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年前，白冰冰女兒的死，曾讓五萬人走上台北街頭（1）

即使不知道白冰冰是誰，提到電視劇《雙響炮》中「萬人迷」的媽媽，許多人也會有些印象。劇中她和陳好飾演一對樂天的母女，然而螢幕後的她卻曾有着16歲女兒被綁架並殺害的慘痛經歷。

4月15日，白冰冰的一條微博，提起這件舊事：台灣歷史上影響最大、最富爭議性的刑事案件「白曉燕命案」。

這件一度震撼台灣的命案也在19年後的內地網民中引起關注和熱議，並一度佔據微博熱點頭條。

1997年4月14日，16歲的白曉燕在上學路上被人劫持；在接下來的十幾天裏，綁匪不斷要求更改交付贖金地點，媒體則蜂擁跟隨；白冰冰苦求媒體不要報道，避免將女兒置於更危險的境地；警察無奈四處收購雜誌，下車驅趕記者。4月28日，白曉燕的屍體被發現，法醫鑑定死亡時間在8-10天之前。

白曉燕命案在台灣不僅引起極大恐慌，更引發當年五月多次遊行，時任政務委員馬英九宣佈辭職以促成連戰內閣的改組。可以說，「白案」爲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上世紀九十年代，解禁後的台灣社會與政治生態的窗口。

今明兩天，我們爲您分兩期推送一則書摘，帶您近距離觀察「白案」發生後台灣社會運動的組織與動員。內容選摘自《民主台灣：後威權時代的社會運動與文化政治》，莊雅仲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4年。

白冰冰與女兒

1997年的白曉燕悲劇事件提供一個重要的觀察台灣式社會運動網絡的機會。藝人白冰冰的女兒被綁架後慘遭殺害，引起各界關注與哀悼，由於媒體詳盡且立即的報導，使得驚恐與憤怒之情深入民間，並因此促成了從當年的4月底到5月下旬的三次大型集會遊行。本研究將顯示，要了解這幾次的遊行及其社會影響，不能不追蹤背後負責組織動員的許多社會運動團體，我將從分析這幾次的動員著手，慢慢進入充滿了組織實驗、個人努力以及制度性重構的社會運動網絡。我會著重了解抗議事件、組織過程與個人經驗，分別紀錄各個不同的重要的集體行動面向，以了解1990年代台灣抗爭文化的形成。

1997年4月下旬，當白曉燕被害的消息確定後，在剛熟悉立即直播媒體的密集報導下（失敗的警察搶救企圖、受害親人聲淚俱下的訴求），讓台北市陷入哀傷、氣憤與恐懼的詭異氣氛中。很快地一些社會運動團體發起了大遊行，企圖面對、處理這個集體情緒。後來的發展某種程度上讓甫從美國回來的我，領受到1990年代台灣社會運動在微觀層次的運作。社會運動團體，從解嚴前開始在台北市不同角落默默成立的議題導向的小團體組織，到1990年代末期時已相對茁壯成具有發言權的政治挑戰者，一方面固然由於時空的轉變所開啟的政治空間，很多學者都已談到1980年代中期之後的民主化潮流的對政治與社會參與的影響；另一方面更值得詢問了解的也許是，到底這些小團體透過甚麼樣的訴求與動員方式建立其規模與動能，包括人員的投入、組織的建立與訴求的形成？

白曉燕事件之後的「五月運動」提供許多線索，讓我們了解這許多社會運動團體的行動過程，有關這些行動的細節資料有助於我們了解運動之「力」如何彙整運作。就在白曉燕遇害消息確定當晚，後來遊行發起者之一人本基金會的史英告訴我，他的兒子史哲打電話給他提到，如果大眾被導向報復的心態，並要求更嚴格的社會控制來防治犯罪，這一股悲憤恐懼的氣氛可能會很危險。史哲建議：「人本應該可以做一些事。」顯然意指人本積極介入的蘇建和三死囚案的平反可能因此更加困難。經過幾分鐘的考慮，史英打電話給彭婉如基金會的洪萬生，凌晨兩點，兩個組織決定5月4日在總統府前舉辦一個大遊行。隔日，慈林文化基金會與其他一些團體受邀參加人本與彭婉如基金會發起的大遊行籌備工作，並召開記者會號召市民參與。聯盟正式定名為「五月連線」，並組成「工作小組」，由主要參與團體推派代表參與，負責組織動員與行政工作。

當白曉燕被綁架的消息傳遍街頭巷尾的時候，我正在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進行田野工作，參加協會為一群媽媽所舉辦的社區領導人才的培訓班，另外協會也正在籌劃5月時上陽明山表達婦女參政四分之一保障名額入憲的訴求，因為當時的國民大會代表正在進行修憲工作。當遊行記者會在4月28日召開時，當時的協會總幹事李怡寬也應邀參加，之後李怡寬曾致力於尋求聯合兩個活動的訴求。另外，五月遊行結束後，我亦接受人本的邀請，參與紀錄整個事件的過程，因此有機會訪問工作小組的成員，包括史英與慈林基金會的林義雄。而且，在事件之後的一年內，我陸續參與了幾個團體（婦女新知協會、女性權益促進會與台灣勞工陣線協會，皆曾積極參與五月運動籌備）的組織工作。正是透過這些觀察與經驗，本章將說明集體行動如何被編織而成。

五月運動「工作小組」的組成是一個很好的分析起點。某種程度這個聯合陣線橫跨不同性質的社運團體，除了先前提到有關教育改革的人本、婦女安全的彭婉如基金會、政治受難者社會關懷的慈林、女性自覺與權益促進的婦女新知協會與女性權益促進會（以下簡稱女權會）外，工作小組還陸續加入了弱勢保護的殘障聯盟、婦女環保組織主婦聯盟、倡議人權的台灣人權促進會、綠色環保的綠黨以及勞工運動團體勞工陣線協會與中華電信產業工會，幾乎涵蓋了當時台灣社會不同類型的社會團體。這個跨議題但卻還不見得是跨階級的組合，也許就像五月運動帶起的風潮一樣，對許多人來說是一個驚訝之舉：到底是甚麼樣的組織基礎使得如此快速的結合成為可能？另外，讓人好奇的是，這樣的合作過程的情況如何？

「518用腳愛台灣」大遊行，中華電信工會參與遊行，手持「悲」、「沈痛」、「請走路」的標語牌，與路旁圍觀群眾相互揮手，以掌聲彼此鼓勵。

其實，工作小組的順利成立得歸功於事件發生前數年的社會關懷，顯現的大約是從1990年代前幾年開始的一個新情勢。1980年代的黨外運動造就了當時反對黨民主進步黨的成立以及政治領域的改革，不過較不為人知的是許多相關社會議題團體也在當時陸續成立。最近對解嚴前後社會運動的一個誤解是，認為1980年代是一個風起雲湧的狂飆十年（政治運動促成社會議題），1990年代則是相對安靜的十年（政治鬥爭覆蓋社會議題），導致目前社運的無力感。不過如果從微觀層次看去，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的社會運動其實有連續性與斷裂性，黨外運動的確是許多社會組織在1980年代成立的原因，不過社會運動的成長卻不是黨外運動所能涵蓋解釋。五月運動告訴研究者的是，工作小組在一個複雜的政治與文化脈絡下，呈現一個大規模的跨組織與議題的分工合作：組織網絡與資源的生產與分配很快在動員過程中成形，人員的力量相互結試探，政治行動者與自願的市民則透過各種管道適時加入。

換句話說，很難不從一個跨組織或網絡的過程來看待社會運動組織，這個過程如何進行將影響集體行動訴求的形成。在台灣的脈絡，工作小組的組成代表類似網絡過程的一個非常特殊的時刻。不像Alvarez筆下巴西人民運動和NGOs所構成的網絡，巴西地方社區團體通常和高度跨國化的NGOs合作，在台灣，社會運動組織通常運作於一個相當去動員化的地方與工會環境，而跨國參與也因特殊的國際局勢鮮少發生。這導致台灣的社會運動組織得扮演一個雙重角色，首先是頻繁的跨組織甚至跨運動的合縱連橫，組織者緊密地相互合作（在一些例子則是相互競爭），相當程度倚賴政治議題的社會性或者社會議題的道德性來動員政治與學院的工作者。在這樣的脈絡下，毋須訝異，我們發現工作小組的許多成員，其實很早就已熟識，常常聚會交換訊息，遊走於不同團體之間，有些是大學時代的同學，有些則因關心相同議題而認識。這當然和從1990年代初期開始的「加入組織」的熱潮相關，受到1980年代影響的年輕理想主義者，徘徊於政黨與個人主義的兩難中，毅然選擇第三條路，加入當時新興的社會組織，進入不確定的職業生涯。這群背景相像、信仰卻可能相左的生力軍，充滿活力熱誠，行事具策略性，不畏衝突，很大程度塑造了1990年代的動員方式。另外，許多團體本身就致力於聯合陣線，1991年成立的慈林教育基金會就是一個具有這種目標的社團。由於創辦人林義雄堅定地信仰一個獨立的民間社會，加上他個人悲劇性的遭遇，慈林的組織工作具有強烈的靈魂探索企圖。從1990年代初期開始的社運人才培訓班，一度是相關團體人才養成過程的重要管道，參與工作小組的人本代表吳麗芬就曾經是其學員。

林義雄

台灣政治家，慈林教育基金會創辦人

第二個台灣社會運動網絡的特色是，這些跨組織的合縱連橫構成一個想像的領域，提供不尋常的人際關係與非主流的集體認同形成的動力。這一個想像社群的形成具有重要性，提供新的市民參與的管道，因此得不斷地重構變形來滿足新產生的需求。在1990年代台灣，這一個草根溝通並不是透過社團與不同地方團體或工會組織的合作完成，而是透過社團長探的「組織之臂」，在複雜的文化政治的脈絡中，轉變關心的市民成為積極介入的工作者。這促成了不同社團皆致力創設不同的活動或過程來吸引注意，當我進入婦女新知協會工作時，協會正進行社區婦女人才培訓課程，約50位來自台北市不同角落的婦女參與，婦女新知協會是由婦女新知基金會的一些人士出面組成，因為基金會自1982年成立以來，主要致力於婦女議題的倡議與女性主義理論的引介，非常精英取向，協會成立的目的因此是希望透過會員制，擴大參與面。工作小組主力的人本，早期成立頗受爭議的森林小學，吸引對主流教育失望的工作者及父母們加入行列，邀請我參與紀錄工作的林青蘭（我研究所時代的同學），即是因這個理由加入森林小學教育工作，並繼續在人本大家庭工作至今。另外像勞工陣線也數度改組，企圖將自己建立成溝通平台，以方便並吸引工會成員以集體或個人名義加入，至少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勞陣應算是台灣代表性的勞工運動團體之一。

——未完待續——

（以上所有圖片均來自網絡）

民主台灣

後威權時代的社會運動與文化政治

莊雅仲 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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