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弘道，活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
活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
——新教育第11届年会主报告《以人弘道，活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文摘
我们民族文化的精神，经过两次奠基：第一次奠基，我们可以通过孔子所尊奉的当时的经典（诗、易、礼、乐、书等），以及中国神话与传说中所讲述的文化创造者的故事来理解。汉朝“独尊儒术”，把儒家文化作为社会的基础，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第二次重要奠基时期。
从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里，从后羿射日和夸父逐日的神说里，我们可以窥见一个民族最初的精神：不惧任何生存困境的创造精神。这些神话可能在成书时代上是后起的，但是任何真正的神话总有更为原始的根源，它无非是在较初的时间里，对这一古老的根源作一梳理并加以记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把《西游记》的作为神话原型和结构的那部分，理解为这个民族远为更早的原始精神，以及儒释道三家相互影响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一部相对近代的后起神话。
关于中国最早的部落、帝国的故事，则和神话传说纠葛在一起，事实上，他们是真正的文化原初奠基者，也是各种事物的发明创造者。黄帝，车辆、历法、弓弩的发明部落；炎帝，把农业发明光大的部落；蚩尤，也许是中华青铜器的发明者……而鲧和大禹，则一败一胜，却都是治水的英雄。而已经在《尚书》和《论语》中有所记录的尧、舜、禹，则又是原始国家（部落联盟）的体制建立者，也就是最早的立法者。
在那个时候，并没有“中国文化”或“中国精神”这些概念，甚至还没有中国具体的疆域边界，但事实上，那是个充满了原始创造精神的时期，是一个民族的第一次奠基：没有一种无畏的博大的创造精神，是不足以建立起一个可以传承数千年且屡有世界性建树的民族的。相比于这种混沌中的创造性，许多政治性的道德和法制是后起的，是在这种原始的创造过程中，为了维系和稳定的需要，为了结盟的需要，而逐渐地形成的。这也就是夏礼、商礼、周礼的出现。在当初，礼是一个同时具有法制、宗教、道德意蕴的概念。
夏商时期的中国文化，以家族鬼神的神学政治为主，文化开始有一个以“天子”所在地为中心向四边逐渐淡化的结构。但随着《易经》、《尚书》、《诗经》等著作的出现，以及文字、书籍的普及，各个边缘诸侯小国在文化上的崛起以及形成的差异性，为文化思想的第一次大爆发奠定了基础。
然后，在周王朝的“家天下”和“礼乐之美”的稳固政治遭受权力争夺、利益争夺的背景下，中国第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应运而生。孔子的学问可以命名为“仁学”，是生命的学问，是以道德人格为主导的完整生命所需要的全部学问。
孔子有他意识里的保守一面，就是他对周礼、对家天下的留恋、维护，因为他的学问是在一个战乱即将来临的时代，作为疗治的药方而开出的，所以求稳定与和平，是与所治疗的社会问题相对而生的。但无论他本人有无清晰的意识，事实上他留给后人不是保守而是更新，他是显性的中国文化的第一奠基人。
孔子把由姓氏血脉决定的“君子（君王之子孙，即贵族）”，完全地转化为了由人格道德决定的君子；他提出的“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为消极的人际关系和积极的人际关系都立了法。孔子的为己之学，把一个民族的目光，社会荣衰的责任，从关注他者、上位者转变到每个个体自己身上；孔子的仁学，把人的目光，从关注世界，转变到了关注自己的内心。然后再由内而外，从改造自身开始，来改变社会。这在社会政治学上也许是天真与不成熟的，但在教育和文化意义上，则是完全正确的。孔子对社会责任性的过度强调，孔子对既定周礼的过度维护，容易使得他所强调的另一个方面——生动活泼的人的内在仁心——遭受损伤。所以在孔子的时代，道家就开始作为儒家思想的对立者出现了，他们强调个体生命的保全，强调自然生命高过社会体系、自然权利高过社会道德。显然，这是一个重要的、有益的补充，就像中国的阴阳太极一样。道家的思想是从儒家自身被遮蔽的一面所生发出来的，它有力地补充了中国文化中个体、自然、诗意的维度，让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人，在疲惫的时候得以获得栖息的空灵之地。我们在后世的陶渊明、王维、苏东坡等人身上，可以看到这两种思想的交织，以及由儒至道的一种路径。
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最自由的繁荣时期，在各家激烈的争辩中，虽然有不少诡辩，有不少走了弯路的思想实验与思想探索，但是它却是后世中国文化取之不竭的思想宝库。战国，是一个复数的中华民族（因为还没有真正统一的思想让全部人成为一个社群）遭遇到巨大的生存困境，乃创造各种思想，以期待解决困境的时期。而历史的选择，让儒家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主流，让道家成为此一主流的必要补充，让法家、墨家、阴阳家等，成为在不同的方面起着局部作用的思想流派。汉朝是儒家的复兴与繁荣，是儒家思想第一次与政治合作的成果。汉朝的繁荣与强盛、稳定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汉朝的儒家思想更多发展的是荀子一派的思路，重礼制、重教化，但对个体的灵性、内在道德性，也就是仁学，却领会不深。于是便渐渐地又沦到一种体制窒息灵性的道路上，存在的真理和文化的真理又一次被遮蔽。而它的兴起，却是以另外一种面目出现的：魏晋玄学和佛学的兴盛。
儒家作为社会的根基，自汉朝开始，就永久性地成为中国文化的事实，但是作为让一个社群成为创造者、成为命名者、成为歌唱者的思想精神，却并不一直是儒家思想来完成的。每次当儒家思想被体制异化或自我异化，总是由道家或中国化的佛教，成为中国人精神中性灵部分拯救者。
所以由孔子到庄子，是一次道的反动（《道德经》：反者道之动）；而到孟子、《道德经》、《易传》的作者，则是一次思想碰撞之后吸收对方精华的整体性运动。
与此相类似，从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汉朝，到魏晋玄学（道家）的兴起，到魏晋隋唐的佛教之兴盛，是道的又一次反动；而到唐朝的韩愈，宋朝的周敦颐、程颢、朱熹、陆象山，以及明朝的王阳明，则是又一次思想碰撞之后吸收对方精华的整体性运动。
同样我们可以看到，宋明清的儒教，在让中国文化社会得到持久维系的同时，却也因为过度自我维护的体制，导致了革新的困难，导致了新思想出现、碰撞的困难，所以中国自近四五百年起，开始远远地落后于西方文化了——西方文明因其多元碰撞更为激烈的特点，在最近的五百年中，有了突飞猛进，暂时地把包括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内的东方文明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而这种对峙，其实就是道的又一次反动。我们需要这种反动，来看清我们以往如何走入了文化的遮蔽、沉沦时期，我们应该如何走出自身的见障，借着与异质声音的碰撞和相互融合，再度在新的时代，产出自己的声音，显现出道本真的创造精神。让我们的文化精神在历史中再度醒来。
那么再度醒来的中国文化，它会是什么模样？它应该是什么模样？
我们认为，它应该是：它让中国人拥有尊严，赢得在这个世界上的最新成就，赢得其他文化社群的尊重；它应该同时是文化各个层面的继承者和创造者，在这个时代创造全新的文化器具（不应满足于把古老文化器物当成怀旧的点缀）；它应该创造新的文化节日和文化仪式，让名为中国人的社群和个体，拥有自己的日历与天空；它应该在各种艺术领域，让古老的技艺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像曾经拥有嵇康、徐渭、王羲之、颜真卿、李白和杜甫那样，再度拥有我们民族的凡高、贝多芬、莎士比亚……它应该让孔子所倡导的仁学的十六字精神，孟子的“四心”和社会正义，庄子所倡导的逍遥精神，《道德经》所倡导的“道法自然”的社会政治原则，成为中国人的普遍内在道德词汇与信条……
因此，儒家的个体担当，儒家的事在人为，儒家的社会责任心，毫无疑问应该是我们民族的根本精神；而道家的玄思妙辨，道家的个体逍遥和社会自治的思想，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精华；而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学，其思绪的精妙，其对超越性念兹在兹的追求，其对眼前物质社会的超越，其对先天灵性的呵护与唤醒，以及其中蕴含着的人类尊严与人类平等思想，都是我们民族精神中必不可少的有益补充。
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借着西方后来居上、在最近五百年中逐渐超越我们的文化，我们确实看到了我们文化中严重缺失的某些成份。谁想否定这一点，就是自大的夜郎，也是不顾历史事实一头埋进自己文化沙丘中的鸵鸟。因为历史的偶然，除古代希腊以外，没有民族独立地发展出体系严谨的数学、科学和哲学；因为地理与文化的距离，许多文化社群没有及时地从古希腊取得这些成果。而我们今天所说的欧洲文明，正是把希伯来宗教文化、希腊的数学体系和各地的民族精神整合出的一个新的文明，这个最近五百年来突然发力猛进的文明，就是被我们称为现代性或现代化的文明，并在最近百年达到了空前的高峰，其代表成果，一是举世瞩目的科技，二是民主与自由的体制。
许多文化批判者无视欧洲文明和中国文化一样，是一个有自身根源但又不断融合中的文明，草率地认为欧洲文化在其根源上具备了科学因素和民主体制的因素，因此是好的文化；而反之，中国等文化，在根本上并不具备科学因素和民主体制，因此是不好的文化。这样，就把历史中的偶然缺失，当成了致命与宿命的文化不足——如果把这种观点推到极点，甚至会认为除了希腊文化，人类就不存在其它有价值的、可发展的文化，而西方文明，又是希腊文化的惟一合法继承人，我们的文化必须彻底革掉自己的性命，接受一个既定的更为成功的文化。
但是这样革命的后果，就是我们要从根本上把我们及其祖先所领会、所体悟的另外一些美好东西全部、彻底地否定掉。
由希腊人创立并在西方发展起来的现代数学与自然科学，以及民主的社会政治体制，乃是我们所能够看到的美好事物，西方人可以享用，我们也同样可以享用，我们只是需要思考：我们的文化是否兼容这些美好事物？我们的文化资源，是会妨碍我们接受这一切，还是会促进我们接受这一切？
其实关于前者我们已经不必再讨论，过去的一百年，中国出现了不少伟大的数学家和科学家，而且这些数学家和科学家，往往同时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继承者，他们对诸子思想和唐诗宋词，有着不俗的领会。中国文化能不能兼容数学与科学，这个曾经在百年之前被人们忧虑、探讨的问题，现在已经由历史事实作出肯定的回答，我们不必再加以讨论了。现在人们普遍忧虑的，是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能不能与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兼容？这个问题确实是悬而未决的，但是我们放眼望去，不难发现，同样曾是儒家文明圈中的新加坡、韩国、日本以及我们的台湾地区，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与民主进程，似乎在作一种暗示：儒家文明并非与民主体制是不相兼容的，至少，它并不比基督教文明更与科学和民主不相兼容。
事实上，这完全取决于我们从自身的历史资源中，获取哪些因素来进行重新诠释和扩大扩充。如果我们僵死地执守周朝礼乐的外在形式，而没领会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学核心，没领会《道德经》作者“道法自然”的精髓，那么我们确实无法把民主体制与我们的文化相兼容了，因为我们丢弃了文化的根本精神，而把历史与境域的某层已死之皮，当成了文化本身。甚至有人会把我们历史中遮蔽最深的时期，如，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制度等当成我们的文化精神，那么我们确实是取其糟粕，弃其精华，而根本不配在新的历史境域中，成为有文化尊严的国家和民族。
所以，我们从自身的历史中，应该汲取的那些更为根本的创生精神，是孔子的仁字十六字精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以及：
《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和谐之道）
《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齐治平之道）
《易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之道）
《孟子》：“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反求内心之道）
《道德经》：“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法自然之道）
我们从这些经典的最核心精神处，读不到任何与科学或民主思想的绝对冲突——当然必要的对峙是存在的，譬如道家思想对科学的警惕，不得不说是中国古老思想的一个智慧。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在二者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恰恰是要让我们如何从自身的历史境域出发，把握住“道”体现于宇宙万物的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道体现于人心的仁（麻木则不仁）的精神，创造出此时此刻的新的文化样式——宇宙万物，有待我们重新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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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新教育？对于我来说，当一些理念渐被遗忘，复又提起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只被人说，今被人做的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模糊走向清晰，由贫乏走向丰富的时候，它就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旧时的背景运用到现在的背景去续承，去发扬，去创新的时候，它就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