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墙打洞？他们还想把墙推倒了呢

简·雅各布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说：对孩子而言，空旷无人的街道和公园，比人来人往的场所更危险

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最近正在整治市容，主要是政府出钱，把临街店面的大玻璃窗门封砌起来，恢复到老样子。这是好事，我坚决拥护。要是能把北京60年前被拆掉的老城墙再立起来，把拆掉的四合院再盖起来，就更好了。

说起在北京老旧居民楼开墙打洞开店，有的愣敢把承重墙拆了，这事确实不妥，把人民群众置于危险之中，该封了它。我要说的是，如果店家没动承重墙，还有我们那疙瘩都是平房，开店铺不仅便利了大家买东西，大玻璃窗还照亮了街道，给行人带来了幸福感。而封了大玻璃窗，赶走了店铺，居民不方便，店家断了生计，政府少了税收，到底谁得了好儿？

其实，这不仅是个商业问题，前人早有纠结。美国城市社会学家简·雅各布在1960年的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提到了街道的三种用途：安全，交往，孩子教育。其中颠覆了当时城市学界的一大观点是：对孩子来说，空旷无人的街道和公园，比人来人往的场所更危险。同时，临街店铺的减少，可能带来城市交通量的增加，原本步行就能解决的需求，现在就得坐车了，或改叫外卖或快递了，电动车满街乱窜——这后一句话不是雅各布说的，是当下北京的风景。

更早的前人也一直纠结这事。“城市”这个词是由两个彼此矛盾的事物组成的。“城”原指城墙，是防御性的，是官府管理的好帮手；而“市”是指商业，指集市。中国刚改革开放时，政府里的个体处和市容处打架，说市容撵小商贩不对，没有市哪来的市容？而在改革开放前，政府里就不会打架了，商店都是行政的附属，听大领导的话就行了，商店也没有开墙打洞的积极性。

在早年，历朝的官员也不会为这事打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听皇上的呗。中国宋代之前的城市都实行里坊制，到处都是围墙，在都市里，宫殿被围墙挡着，民居也有墙围拦着，连集市都享受着高墙的保护。

唐朝的里坊制发展到了极致，首都长安城拥有百万人口，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超级都市。但偌大的长安城却只有两个封闭的市场——东市和西市。传说今天之所以把购物称作“买东西”而不叫“买南北”，就源于此。

东市靠近东内大明宫和南内兴庆宫，周围里坊多是显贵府邸，因此商品高档。而西市就接地气得多，是平民百姓的最爱，另有许多来自西域、波斯、阿拉伯、日本、朝鲜的客商，比东市热闹。除此之外，别无去处。而且，市场四面筑墙，墙上各有一道出口，早晨开门，晚上关闭，猫都钻不出去。

对这套泾渭分明的管理，皇上甚是满意，走在街上，朗朗青天，井然有序，也不堵车，也无人拦轿。但对广大人民来说，这太不方便了，他们想把墙上多开些洞，把墙推倒了才好。他们一定通过各种渠道向皇上反映过，但不知是渠道不通，还是皇上固执己见，反正没大效果。

到了北宋，经济极为繁荣，一切向钱看，欲望澎湃。在东京汴梁，从后周时期开始就有人突破坊墙和市墙的限制，开墙打洞，临街开店，形成街市。皇上不干了，这太不符合千年以来的古制了，而且会侵占路面、影响交通，遂下令严禁“侵街设店”。但这些沿街店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屡禁屡生，只要官员一打盹，店铺百家平地起，来来回回，循环往复。后来，官家也不胜其烦，战斗意志衰退。同时，一些高官权贵也纷纷沿街开店，出租牟利，这些腐败分子是促进街市发展的新锐力量，最终将里坊制废止，墙塌了。

及至新中国建立，北京这样的古城涌进大批外来人口，商业配套严重缺乏，房价高昂，空间局促。于是，外来人与本地房主勾结起来，开墙打洞，建起无数的超市、旅馆、饭铺，用合法的或违法的办法，聊解居民的生活不便之苦。正是因为有需求，才形成了这些街市，与政府的万众创业号召无关。

我家附近有一湘菜馆子，某日忽然找不到了，细看才发现原来那一排大玻璃窗被灰墙怼上了，上面开了几个小窗。进到门里更是惊奇，那些大玻璃窗仍在，只是外面有墙封着，让黑色的眼睛在黑暗中寻找光明。我猜，那家湘菜馆子一定认定了百姓的需求，所以才宁肯在大玻璃窗外砌一面灰墙，单等哪天官员烦了，推倒灰墙，还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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