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外中國邊疆研究的現狀與趨勢 | 毛昇《從化人到劃界——評劉曉原〈邊疆中國〉》(上)

2016年夏天，我們推出了新的「邊疆研究系列」的第一、第二本書：弗吉尼亞大學劉曉原教授的第一本中文著作《邊疆中國：二十世紀週邊暨民族關係史》、朱麗雙博士的《民國的西藏專使（1912-1949）》。

中國近現代的邊疆問題，不僅關乎領土變化，更涉及中國的現代國家建設、與西方國家的國際關係乃至當今的國家治理等重大議題。接下來，我們會繼續這一系列的出版，計劃中的項目有：

■ 嘉峪關外：1759–1864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

米華健 (James A. Millward) 著 ‧ 賈建飛 譯

■ 西藏問題：民國政府的邊疆與民族政治（1928–1949）

林孝庭 著 ‧ 朱麗雙 譯

今天的推送內容是賓夕法尼亞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毛昇所寫的書評，刊發在《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16年10月號，原標題為：《從化人到劃界——評劉曉原〈邊疆中國：二十世紀周邊暨民族關係史述〉》，感謝《二十一世紀》授權轉發。

原文共一萬余字，我們會分上下篇兩次發出。上篇以學界對中國邊疆問題的研究回顧與《邊疆中國》各章節內容介紹爲主；下篇則引申至中國邊疆史研究中「自古以來」的迷思，以及中國近代「領土屬性」轉型期間的三個悖論——這部分我們幾位編輯都認爲寫得尤其好。

今天放出上篇，下篇的精彩內容也敬請期待！

邊疆中國：二十世紀週邊暨民族關係史

劉曉原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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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化人到劃界

——評劉曉原〈邊疆中國：二十世紀周邊暨民族關係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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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今天的中国从何而来？」「什麼是中國？」「誰是中國人？」这些问题是近年来中外学界的關注点。這一熱度的產生，既有現實政治的因素，亦有內在的學術理路可尋。從現實政治層面而言，今天國人正面對一個費解的現象：一方面是所謂「中國崛起」，經濟騰飛，外交活躍，一幅盛世景象；另一方面，邊疆的分離趨勢卻在加強，邊疆人口的「中國人」認同正在弱化甚至瓦解，如何解釋其中的原因？

關於邊疆問題，以往中文學界常常局限於「大一統」觀念、漢族中心視角、民族主義情緒，以及言論空間的逼仄，大部分所謂邊疆民族研究只是對國家民族政策的註解，往往以「自古以來」立論，以正當化國家的民族政策和外交戰略，還很難說是獨立的學術研究。而西方有些相關研究常將複雜的中國民族邊疆問題簡化為西方讀者所關心並能理解的人權問題，雖為弱勢發聲，其偏頗之處亦顯而易見。

難能可貴的是，近年來在中、港、台三地出現幾部中文專著，極大推動了邊疆研究的發展。如王明珂通過研究中國人的「族群邊緣」來解答「什麼是中國人」的問題。他認為族群意識實由族群邊界來維持，彷彿在紙上畫一個圓形，正是「邊緣」那條線讓一個圓形看起來像個圓形。 葛兆光在「何為中國」的問題上試圖與以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一書為代表的民族主義的建構論範式對話，指出一個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始終有延續性的中國早在宋代就已經建立，並非印刷資本主義出現後才形成的想像。 王柯則試圖梳理中國的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在各個時代的發展演變的脈絡，以及中國民族主義思想形成與演變中的日本因素。 以上的研究在视角上明显受到了西方理论的影响，但在文献資料上下的功夫極其深厚，並試圖以中國的經驗研究與國際學界對話。

西方學界近年的中國研究試圖從邊緣來看中心（to view China from its margins），成果顯著。以哈佛大學歐立德(Mark C. Elliott)為代表的「新清史」研究群關注少數族裔的權利,即所谓從「族群主權」（ethnic sovereignty）來看清代的歷史。他們批評何炳棣等學者關於清朝之所以在疆域擴張、人口增加、经济发展、社會安定等方面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主要是因為「漢化」比较成功的觀點。新清史學派在視角上以「滿族中心」取代「漢族中心」，充分利用了滿文檔案，認為滿族並未被「漢化」，而是保持了自己的民族認同，如滿語、騎射等。清朝所取得的成就，不僅不是因為成功「漢化」所致，反而是因其滿人特性所得。

近年出版的一些關於明清以來國家與邊疆關係的英文專著也將邊疆放在中心的位置，強調邊疆對於中國形塑的重要性，而不是如之前從中心來看邊緣那樣，認為在中國歷史上邊疆無足輕重，甚至只是野蠻的麻煩製造者而已。關於邊疆在中國史上的重要性，有的學者強調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固然是西方列強侵略所致，更是漢政權與邊疆民族政權對話的結果。邊疆及其民族在中國現代領土的確立和中國認同的形成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關於中心與邊緣的關係，西方學者傾向於強調邊緣的主體性，將「漢化」看成是一個殖民的過程。一些研究國家與邊疆關係的學者指出，中國遲至十八世紀的清代才開始對邊疆實行統治，且國家對邊疆的控制也是時有時無。邊疆進入中國的版圖，亦非因為邊疆人口嚮往「先進」的儒家文化，只是不幸被軍事征服。近代以來的漢族人口移民邊疆，並未讓「落後」的少數民族得以進步，因為移民人口的組成主體為發配邊疆的罪犯、戍邊的武夫以及飢餓的逃荒者，並非精英文化（high culture）的攜帶者。 涉及到具體的邊疆區域，如在現代新疆史研究方面，有的學者突出了新疆的「穆斯林」特質，認為伊斯蘭教的信仰者才是新疆的主人，卻不幸被大批移入的漢族人口所邊緣化。通過從少數族裔的角度來書寫中國史，學者希望這些長期被漢族或中心區域所遮蔽的聲音能逐漸被聽到，從而使得邊疆的多樣性以及邊疆人口的權利得到必要的尊重。

受法國年鑒學派(the Annales School)的影響，近二十年來西方史學家試圖跳出「國別史」的局限，以新的眼光看歷史。他們選擇去研究處於國與國之間模糊地帶的邊疆、邊境及其人口。在他們看來，邊疆、邊境並不總是阻礙了國境線兩邊人與物的互動，在某些情況下，正是因為有了區隔，才使得雙方的互動更加活躍。這一新的研究趨勢因其不局限於某個民族國家的框架，淡化了國家之界，聚焦於身份認同的形成或改變以及人與物的跨國流動，被稱為跨國境歷史（transnational history）研究。

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開始取代蘇聯成為西方世界的一個「假想敵」，「中國威脅論」逐漸成為國際社會關於當下中國的一種主流敘述。近年來中國拋棄「韜光養晦」的外交戰略，在處理領土糾紛問題上態度強勢，似乎更讓西方世界的擔憂成為必要。為了探究中國崛起對國際社會的影響，政治學學者將目光投向1949年以來中國如何處理與鄰國的領土糾紛問題。他們發現，與西方世界固有的「強硬」的共產中國這一刻板印象不同，毛澤東時代在解決領土糾紛問題上就表現出了明顯的現實主義。在有爭議的領土問題上，並非「老祖宗留給我們的地一寸都不能丟」，相反，為了政權的穩定或外交戰略的需要，領導人常常選擇妥協。中國政府在處理領土爭端上所表現出的現實一面，似可證明「中國威脅論」只是西方因為對中國缺乏了解而產生的不必要的擔心。

美國弗吉尼亞大學講座教授劉曉原多年來致力於中國邊疆史的研究，已出版多部英文專著，是該領域的重要學者。 其研究取徑顯然受到了近期西方邊疆研究的影響，但並非只是該潮流的追隨者，其研究有鮮明的獨特之處。在寫第一本著作《事預則廢：中國、美國及其處理戰後日本帝國的政策》(A Partnership for Disorder: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ir Policies for the Postwar Disposition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941-1945)的過程中， 他意識到從事中美關係史的研究，如果不了解中美關於中國邊疆的政策，則無法深刻體認二十世紀中美之間的外交折衝。更重要的是，在文革期間，他作為知識青年曾在內蒙古插隊，多年的邊地生活不僅使他這個北京青年開始了解邊疆，更產生了一種邊疆情結。可見，致力於邊疆研究對他而言，不只是求知，更是學術意義所在、人文關懷所繫。

最近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邊疆中國：二十世紀周邊暨民族關係史述》（以下簡稱《邊疆中國》，引用只註頁碼）是劉曉原的第一本中文著作，討論內容主要為二十世紀前半葉的外交史，但能貫通古今，把近現代問題放在長時段下考察，溯其源流，視野可謂寬闊。作為一位在美國接受學術訓練並長期任教的學者，作者對西方學界的相關研究不僅熟悉，且能揚長避短。更重要的是，該書不僅指出了中國邊疆民族問題的複雜性，還為我們呈現了複雜性之所在，從而提供了一個理解民族邊疆問題的新角度。與中國學者往往專注於史實的重建不同，作者將「史」與「論」很好地結合起來，文章既清通可讀，亦有理論思考。

二、  本書內容

《邊疆中國》由〈引言〉與十個章節構成。作者在〈引言〉提出本書研究的主題要旨，即「中國近現代疆域和民族構成形成的歷史過程」，其聚焦的主要內容則為「政黨鬥爭」、「民族關係」、「外交折衝」以及「社會變動」(頁xii)。同時，也指出了中國近現代疆域形成的關鍵所在：中國在鴉片戰爭後被迫經歷了一個劃時代的「領土屬性」轉型，從「中國古代宗藩朝貢體系下的疆域觀念和歸屬關係，嬗變為源自西方的、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近現代主權觀念下的領土歸屬關係」(頁xv)。

不同於大部分歷史學家將「兩次世界大戰」、「國家暴力」以及「現代化」作為二十世紀區別於之前世紀的標誌性特徵，哈佛大學歷史學者梅爾(Charles S. Maier)提出「領土屬性」（territoriality）的轉型雖不是從二十世紀開始，然亦為該世紀一個顯著特徵。按照他的說法，「領土屬性」指的是在一個民族所佔據的地域內，國家精英(state elites)利用蒸汽、鐵路、郵政、電報、電力等現代技術及建立現代官僚系統等手段將該地域同質化，並連成一體。對外，通過確立邊界，與他者相區別；對內，動員生活在該地域內的人口，將對該地域的認同變成每個人的一種重要的身份認同。於是，在現代社會，一種對某個有明確邊界的地域的忠誠取代了前現代那種以身份的等級化為基礎的認同。同時，一個國家的社會組織、人口管理、資源利用等各個方面的運作都奠基在該認同之上。 在本書第一章中，作者引入了這個概念，藉此從理論上概括了近代以來「天下」制度瓦解後，中國在國家結構、功能方面的變化。「領土屬性」的轉型可謂本書的「眼」，其他各章節都圍繞該概念展開。

第二章討論1911年前後出現的所謂「保皇」、「立憲」、「革命」各種政治力量關於「何為中國」、「何為中國人」的爭論，而核心的問題即如何維繫中央與邊疆、漢族與其他民族的關係。通過本章，作者意在說明中華民國對滿清王朝在疆域上的繼承並非自然而然，辛亥前後曾有過中國應該是一個排他性的漢族中國，讓蒙、回、藏「任其去來」，還是一個應納五族入中華的包容性的中國的搖擺。對清代疆域的繼承只是漢族從滿族手裏奪取政權，成為主導族群後，為追求疆域最大化的一個選擇。「五族共和」也只是為將清代的疆域統合在民國內的策略，並非蒙、回、藏的意願。於是，以蒙古、西藏的分離為開端，民國進入了一種大分裂的狀態。

第三章談論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冷戰時期中美關係的三個要素：「時間」、「形體」與「顏色」。所謂「時間」，即中美交往中，美國以現代化的實力將中國視為「落後」國家，而蔣介石和之後的中共領導人雖因經濟、軍事實力不濟而承認中國的所謂「年輕」，但幾千年的中華文明卻又使他們認為中國在道德和文化上遠比美國「古老」，並不甘心以美國為「大哥」。這種無奈與不服氣導致的「受害者心理」實為中美關係磕磕碰碰的重要原因之一。有意思的是，中國領導人儘管不甘心唯美國馬首是瞻，但歷屆政府又積極師法歐美，努力縮短中國與歐美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時間差，希望早一天能與列強平起平坐。「形體」則是指在歐美主導的國際規則下，一個國家只有先成為西方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獲得《國際法》所承認的有明確邊界和獨立主權的疆域才可被接納進入國際社會。在這一遊戲規則下，朝貢體制下模糊、移動、靈活的邊界被定義為「落後」，因而成為中國以「文明國」身份被國際社會接納的障礙。「顏色」指代意識形態，本章談到意識形態的不同如何成為冷戰時代中美關係的障礙。在邊疆問題上，本章揭示的是現代中國雖已改造為民族國家，但「天下」觀念作為傳統文化以及「過去的輝煌」賦予國人「老子曾經闊過」的自信，仍在影響中國的外交政策以及國人的心態。

為什麼冷戰在歐洲表現為「冷」戰，而在亞洲卻導致持續的「熱」戰？第四章以二戰時期中美針對戰後朝鮮問題的外交交涉為例，意圖跳出冷戰政治史的框架，強調亞洲的熱戰不只是意識形態或制度之爭，更是民族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之必然結果。在作者看來，當西方世界已經進入社會制度之爭並以意識形態的對立形成兩大政治集團時，亞洲國家還沒有解決民族獨立、國家統一這些歐洲早已經解決的問題。因此，亞洲國家內部的戰爭不只是關於走什麼道路的問題，更是一個如何實現民族國家建構的問題。而美國和蘇聯對亞洲國家內部熱戰的回應，更加劇了這些國家戰爭的熱度。

第五、六兩章以蒙古問題為例，討論戰時和戰後初期美國政府針對中國邊疆的戰略思考和政策行為如何影響了中國的版圖。根據作者的考察，美國針對中國邊疆地區的政策對「海棠葉」形中國版圖的瓦解和「公雞」形版圖的維持起到了重要作用。美國戰時外交對蘇聯關於外蒙獨立的立場的支持，並施壓於國民政府，是直接導致外蒙脫離中國的重要原因。在支持外蒙獨立的同時，美國堅持中國對內蒙古的主權，對自治運動態度冷漠，使得內蒙古的分離運動始終處於不利的國際環境之中。美國政府的「內蒙外交」是內蒙古不脫離中國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蘇關係對中國疆域的「形體」影響更大。在中國学者关于近代史的主流敘述中，沙俄／蘇聯侵吞大片中國領土並煽動、支持民族分裂，是中國失去外蒙的罪魁禍。第七章討論1950年代中國和蘇聯因為相同的意識形態結成「同盟」，「一邊倒」成為中國外交政策的背景下，外蒙問題如何成為中蘇關係中的一個「暗影」，甚至是「定時炸彈」，隨時可以導致兩個國家之間的衝突。出於現實考慮，1949年後中共在要求外蒙回到中國的要求不被蘇聯支持後，以忍氣吞聲來獲得蘇聯援助，這是「北京以一個弱勢夥伴的身份同莫斯科結盟所付出的代價」（頁203）。同時，外蒙問題是中蘇關係中的「第一道裂隙」（頁205），也為幾年之後的中蘇分裂埋下了伏筆。作者試圖告訴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結盟雖然以國際主義相號召，但背後真正起決定作用的還是民族國家利益。

第八、九兩章討論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中共如何處理西藏問題，目的似乎更在於檢討西方學界在西藏問題研究中的「冷戰視角」，即僅從意識形態或冷戰策略的角度來分析中共在西藏問題上的作為。作者認為，要理解中共在冷戰時期對西藏問題的處理，不能只是在冷戰中找原因，而是要放到更長的時段去考察，庶幾能有深入的體認。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近代民族主義以及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都對西藏問題產生重要影響，三者缺一不可。對研究者來說，難點在於判斷「哪個因素在何種場合起了主導作用」（頁270）。

如果說〈引言〉是本書的「鳳頭」，高屋建瓴，前九章是「豬肚」，內容充實，那麼第十章無疑可稱為「豹尾」。作者在該章提出了研究中國邊疆史的新視角：即「不以『中國』限定『邊疆史』，而以『邊疆』定義『中國史』」（頁281）。即所謂的從邊緣來看中心。進而，作者提出中國在經過了近現代兩個世紀的嬗變之後，仍然是一種「『邊疆國家』狀態」，離一個「整合國家」仍然遙遠(頁298)。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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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增訂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葛兆光：《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

王柯：《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台北：政大出版社，2014）；《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民族國家」、「邊疆」與歷史認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

新清史学派的研究，如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EvelynS. Rawski,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nstitutions(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Cambridge, MA: BelknapPress of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James A. Millward, Beyond the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 1864（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amela K. Crossley, A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Berkeley, 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James Leibold, Reconfigu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How the Qing Frontier and ItsIndigenes Became Chinese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2007).

Diana Lary,  ed., The Chinese State at the Borders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7), 9-10.

S. Frederick Starr, ed.,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4); GardnerBovingdon, The Uyghurs: Strangers inTheir Own La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C. A.Bayly et al.,「AHR Conversation: On Transnational History」, AmericanHistorical Review 111, no.5(2006): 1441-64；Alexander C. Diener and Joshua Hagen, Borders: A Very Short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參見M. Taylor Fravel, Strong Borders, Secure Nat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China’sTerritorial Dispu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Eric Hyer, The Pragmatic Dragon: China’sGrand Strategy and Boundary Settlements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Columbia Press, 2015)。

參見Xiaoyuan Liu, Frontier Passages: Ethno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Communism,1921- 1945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Reinsof Liberation: An Entangled History of Mongolian Independence, ChineseTerritoriality, and Great Hegemony, 1911-1950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Recast All under Heaven: Revolution, War,Diplomacy, and Frontier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New York:Continuum, 2010)。

Xiaoyuan Liu, A Partnership for Disorder: China, theUnited States, and Their Policies for the Postwar Disposition of the JapaneseEmpire, 1941-1945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arles S. Maier, 「Consign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to History:Alternative Narratives for the Modern Era」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5, no.3(2000): 807-31.

齊錫生在《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台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一書中指出，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美中雖為盟友，但時有尖銳衝突，美國軍方對蔣介石政權的倨傲態度和蔣對此的激烈反應是導致盟友關係「劍拔弩張」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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