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萧武：社会主义法治如何可能？——从《我不是潘金莲》谈起

法治新闻人才试验班第六讲/法学部青年学者学术沙龙第35期

主题：社会主义法治如何可能？——从《我不是潘金莲》谈起

主讲人：萧武（《经略》编委、经略研究院研究员）

主持人：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地点：文治楼六楼会议室

时间：12月8日（周四）19:00-21:00

主讲人简介：

萧武，甘肃庆阳人，湖南大学法学院毕业，从业媒体十余年，现居上海，《经略》编委、经略研究院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长期关注传媒法治、三农发展、国企改革、国家治理等问题。

“基层法治”微信号特推送萧武先生的文章《媒体的政治化与去政治化》，以飨读者。原文载于《经略》网刊2011年5月号（总第4期）。

媒体的政治化与去政治化

萧武

宜黄事件中值得反思的地方颇多，但最让人感到惊奇的还是得数媒体。不仅是市场化的大众媒体不分青红皂白对着宜黄地方政府一通狂轰滥炸，还有新华社、《人民日报》这样的官方媒体在第一时间对“宜黄慧昌”的口诛笔伐。

之所以说让人感到惊奇，是因为在这起事件中，官方媒体与市场化媒体是完全错位的。市场化媒体对宜黄的猛烈炮火倒是完全在意料之中，毫无值得惊讶之处，而一向被视为政府喉舌的官方媒体也对“宜黄慧昌”口诛笔伐，与市场化媒体完全站在同一个战线上，就让人大跌眼镜了。这是其一。

如果说，在各地的市场化媒体面前，“宜黄慧昌”无论干部级别高低，毕竟都还是干部，还算是政府的人，处于强势地位，而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这样一 贯被基层干部视为代表中央的声音的媒体面前，“宜黄慧昌”自然是小人物。以前市场化媒体以批评政府为有勇气、有胆魄的象征，只要是敢批评政府，批评的级别越高，影响力就越大，广告收入也就越高。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只要是官方媒体上提倡、鼓励的，在大众媒体上往往是出于反面位置的，不是被批评就是被调侃。但这次在批评“宜黄慧昌”的时候，却是官方媒体抢在市场化媒体之前了，而且声音完全一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官方媒体的口气要比市场化媒体更加严厉。这是其二。

还有其三。按照中国媒体的分类，现在的市场化媒体多数都可以算作以前的都市类媒体的衍生品，主要受众群为城市居民，内容也多以茶余饭后、家长里短为主，政治问题一般都交给各级负有政治责任的官方媒体去了。也就是说，按照原来的分工，合理的格局应该是，官方媒体讲政治，市场化媒体搞娱乐休闲。虽然后来市场化媒体越来越政治化，但始终将官方媒体视为政治上的对手，即便是市场化媒体自身正在批评的东西，一旦看到官方媒体也批评了，就会转到保护和辩解的立场上去。但在这次的宜黄事件中，官方媒体与市场化媒体完全合流了，官方媒体打头，市场化媒体紧随其后，对“宜黄慧昌”的“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的观点狂轰滥炸了足足有一个月还不肯罢休。

宜黄事件本身的事实其实是非常清楚的，即作为拆迁方的钉子户钟家漫天要价，以自焚为手段与政府进行博弈，玩火自焚，最后导致意外事故。但在关于此事的报道中，几乎没有媒体真正尊重过事实，而是将报道的重点集中在政府如何威逼利诱钟家拆迁。在媒体上出现的钟家人，完全是一副维权英雄的样子。至于整个事 件的是非曲直，则无人问津。连当地政府为了对媒体表示沟通的诚意，安排人员陪同记者采访，都被媒体理解为当地政府对他们采访的监视。钟家要进京上访，当地政府主要领导为防止事态继续扩大，赶到机场劝说，在媒体报道的时候，也成了“堵截”，但当时政府并未采取任何强制措施，如何能算得上堵截呢？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面对媒体和公众舆论时的公关处境自然十分困窘。一方面是他们释放出的任何善意都会被媒体有意歪曲，一方面他们又苦于有理无处说。在这种情况下，“宜黄慧昌”的出现可谓是一个重要的变数。因为这位匿名的基层干部并未以公职身份对此事发表看法，而是以匿名的形式就此写了一篇长达近万字的文章，相对比较完整、客观、理性地阐述了此事的真相及当地群众对此次拆迁的主要看法。但他十分错误地选择了向“财新网”投稿。同样，财新网并未把他的这篇文章当做一次善意的沟通，不仅没有“同情地理解”他的处境，反而在编辑刊发时将该文中的“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单独摘出，作为全文的标题。而此后围绕这篇文章所进行的讨论全部是对这句话的声讨，对于拆迁的是非曲直甚至连宜黄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都没有进行讨论。在如此强大的舆论攻势之下，“宜黄慧昌”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的计划也“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被迫取消。

在这种情况下，一贯被视为“党和政府喉舌”的官方媒体，尤其是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这样高级别的中央级媒体，不仅没有为宜黄慧昌这样的基层干部提供一个起码的说理的平台，反而率先声讨，向当地政府施压，就不仅是缺乏政治敏感性，而且是没有最基本的是非感了。

看起来，这些中央媒体能够批判宜黄慧昌这样的谬论，好像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了。在与大众媒体争夺读者上，似乎也抢了一次先机。但他们似乎忘记了，中央级媒体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大众化媒体，至今仍能保持着事业单位体制，就在于他们承担者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功能。而这功能的最基本体现，当然就是在面对拆迁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不是简单地站在地方政府那边，也不是站在老百姓的诉求这边，而是应当将问题的真相摆出来，提供一个双方能够在公众视野的监督之下进行正常的交流甚至辩论的平台。如果像大众媒体那样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鼓励群众与政府对抗，压制公平公开的辩论，那还要官方媒体何用呢？

用汪晖的话说，中央级媒体如此缺乏政治智慧的表现，其实就是去政治化的表现。正如施密特所言，政治的首要任务是分清敌我。大众媒体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很清晰地将官方媒体定义为自己政治上的对手，而官方媒体似乎却并没有这样的认识，至少是并不认为在争夺受众的信任方面，他们是完全对立的。

因为，在自以为代表“民意”的大众媒体眼里，官方媒体本身也是政府的一部分，对官方媒体的批评也就是对政府的批评。而敢不敢批评政府，在媒体行业里面一向被视为是不是“有新闻理想”的最主要衡量标准。也正是因此，大众媒体在面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时候，往往是与官方媒体的立场尖锐对立的。正是在这样社会公众与政府的二元对立结构里，大众媒体的政治性越来越强，越来越将自己视为公共利益和民意的代言人乃至维护者，并且声言媒体对政府的监督要成为“第四种权力”。

在面对类似拆迁这样的维权案例时，大众媒体是以高度政治化的态度介入的。在类似的案例中，媒体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政府与个体权利的冲突。按照一般人的思维惯性，在这样的冲突中，政府自然是强势的，而维权方则处于弱势。所以，在介入这样的案例时，媒体都自认为自己是站在弱者一边的，是在维护公民权利，尤其是私有财产不受公共权力的侵害。所以，在这种的新闻操作案例中，政府的形象越是颟顸、蛮横、不讲理，维权方越是无助、勇敢、坚定，越是符合一般受众对政府的想象，也就越容易被受众认为是“真实”的。而像宜黄事件中的钟家这样漫天要价政府无法满足的事实，当然不符合一般社会公众对维权方的想象。如果社会公众知道政府在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实际上已经提出了高于其他拆迁户的谈判条件，他们对钟家的同情当然会大打折扣，对政府当然也就没有那么厌恶了。而对媒体来说，如果政府能够得到大多数公共舆论的信任，他们的存在空间当然就会越小。正是因为公共舆论对政府根深蒂固的怀疑和不信任，才使得媒体表面上的“独立”显得格外具有吸引力。

正是因此，至今在网上流传甚广的村干部形象，仍然是一副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样子，但媒体从来没有认真调查过的却是，在更多的地方，农民对村干部的不满不再是以前那样仇视了，而是抱怨其无所作为，既不能组织村民兴建和维护公共设施，也不能带领大家齐心协力奔小康。类似的案例还有近期发生在浙江温州的钱云会案，媒体几乎运用了一切手段来证明当地政府谋杀了钱云会，但即使是由诸多“网络意见领袖”组织的“公民观察团”到当地调查取证，得到的信息也未能证明这一结果，媒体坚持不懈地将问题复杂化，硬要将一起交通事故描述为故意谋杀。更早些时候发生在河北的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案件中，肇事方在回答治安人员提问时回答了一句“我爸是李刚”，这本是一个毫无恶意的回答，仅仅是让人与其父李刚联系，让其到现场处理善后事宜，但媒体硬是将之描述为肇事方仗势欺人的恶性事件，从而使“我爸是李刚”成为2010年著名的网络语言之一。

媒体难道不知道真相吗？他们难道不知道新闻的第一要素是真实吗？当然不会。但他们要的真实不是新闻事件本身的真相，而是符合受众预期的真相。任何一个新闻，只有被硬生生地置入政府与社会公众对立的二元结构之中，才能够获得巨大的社会反响，从而成为公共事件。只有这样能够获得高度社会关注的新闻，才能使媒体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也就是更大的影响力，而更高的影响力对媒体而言，就意味着更多的媒体收入。

此外，还需要提到的一点是，目前在大众媒体里供职的采编人员大部分是曾被广泛认为是“垮掉的一代”的“80后”一代。当他们在大学里接受教育的时 候，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人权、私有化、市场、法治这些充满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充塞着大学校园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在现实中遭遇的诸多社会问题也常常被他们以这套逻辑简单化处理，从而归罪为政府和体制。所以，他们本身无论是否关心政治、是否有政治抱负，但他们都有一个潜在的预设，即“政府是不 能相信的”。这样的预设也会对他们的新闻采访和写作带来重要影响。而且，当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很可能并不认为自己歪曲了事实，而是认为自己在履行媒体天赋的质疑和监督政府的权利。许多人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崇高感、神圣感。但他们忘记了的是，他们的社会生活经验还太简单，对中国的政治、 经济、社会和文化现实了解得还太少，许多事情的复杂性是不能以这套简单的逻辑解释的。比如拆迁这样的事情，他们也许还没有搞清楚，自焚对维权方来说，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一种博弈手段，而不是走投无路的自决。这样，本来十分复杂的拆迁户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就被媒体理解并剪裁为简单的正义的维权和非正义的强 拆，并因此连拆迁也一并否定了。

同时，近十年来，中国媒体体系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大量市场化媒体即都市类、消费类媒体的出现。在此之前，大多数媒体都是官方化或半官方化的，是在体制内的。而近十年来，由于文化传媒体制改革逐步推进，对媒体的监管大幅度调整，从而诞生了大量的市场化媒体。这些媒体的基本特点有二：一是完全以市场为导向，二是吸纳了大量的“边缘知识分子”。这样，市场化媒体的一个集体无意识的现象就是具有比较宽泛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而且是高度同质化的。因此，在面对一些公共议题的时候，社会公众在不同媒体上看到的往往是立场、观点几乎完全雷同的报道，而且容不得与自己观点不同的意见，看到不同意见就马上将其视为“走狗”、“五毛”。

在此基础上，就形成了一个貌似开放实际上十分封闭的“媒体圈”，或者用学术化一点的说法，就是媒体人的共同体。网络时代的到来，使这个共同体的联系 更加方便，从而联系得更加紧密。实际上，反过来看，在网络上这种虚拟的平等的空间里，媒体采编人员大量参与公共话题辩论，使他们失去了以第三方立场观察和报道的独立性。更糟糕的是，他们往往会利用职务之便，将自己的观点渗入其采编过程，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他们原有的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时代的到来， 表面上看似乎媒体变得更加开放，但实际上是在损伤媒体的独立性和开放性，使媒体的公共性大大减弱了。与此相应，媒体的政治性则大大加强。也就是说，他们更加自觉地维护被当成媒体人共同体的共识的意识形态，而很少检讨这种意识形态自身的缺陷及边界，从而成为一个高度同质化的政治共同体。

也因此，媒体上的声音与普通社会公众的看法完全相背离的现象越来越多。最典型的莫过于对央视春晚的评价，尤其是对赵本山的节目的评价。近十年来，几乎赵本山在央视春晚每一年的亮相都会遭到媒体恶评，但在通过短信平台、邮寄方式等多种方式推选的最受欢迎的节目却连续多年都是赵本山的节目。媒体总是倾向于习惯性地将这种情况解释为央视造假，但他们从未反思过的是，他们的审美观、娱乐趣味和视听感受已经越来越脱离于普通社会公众。因为赵本山的节目不是为媒体和知识分子量身打造的，而是为更多的普通老百姓尤其是至今仍占人口绝大多数中国农民量身打造的，媒体和知识分子不喜欢，不代表普通老百姓不喜欢。他们从未在类似事例中反思过，他们与真正的民意之间的脱节正在日趋严重。

而在类似宜黄事件这样的维权案例中，媒体也没有反思过，当他们自以为反映了民意的时候，实际上他们没有发现维权方的真正诉求，也没有弄清楚冲突双方的真正分歧，就做了简单而武断的是非评断。这样的评断不仅无助于化解矛盾，使纠纷圆满解决，而且在更多情况下会激化双方的冲突，导致悲剧性结果。这样做也许能够实现短期利益最大化，但从长远来看，伤害的是媒体自身的公共性，而媒体的公共性对媒体人念兹在兹的公民社会的建设发挥着关键作用。媒体没有公共性，没有社会公众就一个公共话题或议题进行理性、建设性的讨论的平台，公民社会的建设也无从谈起。

在这样的现实环境里，官方媒体仍然懵懂地将自己视为一般性的媒体，未免太傻太天真了点。在类似宜黄事件这样的公共话题中，官方媒体的用意或许是与大众媒体握手言欢，以示“我们也是媒体，我们是在一个战壕里的”，但对大众媒体而言，这只能被当成一次他们在政治上的胜利。类似的事情如果反复上演，可以预料的结果就是官方媒体完全失去公共影响力和政治上的领导权。因为，对受众而言，官方媒体就是官方媒体，大众媒体就是大众媒体，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即使官方媒体使用大众媒体的语言，表达大众媒体的观点，仍旧不会被当成官方媒体变得更加贴近老百姓，而是会被当成大众媒体的逻辑、语言和观点的胜利。具体到宜黄事件来说，最后的结果就是地方政府不敢再为拆迁辩护，缩手缩脚，畏首畏尾，谨小慎微，循规蹈矩，无所作为。

所以，在今天的舆论环境和传媒体系之下，官方媒体如果说还有存在的必要，恰恰不在于顺着大众媒体的立场和观点去讲，而是应该有其独特的语言和立场，在必要的时候敢于站出来澄清事实，甚至为基层干部和大众媒体之间的辩论提供公共平台，使双方都能更好地理解对方，探讨更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说宜黄事件中的宜黄慧昌这样的基层干部，能够有对方有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让公众能够明白其中的是非曲直。尤其是在今天大众媒体上已经越来越不尊重新闻事实，民粹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完全按照受众的预期去剪裁、编辑新闻的时候，官方媒体更应该发挥正本清源、澄清事实、讲清楚道理的功能，以此来引导舆论朝着健康、和谐 的方向发展，而不是继续向目前的民粹化、娱乐化倾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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