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形體和顏色：中國「崛起」三境界
港中大出版社5月新書：
邊疆中國：二十世紀周邊暨民族關係史述
劉曉原著
作為國際學術界在冷戰及中國邊疆史研究領域的一位最為傑出的學者，劉曉原在本書中奉獻給中文讀者的，是他近二十年間研究成果的精華部分。
── 陳兼
康奈爾大學胡適講座教授
今天推送的內容摘自該書第三章中〈時間、形體和顏色：中國「崛起」境界〉一節。
英國爲第二次鴉片戰爭而開展的戰爭宣傳，圖片顯現中國官員撕下英國國旗，和逮捕英國亞羅船的船員。英國官方題目爲「中國官兵扯下了在亞羅船的英國國旗！」
「時間」視角下的東、西方文化碰撞
劉曉原
在亨廷頓提出有關後冷戰世界的文明衝突論之前，費正清已經創立了用「西方衝擊」解釋十九世紀以來中國歷史的所謂文化衝突學派。以此為基礎，入江昭教授將文化因素引進了美國與東亞國家外交史的研究中，帶動了這一學科的重大發展。其經典著作《實力與文化》在實力和文化兩個層次上探討美日之間在太平洋戰爭中的關係，認為戰爭中的美日之間的實力抗爭，並未改變日本民族在發展道路上向西方靠攏的總體文化方向。
1927
中日兩國的現代化經歷顯示出各自同西方的關係有明顯的不同。近代日本借助西方模式步入强國之路，而中國卻在截至幾十年前的漫長時間裏陷入所謂「發展的僵局」，其原因經常被歸結為對西方模式的頑固拒絕。中國近年來日益彰顯的不同於西方强國的崛起方式，使人們不得不重新審視過去的成說。與日本不同的是，中國的現代化發展並未縮小中西方之間的宏觀文化距離。然而，儘管有理由質疑用源於西方的「近現代」概念界定十九世紀中葉後的中國歷史，僅以「最近的」來界定這段歷史的做法也值得商榷，因為這種界定傳達的只有時間的自然意義，而迴避了時間的社會性。在「最近的中國史」的概念裏，既不能瞭解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也看不到西方在近現代對中國產生的深刻影響。
在歷史研究中，時間無可避免地具有社會性，表明在特定的時間跨度裏，人類的社會活動具有某種取向。當審視歷盡滄桑的東、西方關係時，採取一種大跨度的歷史視角，並確認在這個跨文化關係中佔有主導地位的「特定組織形態」（particular organizing mode）——即時間的社會屬性，會有助於瞭解這個關係的歷史取向。
當分屬基督教文明和儒教文明的不同國家和人民主要生活在他們自己的文化地域範圍內的時候，雙方的偶爾接觸會使造訪的一方，為適應不熟悉的主方文化環境而作某些臨時的自我調整。這就如同今天的跨洲旅行者，在長時間的飛行後須要適應時差一樣。這樣的文化接觸會給身歷者帶來各種感受甚至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這些感受和印象都因過於細微和零星，而無法造成一種文明對另一種文明的決定性的影響。於是，近代以前，東、西方在彼此漠不關心的狀態下共存，以各自的方式刻畫流逝的時間。
圖爲1607版《幾何原本》中譯版中的插圖
當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在十九世紀到達亞洲時，一場深刻的變革改變了東、西方的相處方式。中國語彙中「勢」的概念，即由實力和影響造成的事態走向，可以恰如其分地解釋這種變革。作為弱勢和相對「落後」的一方，亞洲各國被迫在社會意義上甚至在自然意義上同西方「對表」。對這場來勢凶猛的全球化對於當時中國的影響，梁啓超是這樣形容的：「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於上，大勢相迫，非可閼制，變亦變，不變亦變。」從這次東、西方碰撞及其後果中，歷史學家得出了那個倍受爭議的、有關亞洲國家「現代化」的時間視角。從此，亞洲社會的「進步」與「落後」，「發展」與「停滯」，都以源於西方的「現代」理念為準繩。
日本的現代化和强國之路沒有挑戰西方的時間框架，而是嚴格遵循了西方列强的行為先例和模式。同日本成長為西式强國的經歷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國一直在現代暨西方的時代試圖找回自己在世界事務中失卻的中心地位。迄今為止，中國追趕西方的每一步似乎都進一步彰顯了自身文化的特殊性。換言之，中國的所謂現代化進程，其實是通過吸收和應用西方文明的某些元素，實現中華文明的自我更新。正因為如此，中國的重新崛起與其說是對西方的實力競爭，不如說是文化上的挑戰。2011 年9 月6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了《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或許是希望取得對外宣傳的柔性效果，白皮書的作者們用「和平發展」取代了多少帶有刺激性的「和平崛起」的概念。但是，白皮書宣稱，中國將打破過去歐美日崛起的「强國必霸」的先例，以和平、和諧的方式取得强國地位，這無異於宣布東方時代的到來和中國之道的復興。
這自然不是傳統的中國之道。在跨越十九世紀和二十一世紀的漫長時間裏，中國經受了來自西方的兩次衝擊波。這兩次衝擊分別開始於十九世紀中葉和二十世紀初。第一次衝擊重塑了中國的地緣形體，第二次衝擊改變了中國的顏色。
十九世紀的全球化是一個西方大國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歸並到自己的政治、經濟體系中去的過程。這一過程也被稱為帝國主義。西方列强的帝國構建改變了許多國家的形體。當歐美列强通過佔據殖民地和擴張勢力範圍將自身重塑為不可名狀的地緣怪獸的時候，許多西方以外的政治實體也開始了獲得「民族國家」形體的歷程。對於非西方國家來說，參與現代國際社會的先決條件是成為民族國家，擁有被國際邊界所標明和限定的國家主權。這個過程的結果之一是，亞洲國家在歷史上首次具備了以國際法為依據的固定的地緣形體（geo-body）。
圖示《大清帝國全圖》印製於1908年，其中中國國土顯示的「海棠葉型」已經是嚴格的國際劃界的結果。
中華帝國的民族國家化不可避免地對亞洲其他國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國傳統的邦交之道是將與國按遠近親疏區分等級，維持羈縻、藩屬、客國、敵國等分門別類的等級關係。這個以中華帝國為中心的東亞朝貢體系，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開始被以國家平等為原則的西方國際關係所逐漸取代。雖然清朝入主中原和源於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的歐洲國際體系幾乎發生在同時，到了十九世紀，中原王朝奉行的用模糊、移動的邊疆緩衝地帶維持安全的帝國謀略，已經明顯不敵以嚴格的國際邊界為民族國家壁壘的所謂國際通例。當中華帝國的最後版本清王朝在辛亥革命的槍聲中壽終正寢的時候，中國的政治精英們已經習慣於把中國的地緣形體比喻為一片海棠葉。在二十世紀，隨著這片海棠葉的政治意義從帝國向民族國家的嬗變，圍繞著中國這片土地發生了一系列相互牴觸的國際和族際的訴求、運動、衝突、交涉和戰爭。
顏色政治在形體政治之後接踵而至。使用「顏色」來定義政治意識形態是二十世紀常見的現象。冷戰時代把顏色政治推向高潮，中華人民共和國被標以紅色。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人民被一再警示，不能容許中國的紅色江山再改變顏色。當改革開放在鄧小平時代開啓後，中國產生了關於顏色的反思。面向大海的象徵世界性自由主義的藍色和固守大陸的象徵中國保守主義的黃色，成為這場反思中的對立色彩。顏色只具有象徵意義。歷史提出的實質性問題是，在二十世紀最初幾十年經受了第二波西方衝擊以後，中國選擇了甚麽方向？
第二衝擊波是在西方本身發生了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人格分裂以後到來的。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人面對的已不再是被籠而統之地稱為「洋人」、「洋貨」、「西法」的鐵板一塊的「西方」。蘇聯共產主義和歐美資本主義在相互鬥爭的同時，向西方以外的世界發出了對立的意識形態符咒和物質影響。在中國國內發生於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生死搏鬥，並不完全反映西方世界內部的兩大潮流的競爭。然而，這場搏鬥決定了中國在二十世紀的意識形態取向和國家建設模式。中國在近30多年取得的成就已經在西方引起了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是一個通過淺度全球化獲得高速經濟發展的樣板。中國雖然投身於世界貿易，但並不依照國際規範改變自己的國內法規和行事方式。其實，對中國來說，全球化的到來是分期漸進和多樣化的，中國領教過的國際規範也不止一套。1949年以後，中國曾經「一邊倒」向來自西方的共產主義，而且根據「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對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進行了徹底的革命。
時至今日，中國的形體和顏色仍存在不確定性。在中國沿海，雖然以華人的族群認同為基礎的「大中華」觀念得到普遍接受並起到文化、經濟聯絡紐帶的作用，沿海華人社會如香港、澳門和台灣至今依然保持各自有別於「大陸中國」的政治身分。同時，在更古老的大中國或中華大一統的視野裏，在中國海疆的相反方向，即處於中國內陸邊緣的少數民族地區，依然在不同程度上保持了歷史遺留的「邊疆」狀態，而尚未同「內地」社會完成整合。至於顏色，很難確定中國是否還是、或從何時開始不再是紅色。近年來在國內出現的關於「唱紅」的爭論以及「紅二代」的說法，至少反映出經濟飈升中的中國，仍然對「國家顏色」問題存有某種焦慮。
劉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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