逐级服从，不得稍有越级或违拗，连同桌进餐，对荤菜的举著，也要按名次进行，否则被视为“无礼”。经长期“礼法”的束缚和熏陶，大多数雇员的共同特征是面无笑容，呆若木鸡，完全被此门禁森严的行规所异化。从清代至民国时期，典当业的这一套陈规陋习基本无甚变化，固我依然地在传统中鹅行鸭步，通过“金丰”当铺便可窥豹一斑。
“金丰”当铺的日常业务，主要是收当和取赎，同时也接收存款，发行信用货币，在农村则是一种高利贷信用机构。“金丰”当铺靠着张子衡在济南金融界、商业界的关系，起初发展很快。寨子村一带虽说是张子衡的故乡，但在旧社会，穷苦的劳动人民，终年挣扎在饥饿线上；当迫不得已的时候，只有把自己仅有的衣物，典质救急。
“要讲富，开当铺”，过去有钱的人，不开当铺，仿佛不足以炫耀自己的财势。据《山东通史》记载：清末民初，章丘的钱庄、银号、当铺发展很快，位居全省各县的第二位。“金丰”当铺又与“西关”当铺和“城关”当铺不同。过去投资于典当业的有三类，即大地主、军阀和官僚。“金丰”当铺属于“官当铺”，西关高家属于民营。这些官僚、军阀、大地主在创业伊始，总是冒风险，用种种残酷压榨手段，吸取人民的血汗。等到发财致富之后，则又时刻盘算，怎样保全不义之财，不使散失。在患得患失的思想支配下，只有投资典当业，是最为稳妥可靠的。当商在官府庇护下，既能保本，又有丰厚的利润，可以说是最合理想的保本生财之道。由于从事典当业可名利双收，又煞是威风气派，故而成为张子衡这样的官商绅士所鹜趋的行业。
“金丰”当铺的盘剥方式主要有：
(一)当期“明一暗二”，当息“过五不过六”。
所谓“明一暗二”，即当期按法定期限届满后（一般为 二十四个月，1929年后缩短为十八个月）并不即时处理，明着保留一个月，而实际却保留两个月。因为有的当户，在限满时，无力取赎，而又不愿将自己的衣物轻易牺牲，先请求当铺宽限若干日。遇到这种情况时，当铺可以允许展限一个月，而暗中留到两个月后，再按“死当”处理。如当期十八个月，可以保留到二十个月。至于“过五不过六”的计息法，则是三十五天以内，按一个月计息，一到三十六天，即按两个月计算，毫无通融余地。
（二）明当半，实为三成。
“当价”是当铺盘剥当户的一个重要环节。过去，“金丰”当铺对当品估价，表面上是按物值五成计算,内行称为“当半”。但是为了限满不赎，处理估衣时可多得利，当户所得当价，最多不过实值的三成。
（三）“年终减息”，大收利润。
“金丰”当铺也按照济南的一些当行之规定：每逢农历年终，从腊月初一日起至除夕夜，减息一个月。减息标准，在当时（入民国后），照原息减低五厘。各当户多在这一月内，纷纷赎当，或上利钱转期。这种措施，表面上是“体恤”贫民，实则为当行的旺月。因为虽然少要五厘利钱，而利用这一低息手段刺激当户，在短短一个月内，却把大宗利钱，提前收进来了。在假仁假义的幌子下，以利滚利，当铺遂能榨取更多的利润。
（四）兼营银钱号业务，官款生息。
“金丰”当铺属于“官当铺”，凭借张子衡在济南的势力，章丘的地方官员都怕他三分。在清末民初，凡官立学堂基金，慈善团体善款，都由官家指定，发交钱庄及当行公所，章丘的当铺多，多转交各当商存储生息。“金丰”当铺以“当业”为主，又兼营银钱号业务，经常吸收私人存款。作为“官当”、“官钱局”，章丘的“官款”自然大部分存入“金丰”当铺。当时的存款利息，不过周息三厘至五厘，而“金丰”当铺在运营中，以此为资本，一转移间，即可换取月息三分的利润，盈利甚丰。
但是，好景不长，“金丰”当铺在经营了约两年来的时间。随着当税加重和新式金融机构的发展，加之外国金融机构沿胶济线在山东各商埠的迅速增加，各地当铺业务范围缩小，存放款也逐渐减少，所以倒闭、歇业者甚多。据《山东通史》现代史部分记载：“清代光绪年间山东有典当200余家，到1914年尚存102家，除历城有9家、章丘6家之外，其余各县均在5家以下。” “金丰”当铺也就在这时，日渐衰落，最后歇业。其房产家业归于“鸿祥”杂货铺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