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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垃圾不會消失,它們去了別人家院子

2016-05-25 港中大出版社 → 不激不随


王久良 / 攝


2011年中國自美國進口的垃圾廢品交易金額達到115.4億美元。內地到處出現洋垃圾村,不少農民轉行經營舊時裝生意,十元一件,販賣被外國人視為垃圾的舊衣服,運回來後不曾洗補,只用除毛刷擦兩擦,生意照樣客似雲來。


四年前,人類學家胡嘉明到訪北京,在六環外見到一間又一間的廢品院子,堆積如山全是垃圾,院子外的泥地與河水一樣佈滿廚餘,一潭酸臭,院子裏的天地間卻時時傳來小孩的嬉笑聲,如樂土一片。





胡嘉明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與宗教研究系助理教授,研究興趣爲當代中國的國家、社會、文化、資本的交叉博弈關係,與張劼穎合著《廢品生活:垃圾場的經濟、社群與空間》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


本文原刊於5月22日《明報 · 星期日副刊》,經授權轉發,內容有改動。

原標題爲《鑽進垃圾圍城 記錄垃圾自由人》,黃雅婷 撰文。


1隱蔽的廢品院子


那是北京的六環之外,沒有美輪美奐的高樓,曬得黝黑的農民工推着三輪車,揚起滾滾塵土,車上的垃圾袋滴着餿水,傳來惡臭,這裏只是地理意義上的北京,這裏並不是「北京」。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與宗教學系助理教授胡嘉明說:「我們對空間的思考很二元,不是城市就是農村,但那裏不是農村也不是城市,亦不像內地的城中村,它有很多四合院,工廠旁邊就是農田,居民主要是外省來的工人,足足萬幾人。」這些外地來的農民工大多租住在四合院內加建的狹小平房中。廢品院子不易認出,因為六環外有太多院子,走進村內,全都是高牆圍住的大院,站在外頭,她認不出到底是工廠還是什麼,只好一道道閘門按鈴叩門,等到有人來開門,「你好,我是」,未待她說完,大閘嘭一聲關上。

 

村上,同屬廢品行業的人主要有兩大群體,一種撿垃圾,一種收廢品。她最後找到一間院子願意開門讓她進去,院子極大,足足萬呎(1平方呎相當於0.09平方米,不激不隨註),原為養豬場,後由幾戶拾廢品的人合租,租下來後,他們在院子旁邊連着建了十二間平房,全用水泥搭成,沒有窗,像密室。房外空地便用來堆垃圾,也是孩子的遊樂園。此後,她每年的寒暑假都回到這間廢品院子裏,她形容裏面有很多垃圾,如墟一樣。夏日的北京沒有風,好不容易等到一陣風,一吹,吹起漫天廢紙,臭氣撲臉。

 


孩童在垃圾堆旁邊玩耍


2垃圾山旁的生活


那間廢品院子住的大多是夫妻,也有扶老攜幼,一家人住在一起。院中小孩會結伴在垃圾山上尋寶,見到垃圾中未吃過的糖果就塞進口裏,他們的父親早上六時便推三輪車到北京城裏,找來一大堆垃圾,再運回堆放,之後兩夫妻開始分類,一直到下午五時,太陽下山,他們就吃飯,天黑了,一天的勞動也就完結。


「他們收垃圾時,踏着三輪車到拆遷房喊:『收電器、收廢紙』;也有人會直接和小區管理處承包下小區的垃圾,一個月付管理人員約一千元人民幣,之後天天就來收垃圾。」她說。廢品收揀與工廠人工其實差不多,扣除買垃圾的花費,夫妻倆人一個月約賺四千多元。


最窮的外省工人


胡嘉明與同伴出版的研究著作中,寫了一對從事廢品行業的夫妻,二人從老鄉河南到了北京,在火車站裏待了五天五夜,無業,最後加入廢品行業,妻子為了看守住宅區的「地盤」,試過徹夜睡在三輪車上守着大廈。有次他們的三輪車撞上人家的貨車,司機到家來索償,但見他們什麼都沒有,僅餘的牀板是房東的,最後拖走三輪車就算——與香港回收公司購入洋垃圾不同,這群拾廢品的人是中國首都外圍最窮的外省貧戶,他們收集城裏購物狂歡後的物慾屍骸。



村中早市一隅,垃圾與商品之間僅有模糊的界線


傷痕纍纍的「環保先鋒」


連手套也不戴,他們拾廢品的人赤手分類,因為與垃圾長年作伴,農民工變成了物理專家,幾十種不同的塑膠一經手,點一點火,看黑煙,聞臭味就能道出種類:聚酯、聚氯、SC塑膠、苯、聚甲醛,琅琅上口。胡嘉明說,他們算得上是環保的先鋒,雖然本意不為環保,但交到他們手上的廢料成千上萬。他們收回來的垃圾有膠樽、紙張、零食袋、舊棉被、DVD、膠衣架,也有變餿了的廚餘和玻璃瓶——所有你能想像的東西被扔在垃圾桶後,他們都收回來分類。


說到這裏,胡嘉明張開了手,她說自己見過的收廢品人,一雙手都被玻璃與利物弄致破皮,滿手傷。關節勞損了,有些人連手指都伸不直。手皮愈來愈韌,不再怕細碎的玻璃,「廢料分類時需要簡單清洗才可送至國內的大型回收場,玻璃樽不打碎就很難洗乾淨,所以他們要打破玻璃樽,就算見到玻璃碎成一地,他們也面不改容。」她說。樽內裝的有時是酒或藥水,有時裝的卻是工業用的強酸性液體。

 


村內一間出租屋外堆上了大量已被紮成方塊的分類廢品。


3「揀垃圾使他們變得自由」

 

然而,每次到北京,廢品院子住的人仍是那一班人。「他們寧願這樣生活,也不想回到工廠工作,享受工廠內現代化的設備。我問他們為什麼要收廢品,他們無從解釋,但總會答到你一句:『揀垃圾使他們變得自由』。」她說。


「前幾年的富士康事件告訴我們,內地的工廠工作其實是一種很難以忍受的生活模式。從事廢品工作的家庭對工廠的流水作業與壓榨都很厭惡,他們覺得拾垃圾雖然臭,但至少是自己做生意」,胡嘉明選擇理解他們,而不留於同情和否定廢品院子的價值——這是人類學家的目光,從觀察到理解,他們嘗試解釋而不批評。


「你可以把個人價值觀放在廢品戶身上,覺得廢品工業不好,令人受苦,但其實他們是因為垃圾才能繼續留在城市邊緣生活。」城市有太多的門檻,我們不要的東西成為了他人的財富與自由。胡嘉明說, put ourselves into their shoes,垃圾其實也有其深層價值。

 

把廢品院子的故事說完,胡嘉明再三叫記者不要把他們寫得太煽情。她說,自己想指出的,是廢品收撿是中國城市化過程中基層碩果僅存的自主空間,她不希望無限放大農民工拾荒的悲劇,她認為那並不是悲劇。「如果把垃圾看成他們的生計,覺得他們是受害者,他們做的工作很慘,很污糟(「污糟」是粵語方言,意思是「髒」,不激不隨註)——如果這樣想,故事到此就完了,意義只有浮在表面的同情,再見不到他們如何與垃圾生活,也看不見垃圾在城市化下對基層的意義。」拾垃圾不可置富,但選擇與廢品作伴,卻其實換來了自由而安隱的自主生活。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5月新書

廢品生活:垃圾場的經濟、社群與空間

胡嘉明、張劼穎 著




此書另闢蹊徑,帶你進入「垃圾」的世界;作爲人文關懷和學術思考的結合,是對時代的、消費的大城市生活的絕佳反思,深刻而富有趣味。


——陳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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