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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錢賓四先生 | 時代所需要的,是能領導此時代的人物

2016-08-30 港中大出版社 → 不激不随

 

今天是錢賓四先生去世的日子。二十六年前的今天,他於臺北暫居處辭世。

 

余英時先生是錢先生在新亞時的弟子。他在悼念錢先生離世的文章中有一句「一生為故國招魂」。這句話流傳很廣,恐怕卻並難以準確描繪錢先生的精神面貌。

 

錢先生是自學的舊式士人,直接繼承舊學而有所闡明。可以說,有錢先生在故國魂便未遠離。且錢先生一生剛毅有力,自云「自七歲起,無一日不讀書。我今年舊十三歲了,十年前眼睛看不見了,但仍每日求有所聞。」

 

出生自江蘇無錫七房橋,錢先生自幼入私塾,後任教於小學、中學,後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任教。抗戰軍興,又輾轉任教於西南聯大、齊魯大學、華西大學,在日軍轟炸重慶期間避難至昆明,完成《國史大綱》的撰寫。四九年來港,翌年創立新亞書院並出任院長。香港中文大學組建後,錢穆先生於1965年離任新亞書院,又至臺灣。錢先生一生大多顛沛,晚年還被捲入素書樓事件,不勝煩擾搬出久居的住所,三個月後便辭世了。


1978年,錢先生應時任新亞書院金耀基院長之邀,回到新亞書院,主講第一屆以他命名的「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此時他以八十四歲高齡,且身患黃斑變性症眼疾,仍越洋而來。至於講座內容,他雖說是「僅就余平日積存胸中之素念,稍分層次,略抒梗概」,實際上涉及很廣,且極爲平實、真誠,既有對後輩的諄諄教導與勸勉,也有對自家人說自家話的真性情。

 

這次講座的講稿,經整理後集為《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出版。錢賓四先生以文學入史學,又以史學為底進而鑽研文化,人生、學養渾然一體。我們挑選了書中錢先生談時代、精神、道德的三段文字,附以金耀基教授《迎錢先生返新亞講學》一文節選推送給大家,以示紀念。

 


錢先生在臺北素書樓


時代與個人



我們一個人怎麼樣做人,怎麼樣做學問,怎麼做事業,我認為應該有一個共同的基本條件,就是我們一定先要認識我們的時代。我們生在今天這個時代,我們就應該在今天的時代中來做人、做學問、做事業。大部分的人不能認識時代,只能追隨時代,跟著這個時代跑。這一種追隨時代,跟著時代往前跑的,這是一般的群眾。依照中國人的話來講,即是一種流俗。每一個時代應該有它一個理想,由一批理想所需要的人物,來研究理想所需要的學術,幹出理想所需要的事業,來領導此社會,此社會纔能有進步。否則不認識這個時代,不能朝向這個理想的標準來向前,此即是流俗。流俗又如何能來領導此社會?所以每一個時代,不愁沒有追隨此時代的流俗,而時代所需要的,則是能領導此時代的人物、學術與事業。

 



儒家的宗教精神



我再舉一例,北宋歐陽修,他亦是一文學家。他亦為《易經》寫了一部書,名《易童子問》。諸位倘讀過歐陽修〈秋聲賦〉,便知就是這童子。他書中講〈十翼〉非孔子作,那童子怎麼會問他書中那些話。從孔子死後一千五百年來無人能說,他一人獨自來講,別人自然不理。當時有一個湖南人廖偁,這名字到今天我還記得,就因為歐陽修給他寫了一封信。他疑心歐陽修〈十翼〉非孔子作這個理論,從來沒有人講過,怎麼叫人信。歐陽修說,不要緊,孔子到我一千五百年,從沒有人講過,就我歐陽修一人講,當然人家不信。可是下面再隔一千五百年,很可能出第二個歐陽修,同我一樣講法。這樣不只我一人講,有兩人講,就不孤了。再隔一千五百年,再出第三個歐陽修,亦同我這樣講法,這就三人成眾了。還怕沒人信嗎?

 

我年輕時,讀了這一文,心裏受的感動真不知如何說。諸位今天都講科學,但這是一種宗教精神,非耶教,非回教,非佛教,乃是孔子門下傳下來的一番信仰,我們可稱之為一種人文教。歐陽修死了,沒有多少年,就有人信他話了。明朝有歸有光信他話,我今天亦信他話。直到今天,還有人說,要懂孔子哲學,該讀《易經》裏的〈十翼〉,不該讀《論語》。我對〈十翼〉遠在五十年前早有辨,但別人不加理會,這又如何辦?那只有待第四個歐陽修出來再說吧。

 

諸位聽了這兩個故事,就知孔子所說,人不知而不慍的道理在那裏。亦就知讀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常說,中國讀書人有一種宗教精神。我請大家問自己,你能信古人嗎?能信你自己嗎?又能信及後代的人嗎?你要別人捧你,就覺得自己地位高。別人批評你,你就覺得自己地位降。你這人又有何意義?有何價值?人生要有一自信。你光是自信亦不行,先要能信古人,信別人,信後人,纔能有自信。這便是一種宗教精神。然而儒家絕不是一種宗教,我今天只講儒家道理中的一個信字。信字中間就有一種宗教精神,我所以特稱之為是一種「人文教」。但講中國的文化結構,則只重儒家便得,不必再講有宗教了。


現在我們中國人又要說外國有宗教,中國只有迷信。但我又要問,今天我們的中國人,只信外國,不信中國,這是宗教,還是迷信?中國的儒家精神最看重道德。道德又還是宗教、還是迷信?儒家所講的五常,便是一種道德精神。我今天只在五常中提出一信字來多講了。我又要問諸位,儒家所講的信字,是宗教還是迷信?我講中國文化結構,儒家外又必講到莊老道家。道家亦有所信,此處則暫不再講了。

 


 

談道德


 

現在再講到道德。韓愈〈原道篇〉說:「由是而之焉之謂道。」這是說,由這裏到那裏的一條路叫道。人生必有一希望,必有一理想,個人如此,大群亦然。如何達到此一希望與理想的一番行為,就是道。韓愈〈原道篇〉又說:「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在我自己十分完備滿足,不必再等待外面的條件,這是德。所以中國人所謂的道德,要能由我一人,從這裏到那裏,不需外邊條件,外邊力量,來幫助。道德是個人的,人人如此,又便是大群的。

 

如我們講孝,我需要孝就能孝,這始是孝道。孝要由你一人自己來負責的。若要等待外邊條件,那你自己就可不負責,別人怎麼又能來責備你不孝呢?孝道何以能由每一人自己負責,就因在他心中先已具備了孝之德,依之行去便得。他自己能孝而不孝,孟子說:「是不為也,非不能也。」道德是一種行為,而非一種才能,所以該他自己負責。

 

這不是一番哲學,而是一個信仰。諸位要能信天命之謂性,天生德於予,我那一份孝心與孝德,從我生下,上天早已付給我了。諸位信不信呢?諸位若信得及此,諸位便當知,我們的希望與理想便該有一限制。如你希望孝,便得孝。但你若希望富與貴,便該有外面的條件,不是你有希望便能達到。中國古人說:「有志者事竟成」,這要看你之所志。志於孝,可以竟成一孝子。志於富與貴,難道亦都能成一富人貴人嗎?所以有志富貴,亦可說是一種不道德。

 

現在我們又常要講環境,就是講外面條件。中國人的道德精神,所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是不要人講環境的。難道你生在像周公的一個家庭,便需孝。生在像舜的一個家庭,便不需孝了嗎?舜生在這樣一個家庭環境中,他要孝,他便能孝。這就是中國的道德精神,亦可說是中國的文化精神。再換一句話講,亦便是我上一堂所講,通天人、合內外的道理。且待諸位自己再去體會吧。

 

現在我再另舉一層來講。周公之父為文王,舜之父則為瞽叟。文王乃是一聖人,但瞽叟還是一瞽叟。不能說,由於舜之孝,而瞽叟亦成為一聖人。亦不能說瞽叟不成為一聖人,即是舜之不孝。可見中國人講道德,重要在盡我一己之心,完成我一己之德。外面的功效亦可置之不問。這一種精神,顯與科學不同。科學是要有外面功利作條件的。即言宗教,如靈魂上天堂、下地獄,亦把外面的功利作為一種主要的計較。若從中國人的道德觀念來講,即此便是一種自私自利的打算,亦便就是一種不道德了。中國古人即以此意來批評佛教。那麼其他一切宗教亦將避不了這一批評。

 

所以道德絕不計較功利,然而中國人卻又深信惟有道德始是人群中最有功利的。雖以瞽叟為父,而有舜之孝。雖以商紂為君,而有比干之忠。家破可以出孝子,國亡可以出忠臣。家可破,國可亡,而忠孝大德一樣可以存在。既有忠孝大德,則家破可以復興,國亡可以復存。人類之所以與天地常在,則惟道德之是賴。所以道德乃成為人類最大功利之所在。這可說是中國人的一種宗教信仰,亦可說是中國人的一種人文科學了。

 

 
錢先生晚年居所,臺北素書樓



成立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
並迎錢先生返新亞講學


(節選)

金耀基

 


新亞書院的創建是基於幾個讀書人的一個理想和信念。這個理想和信念就是要承繼中華傳統,創新中國文化。二十九年前誕生之時,新亞的經濟物質條件是極端地貧缺的,但由於這一理想和信念的推動,新亞的創辦人錢賓四、唐君毅、張丕介諸先生和先驅者卻在「手空空,無一物」的情形下,興發「千斤擔子兩肩挑」的豪情。

 

二十九年來,新亞歷經多次人事的遞嬗,制度的變革,出現了幾個階段的發展型態。每個階段的發展型態儘有不同,但對於新亞原初的理想與信念之嚮往則並無二致。今日,新亞成為中文大學有機的組成,座落在山巖海深,地厚天高的馬料水之山巔,從歷史的發展看,新亞又進入另一個階段了。在現階段的新亞,我們自不能停留在過去,但我們相信新亞是發展的新亞,必也是歷史的新亞,我們從歷史中來,也向歷史中去。我們珍愛新亞的歷史,並且特別企慕新亞創始的文化理想與信念。

 

……

 

在理想上說,我們當然希望可以設立多個學術講座,但衡情量力,非一蹴可幾,在現階段,我們決定先以港幣四十萬元成立「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我們所以首先設立「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其理甚明。賓四先生為新亞創辦人,一也;賓四先生為成就卓越之學人,二也。新亞對賓四先生創校之功德及學術之貢獻,有最深之感念,所以,我們用錢賓四先生之名以名第一個學術講座。當我們宣佈籌設「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之計劃時,立即受到新亞師生、校友以及大學內外友好的熱烈反應與支持,而本院許多校董先生更熱心文教,慷慨解囊。迄至此刻,「新亞學術基金」所籌之款雖尚不足成立講座,但本港商界兩位隱名人士得悉此講座計劃,又知講座第一位講者是錢賓四先生本人時,即捐出港幣貳萬元,使講座得以提前一年開始。這種種反應實在是很令人鼓舞的,更高興的是我們又獲得錢先生的首肯,接受我們的邀請擔任講座的首講者。錢先生為第一位講者,無疑使

此講座大為生色,而且更賦予講座一特別的意義。

 

……

 


錢賓四先生不但創建了新亞書院,而且擔任了十五年的院長,在新亞開創階段,艱難萬狀,一九五六年八月一日錢先生在《新亞書院概況.序》中有這樣一段話:

 

    新亞書院之創始,最先並無絲毫經濟的憑藉,只由幾位創始人,各自捐出少數所得,臨時租得幾間課室,在夜間上課而開始,其先是教師沒有薪給,學生無力繳納學費,學校內部,沒有一個事務員和校役,一切全由師生共同義務合作來維持。直到今天,已經過了六年時期,依照目前實況,學生照章繳納學費者,仍只佔全校學生總額百分之三十,學校一切職務,仍由師生分別擔負。全校仍然沒有一個校役。


在他主持新亞這些年頭,錢先生說他是以曾文正「紮硬寨,打死仗」這二句話來打熬的。的確,當時的艱苦,書院隨時可以遇到絕機,但他常說:「只要新亞能不關門,我必然奮鬥下去,待新亞略具基礎,那時纔有我其他想法之自由。」新亞在錢先生與師生的努力下,克服無數難關,漸漸得到了外界的欣賞與承認。一九五三年,雅禮協會代表盧鼎教授來遠東考察,對新亞的理想奮鬥,表示敬意與同情,並於次年正式與新亞合作,開始了新亞的新里程。一九五九年起,香港政府也開始直接資助新亞。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七日,香港的第二間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在社會各界的要求下正式成立。新亞與崇基、聯合兩書院一起參加中大並成為大學的三個基本成員書院;這是新亞發展史上的另一個里程碑,也是香港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個里程碑。這時,新亞才有了一個長久垂遠的基礎。而也就在這個時候,錢先生內心已決定要辭去院長的職務了。

 

 

錢先生辭職的理由,有的「關涉到現實俗世界方面的」,但也有是關於「理想真世界」的。他在現實世界完成了創辦新亞的事業之後,他就決定回復自我,還歸真我的面目,他說:「人生有兩個世界,一是現實的俗世界,一是理想的真世界。此兩世界該同等同視。我們該在此現實俗世界中建立起一個理想的真世界。我們都是現世界中之俗人,但亦須同時成為一理想世界中之真人。」

 

當新亞在困境時,他從未輕言辭職,待新亞有了基礎時,他就決定引退了。那時錢先生是七十歲,已逾了退休年齡,但他的精力決不需退休,他的經濟亦不可能退休。可是,他的辭意是堅定的。他根本就沒有計劃到此後個人的生活。他在一篇有關他辭職的演講中,講到一個關於僧寺的故事。這個故事是講廣東的虛雲和尚。他說:

 

    我在幾年前讀虛雲和尚年譜,在他已躋七十八高齡之後,他每每到了一處,蓽路藍縷,創新一寺,但到此寺興建完成,他卻翩然離去,另到別一處,蓽路藍縷,又從新來建一寺,但他又翩然離去了。如此一處又一處,經他手,不知興建了幾多寺。我在此一節上,十分欣賞他;至少他具有一種為而不有的精神。他到老矍鑠,逾百齡而不衰。我常想:人應該不斷有新刺戟,才會不斷有新精力使他不斷走上新道路,能再創造新生命。

 

熟知錢先生與新亞的人,當會同意這則寓意深長的故事最形象化地刻劃了錢先生與新亞的關係。他蓽路藍縷,創建新亞,新亞既已辦好,他就翩然離去了。這正是他「為而不有」的精神。他離開新亞後,並沒有再去創一新亞,但他卻完成了跟創一新亞同樣有價值的工作。他在離新亞後幾年內完成了五大冊的《朱子新學案》。我常覺得錢先生做人做事做學問,總是那麼執著,卻又是那麼靈空,擇善而固執是豪傑,「為而不有」的靈空則更是真人了。

 

 

錢先生曾伏案的書桌,臺北素書樓

 




從中國歷史

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

錢穆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新封面重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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